简论魏延“反骨”其实是“不讲政治”

论文导读：
对于三国时蜀汉名将魏延，我们最熟悉的桥段无非“脑后有反骨”，见《三国演义》第53回“战长沙”。
关羽和黄忠惺惺相惜，惹恼了长沙太守韩玄，要以通敌之罪杀黄忠，魏延跳了出来，煽动几百人杀了韩玄献了长沙。黄忠忸怩投降刘备后，求葬了韩玄。待关羽引魏延来见，“孔明喝令刀斧手推下斩之”，并发表了著名的“反骨说”：“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故先斩之，以绝祸根。”
魏延一出场便带着悲剧色彩。虽然当时诸葛亮没杀他，但他的这句话却埋下了祸根。以至于后来，当魏延和杨仪同时告发对方谋反的时候，吴太后便想起了诸葛亮的这句话，使得魏延从此背上了“反贼”的骂名。
什么叫“反骨”？简单地说就是缺乏忠诚，造反精神太强，用一句俗话说就是“吃人家的饭砸人家的锅”。不忠不义的人自然难有好结果，魏延就是在诸葛亮死后，自以为没人管得了他时谋反，结果被得了军师锦囊的马岱马后一刀夺了性命。如果把“反骨”稍加延伸，也有强调自我的、局部的名利，缺乏大局意识和合作精神，遇到不顺自己心意的事情时就不配合甚至拆台，相当于现在我们常说的“不讲政治”。事实上，无论是正史还是小说里，魏延确是一位缺乏大局观的人。
如《三国志》云：“延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魏延以勇略任，并咸贵重。览其举措，迹其规矩，招祸取咎，无不自己也。”“性矜高”是性格弱点，“皆避下之”，说明他锋芒毕露，严重的不合群。而在小说中，魏延的抱怨话、牢骚话，也随处可见。一个有大局观的人，一定是一个团队的灵魂人物，而魏延不是。
不会独立深思洞察形势
魏延第一次出场，是在小说的第41回。这一回里，曹操南下，刘表忧惧而死，小儿子刘琮投降曹操。刘备得知后，立刻放弃新野，向襄阳靠拢。荆州方面的真正当家人是蔡瑁和张允，他们坚决不肯改弦易辙接纳刘备。义愤填膺的魏延带领本部人马占领城门，打算招引刘备入城。
此举显然是随心所欲没过脑子，对全局形势缺乏起码的分析。且不说刘备是否有进城的计划，即便进了城，只有三千人马，在蔡瑁、张允的绝对优势兵力面前，如何站得住脚？这是其一。其二，曹操入襄阳后，远迁刘琮于青州，送行的只有老将王威。可见投降曹操，是襄阳城大部分将领的共识，魏延这么做，无异于自掘坟墓。若非文聘貌似积极围攻，实质击败为止、穷寇莫追，魏延能否逃得性命，实在不好说。
以鸡蛋碰石头，是目光短浅、不会深思、缺乏大局观的典型表现。魏延被马岱射伤的那一次，他只带了五百人的侦查部队，就想挑战大名鼎鼎的小马哥，因此受伤，错过了益州之战。还有就是诸葛亮死后，杨仪传令撤兵，魏延居然傻乎乎地问：丞相死了，我还在呢，为何要撤兵？
反观刘备，越是在最紧要关头，越能充分展露超人的全局观，他及时制止张飞的入城行为，继续向江陵方向撤退，就天才般地预见了被困襄阳全军覆没的危险。刘备若跟魏延一样做事不用脑子，恐怕早死了许多次了。
想成为一个好领导，就要学会在千头万绪中理出大局方向，在各种利益关系中维护大局利益，如果只图眼前或局部利益，很有可能痛失好局。
做事常因小失大
第62回是魏延加入刘备集团后获得的第一个立功机会，也是魏延缺乏大局观的再一次显露。
雒城夺寨时，刘备安排黄忠攻打泠苞和邓贤，魏延要和黄忠争夺前锋的位置。经刘备和庞统再三调停，黄忠打泠苞，魏延打邓贤。庞统有些担心，遂倡议刘备带领刘封和关平随后接应。黄忠的进攻方案是“四更造饭，五更结束，平明进兵，取左边山谷而进”。这个方案是正大光明的进军而不是偷营劫寨。雒城地形险要，山路崎岖利于埋伏，黄忠的平明进军是正确的选择。
魏延要抢黄忠的首功，偏要安排“二更造饭，三更起兵，平明要到邓贤寨边”。将军事行动变成了夜袭。三更天进军途中，又传令“先去打泠苞寨，却将得胜兵打邓贤寨”，魏延是要独揽一切功劳了。结果中了埋伏，差点丢了命。幸亏黄忠及时赶到，射死邓贤救了魏延，又打败泠苞，顺势夺了左寨，右寨则被刘备乘虚而夺。
雒城夺寨的胜利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貌似魏延争功而歪打正着。其实不然，此役恰好凸显了魏延毫无大局观念，甚至在细节操作上也极端的个人化、随意化。当时的主要矛盾是对敌，如果说将领之间的争功也算矛盾的话，只能算次要矛盾。看魏延的所作所为，似乎打仗并不要紧，一切作战行动都成了与黄忠抢功劳的演出，可见其缺乏处理矛盾主次关系的能力，不遭遇危险才怪。大局观的一个核心原则，就是不能因小失大，重视主要矛盾，尽可能忽略次要矛盾，这是一个优秀魏延的“反骨”其实是“不讲政治”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领导必须具备的素质。
全局意识淡薄
最令后世争论不休的，是魏延向诸葛亮提出的奇袭长安的“子午谷奇谋”，但被向来谨慎的诸葛亮否决。否决的理由，大概还是出于大局观。
老实说，魏延的奇谋的确很有吸引力。但根据后世李渊等成功袭取长安的战例来看，魏延的计策缺乏一个前提，即魏国的政权发生内乱并失去了号召力。然而，当时的魏国政权既稳定又强大，即便蜀汉占据长安，又如何真正取得作为？况且一旦长安丢失，魏国必定拼命夺回，形成蜀魏在长安的决战。
以当时的实力对比，蜀汉以步兵和弩兵为主，魏则以骑兵为主，蜀汉很难指望孟达这个仅有的反叛势力能够形成有生力量，也很难对付魏国的反攻。加上吴国未必就会全力配合，如果它坐山观虎斗，从战略角度看，这个风险太大了，几乎毫无胜算。
也就是说，诸葛亮的稳打稳扎，攻守有度，是为了实现蜀汉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蜀汉太弱了，就那么大本钱，承受不了太大的风险，全赔光了怎么办？从他十分爱重马超和后来的姜维继承其衣钵偏重凉州来看，诸葛亮并非不想取长安，而是计划先取凉州，联合羌族，再破长安的。
二人在战略上的差异，说到底，还是大局观的差异。诸葛亮维护的是蜀汉全局利益，魏延着眼的是局部的或“小我”的成功与否，缺乏整体或全局利益的意识。这也是为何诸葛亮临死前将军权交给杨仪而不是魏延的理由之一。
杨仪和魏延属于一个类型，就是“牧竖小人”（孙权语）。但杨仪会完全按照诸葛亮论文导读：
的调度撤军，守护住蜀汉仅有的老本；魏延就不一定了，他会抗命继续和魏国交战。由于蜀军长期以诸葛亮为核心，魏延无法在短期内取代诸葛亮的地位，如果这个仗继续打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魏延虽然在军事上有一流奇才，但是在政治上很不成熟，甚至幼稚。古人云：“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尽管魏延能够善待卒伍，勇猛善战，战功赫赫，也颇有声望，称得上是一代名将。但他没有大局观，是个很大的缺陷。用今天的话来说，只有讲政治，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深思各种利益关系的干部，才能真正具备纵观大局的眼界和服从大局利益的觉悟。魏延缺乏这种眼界和觉悟，也就是不讲政治，被诸葛亮扣上“反骨”的帽子，也就不能说“比窦娥还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