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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开放助圆科研梦

最后更新时间:2024-03-24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2576 浏览:7081
论文导读:些“过分”的要求,虽然起初并不被人理解,但坚持实施以后,学校每年在12下一页
30余年,中国海洋大学、中国饲料和渔业行业大平台以及中国对外开放的大好机遇成就了我,同时对外开放给中国的海洋水产养殖事业也带来了勃勃生机。
1982年7月,我从山东海洋学院(中国海洋大学前身)海水养殖专业本科毕业,并考取了本专业硕士研究生。1985年5月,研究生毕业的前一年,国务院开放了包括青岛在内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从此,青岛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驶入了快车道,海洋科学技术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新时期。
开辟鱼虾贝类营养学研究新领域
改革开放政策,既给了我学习深造的机会,又给了我爱哪行、干哪行的选择条件。
20世纪80年代初,青岛已经是中国近代海洋科研的前沿阵地。驻青海洋科研院校在国内首先解决了对虾养殖的人工育苗难题,结束了对虾幼苗靠海洋捕捞的历史,快速推动了我国水产养殖业的发展。然而,市场经济初期缺少宏观调控的爆发式产业发展模式,很快就暴露了养殖饲料极缺的瓶颈理由,国内水产养殖资源的掠夺愈演愈烈。
我的导师李爱杰教授,是在“鱼塘如战场”的年代,为填补国家水产饲料生产的空白,以花甲之年“改行”开创了“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的研究领域,并担任国家水产学会水产动物营养和饲料专业委员会首任主任委员。从那时起,我开始了鱼虾贝类养殖饲料的研究工作。
上世纪80年代末,国内各领域的专家学者逐渐走出国门,进行合作、交流、访问以及深造。1990年,我获得国家公派到爱尔兰国立大学动物学(营养与饲料)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后来又继续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留学期间,国际上对海洋鱼虾类的研究已相对成熟,但被中国传统美食誉为“八珍之首”的鲍鱼,却是贝类营养研究中十分薄弱的分支。我当时就意识到这个冷门研究虽有难度,却是机遇,于是决定以鲍鱼为主题,在贝类营养研究方面开展研究,十几年来从未间断。
1995年,博士毕业回国后,我继续研究鲍鱼,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连续9年的项目支持。1997年,我当选为国际鲍鱼学会理事,获得了国际鲍鱼学会授予的“杰出青年科学家奖”。
2003年10月,由中国海洋大学主办,在青岛召开了由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8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的、规模空前的国际鲍鱼学术研讨会,议题包括鲍鱼的生物学、渔业、养殖等,有关科学研究成果在实践中成功应用的论文受到特别欢迎。
国产无公害水产饲料研究是最大挑战
自从与海洋结缘后,挑战就像风浪一样从未消失过,即使在海外留学的时候也不例外。
上世纪90年代留学期间,一位爱尔兰海洋学者在参加一次学术会议时对我说:“麦先生,我们在保护海岸,你们却在毁掉海岸,目的都是为了赚钱,但我们赚的钱会比你们更多、更久。”说者无心,但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从那时起我暗下决心,一定要为祖国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海洋蓝色产业做出科技贡献,这也让我转变了未来的选择——将“国产无公害水产饲料研究”作为一生最大的挑战。
回国后,我选择了青岛海洋大学,因为当时青岛作为沿海城市走在了改革开放的前列,是全国海洋科技的前沿阵地,全国最高的海洋学府——青岛海洋大学也在青岛。年逾古稀的李爱杰教授,也期盼着我能回母校接班,并为我搭建了良好的发展平台。
短短几年间,我先后承担或主持了国家海洋863、国家重大基础研究973、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培养基金、教育部重点科研项目等十余项重大项目中的科研课题。2005年,我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成为中国海洋大学第一个创新团队的学术带头人……同一年,“海水养殖鱼类营养研究”和“无公害饲料开发”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其他项目分获省、部级科技进步

一、二等奖等十多个奖项,并获“国内实用性配合饲料”等国家发明专利23项。

借助科研成果实际应用所产生的有利影响,在教育部和中国海洋大学的支持下,我们建立了国际一流的教育部海水养殖重点实验室,仅仪器设备投入达2500多万元,水产动物营养研究方面的教师和研究生达50多人。这样的条件和规模在一些发达国家也是少见的,令不少国外同行惊叹不已。
大量科研成果的取得,并非人们想象的多数来自于实验室的试管,而是我们长期吃住海边、浸身鱼塘、俯首船舷,用渔民式的水中作业和野外试验“熬”出来的。事实上,正是这些解决实际理由的野外成果,先后在青岛对虾养殖示范基地、山东六和集团、广东恒兴集团、福建海新饲料集团、湛江粤海和广东冠华饲料等企业得以成功应用,推动和带动了渔用饲料产业的发展,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和可观的经济与环境效益。
由于我国水产饲料研究起步比发达国家晚了近60年,这种巨大的发展差距也为我们提供了极大的发展空间。目前,饲料科研成果尚不存在推广转化的难题。一个“简单”的科研配方就能产生出巨大的产业效益,体现了“科技就是生产力”的真谛。近年来,用我们的科技配方生产的饲料每年都达40多万吨,产值20多亿元。目前,我们的科研成果转化或创造的附加产值累计已达上百亿元,实现利税10多亿元。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当有机会选择或主持科研项目时,我总是以扶持和帮助企业提高产值和市场效益为目标,不断实践着科技创造生产力的真谛。现在,我不仅为自己选择的科研事业而自豪,更为自己从事的探索工作而骄傲。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养殖大国,每年水产养殖产量都达3000多万吨,市场价值3000多亿元。
小小的鱼塘,蕴藏着丰富的经济资源。而我们的工作就是要用四两拨千斤的科技,让鱼塘为人类创造更多的蓝色财富。
坚守科研平台
1995年,我回到母校,破格晋升教授,一年后被聘为博士生导师,不到两年就担任了水产学院院长。1998年,我成为当时青岛海洋大学最年轻的副校长。在担任副校长期间,我主要分管教学和科研工作,力推学校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规模扩大与结构调整,并积极倡议将学校研究生与本科生比例从原有的1:6逐步调整为1:3。
为增强我国青年学者,尤其是海洋科技领域的青年学者与国外同行平等交流的信心,我在任内注重培养学生在国际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的能力,鼓励博士研究生在国际知名学术刊物上多发表文章。这些“过分”的要求,虽然起初并不被人理解,但坚持实施以后,学校每年在论文导读:工程”建设,吸引和培养杰出人才,加速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队伍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2001年10月,作为全国45岁以下杰出青年学者的代表,我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手中接过了“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聘书,成为一名得到国家肯定和高额资助的“长江学者”。按照有关规定,我做出了“辞任大学副校长、做长江学者”的决定。 
国际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数量有了大幅度提高。这不仅增加了我国科技人才的国际知名度,而且也提高了学校的整体学术水平和国际影响力。
2000年11月,在我的积极推动下,青岛、我国台湾和湛江海洋大学实现了两岸三校的联合办学,这对两岸加强教育合作、推动科技交流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1998年,教育部与香港李嘉诚基金会共同筹资、合作设立了跨世纪高层次创造性人才计划。这是落实科教兴国战略,配合“211工程”建设,吸引和培养杰出人才,加速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队伍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2001年10月,作为全国45岁以下杰出青年学者的代表,我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手中接过了“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聘书,成为一名得到国家肯定和高额资助的“长江学者”。按照有关规定,我做出了“辞任大学副校长、做长江学者”的决定。
2009年,我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这荣誉既属于我个人,也属于中国海洋大学和青岛。30余年,中国海洋大学、中国饲料和渔业行业大平台以及中国对外开放的大好机遇成就了我,同时对外开放给中国的海洋水产养殖事业也带来了勃勃生机。
(讲述人麦康森,曾任中国海洋大学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青岛市政协副主席。本文由金松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