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时空—心理—文化—文本：语篇生成控制机制

论文导读：上海对美国人的一次演讲稿，后节译为中文的。这是言语交际的“时空范畴”。交际对象心理因为这是一篇带着浓郁演讲色彩的文艺小品，言语主体钱钟书先生想要表达“中国诗的特点”这一主题，就必定要考虑到这场演讲的听众——美国人想听到什么，他们能够理解的程度如何。因为这些听众不一定都是学者，不一定了解多少中国文学
从静态语言结构学向动态言语交际学的转向，是当前语文课改的发展趋势。语篇，是言语交际的基本单位，它总产生并依存于一定的言语交际场中。任何一个文本都不是凭空而生，总会带着一定的交际目的，打上言说主体的独特印记，呈现出风格各异的言说形态来。从语篇生成的视角来揭示的言说秘妙，发掘言语外在形式的内在运作规律，是语文教师文本解读的重要素养之一。
静态语言结构的分析常常会割裂文本与言说主体的有机关联，缺乏对文本形成过程的整体观照，给学生的总是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知其然却难以明白其所以然。如钱钟书先生的《谈中国诗》一文，如果我们仅仅把它视作一个静态的、封闭的文本，可能是采用一种对文本形式作客观分析的态势，引导学生从课文的段落结构入手，理清作者思路和行文脉络，分析作者是在中国诗与外国诗的比较中，从诗史、篇幅、韵味、风格、内容五个方面来谈中国诗的特点，从而达到了解文章大意的目的。而对文中大量比喻的运用和表达效果的分析，是从体现钱钟书品位高雅、充满机智的语言幽默特色的视角着眼，而没有揭示出钱钟书先生在这篇文章中为何要用比较文学的立场、要用大量的比喻来进行论述的内在缘由。作者介绍是一块，行文构思分析是一块，表达技法知识又是一块，知识处在相互分离的状态，没有统整在言语使用的生动场景中，因而，这样的教学是琐碎的、肤浅的、低效的。
如果我们换做“言说”的视角，把钱钟书先生的这篇文艺随笔还原到它产生和存在的“言语交际场”来看，作者介绍、行文构思、表达技法等知识就统整起来了。一篇文章记录的就是运转状态的语言，包含时空范畴、心理范畴、文化范畴和文本范畴四个决定语篇存在内容和方式的制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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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言语交际场的四个制约机制

一、“言语交际场”中语篇生成的四个制约机制与语篇交际的“三个世界”

“场”本是一个物理学概念，指一个以时空为变量的物理量。任何动态的因子都处于特定的场之中，构成一种互相独立又互相影响、相互依存的能量聚合。所谓“磁场”、“电磁场”，都是动态因子产生运动而形成的。“言语交际场”指向的是在言语交际过程中，由交际时空环境、言语交际的主客体的交际心理、交际文化和交际文本等四个因素相互影响和作用下的言语活动系统。作为一个“场”，言语交际场中的任一因素发生变化，都会关联到其他因素的相应变化。言语交际主、客体都必须遵循“场”对语篇语脉、风格笔调和结构线索的制约，透析话语表层作用之外的情景作用才能更好地达成交际目的。
语文教育的基本任务是发掘言语外在形式的内在运作规律，我们恰可通过言语交际场中语篇生成这一视角来审视“文本世界”（主题的显隐、内容的详略，结构语脉的流转、言语表达的笔调、风格、修辞、方式等）与言语主体的“表达世界”、言语对象的“接受世界”的有机关联性。言语交际场中的四大因素就像磁场一样，虽看不到、摸不着，却时时围绕着语篇交际的“三个世界”运转，制约着语篇存在的方式。“三个世界”外显，是基础，“四个机制”内隐，相依存。

二、“言语交际场”中语篇生成的四个制约机制例析

交际的特定时空 我们要把握的是《谈中国诗》一文是在一个特定的交际时空出现的：这篇文章原稿为英文，是钱钟书先生1945年12月6日在上海对美国人的一次演讲稿，后节译为中文的。这是言语交际的“时空范畴”。
交际对象心理 因为这是一篇带着浓郁演讲色彩的文艺小品，言语主体钱钟书先生想要表达 “中国诗的特点” 这一主题，就必定要考虑到这场演讲的听众——美国人想听到什么，他们能够理解的程度如何。因为这些听众不一定都是学者，不一定了解多少中国文学，他们可能对本国或西方的诗歌发展历史和特色更为了解。这就决定了钱钟书先生最好采用比较文学的立场，从文本的接受对象熟知的本国或西方的诗歌入手，在比对中引出中国诗歌的特色来。这是言语交际的“心理范畴”。
交际文化背景 言语主体钱钟书先生谈“中国诗的特点”时，因其自身学贯中西、学养丰厚的知识背景，对各种材料的运用信手拈来，如行云流水，自然流畅。作者若想仅仅通过一场演讲，让这些美国听众了解中国诗歌的特征，就必须考虑到这些听众不一定都是学者，不一定了解多少中国文学，不能用太多陌生的文学鉴赏术语来专业评介。若直接用“味” “格”“意象”等术语，或按朝代选名家名篇的思路来介绍中国诗的特色，过浓的学究气息恐怕会让这些美国听众茫然不知所云。因此，钱钟书先生采用了横向对比的方式，居高临下，鸟瞰世界诗歌，选择引用大量西方诗歌名句与中国古典诗词对比，来尽量消弭美国听众对中国诗歌的隔阂，全球诗境下中国诗歌的特色，让读者心悦诚服，茅塞顿开。而对比、比喻方式的妙用，旁征博引，使得这篇演讲稿深入浅出，幽默风趣，易于理解。这正是对“表达世界”主体对“接受世界”交际文化背景的考量而采用的表达策略。
另一方面，由于钱钟书先生对中西方文化都有着深刻的认读，在鉴赏评判时，他才能以自己的“文学良心和鉴别力”，做到不偏不倚，公正赏评。他可以冷峻地讽刺“中国的艺术和思想体构，往往是飘飘凌云的空中楼阁，这因为中国人聪明，流毒无穷地聪明”；也可以不卑不亢地否定外国人对中国诗的错误评价：“中国诗绝不是贵国惠特曼所谓 ‘野蛮犬吠’，而是文明人话。并且是谈话。不是演讲，像良心的声音又静又细——但有良心的人全听得见，除非耳朵太听惯了麦克风和无线电……”这种学贯中西，古今互见，间架不倚的学识涵养，熔铸成这篇演讲稿特有的言语交际“文化范畴”。
文本语用规范 作为一篇谈论中国诗歌的演讲稿，还有文本形式上的考量。主体的言说应该运用一种符合交流情境的、约定了的体裁和笔调。哪怕是大学者的演讲稿，也不能学究气盛，必须得考虑到演讲辞的文体特色。首先在构文思路、内容详略的处理上得主题鲜明。先要考虑到诗歌主要是一种文学的体裁，而中西方文学关于“爱情”“战争”“家园”等母题都是相通的，因此，诗歌的内容比对不是本文的重心所在。通过比较中西诗的异同，作者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诗并没有特别“中国”的地方。中国诗只是诗，它该是诗，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中国诗里有所谓“西洋的”品质，西洋诗里也有所谓“论文导读：中国”的成分。如果要讨论中国诗的特点，主要还是在体裁形式本身的比对上，这就决定了这篇文章的行文思路：在表明比较文学的探究立场基础上，从诗歌的形式（渊源流变、篇幅长短、笔力风格）和内容两个方面展开，而对诗歌形式的流变阐述也就成为全文的主要内容。上一页12
中国”的成分。如果要讨论中国诗的特点，主要还是在体裁形式本身的比对上，这就决定了这篇文章的行文思路：在表明比较文学的探究立场基础上，从诗歌的形式（渊源流变、篇幅长短、笔力风格）和内容两个方面展开，而对诗歌形式的流变阐述也就成为全文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