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武经七书》文化
最后更新时间：2024-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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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的政治生活氛围，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纯属凤毛麟角，难能可贵。记得当年兰州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先生在我母校杭州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古代土地制度”课程，当讲到宋代时，赵先生临场发挥，说假如在中国历史上的朝代中，有可供选择的，那么他就会毫不犹豫首选两宋。赵先生的这番话，其实这恰如其分地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宋代
黄朴民
1958年8月生于浙江绍兴市，历史学博士。著有《春秋军事史》《孙子评传》等;曾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文献》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朝代。
不论是对读书人来说，还是就做官做吏、当平头百姓而言，活在宋朝，都算是幸运儿。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本人，虽然是赳赳武夫出身，但是宅心仁厚，宽恕包容。早早立下所谓的“祖宗之法”。这其中，优待后周皇室宗族，不杀功臣，不杀言事之士大夫三条，尤其是皇恩浩荡，旷古未有。好生之德，实可钦佩;忠恕之道，垂范千秋。
试问除了宋朝，还有哪一朝是如此优渥厚待前朝的皇族宗室的，还不是实行彻底的“肉体消灭”政策？“宋受晋终，司马氏遂为废姓：齐受宋禅，刘宗尽见诛夷”，这是改朝换代的政治常态。可宋太祖转变了这个游戏规则，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胸襟！读《水浒传》，看那小旋风柴荣不但享受着荣华富贵，还收容窝藏社会上的刑事犯乃至政治异己分子，官府对他则是礼敬有加，曲护放任，就是拜宋太祖所定的“祖宗之法”所赐。换成其他朝代，柴氏早已灭门，哪里还会有柴荣这号人存在？
又譬如，不杀功臣，宋朝也基本上做到了，在我的印象中，除了认贼作父，挟寇自重，当过伪楚皇帝的张邦昌伏诛遭戮之外——应该说这完全是张氏本人咎由自取，自绝于天地，似乎也只杀过岳飞，但这冤案，很快就在宋孝宗时期得到平反昭雪。其制造者宋高宗、秦桧、张俊一干人还千秋万代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成为后人声讨唾骂的对象。历史就是那么的吊诡，偶尔杀了一个人，结果沦落千丈深渊，万劫不复;而杀人如麻、丧心病狂如高洋、朱元璋之辈，却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惹来更大的谴责。历史有时真的不太公平。
至于宋朝的士大夫，也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在当时也活得非常滋润、逍遥自在。其发表与朝廷主流原则相背悖，不合时宜的言论，通常也没有遭“和谐”的危险。一般也就是让你边缘化而已，说得实在过分了，惹朝廷老大不高兴，那就加以“薄惩”，将你外放到边远的州郡去反省和改造，而且通常时间也不会太长，过上几年，法外施恩，允准你返回中土，安享生活了。所以，苏东坡才会有这么良好的心态，吃荔枝，食龙眼，写诗作画，饮酒品荼，“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即使是涉嫌颠覆的“乌台诗案”，也还不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而普通老百姓，在宋代的生活，毫无疑问，也是相对安宁惬意的。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直观反映的汴京市民生活情景，读《武林旧事》之类的宋人笔记所记载的勾栏、瓦舍热闹场面，我们不能不承认宋代的城市繁华、经济发达，使普通民众基本上过上了尚算可以的生活。“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我们可以批评宋时民众安于目前状况、缺乏进取的理由，但却不能不承认“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老百姓安居乐业、悠闲自在的事实。
有宋一代，除个别的地方性动乱，如王小波、李顺造反，方腊举事，以及个别的团伙性闹事，如宋江起兵之外，没有像其他朝生过全国性的。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学界几成定论的宋代“积贫积弱”之说的结论似乎是下早了。说宋代“积弱”，理由好像不大，但若是称宋代“积贫”，那恐怕是值得商榷的了。
正是因为有宋一代不存在什么“官不聊生”“士不聊生”“民不聊生”的状况。中国的读书人，一直是向往两宋时期的。那种宽容、宽松、宽厚的政治生活氛围，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纯属凤毛麟角，难能可贵。记得当年兰州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先生在我母校杭州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古代土地制度”课程，当讲到宋代时，赵先生临场发挥，说假如在中国历史上的朝代中，有可供选择的，那么他就会毫不犹豫首选两宋。赵先生的这番话，其实这恰如其分地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宋代社会政治生活的真实状况，其厚重宽大，让今天的人们追慕不己。
然而，历史的诡谲之处就在于宋代的崇文尚礼所导致的结果，是军事力量孱弱疲软，萎靡不振，国防形势困顿危殆，左支右绌。鲁迅先生有云，忠厚是无用的别名，套用过来，便是文明是挨打的象征。
两宋的历史就是证明。它不仅不能收复当年被石敬瑭割让出去的战略要地燕云十六州，反而年复一年让契丹、女真、蒙古人欺凌打压，损兵折将，割地求和，面子里子都输得干干净净。它打不过辽，打不过金，打不过蒙元，那也就认了，可连在小小的西夏的面前，都难逞一胜，则多少有些匪夷所思了。
导致这种局面，理由是多种多样的，燕云十六州的失落，西北牧场的易手，使优良战马的来源被切断，只能用川地的矮种马来唱骑兵组建中的主角，是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冷兵器时代，骑兵是处于核心地位的战略兵种，它的强大与否，直接关系着军力的盛衰，尤其是面对北方民族强大骑兵集团进攻时，自身骑兵虚弱，未战便已输了一半，毕竟，“以步制骑”只是一厢情愿的期盼。
但是，更主要的理由，还是宋朝廷推行崇文抑武、以文制武基本国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赵匡胤、赵光义消极汲取五代时期武人干政擅权的历史教训，一味考虑不让“黄袍加身”的历史重演，使得他们将巩固皇权，强化对军队的绝对制约置放在首要的位置，“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可谓是处心积虑，不遗余力！凡大将出征，皇上都要面授机宜，颁发阵图，何时进兵，何地行军，怎样布阵，如何接敌，规定得清清楚楚，统兵者不可越雷池一步。其手脚被捆绑得严严实实，没有机断指挥的权力。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这种情况之下，要打胜仗，岂不是比登天还困难！《孙子兵法》有云：“将能而君不御。”这是克敌制胜的重要保证，而宋代皇帝反其道而行之，那只能是“乱军引胜”，在军事斗争中处处被动，连战皆负了。
当然，打败仗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宋代统治者也想改善情况，有所提振。军权高度集中的做法不能动摇，那么，得另辟蹊径，别出心裁。于是乎，他们就把提升军队战斗力的重点，放到强化兵学理论的学习和运用上来，用批判的武器来代替武器的批判。故有宋一代，学兵学理论，用兵家智慧，以弥补军事实力的不足，就蔚然成风，风靡一时了。 全文地址：www.7ctime.com/jwhlw/lw47844.html上一论文：试谈文化语境与英语教学
黄朴民
1958年8月生于浙江绍兴市，历史学博士。著有《春秋军事史》《孙子评传》等;曾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文献》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朝代。
不论是对读书人来说，还是就做官做吏、当平头百姓而言，活在宋朝，都算是幸运儿。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本人，虽然是赳赳武夫出身，但是宅心仁厚，宽恕包容。早早立下所谓的“祖宗之法”。这其中，优待后周皇室宗族，不杀功臣，不杀言事之士大夫三条，尤其是皇恩浩荡，旷古未有。好生之德，实可钦佩;忠恕之道，垂范千秋。
试问除了宋朝，还有哪一朝是如此优渥厚待前朝的皇族宗室的，还不是实行彻底的“肉体消灭”政策？“宋受晋终，司马氏遂为废姓：齐受宋禅，刘宗尽见诛夷”，这是改朝换代的政治常态。可宋太祖转变了这个游戏规则，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胸襟！读《水浒传》，看那小旋风柴荣不但享受着荣华富贵，还收容窝藏社会上的刑事犯乃至政治异己分子，官府对他则是礼敬有加，曲护放任，就是拜宋太祖所定的“祖宗之法”所赐。换成其他朝代，柴氏早已灭门，哪里还会有柴荣这号人存在？
又譬如，不杀功臣，宋朝也基本上做到了，在我的印象中，除了认贼作父，挟寇自重，当过伪楚皇帝的张邦昌伏诛遭戮之外——应该说这完全是张氏本人咎由自取，自绝于天地，似乎也只杀过岳飞，但这冤案，很快就在宋孝宗时期得到平反昭雪。其制造者宋高宗、秦桧、张俊一干人还千秋万代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成为后人声讨唾骂的对象。历史就是那么的吊诡，偶尔杀了一个人，结果沦落千丈深渊，万劫不复;而杀人如麻、丧心病狂如高洋、朱元璋之辈，却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惹来更大的谴责。历史有时真的不太公平。
至于宋朝的士大夫，也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在当时也活得非常滋润、逍遥自在。其发表与朝廷主流原则相背悖，不合时宜的言论，通常也没有遭“和谐”的危险。一般也就是让你边缘化而已，说得实在过分了，惹朝廷老大不高兴，那就加以“薄惩”，将你外放到边远的州郡去反省和改造，而且通常时间也不会太长，过上几年，法外施恩，允准你返回中土，安享生活了。所以，苏东坡才会有这么良好的心态，吃荔枝，食龙眼，写诗作画，饮酒品荼，“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即使是涉嫌颠覆的“乌台诗案”，也还不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而普通老百姓，在宋代的生活，毫无疑问，也是相对安宁惬意的。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直观反映的汴京市民生活情景，读《武林旧事》之类的宋人笔记所记载的勾栏、瓦舍热闹场面，我们不能不承认宋代的城市繁华、经济发达，使普通民众基本上过上了尚算可以的生活。“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我们可以批评宋时民众安于目前状况、缺乏进取的理由，但却不能不承认“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老百姓安居乐业、悠闲自在的事实。
有宋一代，除个别的地方性动乱，如王小波、李顺造反，方腊举事，以及个别的团伙性闹事，如宋江起兵之外，没有像其他朝生过全国性的。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学界几成定论的宋代“积贫积弱”之说的结论似乎是下早了。说宋代“积弱”，理由好像不大，但若是称宋代“积贫”，那恐怕是值得商榷的了。
正是因为有宋一代不存在什么“官不聊生”“士不聊生”“民不聊生”的状况。中国的读书人，一直是向往两宋时期的。那种宽容、宽松、宽厚的政治生活氛围，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纯属凤毛麟角，难能可贵。记得当年兰州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先生在我母校杭州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古代土地制度”课程，当讲到宋代时，赵先生临场发挥，说假如在中国历史上的朝代中，有可供选择的，那么他就会毫不犹豫首选两宋。赵先生的这番话，其实这恰如其分地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宋代社会政治生活的真实状况，其厚重宽大，让今天的人们追慕不己。
然而，历史的诡谲之处就在于宋代的崇文尚礼所导致的结果，是军事力量孱弱疲软，萎靡不振，国防形势困顿危殆，左支右绌。鲁迅先生有云，忠厚是无用的别名，套用过来，便是文明是挨打的象征。
两宋的历史就是证明。它不仅不能收复当年被石敬瑭割让出去的战略要地燕云十六州，反而年复一年让契丹、女真、蒙古人欺凌打压，损兵折将，割地求和，面子里子都输得干干净净。它打不过辽，打不过金，打不过蒙元，那也就认了，可连在小小的西夏的面前，都难逞一胜，则多少有些匪夷所思了。
导致这种局面，理由是多种多样的，燕云十六州的失落，西北牧场的易手，使优良战马的来源被切断，只能用川地的矮种马来唱骑兵组建中的主角，是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冷兵器时代，骑兵是处于核心地位的战略兵种，它的强大与否，直接关系着军力的盛衰，尤其是面对北方民族强大骑兵集团进攻时，自身骑兵虚弱，未战便已输了一半，毕竟，“以步制骑”只是一厢情愿的期盼。
但是，更主要的理由，还是宋朝廷推行崇文抑武、以文制武基本国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赵匡胤、赵光义消极汲取五代时期武人干政擅权的历史教训，一味考虑不让“黄袍加身”的历史重演，使得他们将巩固皇权，强化对军队的绝对制约置放在首要的位置，“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可谓是处心积虑，不遗余力！凡大将出征，皇上都要面授机宜，颁发阵图，何时进兵，何地行军，怎样布阵，如何接敌，规定得清清楚楚，统兵者不可越雷池一步。其手脚被捆绑得严严实实，没有机断指挥的权力。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这种情况之下，要打胜仗，岂不是比登天还困难！《孙子兵法》有云：“将能而君不御。”这是克敌制胜的重要保证，而宋代皇帝反其道而行之，那只能是“乱军引胜”，在军事斗争中处处被动，连战皆负了。
当然，打败仗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宋代统治者也想改善情况，有所提振。军权高度集中的做法不能动摇，那么，得另辟蹊径，别出心裁。于是乎，他们就把提升军队战斗力的重点，放到强化兵学理论的学习和运用上来，用批判的武器来代替武器的批判。故有宋一代，学兵学理论，用兵家智慧，以弥补军事实力的不足，就蔚然成风，风靡一时了。 全文地址：www.7ctime.com/jwhlw/lw47844.html上一论文：试谈文化语境与英语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