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艾米·福斯特》中跨文化冲突

论文导读：女，辽宁锦州人，辽宁医学院英语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和语言文化研究。
自从人类形成家族或部落的理念以来，本族与异族的差异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开始在文学作品中描写跨文化语境中的人物身份焦虑和文化冲突。到康拉德进行创作的19世纪晚期，航海业的迅猛发展使得跨文化交际业已成为人类生活的常态。人们不由得惊叹道，与其说海洋把世界分隔开了，不如说海洋把世界联系起来了。20年的航海生活使康拉德有机会行走于不同的文化形态之间，作为散作家的他对跨文化交际有着独特的感悟，并最终将其文本化于自己的作品中。来自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地域，操持不同语言的人，共同成为康拉德作品的客体“在场”。从跨文化交际学的角度来看，康拉德的小说大多反映的是西方的殖民者在殖民地与当地人的跨文化交际活动，而康拉德的《艾米·福斯特》的独特之处在于故事发生的场景是在西方中心主义盛行的英国。康拉德的写作意图并不止于书写异质文化间的冲突引发的人间悲剧，其真正目的在于警醒人们应当注意到，隐藏于文化冲突表象背后的现代社会中人的道德的沦丧才是跨文化交际障碍的根源。
康拉德在小说的开端花费很多笔墨来描写一个偏僻临海的英格兰村庄：“堤坝外头是一大片曲曲弯弯、光秃秃的卵石海滩，海滩有好几英里长，开阔匀称，布瑞泽特村就在中间，黑黝黝地背衬着海水，像树丛中冒出来的塔尖;再往外，矗立着灯塔的柱子，远远望去，不比一支铅笔大，这就到了陆地的尽头。”[1]但是灯塔的存在，说明这个地方尽管偏僻，但已不是什么世外桃源。现代航海事业的发展，已经将它和外部世界联系到了一起。通过这样的描写，康拉德为读者营造了安宁祥和的氛围，仿佛这里是人间天堂。然而，异乡人扬柯·拉古尔的悲惨经历却说明这里是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扬柯因为海难流落到此，并与当地英国人产生了激烈的文化冲突，最终在有可能存活的情况下绝望地选择了死亡。扬柯原本是个朴实善良的农民，变卖财产做路费前往美国淘金，船只沉没，唯一幸存的扬柯最终流落到布瑞泽特村。康拉德在作品中感叹道，过去从海难中“逃出来的人没有淹死，却常常痛苦地饿死在不毛之地;有的人惨死，有的人当奴隶，度过危险的岁月，那是因为同他们一起生活的本地人怀疑、厌恶或者害怕这些异乡人”。[2]那么流落到经过工业革命洗礼的英国社会境况是否会有所改观呢？自认为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英国人当然不会把扬柯当作奴隶来卖掉，但这并不意味着扬柯在这里就有生的希望。布瑞泽特村海岸边的灯塔，原本是对航海人的指引，让他们在黑暗中看到前进的道路。船沉没以后，扬柯靠着鸡笼的浮力，向灯塔的方向游去，原以为那儿有生的希望。他在发生海难的当晚冒着风雨蜷缩在树篱下避风的几只绵羊旁边，然而，绵羊却无法理解扬柯的心情，被他的到来吓得四处逃散。他很高兴听到绵羊在黑夜中咩咩哀叫，因为这是他上岸以后听到的第一个他熟悉的声音。但是，在他接下来和当地人的接触中就没有任何值得高兴的地方了，扬柯的到来给他自身和这里的当地人都带来了无尽的困扰。
《艾米·福斯特》中，还描写了本应纯真无邪的三个男孩的看似无知却震撼人心的行为。有三个男孩承认，他们朝这个滑稽的流浪汉扔过石头，那流浪汉全身湿泥，在灰窑旁边一条又深又窄的胡同里悠悠逛逛，好像喝醉了的样子。年幼的男孩当然无法区分扬柯是否是异乡人，他们向扬柯扔石头，不过是因为扬柯看起来像个流浪汉。孩子在社会中本是弱者，但是在他们看来流浪汉的地位比他们还要弱，因而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欺负他。可见年轻一代已经传承了老一辈人缺乏同情弱者的价值体系。通过对孩子行为的书写，康拉德似乎向读者作出了可怕预言：这个社会不仅现在如此冷酷无情，将来仍将如此。
如果说孩子的行为是出于无知，那么身为母亲的费恩太太打扬柯，则完全是出于无情。她看见扬柯跨过哈蒙德家猪栏的矮墙，东倒西歪地直奔着她走来，发出咿哑的声音，她叫他走开。扬柯当然无法听懂她的话，他还是往前走，而且越走越近。她鼓起勇气用一把伞打在他头上，接着不敢回头瞧一瞧，推着车子一阵风似的飞快地往村子里跑，跑到第一家房子前才停了下来。费恩太太的行为显得非常滑稽甚至于近似荒诞。如果她觉得扬柯接近她是个威胁，她本可以立即远离扬柯，又何必去用雨伞打扬柯的头呢？她身为母亲，母性本应使她成为世界上最有爱心的一类人，然而面对扬柯的困境她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爱心。她有勇气去打扬柯，却无勇气给他以关爱。她声称打完后，不敢回头瞧一瞧扬柯。其实，不用看也可以想到扬柯的窘态。她的行为只能说明她的人性中缺乏最起码的善良与同情。在康拉德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真正作用上的跨文化交流，最多只能说不同文化间的交际，因为交流必须以人格的平等为基础。康拉德将扬柯放置在了与四周格格不入的语境中，更加凸显了两种文化差异所导致的交融困难。通过描写布瑞泽特村民对扬柯的“怕”和“打”，反映了以西方中心主义为核心的强势文化对他者文化的压抑，表达了康拉德对当当时社会对弱者缺乏最基本的怜悯之情的担忧。
综上所述，康拉德生活的时代，航海业的迅速发展使得人们可以很方便地游走于不同的文化之间，对来自不同国度的个人之间交往的描写，其本质上关照的是民族间的跨文化交际。康拉德着力描写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冲突，旨在提醒人们，由于人们的自私与狭隘，对他者文化持有自然的敌视与仇恨，先决地从人性恶的角度来看待他者文化，使得跨文化交际只能作为“交际”而无法成为“交流”，使得跨文化交际不仅是一个“现象”，更是一个“理由”。在《艾米·福斯特》这部短篇小说中，康拉德落笔虽然止于布瑞泽特村，但是通过书写扬柯·古拉尔在一个貌似人间天堂的英格兰小村庄的悲惨经历，反映了跨文化交际中双方的心理表达，洞察了现代人心中遍存的心结，预言了人们可以逃避自然的灾难，却无法逃避内心的孤寂绝望的特大灾难，进而揭示了当时盛行于欧洲社会的鄙视一切他者文化的西方中心主义其本质是现代人的道德的沦丧。
参考文献：
[1][2]约瑟夫·康拉德.康拉德小说选I-M3[M].袁家骅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140，147.
【作者简介】
李徽，女，辽宁锦州人，辽宁医学院英语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和语言文化研究。 全文地址：www.7ctime.com/jwhlw/lw43814.html上一论文：研究中西方饮食文化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