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日本“忠臣藏”题材电影文化蕴涵

论文导读：
[摘要]“忠臣藏“题材是日本武士电影中的经典题材，它之所以对日本民众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其关键因素就在于它承载和拓展了日本武士道文化的丰富蕴涵，极大满足了日本民众心灵深处对传统武士道精神的缅怀和想象。具体而言，其对传统武士道精神的阐释主要体现为三个层面：对武士道特殊行为的开释和美化；对武士道核心德目的阐发和升华；对武士道其他德目的涉及和表现。正是它们，构成了忠臣藏题材影片的巨大文化魅力。
[关键词]“忠臣藏”题材；武士电影；武士道文化
“忠臣藏”题材是日本武士电影中的经典题材，它源自德川时代元禄年间发生的一个真实故事——即赤穗四十七义士忍辱负重、舍己奉公、为主复仇的故事。20世纪初，日本电影之父牧野省三首次将这一题材拍摄成电影，迄今为止，据有关资料统计，关于这一题材的电影已近80多部，且至今仍生生不息。那么，为什么日本的导演和观众会如此钟情于这一题材？忠臣藏题材电影之于日本民众究竟又有着怎样的文化魅力呢？
笔者通过观摩、细读现存的十部忠臣藏题材代表影片——《忠魂义烈：实录忠臣藏》（1928，牧野省三）、《元禄忠臣藏》（1941-1942，沟口健二）、《忠臣藏》（1958，渡边邦男）、《忠臣藏》（1959，松田定次）、《赤穗浪士》（1961，松田定次）、《忠臣藏》（1962，稻垣浩）、《赤穗城绝灭》（1978，深作欣二）、《忠臣藏外传之四谷怪谈》（1994，深作欣二）、《四十七人之刺客》（1994，市川昆）、《最后的忠臣藏》（2010，杉田成道），认为忠臣藏题材电影之所以对日本民众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其关键因素就在于其一以贯之的文化内核，即对传统武士道精神的弘扬和坚守。明治维新以后，虽然武士作为一个阶层在日本已经消亡，但其所信仰和践行的武士道精神却作为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被注入到日本各普通民众的血液之中，并内化为其民族的精神底色，成为日本民众潜意识中挥之不去的心理情结。而忠臣藏题材电影由于极大地满足了日本民众心灵深处对传统武士道精神的缅怀和想象，因而对日本民众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导演不仅百拍不厌，观众同样百看不厌。从某种程度而言，观看忠臣藏题材电影，已成为日本民众对自我心灵进行净化的文化仪式，具有非同寻常的文化作用。

一、对武士道特殊行为的开释和美化

那么，为什么说忠臣藏题材影片体现的是对传统武士道精神的弘扬和坚守呢？要回答这个理由，首先必须明了什么是传统武士道精神。所谓传统武士道精神，主要指的是日本中世纪以来所形成的武士道精神，它是与德川时代的近世武士道精神和明治维新以来的近世武士道精神相对而言的。具体来说，近世武士道精神与传统武士道精神的最大不同在于从法理的层面否定了传统武士道精神中的殉死和复仇行为，[1]而近代武士道精神则进一步将效忠的对象从多元化的主君转化为一元化的天皇，并打破之前武士道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转而提倡士魂商才。[2]我们不难看出，在这十部忠臣藏题材影片中，都极力强调臣下为主公殉死和复仇是符合武士道核心德目——忠义之要求的，是一种光荣和名誉的行为。因而才有影片中大石为辨别赤穗武士中何为真正的忠义之士而假装决心以“追随主公于九泉之下”的方式来尽忠的策略运用。除此之外，在影片中，导演还借赤穗武士之口肯定了复仇行为的积极性及其忠义本质，以及通过抒写日本民众、武士同僚等对四十七义士复仇行动的暗中支持以喻示此乃民心所向。比如：在《忠魂义烈：实录忠臣藏》《忠臣藏》（渡边邦男）、《赤穗浪士》中，都设置了一段大石冒充九条家家臣立花左近的名号进入江户却正好被真的立花左近所撞上的情节，在危急时刻，立花左近不仅没有揭穿大石，还将自己的令牌给了大石，以助他一臂之力，充分体现了他对大石的惺惺相惜和对其行为的支持；在《忠臣藏》（稻垣浩）和《赤穗城绝灭》中，则提到吉良的邻居——土屋大人对赤穗浪士复仇行为的帮助支持等。
由此可见，这里的殉死或复仇已经转化为实践武士道忠义德目的一种外在方式，因而获得了广泛的舆论认同。而导演们在影片中对殉死或复仇的态度和表现，又是从属于他们对日本民族文化——传统武士道精神的理解和阐释的。

二、对武士道核心德目的阐发和升华

那么，作为日本传统武士道精神的核心德目——忠义，在这十部忠臣藏题材影片中是如何被表现和阐释的呢？这一表现和阐释是仅仅依照传统武士道精神的本面目还是对此加以了修饰并进行了升华呢？
首先，我们来看“忠”，忠在所有武士道德目中，是居于首位的，由此可见其地位的重要，而对忠的表现和阐释，早已成为所有忠臣藏题材影片的一个总的文化基调。前面我们所提及的殉死、复仇，尤其是复仇，可以说是影片中用以表达赤穗义士忠于主公的一种主要方式，其内涵则是“献身”，即舍命尽忠，这与中国儒家以是否尽力和对得起自己良心为忠的衡量标准有着很大不同。而从忠的对象来看，影片表现的也是一种多重的忠的关系，一方面是以笔头家老大石为首的赤穗武士对其浅野主公的忠和以家老图书、四郎或谋臣Hyobu Chisaka等为首的上杉武士对其上杉主公的忠，另一方面则是柳泽、调查官、浅野等旗本或大名对德川将军的忠，由此可见，武士道的忠更多体现为一种主从之忠而不是中国儒家倡导的君臣之忠。而且部分导演在诠释忠的内涵时，也不仅仅止于表现赤穗武士以报恩为旨归的“舍命尽忠”，他们还涉及“愚忠”和“谏忠”的对比和表现，这就从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忠的内涵的阐释。如在《元禄忠臣藏》和《赤穗城绝灭》中，都表现了其中一位调查官基于自己的调查实情而对将军现行裁决的质疑。在他看来，相对于其他官员对将军或柳泽大人的一味服从，自己因维护公平、正义而请求将军大人重判的行为才是对将军和幕府真正的忠诚，惟其如此，才算真正尽到了自己武士的“一分”。而柳泽大人和其他幕府官员则不以为然，他们信守其愚忠而否定多门大人的谏忠，以致引发了后来有损将军荣誉的“赤穗事件”。除此之外，有些导演还在影片中表达了他们对忠的基础的深思，比如，部分影片在极力表现赤穗武士对浅野主公忠的同时，还着力刻画了浅野主公生前对其家臣的“恩情”（如《赤穗浪士》《忠臣藏（松田定次版）》和《四十七人之刺客》）和临刑前对其家臣的“歉意”（如《忠魂义烈：实录忠臣藏》和《赤穗城绝灭》），在此，导演试图通过渲染这一主从情谊以阐明“忠的基础乃是恩”这一传统武士道观点。 全文地址：www.7ctime.com/jwhlw/lw42397.html上一论文：浅析城市文化与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