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论红山文化“坛庙冢”与原始礼制

论文导读：头骨左右两侧。玉璧具有多种功能，圆的外形象征苍天，中间的圆孔则象征太阳，故它是原始先民用来祭祀苍天和太阳的礼器，礼天是玉璧最重要的功能之一。玉箍形器在牛河梁第二地点M14、M15、M21，牛河梁第三地点M7等均有出土。这类玉箍形器常出自大、中型石棺墓内，其出土位置多数是横置在墓主人的头部，也有的放置在墓主人胸部过
摘 要： 中华文明的礼制贯穿在五千年的文明中，红山文化中的“坛、庙、冢”无疑是中华文明中原始礼制的表现。从一定作用上说，中华文明的礼制核心反映为祭祀天地、崇拜祖先和崇尚王权，基于这三点可以看出红山文化中的“坛、庙、冢”正是这三个表现的原始礼制体现。
关键词： 红山文化 “坛庙冢” 原始礼制
礼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也是其突出的特点之一。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从一定作用上说，是与礼制的形成与发展密切相关的。《大戴礼记》曾极其精当而深刻地从自然、人生和社会三个层面，把中华礼制文化的核心概括为祭祀天地、崇拜祖先和崇尚王权这样三大基本内容[1]。三代后的古代中国，崇祀天地的重要场所就是南郊礼天和北郊祭地，其基本的物化载体是天坛和地坛；崇拜祖先的最基本形式是宗庙祭祖，其物化载体是宗庙建筑；尊崇王权则表现在王权被神化，其基本物化载体形式众多，包括器物、建筑及陵墓。基于这些，从红山诸文化中已可看出逐渐形成的原始宗教信仰，原始社会制度，以及古国雏形。

一、红山文化中的礼天祀地与宗教起源

自然与人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没有大自然就没有人类本身，大自然不但是人类赖以存活的基础，而且是人类精神世界赖以形成的基础。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原始社会，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极其低下，人类的存活几乎完全依赖于现有的自然资源和栖息条件。而自然界对人类的恩赐与灾难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人类在自然面前是那样的渺小脆弱。面对变幻莫测的大自然，红山先民逐渐对自然界产生神秘感、依赖感和敬畏感。他们认为自然界是高于一切的，它操纵着天，制约着地，主宰着人类的生老病死。原始人类面对的主要理由是人与自然间的关系，当自然被抽象时，一个个虚无缥缈、各霸一方的“神”就产生了。
原始人类认为自然界的万物是有灵性的、神圣的、是人类力量所不能达到无法企及而万能的。他们用这种观念解释自然界的多样性、变幻性和喜怒无常的情态，并通过对自然的崇拜和祭祀寻找与自然沟通的策略途径，从而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崇拜看似向神顶礼膜拜，其实是原始人类通过祭祀影响自然使之为自己造福。“他们把自己对大自然全部丰富的情感，包括热爱、畏惧、依赖、赞美、敬佩等复杂的情怀，倾注到崇拜形式下的精神创造活动中去，催生出原始舞蹈、音乐、美术、雕塑、神话，形成一整套原始文化，而宗教就是这种原始文化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和普遍根据”[2]。
原始人类并不知道地球与大气的道理，在他们看来，地面以上的空间就是天，而脚下目之所极就是地，所以中国自古就有天圆地方之说。在《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那些以单层石块砌成，边缘都以大块河卵石砌出两圈，石圈内铺设较小石块形成台面的圆形祭坛，最初的功能应该是用于祭祀太阳，而其北面的石圈形台址与方形基址相互对称使用，具有了祭天祀地的作用。牛河梁积石冢冢体本身就是庞大而规整的地上砌石建筑，由于层层叠起的石台阶都在冢的周边，冢顶就显得宽敞而较平坦，其状非方即圆，或方圆结合，上圆下方，方圆相叠，十分规整而考究，所以积石冢的冢体本身就已具备了祭坛的功能，“有的三层圆结构的祭坛更酷似明清时期北京天坛的圜丘。冢坛又围绕神庙而设置，表现出浓厚的宗教祭祀氛围和以神为明确的祭祀对象”[3]。
从红山文化的祭祀址、墓葬中出土的玉器来看，分为装饰类玉器（玉环、镯、珠、牌饰等）、工具类玉器（斧、钺、棒形器、钩形器、纺瓜等）、动物类玉器（猪首、兽面形器、鸟、龟、鱼等）、人物类玉器（玉人）及特殊类玉器（勾云形玉器、玉箍形器、璧、双联璧、三联璧等），其中以玉璧、玉箍形器最受注目。在红山文化墓葬中，玉璧往往是在殓葬时作为特殊象征作用而放置在墓主人身体上、下、四周等特定位置。牛河梁第二地点M21出土10件玉璧，呈对称状放置在墓主人头骨两侧、臂骨内侧、大腿骨外侧及小腿骨下面。牛河梁第5地点M1出土2件玉璧，对称放置在墓主人头骨左右两侧。玉璧具有多种功能，圆的外形象征苍天，中间的圆孔则象征太阳，故它是原始先民用来祭祀苍天和太阳的礼器，礼天是玉璧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玉箍形器在牛河梁第二地点M14、M15、M21，牛河梁第三地点M7等均有出土。这类玉箍形器常出自大、中型石棺墓内，其出土位置多数是横置在墓主人的头部，也有的放置在墓主人胸部过肩部。从玉箍形器的形制和出土位置等情况来分析，它有可能是束发的工具[4]；也有可能是一种铲东西或撮东西的用具[5]，其原形应是对骨匕或相关骨质器具模仿的结果；还有可能是模仿陶质斜口器，作为重要的祭祀器物来使用。它与无底形陶器的造型也有一定关系，其贯通天地的祭祀功能突出[6]。从器物形制来看，玉箍无底——下可直接与地神相通；玉箍无顶（或盖）——上可直接与天神相接。天神俯视一贯而地，地神仰视而一贯至天，进而达到天地的贯通。玉箍底部圈廓平整——便于直立于地。玉箍的斜式顶沿——直接承继了先人斜口陶器器形，便于执事者（神职人员）将其通神之灵物插放，而且从玉箍的下小上大的直径来看，亦十分便利于将内插神物散展开来。玉箍底部的对称双孔可能是为了穿绳携带方便。总之，无论是从玉箍的形制上还是使用的内涵上来看，它都是便于相天地之神表明心迹，进而与神相沟通。
红山文化中的遗址、墓葬、祭祀址等都反映出红山先民们对自然界的崇拜，而它也是原始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红山文化中的“坛、庙、冢”与礼制宗庙的起源

关于牛河梁“坛、庙、冢”的性质，严文明先生曾指出：“牛河梁是一处红山文化的宗教圣地和贵族坟山。这些贵族应该是已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掌握相当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利的人物，离真正的国王大概也只有一步之遥了[7]。”就是说红山文化“坛、庙、冢”的出现，表明了早在55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等级制度已初步成型，宗庙礼制逐步规范化，出现了大规模的礼祀活动。
应该说明的是，在高山上以积石为冢，并同时设置祭坛来专门礼葬那些特殊的社会上层人物的现象，早在8000年前兴隆洼文化时期就已出现。1988—1989年间，在白音长汗遗址西侧山峰上，曾经发掘到一处以玉器随葬的兴隆洼文化积石冢群[8]，论文导读：
共有7座，顺山脊错落排列。其中规模最大的M5，是一座直径6～7米的石圈墓。此墓位于山峰正顶最高之处，上有积石，积石下为长方形石板墓穴，已被盗掘。其余诸墓除了不见石圆圈外，积石下的墓圹皆为土坑竖穴，规格明显偏低。显而易见，位于山峰上的这处只有7座墓葬的墓地，绝不是山下聚落遗址中普通社会成员的公共墓地，而是少数受到特殊礼遇的上层人物的葬所。其中，只有规格最高的M5有石圆圈，可见在当时先民的意识中，石圆圈是用来尊崇那些地位最高的祖先神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