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精神至上与文化无疆

论文导读：
摘 要：冯骥才、余秋雨同是浙东人，同为关注文化的作家、学者，同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进行诸多旅欧散文随笔创作，并相继达到各自的文学、文化高度。然而，由于两人人生经历、境遇以及文化意识、审美选择等的不同，他们在选取文化切入点以及进行文化表述时都有很大差异。文章试图从文化视域、文化表述方式与文化境界的追求三个维度对其旅欧散文随笔进行解读和比较，期待展示他们旅欧散文、随笔的文化内涵与特质，突出其各自的文化观念与文化启迪作用。
关键词：冯骥才 余秋雨 旅欧 文化视域 文化表述方式 文化境界
冯骥才生长、居住于天津，祖籍浙江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余秋雨生于浙江余姚县桥头镇（今属宁波市慈溪市），后居上海。他们同为关注中国文化并热衷于“行走”的当代著名作家、学者，同为宁波老乡，同在20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创作了颇多的旅欧散文和随笔。其中，冯骥才的旅欧散文和随笔主要收在《美人欧罗巴》、《巴黎，艺术至上》、《维也纳情感》等作品集中；余秋雨则随同凤凰卫视“千禧之旅”创作了《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其中大半是旅欧散文和随笔。由于人生经历、境遇以及文化意识、审美选择等的不同，他们在各自的旅欧散文、随笔中展现出不同的文化视域、文化表述方式和文化境界的追求。比较两人旅欧散文随笔的异同，有助于深入解读精英知识分子阶层文化血脉中的思维的、精神的价值，从而更好地进行文化上的自我认知与提升。

一、同一文化场中不同的文化视域——寻找“差异”与建构“同一”

精神至上与文化无疆相关论文由www.7ctime.com收集,如需论文.冯骥才和余秋雨在各自著量颇丰的旅欧散文、随笔中都涉及对文明、文化的关切与探寻，释放了各自对文明、文化的认知、理解与情怀。他们面对同一个文化场——欧洲，却由于文化切入点的选择以及思维方式等的差异，展现出了不同的文化视域。
表

一、冯骥才、余秋雨散文随笔中涉及的主要欧洲国家

首先，由于文化切入点的不同，冯骥才和余秋雨在面对同一个对象物时，常常会有迥异的感受与见解。举例来说。同样身处欧洲的墓园，冯骥才感受到的是美丽、安详的氛围。他在《墓地》中写道：“它与中国坟地不同，毫无凄凉萧瑟之感，甚至像公园，但不是活人游乐而是死人安息的地方，处处树木幽深，花草葳蕤，一座座坟墓都是优美的石雕，有的称得上艺术杰作。”[1]在《居住在拉雪兹的大师们》则惊叹这座法国的神父公墓俨然就像一座城市，然后又款款写道：“此刻，秋天已经进驻巴黎的拉雪兹来。树木变成了三种颜色。三分之一的树木变成金黄，三分之一的叶子鲜红如火，三分之一的大自然依旧坚守着生命的绿。于是这墓地斑斓的秋色胜过花季的夏天。有的墓地被片片红叶鲜亮地点缀着，有的石棺上松软地覆盖着一大片纯黄的叶片。秋枝疏阔，日光下斜，影布墓地，分外美丽。一座座式样不同的坟墓，一件件题材各异的雕塑，不少出自名家之手。在光影斑驳中，这艺术化了的墓地便接近了天堂。”[2]他将墓地与休闲游乐的公园、缤纷绚丽的自然景色、清脆和雅的鸟鸣、活人感受到的宁静喜乐以及艺术氛围联系起来，传达着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写出了西方人自己的生死观。
余秋雨笔下则不然。他在《墓地荒荒》中看到的是“长长的杂草”，遇到一位埋头读书的青年，奇怪于杂草间停放着的一个婴儿车，继而自问自答：“这是这位男青年的孩子吗？他为什么愿意把小生命停息在这么冷僻而阴森的所在？这不便问，只知道今天下午我们在这里见到的活人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接着又叙述说：“墓园、荒草、婴儿、书籍，再夹杂几声鸟鸣；看书看到一半左右环顾，一个个惊天动地的名字从书本滑向石碑，这儿是许多文化灵魂的共同终点。我重新远远地打量了一下那个男青年，心中产生了一点莫名的感念。是他，消解了这个墓园的荒凉和寂寞。”[3]同样是与墓园相伴自得其乐的活人和鸟鸣，他却使用了“冷僻而阴森”、“荒凉和寂寞”一类的词语，应该注意到这些字眼正是中国人对墓地的概念。可以想见，余秋雨是在用自己的中国思维和理解力去阐释西方，所传达的正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多数中国人身处墓地的感受。
比如面对奥地利的乡村，冯骥才在《别急，哈尔施塔特》一文中盛赞“湖区”特异之美，描写其精神、气质、历史、风俗、生活气息、审美情趣，转述山民“我们最爱的是大自然，然后才是上帝”的独特生活观；余秋雨则以中国的山、水哲学来阐释和同构奥地利山村。再比如面对罗马、威尼斯等城市，冯骥才惯于客观地叙述和感受，寻找异质文化的优长；余秋雨则谈到了中国传统文学最大的抒情主题——兴亡之叹，谈到曾赴中国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和上海……类似的例子不一而足。总之，冯骥才充分尊重主体个性与差异；余秋雨则善于运用自己的文化背景进行同构、联想与包容。
可以说，在某种作用上，冯骥才的旅欧散文随笔中的文化视域突出显现为对“差异”的关注，余秋雨则刚好相反，这在他们各自的相关文字告白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冯骥才在其欧游散文随笔选集四种的自序——《游记的立场》一文中坦言：“文化的视点是我游记的立场。即从文化上去发现不同、感知不同和享受不同。”[4]继而又表示：“还有一个立场是我不能拒绝的，就是审美的立场。”但这也是因为，“美常常是一种文明的外化与表达。往往从美的入口进去，便可以找到另一种文明独特的本质”。[4]5更清晰的解释可追溯至其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海外趣谈》一书的序言：“采取东西方文化比较的策略，试图清醒地寻找东西方截然相反的区别。这一工作给本书作者许多发现的快感，同时不再相信东西方可以完全融合，却又相信，只有相互认识到区别，才能如山水日月，光辉互映，相安共存。”[1]12余秋雨则在《千年一叹》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说道：“这样一种悠久的文化（中华文化），与人类的其他文化相比处于什么地位？长处在哪里？短处又在哪里？”[5]并且声称 “从那数万公里中重新发现了中国文化”。[5]5可以说，在行走和写作尚未发生之际，他们便阐明了各自的文化预期与文化立场。前者要寻找和比较文化的“差异”、区别和个性所在，设身处地地感受、深思和体验；后者则要“发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论文导读：才的旅欧散文随笔，历史精神、个性精神、民族精神、科学精神、人本精神、人文精神、艺术精神、爱国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务实精神、古典精神、现代上一页123下一页
在自己的思辨中建构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同一”。

二、不同的文化表述方式——“文化的文学呈现”与“文学的文化表达”

作为文学文本，冯骥才、余秋雨旅欧散文随笔的文化表述方式亦各具特色。比较来说，冯骥才的文化表述方式大半是含蓄、客观而自然的，可说是一种“文化的文学呈现”；余秋雨则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文学的文化表达”——主动、主观，带有强烈的文化逻辑性与功利目的。这样的文化表述方式当然有他们个性与审美趣味等因素参与在内，更重要的则同他们各自的文化身份密切相关。虽然二人都具有作家、学者、文化人等多重文化身份，但推究起来，冯骥才首先是一个作家，余秋雨首先是一个学者。
冯骥才出于作家的敏感与天性，惯于从日常和细部着眼，创作多选择狭义的散文体裁，仅有《巴黎的历史美》等少量作品为文化随笔。比如在描绘巴黎时，冯骥才花费了颇多的篇幅关注日常的巴黎——普通的巴黎女郎、街头随处可见的吻、地铁中的无名乐手、巴黎变幻的天空和拉丁区默默无闻的苏吉尔小街等等，用冯骥才自己的话讲，他关注的是“最深的、也是最日常的一种生活”。[2]62而他的表述方式则突出体现在对细节的处理，时刻不忘让细节本身“说话”。《巴黎女郎》中那片被女郎用作书签的金黄的落叶，女郎的自然与和谐的美便跃然纸上；《地铁中的乐手》中弹琵琶的中国姑娘琴桌上的一枝深红的玫瑰，传达着巴黎人的浪漫天性与气质；拉丁区小街上快要被秋天的藤蔓遮满仍不肯将其剪除的一扇扇窗子，诉说巴黎人对自然和美的由衷热爱……即便在《城市的文物与文化》这类纯文化随笔中，也不忘记述、描写自己住宿的旅馆的状态、环境，让旅馆自身为城市的文物与文化作证。概括说来，冯骥才常常通过众多密集的日常生活图景、形象与细节透露出深厚的文化气质和信息，自然而言地呈现着巴黎的人性环境、生活的深层和文化气场。
余秋雨基于学者的思维习惯，则极为重视占据历史文化的高度，进行整体把握，更多选择了文化随笔这一体裁，以叙述和议论的方式直接进行文化的表达。仍以巴黎为例。余秋雨首先在文化随笔中给巴精神至上与文化无疆相关范文由写论文的好帮手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黎下了一个文化的定义：“最健全的城市”。[3]206因为“它几乎具有别的城市的一切优点和缺点，而且把它们一起放大，推向极致”。[3]206接下来他论及埃菲尔铁塔、蓬皮杜艺术中心、卢浮宫前的玻璃金字塔、凯旋门、巴黎圣母院等巴黎的文化符号，以及萨特、波伏瓦时常光顾并进行写作活动的咖啡店，抵达这些预期就要到达的地点后，再通过自己的知识背景、感想、见解，追溯这些城市建筑的历史、典故，联想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观察现象，分析利弊，在文字中直接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与文化理念。在《法国胃口》中，余秋雨在回顾法国饮食文化的历史之余，这样评论道：“法国美食的高度发展，与法国文化的质感取向有关，对此我十分钦佩。质感而不低俗，高雅而不抽象，把万般诗书沉淀为衣食住行、举手投足，再由日常生态来反视文化，校正文化，这种温暖的循环圈令人陶醉。”[3]222继而指出“法国人在美好的事情上容易失控，缺少收敛”，[3]222印证前文给出的巴黎城市文化定义后，向巴黎人提出自己的倡议，并在文末总结道：“时间原则、经济原则和随意原则成了下一代的生命原则，需要反省自问的也许倒是法国美食的古典原则。”[3]222至此，余秋雨自己持有和想要传达的文化观念得到了逻辑的、充分的表达。
此外，综观文本就会发现，冯骥才写“心灵”时余秋雨在写“心态”；冯骥写“自然”时余秋雨写“生态”；冯骥才描绘巴黎人、维也纳人等的“生活图景”时余秋雨关注他们的存活形态……冯骥才的文化表述通常蕴含在诸如心灵、自然和生活图景中等对象物和细节之中，重视观感、画面、情节、韵律、节奏，在文学的、艺术的表达同时进行着文化的“呈现”，或者说伴生着文化的内容。余秋雨则紧紧盯住文化，积极主动地进行文化阐释，文字是服务于文化表达这一目的的。当然，余秋雨或简约或繁复，或华美或朴素的丰富多样的文字，以及各类美学策略为文本增色许多。在学术著作《伟大作品的隐秘结构》中余秋雨曾提到：“可以在恰当的局部试行类似的小结构，埋下一些两难的喟叹和未知的苍凉，也就是埋下一些伟大的碎片或种子，有可能取得超乎想象的奇效。”[6]而“喟叹”和“苍凉”正是他行文张力与美的一大特色。另外，余秋雨善于借鉴其研究的本行古希腊悲剧的美学优长，利用悲剧的形式——冲突、矛盾、情境等的营造，引导读者的情绪、情感，增强文章的感染力，从而形成其“文学的文化表达”。

三、文化境界的追求——“精神至上”与“文化无疆”

在不同的文化视域与文化表述方式的背后，自然隐含着冯骥才、余秋雨对各自文化境界的追求。概括而言，冯骥才旅欧散文重在寻觅积极的、美的、超功利的思想和精神，他理想的文化境界是“精神至上”，而余秋雨孜孜追求的是人类文明的大同理想——“文明无疆”或者说“文化无疆”。
在欧洲，冯骥才关注巴黎、维也纳、萨尔茨堡以及阿尔卑斯和“湖区”等城市、郊区、乡村及其住民的精神、情感与气质。他既记述巴黎女郎、无名乐手、海蒂父女、店主塞伯、世外美髯公弗里茨、木偶大师爱赫尔等普通民众、民间艺人，也抒写凡·高、塞尚、莫扎特、克里姆特、罗丹、普希金等顶级艺术大师非凡的艺术人生；既关注优美的历史文化时空，更不忘从中寻觅文化的精神内涵。在描写巴黎先贤祠的《精神的殿堂》一文中，冯骥才写道，人们来到这里，是为了“重温先贤的思想精神来了”。[2]63在《维也纳生活圆舞曲》中他说：“欧洲人一向把自己的历史精神看得至高无上，因此他们不会把历史的遗物当做岁月的垃圾。”[2]185在《断送冬季》中他说：“由于塞尚、高更和凡·高与印象主义决裂，一种观点具有极大魅力；即印象主义只去陶醉事物外部炫目的光与色，而绘画的目的不是描述现存的物质世界，而是深入表现人的复杂丰富的精神天地。”[2]217综观冯骥才的旅欧散文随笔，历史精神、个性精神、民族精神、科学精神、人本精神、人文精神、艺术精神、爱国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务实精神、古典精神、现代论文导读：大量的“行动散文”和城市历史保护、民间文化抢救工程等实际文化行动之中，正如冯骥才曾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强调的那样：“知识分子就是要精神至上。”在《千年一叹》、《行者无疆》中，余秋雨不断树立自己人类的“大文化”理想并为之用精神至上与文化无疆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7ctime.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
精神以及巴黎的精神、萨尔茨堡的精神、罗马人的精神、南部人的精神、德国人的精神乃至人类精神等等字样俯拾皆是，可见冯骥才对“精神”的关注程度。在《巴黎，艺术至上》序言中，冯骥才直言：“我相信我找到了法国所拥有的一种人文精神——它就是精神至上！”[2]12值得一提的是，“精神至上”这一文化境界追求更充分的体现，是在他大量的“行动散文”和城市历史保护、民间文化抢救工程等实际文化行动之中，正如冯骥才曾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强调的那样：“知识分子就是要精神至上。”[7]在《千年一叹》、《行者无疆》中，余秋雨不断树立自己人类的“大文化”理想并为之用精神至上与文化无疆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7ctime.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力。在《行者无疆》序言中他说：“就这样一圈圈越走越大，每一个新空间都带来新责任，终于从国内走到国外，从中华文明走到了其他文明。既从其他文明来审视中华文明，又从中华文明来察试其他文明，然后横下一条心，只要对人类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文明，哪怕已成瓦砾，已沦匪巢，也一个不能缺漏。”[3]3从中可以感受到他立足人类视野的文化境界追求的坚定决心与努力。在《哀希腊》中，余秋雨联想到了雅斯贝尔斯的人类文明“轴心时代”说，高谈拜伦和迥异于地域祖国、血缘祖国、政治祖国的“文化祖国”的概念，称“希腊文明早已奉献给全人类，以狭隘的国家观念来呼唤，反而降低了它”。[5]6希腊在这里具有了整个人类文明的文化符号的象征作用。迈锡尼遗址也被引申为整个人类的“早期文明的重大教训”。[5]12他还说：“即便是与欧洲文明有着太多历史恩怨的中华文明，也不会一味执著于各个文明之间的冲突来谋求自我复兴，它正在渐渐明白，自我复兴的主要障碍是近处和远处的蒙昧与野蛮，因此更需要与其他文明互相探究、互相学习、互相提醒，然后并肩来对付散落处处的憧憧黑影。”[3]9 因此，他“对于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多方面比较，突破了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两极方位，而是一直保留着更庞大的第三方位，即一切文明的对立面”。[3]9由此应可以理解为，在余秋雨心中、笔下，尽管中华文明、欧洲文明或是人类其他的文明、文化，彼此间有复杂的、难以厘清的种种差异、短长、冲突、纠葛、恩怨，但在“一切文明的对立面”——野蛮面前，它们是一体的，不应有界限和壁垒，否则就落入狭隘。
综上，冯骥才和余秋雨这两位作家、学者和文化人在旅欧散文随笔创作中，通过各自的知识结构、人生智慧、审美取向、艺术眼光、文化立场，展现出不同的文化视域，选取不同的文化表述方式，呈现了对“精神至上”和“文化无疆”两种文化境界的追求。两位大家对中国当代散文随笔的贡献毋庸多言。相信读者在享受文本阅读所带来的美感的同时，亦可强化文化与精神层面的自我认知，获得文化与精神境界的提升。
参考文献
[1] 冯骥才.冯骥才分类文集11[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74.
[2] 冯骥才.冯骥才分类文集10[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87-88.
[3] 余秋雨.行者无疆[M].北京：华艺出版社，2011：121.
[4] 冯骥才.维也纳情感[M].上海：译林出版社，2010：4.
[5] 余秋雨.千年一叹[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1.
[6] 余秋雨.伟大作品的隐秘结构[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2：17.
[7] 杜仲华.知识分子就是要精神至上[N].今晚报，2009 -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