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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论史学方法在中国政治中特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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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plainingthetraditionalChinesepolitics.Keywords:Chinesepolitics;politicalmethodology;historicalmethod;historicalprinciple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政治文明的持续提升,同时也由于中国公众政治意识的显著觉醒,政治学研究特别是对中国政治的深入研究如今获得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不仅在研究成果上
摘 要: 在大量引入西方政治学研究范式的同时,史学策略在中国政治研究中的特殊作用逐步凸显。从该策略本身的特性而言,由于人类社会现象具有历史继承性且无法通过人为“试验”完全加以模拟,历史研究在全部社会科学领域(包括政治论史学方法在中国政治中的特殊作用相关论文由www.7ctime.com收集,如需论文.领域)均有不可替代性;从政治学其他研究策略的局限性而言,史学原则有助于矫正过度强调“策略论”的一些弊端;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言,针对中国政治依然具有的部分前现代特征,史学策略相比其他研究策略具有更大优势。
关键词: 中国政治; 政治学策略论; 历史研究法; 史学原则
1673-9973(2013)04-0073-06
The Special Significance of Historical Method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MA Jie
(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Compared to the western political paradigm, the historical method has significant meaning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The significance is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First, the historical method is irreplaceable in the whole domain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cluding political science) because the research subjects he history inheritance. Second, historical method corrects the defects of other political methods. Third, historical method has more advantages than others in explain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s.
Key words: Chinese politics; political methodology; historical method; historical principle
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政治文明的持续提升,同时也由于中国公众政治意识的显著觉醒,政治学研究特别是对中国政治的深入研究如今获得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不仅在研究成果上每年新增数以万计的专著和论文,而且在研究策略上不断引入西方发达国家的最新理论。大量时兴的策略论如结构功能分析、政治沟通分析、政治心理分析等受到研究者的普遍追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的一些研究策略尤其是历史研究法则日益遭到冷落。出现这一局面的理由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理由是中国政治的现代化进程很快,有大量与时下社会热点相关的政治理由迫切需要解决,因此来不及对稍长一段时期的政治进程加以回顾和审思;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理由是,在建国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对唯物史观的片面强调和不适当夸大,以及对政治学研究本身的批判和摒弃,学术界不得不把政治学中的历史研究法长期等同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或“中国革命史”,甚至是纯粹出于意识形态目的而对执政党“光辉历程”的罗列和渲染。这不仅严重局限了历史研究法的涉猎范围和研究视域,无益于从学术层面上对近现代以来的政治进程加以精确认知和批判性深思,也使改革开放之后的研究者对这一策略普遍丧失了兴趣。其实政治学范畴内真正作用上的历史研究法,首先是以一系列史学策略为基础,同时吸收历史唯物主义的合理内核,又不断兼容现代政治学理论工具的创造性思维方式,从而对较长周期内的政治现象及其演变规律进行研究的重要策略。这一策略相对于其他研究策略而言,不仅提供了从时间维度上考察政治现象因果联系的必要手段,而且对于弥补时兴策略论作为研究工具本身的局限性,以及克服其在中国政治研究中、特别是面对诸多前现代因素时的适应性困难,都有积极而特殊的作用。

一、历史研究法始终是政治学的基本研究策略

政治学是社会科学的重要领域。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策略上的重大区别之一,是自然科学可以借助试验手段,人为地制约影响因子和约束条件,并设置起始状态完全相似的对照组,同时对试验过程可以进行反复的操作和观察,从而得出自变量和因变量都相对有限且因果链较为单一和固定的研究结论。这一点是社会科学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在对政治现象的研究中,即使在公共行政实践的层面上有“政策试点”,在政治科学领域又有行为主义的“量化研究”和政治心理学的“情境假设”,但这些“试验”策略都不可能完全制约研究过程中应予处理的诸多初始变量,也无法设置完全类似的横向(其他地区或其他领域)或纵向(其他历史时期或另一研究时点)的对照组。与自然科学相比较,社会科学在局部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在向更广远的时空推广时也面对着更大的局限性。从理论上说,特定时空和特定条件下发生的任何一个社会事件,都不可能毫无差异地再次出现,更不可能人为地加以复制或模拟。在这个作用上,社会科学的任何实证研究,都可以说是历史研究。同一类政治现象在较大时空上的内在规律,也只能在历史进程中进行抽象和类比。因此可以认为“历史是社会科学的实验室”,为针对社会理由和政治进程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特别是提供了相关变量的多种可能性和多重组合方式。
从另一方面来看,历史长河中的社会现象(包括政治现象)也的确表现出某种令人惊异的相似性和“规律性”,即大致相同的社会条件,往往导致或趋向某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进行预先估计的特定结果。这不能不使人们感到社会历史进程背后似乎论文导读: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585诺思的历史制度主义理论揭示出的“路径依赖”现象,也再一次证明人类社会发展的既有“轨迹”,往往会以自我复制、自我巩固的方式延续下去,甚至决
确有一些永恒的法则在施加作用。只不过对于这些“法则”得以存在的原动力或其根源,马克思认为是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条件,在人类的主体性(需求)与自然的客体性(客观规律)之间持续互动的生产力要素,决定了社会形态的基本属性和发展方向;而一些史学家和保守主义理论家则认为是不可泯灭也不可扭转的普遍人性,在社会活动中同时存在的人的贪婪自利之心和向善恻隐之心,共同决定着人们在特定社会情境之下所能做出的判断和选择。但无论从何种角度认知历史规律本身,都不能否认历史对于现实乃至更遥远未来的启迪和决定作用。诚如葛剑雄所言,虽然不能将现实与历史做简单的比附,但历史中浩如烟海的人物和事件,带给今人的启迪和经验是无穷尽的;既然人本身存在一些共性,那么作为由人的主体性活动所构成的历史进程总会有规律可循。[1]125-188生活在当下的人们,不仅应该从历史中寻求智慧,而且只有清晰地认识历史,才能更好地对现实做出判断和抉择。正如马克思所深刻揭示的那样,“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2]585 诺思的历史制度主义理论揭示出的“路径依赖”现象,也再一次证明人类社会发展的既有“轨迹”,往往会以自我复制、自我巩固的方式延续下去,甚至决定着久远未来制度和技术变迁可能的方向和结局。[3]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都有其历史继承性,政治活动亦不例外,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政治思想具有渗透性和交叉性,后一时代的政治活动主体,不可能不受到前人观念的制约和影响。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思想层面的变革往往要滞后于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变革,后者或许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和短时期的“革命”或“跃进”,但前者则需要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任何时代的人都不可能完全超越前人对其所施加的无形制约,甚至少年时代所接受的一些潜意识和深层观念,可能顽固地伴随其一生。终其一生,都未能摆脱其早年因读中国史学典籍,以及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潮所形成的新村主义情结。李锐曾对此评论说,他“早年的思想初恋,似乎在晚年又燃起了某种‘怀旧’之情”。[4]1在全社会层面上,政治观念的变迁总是呈现出“增量渐进”的模式,当代人的意识中必定带有前人思想的印迹和遗痕,同时再增添新的元素;而且已有的思维模式,也对接受新观念的内容和方式,产生一定程度的决定性影响。其二,历代政治制度都有其相似性,这意味着与人类的其他物质文明一样,政治的物质形态也有自我累积的现象。政治制度的发展路径既与国家的物质环境(如地理条件和经济方式)密切关联,亦通过与人们政治观念的互动而相互复制和留存。任何一个新政权在创设制度时,都不能不从前人的政治实践中汲取智慧。同时任何一个时期的政治制度所塑造和强化的文化心理和社会交往模式,都对后人的制度选择预设了约束条件。其三,因前二者之故,政治的深层结构往往具有僵固性,表层的组织和制度的形态背后,潜藏着长久难以变更的社会心理定势和公众行为方式,使政治运转的内在本质保持着一种强大惯性。也许费正清的一段论述可以生动地说明这一点:中国“帝制时代的机构,可能以新的名目重新出现。例如古代互相监督的保甲制度,今天就会变成街道办事处,或者20世纪以前的下级士绅后来变成了民国时代的土豪劣绅,以及成为继他们之后而出现的党员干部和今天的农村党委书记”。[5]4纵然这样的比附有简单化的嫌疑,但人们政治行为所遵循的根本逻辑(如那些具有东方人情社会之特征、虽备受谴责却又不容人们抗拒的“潜规则”现象),却的确能够依稀找到传统社会的某些踪迹。
正因为这三个方面的特征无从回避,因而历史研究法作为政治学最古老的研究策略之一,虽然历经诸种新兴策略论的挑战而依然保持其地位不可动摇。只要人类社会在时间维度上存在某种规律性,只要历史上的社会现实对当下和未来都有不容忽视的决定性影响,那么用历史研究法来研究过往的社会现象,对于以人类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的一切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在内——就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对于正处于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社会而言,这一策略尤其不容忽视。如果不能深刻地把握中国政治的历史由来及其脉络,就不能在真正作用上去理解中国政治的内核与本质,对“何以至此”的理由就不能形成真正有说服力的解释。

二、史学原则有助于矫正过度强调“策略论”之弊

如今“正统”的政治学研究都格外强调“策略论”的单一性,这是政治学日益走向“科学化”的一个必定要求。然而作为以具有极端复杂性的“人”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在科学化的道路上能够走多远,是值得怀疑的。王绍光在《“接轨”还是“拿来”:政治学本土化的深思》一文中即认为,由于人的主体性因素,当研究对象会因为研究结论而发生转变时(引者注:如“自我实现的预言”,又如社会心理学中的“态度决定认知”现象),就不可能存在具有绝对“科学性”的社会规律,那么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路径就是存在局限性的。[6]10
策略论是认识世界的一把工具,但对工具精确度的过分强调和对单一工具解释力的过分推崇,往往导致研究者忘记使用工具的目的,甚至研究过程受到工具本身的奴役。在使用产自欧美现代化国家的政治理论工具来考察后发展国家的政治理由时,又缺乏对工具适用性的充分考虑,误以为只要工具特别先进,就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开掘出知识的清泉;或者由于工具过于精巧,比它要面对的研究对象还要精巧,以至于理论工具根本不便使用,没有办法下手研究。王绍光在同一篇文章中就转引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寻找理论范式反而阻碍理解》一文中的一个评论。1968年美国出版了两本研究拉丁美洲的书,一本具有纪实文学的性质,书中只是讲述拉美革命的各种故事,没有任何评论和解说,甚至连结论都没有;另一本是一位行为主义学者的学术著作,开篇就提出34项假设,然后逐章验证其假设,最后所有假设都通过了验证。但是赫希曼认为,这本学术著作,反而不如那本纪实文学更能让人们了解拉美政治的真实面貌。[6]
这一事例足以使我论文导读:
们反思政治学里面那种先选取或搭建理论框架,再寻找现实材料予以填充,或者为了迁就理论框架的纯洁性、而不惜忽略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的研究路径。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真实地反映这个客观世界,并解释其准确的因果链条。一个成熟的理论范式固然业已构筑了一个比较完备的逻辑体系,但并不见得不遵循已有的理论范式,得出的结论就一定是不合乎逻辑的或是错误的,理论范式只不过尽可能地减少了逻辑链中出错的概率而已;何况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能不能硬装到这个体系当中,新纳入研究范畴的变量是否影响到范式本身逻辑上的完整性和牢固性,都是要加以仔细讨论的。逻辑严密性是学术研究的唯一生命线,这是必须要严格坚持、并要精益求精地加以完善的。对既有理论范式的运用,也的确是追求逻辑严密性的一种重要手段,但不能认为是唯一的手段。一个理论范式由于已经经过某种检验,所以在逻辑上是经得起推敲的,在现实中也是有其依据的论史学方法在中国政治中的特殊作用由优秀论文网站www.7ctime.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在加以借鉴和运用时只要仔细注意其前提假设的条件是否满足,就可以避开大的逻辑疏漏。一般来说,当一项研究中引入多个理论范式或研究策略时,会增加出现逻辑漏洞或逻辑碰撞的可能性,因为要实现不同研究路径的对接和融合,也需要相当的学术功力。但是,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不遵循既有的理论范式,就一定不能保证逻辑的严密;也不意味着后来的研究者就不能在新领域的研究中发展、丰富乃至超越现有的理论范式。更何况一个成熟的“策略论”通常都带有某种哲学前提或理论预设,但这些前提假设能否成立却须仔细斟酌,或其适用性是否存在局限也要认真考虑。以如今比较时髦的“结构功能主义”为例,其前提假设可大致概括为:(1)特定结构必有相应的特定功能,特定功能最好由特定结构来承担;(2)相同结构必有相同功能,如果功能不相同,则一定有其他结构存在。这一理论显然只能适用于社会结构和政治功能均高度分化的西方现代国家,对于那些政治形态尚处于前现代阶段的后发展国家,若要运用这一理论加以研究,即使不能说绝不可行,但至少要冒更大的风险。麦克法夸尔曾经提出的观察毛时代中国政治的“铁三角”理论,就颇有结构功能主义的色彩。
“策略论”的另一重要不足是其通常只是抽象了政治过程的某一个侧面。正如俞可平对政治学中的“信息论”即“政治沟通分析”所做的批评,认为这一理论只关注政治信息的形式和流通方式,却无视其内容;只注重政治的操作层面和技术理由,却忽略政治的价值层面。[7]81 对政治过程单一侧面的深刻认识和抽象把握,无疑是极端必要的。但在此基础上,应当同时注意到政治过程的高度复杂性,特别是人们的情感和价值观因素对政治行为造成的影响。
正因为政治学的诸种“策略论”存在这些局限,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到史学作为人类最古老也最成熟的学科之一,在研究策略方面提供的启迪和借鉴。从严格作用上来说,史学研究只有“策略”而没有“策略论”,因为它一是排斥任何前提假设,是最彻底的实证研究;二是不追求任何体系化的结论,强调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具体性而非其抽象性。因此史学研究主张“史无定法”(吴承明),可以根据研究对象的特征和性质,灵活地选用一切能够揭示因果链条的研究策略,甚至不拘泥于学科的藩篱和壁垒。正如李剑鸣所指出的,治史最重要的是研究实践中摸索出的经验性技巧,而不是系统的理论性策略;与某一抽象理论相比,研究过程中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则更为重要:“第一,史学策略是多元的,论史学方法在中国政治中的特殊作用相关论文由www.7ctime.com收集,如需论文.不存在‘唯一科学’或‘唯一正确’的策略;第二,离开研究的实践来谈论策略并没有什么作用,策略的选择和运用必须考虑具体理由和材料的要求;第三,史学策略是开放的,可以根据研究的需要而吸收其他学科的策略;第四,史家在研究中采用什么策略,不一定有明确的自觉意识,正如画家创作一样,运用什么技法,通常受到表现需要和创作情绪的支配。”[8]7
史学研究虽无固定策略,但遵循一些共同原则。一是与社会学类似,强调微观研究。在“事实-因果-价值”的研究层次上,“求真”(即发现事实)是第一位的,虽然对事实的确认和对因果的判断通常是互为表里的,但并不刻意去追求研究对象的“代表性”以及结论的“普遍性”和“规律性”,也不试图形成抽象理论。史学所揭示的因果关系,都是针对具体情境、特定条件和相对单一的研究对象,并不试图概括同类现象的一般规律。二是主张穷尽材料,强调“史料即史学”,将立论的基础完全建立在材料的丰富性和全面性之上。对每一条材料都要加以仔细甄别,其取舍存废必须有而且只能有关于真实性的判断和鉴别,而不能根据任何先验原则和既有理论框架去进行筛选。如果一条材料和既有研究结论或某一成熟理论相冲突,即使不足以推翻该结论或该理论本身,也不能因此就轻易地武断判定这一材料必定错误或不真实。亦即是说,对研究对象的切入是不带任何成见,且毫无偏颇的。三是孤证不立。即如若某一事件只有一条史料,则其真实性只能存疑,以待进一步发掘其他史料;而且该史料也不能作为进一步推论的依据。必须有一定丰富程度的、且具有较高真实性的材料(或实物)相互佐证,才能确定某一事件是否真实以及某一结论是否成立。四是要求还原情境,必须把特定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时空背景下去理解,特别是要仔细体会历史当事人对其所处环境的观感和判断。既不能以今人、旁人的心态去揣测甚至替代某一特定历史人物的意图,必须关注到历史当事人的个性化特征;也不能以其后来的行为去判断之前事件发生时历史当事人的心理状态,或以某一行为导致的最终结果去判定其当初做出该行为时的动机,必须刨除“挖根论”和“预见性神话”①;更不能以抽象的概念取代鲜活的个人,忽略每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所处的千差万别的具体场景,以及这一场景对其情感和利害计算所造成的、不同于他人的实际影响。五是追求严格的价值中立。在研究过程中排除研究者一切主观性因素的干扰,这在任何以人类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中都是不可能完全做到论文导读:
的,史学亦不例外。中国古代有所谓“春秋笔法”,在叙述方式上即有道德取向②;近代有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即任何史学叙述都不免带有研究者的时代特征。然而成熟的史学研究都力求最大限度的客观性,中国古代史学中早有叙事和评论相分离的传统③,“史料史学”则试图以材料的丰富性和选用时的中立性来尽可能地排除研究者的价值倾向。事实上,在多大程度上克服自身主观性对史学研究的客观性的影响,这本身就是史学家“修养”和“功力”的最高体现。
史学研究的这些原则,在政治学研究中亦应引起充分注意,至少有所补益于因过度“理论化”而造成的、理解现实政治时的片面化和单一化理由。以原始档案文献、个别人物访谈、实地观察记录为资料主要来源,注重政治主体在具体情境下个人体验的微观研究,应该引起更多地关注和重视。这一类研究或许难以解释宏观政治过程的一般规律,但有助于反映政治生态的细微图景和日常模式,有助于人们理解现实政治运转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借助某一理论范式或策略论进行研究时,一定要充分注意到该范式或策略论的理论预设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局限性,要充分重视原始材料对研究结论提出的任何挑战,以及基于其他范式和策略论而产生的相反观点,而不能满足于自成体系的论证过程的纯洁和完美,更不能为了理论模型的工整和自我证明,而有意忽视、裁截甚至扭曲真实的原始材料。在揭示丰富多彩的政治现实时,应勇于尝试打破不同策略论之间的藩篱,通过穷追尽索式的资料搜集,在研究实践的基础上努力寻求基于不同范式而提出的不同观点之间的联接和贯通。

三、中国政治的前现代特征需要直接引入史学研究

政治文明的现代化在西方国家大都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最早从17世纪开始,直到20世纪中叶才大致完成。中国政治的这一进程,在严格作用上从20世纪初清末新政时方才开始,虽然现代性因素持续增加,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有大幅度跃升,但不能否认至今依然保留有大量传统社会的前现代特征。
如表1所示,可以认为传统政治和现代政治的分野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政治的非化,即政治活动不过是争取利益的过程,任何人都有追求个人利益和所属集团利益的正当权利,冲突和竞争各方没有道德上的高下之分。因此胜利一方不能以任何道德名义制裁或消灭失败一方,而失败一方也不能以任何道德名义质疑对方的获胜。政治过程中的首要准则是相关各方是否遵循业已制定的互动规则,而制定规则所须遵从的首要准则是有没有给相关各方提供同等机会。(2)程序正义,一是规则认同超越结果导向,不得动用违反既定规则和公正精神的手段达到目的,坚持公开政治和文明政治,不得诉诸暴力和阴谋;二是政治关系依靠规则来维系,而排斥亲缘、地缘、业缘、学缘等人际关系因素对政治规则的扭曲或干扰。(3)政治宽容,一是允许多元利益和观念的存在,尽量容纳社会的多样性,不强求“步调一致”;二是尊重他方和对方的合法权利和同等机会,不以己方的有利地位予以剥夺;三是政治冲突和斗争恪守底线,失败者认可胜利者的地位,胜利者允许失败者在规则范围内寻找机会以转变自身地位,尽可能通过妥协达成双方均能接受的政治格局。(4)政治平等,一是赋予每一个人、每一个集团、每一个群体以同等的政治权利和参与机会;二是“命令-服从”关系仅限于政治职权所划定的范围之内;三是因职位所赋予的物质利益不能延伸至规则之外和去职之后(即不允许特权现象存在)。(5)政治自由,一是任何人均有表达自己政治立场和观点的,即使法律出于公共安全的考虑而加以限制,也仅依据其结果而非其动机;二是任何人都有采取不伤害他人合法权利的政治行动的自由。
与上述标准加以对照,显而易见的是,中国政治迄今为止还不能说是完全摆脱了某些前现代特征,比如(1)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幽灵在民间思想界和民众情绪中始终徘徊且相互交织;(2)诸方力量博弈形成的“潜规则”时常凌驾于正式制度乃至法律之上,人情社会的法则不可抗拒,“家族政治”①的现象引人瞩目;(3)对“多元化”本身的认同远不及社会多样性发展的程度,民众对异己立场依然持极端排斥的态度,社会价值观呈现令人忧虑的分离和对立;(4)即使在正式制度的范围内,特权现象和“官本位现象”也依然未能消除,更遑论难以遏制的“权钱交易”和“权权交易”等腐败行为,上下级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依然为人们所耳闻目睹;(5)侵犯政治权利乃至其他基本人身权利的现象,不仅时常见于社会弱势群体,甚至在部分地区还见于政府机关内部。所有这些政治现象,并不仅仅如行政管理和公共政策等学科所研究的那样,单纯是一个改善政府行政过程或完善社会治理模式的理由;而是涉及中国政治深层结构和社会心理文化传统的一些深刻难题。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亟须对此做出解读和分析,并提出富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但源自西方国家特别是20世纪中叶战后美国的一些最新理论,在研究中国政治社会的这些前现代特征时,往往面对着材料处理上的困惑和逻辑上的较大风险。
事实上,政治学领域最为时兴的一些理论基本都产生于西方国家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完成之后,其中部分理论带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如结构功能理论、政治沟通理论、多元理论等;还有部分理论则具有“后现代”特征,如社会资本理论和治理理论等。运用这些理论分析中国政治业已取得的现代化成果,无疑具有相当程度的解释力;但当其面对一些“前现代”因素时,就颇有“雾里看花”甚至“隔靴搔痒”之感。如2011年轰动一时的《中县干部》一书,其最引人争议之处在于呈现了中国所特有的“家族政治”现象。这一现象本是沿袭中国传统而来,但又与现代政治的运作模式相结合,形成一种权利和义务完全不对等的畸形政治形态,经典的政治学理论对此颇难加以解释,故该书只能采用社会学研究策略,以凭借丰富原始材料进行“白论史学方法在中国政治中的特殊作用由优秀论文网站www.7ctime.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描”的方式替代抽象化的理论分析。还有一些政治现象虽然与某一经典理论有暗合之处,但其本质却有极大差异,如借助社会资本理论对中国政治所做的分析。从表面上看中国似乎蕴含着丰富的“社会资本”论文导读:方兴未艾,史学策略不仅不会也不能被丢弃,反而有可能成为造就开拓性研究成果的一把利刃。四、结论史学策略在中国政治研究中的进一步应用具有启迪政治实践和推动学科发展的双重作用。从政治发展的现实要求来看,中国政治转型进程已持续上百年,一方面传统政治的潜在影响挥之不去并在政治实践中顽固地发挥着作用,另一方面
,而且正在现代化浪潮中面对日益流失的境况,但实际上由于中国社会依然普遍存在缺乏规则意识、独立精神和公共道德的现象,中国政治所面对的人际关系根本不同于社会资本理论得以展开的社会场景,“关系”一词在国外的中国研究中亦被直译为“Guanxi”而不是“Relationship”。也许正如马克思“否定之否定”原理所阐释的那样,“否定之否定”在形态上与“肯定”相似,但在本质上已得到升华。“后现代运动”所倡导的一些理念,如对集体的归属感和奉献精神,似乎与前现代社会有相通之处,但“后现代运动”的前提是在理性规则之上形成的集体及其内部关系,而不是在某些不可抗因素(如家族和“单位”)基础上形成的带有人身依附性和等级亲疏色彩的原始集体。再如社会资本理论所倡导的“社会信任”,主要是指基于现代生活方式而结合在一起的人们之间的普遍信任,而不是基于某种共同经历或某项共同特征而建立起来的、带有排外倾向的小团体内部的特殊信任。通过“社会资本”构建起来的“熟人社会”,其目的也在于降低人们之间的协作困难,满足人们对社群的情感寄托,而绝不是以此来规避和挑战人们业已认同的合理规则。因此如果用这一理论分析中国政治的一些深层结构,恐怕就会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更有一些政治现象是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被彻底抛弃的,“后现代运动”亦不加以倡导,如毛时代的党内斗争中带有“权谋”色彩的那些手段和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还停留在原始政治的阶段,根本不能用任何现代政治理论进行分析。
正因为此种情况极其普遍,所以史学策略在政治话题的探讨中的直接应用,在中国政治(特别是近现代时期)的研究中就具有极大优势,甚至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史学策略可以通过材料的微观性、具体性和丰富性,来处理那些前现代政治现象的复杂性、原始性和无序性。事实上,时下西方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理论范式,大多形成于20世纪政治现代化过程已接近完成并步入后现代的时期;而19世纪中期以前的西方政治学也主要是通过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策略来加以研究,由此在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史上留下大量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光辉身影。鉴于中国政治的现代化进程正方兴未艾,史学策略不仅不会也不能被丢弃,反而有可能成为造就开拓性研究成果的一把利刃。四、结论
史学策略在中国政治研究中的进一步应用具有启迪政治实践和推动学科发展的双重作用。
从政治发展的现实要求来看,中国政治转型进程已持续上百年,一方面传统政治的潜在影响挥之不去并在政治实践中顽固地发挥着作用,另一方面现代性论史学方法在中国政治中的特殊作用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7ctime.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因素也在持续增长,这二者之间博弈的深层机理和最终结局究竟如何,是在相互扭结中正形成一种僵固的畸形结构,还是在相互磨合的过程中完成各自升华并创造出一种更理想的政治形态,这都需要借助历史研究法来做一个全景式的回顾和学理性的探求。很多具有深远作用的重大理由,仅仅依靠对政治目前状况就事论事般的描绘和对社会管理政策碎片式的论证,已经无法得到深刻理解和有效解决。
从中国政治研究的学术进展来看,长期以来从西方发达国家大量引入的理论范式和策略论体系,不仅使我们对中国政治有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深入理解,也通过启发人们的政治思维直接推动了中国政治的现代化进程。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中国有高度复杂且迅速变化的政治现实可供探讨,尽管所有人都直观地体验到中国政治的社会文化基础与西方国家迥然不同,但从中国政治研究中却从来没有产生过独特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理论范式。这恐怕首先是由于我们较少对西方理论的前提预设提出质疑,对这些理论与中国政治现实之间的距离也缺乏足够注意。针对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型复杂社会,任何一个理论范式总能找到证明自己成立的足够依据。但理由是,在这些支持性证据之外,是否还有更多证据指向这一理论的反面,甚至是否有些证据看似可以支撑这一理论,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这并不是否认引入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政治的积极作用,如果不借助一些成熟的理论工具,我们或许根本就无法在观察政治过程时形成任何有条理的看法;这里只是在强调,不能满足于用“理论之镜头”去截取现实政治的局部和瞬间,也要避开在理论的长焦距之下“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在这一方面,史学策略强调材料的全面性和微观性、不提出抽象前提假设的一系列原则,对于弥补政治学诸种策略论因强调其自洽性而导致的与现实政治的疏离感来说不无裨益。同时,借助史学策略对中国政治原生态的全面描绘,不仅是把握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性(无论在发展阶段上还是在文化属性上)的必由之路,而且在学术发展史上很可能也将是产生我们自己的政治理论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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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