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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风险社会、现代性与危机

最后更新时间:2024-03-12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5426 浏览:19185
论文导读:理的合理化、科层化,使人日益丧失了自主性。此外,资本主义的扩张还伴随着对弱小民族的征服和掠夺。可见,现代性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某些风险和威胁。只不过,第一阶段的现代化所产生的威胁还不是大众或政治关心的核心理由,由决策产生的风险只是“残留风险”,破坏性不大,并且被视为不可避开的副产品而“合法化”。进入20世纪中
[内容提要]风险社会理论阐明了风险社会和现代性的关系,即,风险社会是现代化发展的产物,体现了现代化的自反性。在诸多风险中,危机是一个突出理由,它涉及个人认同、核心家庭、科技、生命等诸多领域。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来看,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工具理性的统治是风险社会及其危机产生的理由,只有通过发展交往理性和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全球风险的威胁。
[关键词]风险社会 危机 现代性
自从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提出“风险社会”概念以来,风险社会理论受到普遍关注。这种理论认为,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人类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时代,许多风险正威胁着人类的存活和发展。现实生活中许多意想不到的危机也似乎在印证这种理论,比如印尼海啸、疯牛病、“9·11”恐怖袭击、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等等。这些具有世界影响的“突发事件”使人们感到当代社会是一个充满风险和危机的社会。而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全球气候变暖、自然灾害增加,更使人意识到,如果不对风险加以防范,就可能导致全球危机甚至人类毁灭。当然,这并不是说以前的人们就没有注意到风险和危机理由,而是说随着科学技术和全球化的发展,风险理由在当代日益突出。

一、现代性与风险社会

风险社会理论家大多从宏观的历史视野对风险社会进行历史定位。贝克自觉地把风险社会理论和现代性理论联系起来,提出了自反性现代化理论(reflective modernization)。根据贝克的观点,现代化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次现代化是简单的或正统的现代化,它产生了现代社会;第二次现代化是自反性现代化,它产生了世界风险社会。第一次现代化大概从16、17世纪发端于西欧,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最终完成了工业化,建立了资本主义统治的社会。贝克强调,“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是现代性的两个基本维度,所谓现代化,即是资本主义与工业化结合的产物。资本主义的出现先于工业主义的发展,而且由于资本增殖和扩张的需要,为工业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原动力。工业生产和与之相关的持续不断的技术革命,创造了效率更高和更为廉价的生产过程。”第一次现代化极大地转变了世界面貌,不仅使人类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创造了惊人的物质财富,而且导致了政治的化、民族国家空前繁荣强大。但是第一次现代化也带来了许多恶果:随着物质生产的持续扩张,自然成为人任意支配的原料基地,这导致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社会与自然的对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受到资本家的剥削,产生严重的阶级对立,而整个社会趋向于管理的合理化、科层化,使人日益丧失了自主性。此外,资本主义的扩张还伴随着对弱小民族的征服和掠夺。可见,现代性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某些风险和威胁。只不过,第一阶段的现代化所产生的威胁还不是大众或政治关心的核心理由,由决策产生的风险只是“残留风险”,破坏性不大,并且被视为不可避开的副产品而“合法化”。
进入20世纪中叶,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工业社会的运转机制发生了变化,一项决策就可能毁灭地球上的所有生命。这说明人类进入到现代化的第二阶段。这时工业社会的危险才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政治争论的中心。因为风险可能导致的危害极大,而工业社会制度已不能根据自己的标准制约和消解自己产生的威胁。在贝克看来,这是工业社会发展的自反性的结果,由此他提出了自反性现代化概念,“‘自反性现代化’指创造性地(自我)毁灭整整一个时代——工业社会时代——的可能性。在这里毁灭的对象是西方现代化的胜利成果”。贝克特别强调,“自反性现代化”中的“自反”(reflective)不是指“反思”(reflection),而是首先指“自我对抗”(self-confrontation)。现代性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的发展是潜移默化的,但又是不可避开的。一方面,工业社会积累着自身的威胁和影响,另一方面,工业社会的自信使人们忽视了这些风险或将危险抽象化,最终损害现代社会的根基。也就是说,现代化的基础和现代化的后果产生了自我冲突。自反性现代化就是现代工业社会的自我转变,就是现代性的激进化,就是对现代工业社会之前提的自我和自我否定。然而,这种转变不是革命,因为它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危机,相反,是由于资本主义的胜利而发生的自我转向。因此,其动因是内在的。由于削弱现代社会基础的恰恰是进一步的现代化过程,因此这种转变是无意的、非政治的,是“现代化的现代化”。当然,自反性现代化并不排斥反思,因为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和冲突在风险社会中已然成为反思的目标。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人们更加关注如何预防、制约、分配风险等理由。
风险社会带来的风险种类很多,既有生活风险、经济风险、政治风险,也有生态风险、技术风险(如核风险、化学产品风险、生物技术风险、基因工程风险等)。在风险社会理论看来,现代性总是涉及风险,但是,第一阶段现代化的风险和第二阶段现代化的风险有很大区别。吉登斯区分了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外部风险来自外部,是由于传统或自然而导致的风险,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则是不断发展的知识所风险社会、现代性与危机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7ctime.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导致的风险,是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风险。在传统文化和工业社会中,人们主要担心外部风险。而在当代风险社会中,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占据主导地位。这些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并不只涉及自然,也涉及生活的其他领域,如婚姻和家庭制度。
如果说在第一阶段的现代社会中,风险还局限于民族国家之内,那么,在风险社会中,风险则成为全球性的风险,是具有全球性的人类活动所造成的风险。“从总体上考虑,风险社会指的是世界风险社会。就其轴心原则而言,它的挑战是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无法从社会的角度进行界定的现代文明制造的危险。”在第一阶段的现代社会中,风险往往是利益生产的副产品,是可以在工业制度的标准下得到检测和制约的。而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则是不确定的,它们超越了人论文导读:
们的感知范围,甚至超出了人们的常规想象,既无法计算也难以通过公共措施加以防范。这一点特别体现为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是工业社会的制度性危机和全球性危机,而不只是环境理由。这种危机在工业社会概念范围内不会被发现,而只有在风险社会的视野中才能被认识。风险社会、现代性与危机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现代性理由时,除了马克思之外也借助于其他理论资源,特别是马克斯·韦伯的思想。韦伯区分了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活世界日益世俗化,这导致了手段一目的合理性的增长,社会领域日益建立起工具化的秩序,而在价值领域则呈现出分化。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普遍接受了韦伯的合理性的观念,他们更多地用工具理性来表达目的合理性。他们认为,工具理性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先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生活模式和观念,而资本主义为工具理性的发展提供了进一步的动力。他们接受了韦伯关于工具理性和科风险社会、现代性与危机由优秀论文网站www.7ctime.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层化的持续扩张的观点,认为手段一目的合理性在当代成为一种制约形式。但他们不像韦伯那样屈从于这个合理化的世界,并不认为合理化的过程是不可避开的。在他们看来受工具理性支配的铁笼般的社会实际上是盲目的,体现了“合理化的非理性”。他们从人本主义立场来批判工具理性的统治导致的异化,倡导个性的发展和人的全面解放。
风险社会理论也看到很多风险产生于科学技术及其工具理性的统治,造成了如贝克所说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状态。但他们对工具理性的批判缺乏深入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深层理由的分析。实际上,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是人类存活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工具理性的扩张以及带来的负面效应,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密不可分。一方面资本的本性就是追求利润、扩张自身,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理性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从而造成科学技术理性的泛滥。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无政府主义总是和合理化、技术交织在一起。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理性又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不合理和危机。它通过管理体制、科层体制、文化工业体制造成了一个在思想和行为模式上毫无选择余地的单向度社会,使得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具有了合理化的形态。在合理化中风险和危机被忽视,或者使人们产生可以有效地制约它们的幻觉。
风险社会理论家在对风险社会产生理由的认识上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在对风险社会特点的认识上抹杀了阶级性,而为应对风险社会提出的措施则带有改良主义色彩,比如通过建立国际性的制度来防范风险,或者通过环保运动等“亚政治”化解风险。哈贝马斯指出,没有“纯粹的”理论,有三种兴趣支配着人类的知识生产:合目的一技术的认识兴趣支配着经验的分析的科学,如自然科学;交往实践的认识兴趣支配着历史的一解释的科学,如社会科学;解放的兴趣支配着批判社会理论的知识。马克思主义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精神,以全人类的解放为最终目标。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解放兴趣,对于风险社会而言,“关注的焦点是解放的规范维度,而不是风险经历的解释或降低风险的政策”。目前的风险政策之所以出现“合法化危机”,是因为风险是一个社会群体强加给另一个社会群体的,而那些不得不承担风险的人处于弱势的、不利的地位。不同社会群体所经历的风险反映了社会阶级结构,以及权力和社会影响的分配不公。解放就涉及赋予弱势团体以权力,使他们能自主决定能接受的风险水平。另外,工具理性的统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风险分配的不公正、不平等。要摆脱这种统治,一方面要如哈贝马斯所提倡的那样发展交往理性,但更为根本的是转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果没有现实物质基础的转变,那么交往实践理性的理想也会成为一种“乌托邦”,一种“应当”的要求。我们要把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从属于人的交往实践理性,为人的幸福和自我实现服务,就需要转变资本主义制度。只有这样,人类才有“解放的希望”。
(责任编辑
闫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