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朱熹教育哲学思想

论文导读：
摘 要： 朱熹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他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本文从教育价值、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和教育策略四个方面论述他的教育哲学思想，在此基础上，对他的教育哲学思想进行批判吸收。
关键词： 朱熹 教育 哲学
朱熹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兼容佛、道，集宋学之大成，建立了一套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同时，他也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四十多年的教育实践为他教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他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哲学思想是指导他教育实践活动的理论原则，教育思想则是他的哲学思想在教育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明天理，灭人欲”的哲学纲领，决定了朱熹教育思想的消极保守方面;哲学思想中的唯物论、辩证法因素和教育经验，集中反映在他教育思想的精华、特别是教学策略中。时至今日，朱熹的教育哲学思想对我们的影响非常深远，我们要加以批判的吸收。

一、教育价值——变化气质

朱熹对教育价值的论述来源于他的双重人性论，而他的人性论则是对张载、程颢和程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此基础上，朱熹提出了自己的人性论。他指出：“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朱子语类》，卷六○）人性也分为两方面，一是理构成的“天命之性”，二是理与气杂的“气质之性”。他认为，天命之性没有“形影”，要靠气质之性来“安顿”和“挂搭”。天命之性人人都有，故人性皆善。现实的人性为什么会有善恶？这是因为人们禀受的气质有不同。在朱熹看来，气有“清”、“浊”与“偏”、“正”之分。理与不同的气相杂，构成不同的气质之性，形成不同的人性。他说：“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来善底，有生下来便恶底，此是禀气不同。”若禀“清明浑厚之气”，构成善的气质之性，若禀“天地之戾气”，构成恶的气质之性。（同上，卷四）人的气质之性能否变化？朱熹认为可以，其途径是“为学”。他说：“为学首在变化气质”，“以其气质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乱其伦、败其则而不知反，必学以开之。”（同上，卷一四）朱熹认为，古之圣王设学校以教人，目的在“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朱文公文集》，卷一五）这就明确肯定了教育的全部价值在于变化气质。
朱熹从变化气质的哲学高度肯定了教育的价值，他认为教育能转变人的气质之性，将人性中恶的气质加以去除，复归善的本性，这肯定了教育的作用，有其合理之处。但他关于人性的论述及有“生而知之者”的观点则有待商榷;他肯定教育能转变人的自然气质，这似乎夸大了教育的作用，也缺乏科学根据。教育虽然对人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并不能转变人的本性。

二、教育目的——明人伦

朱熹办教育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整顿封建道德，维护封建社会的统治。朱熹说：“熹闻之侯之所以教于是者，莫非明义反本，以遵先王教学之遗意。”（《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这就是说“遵先王之意”和“明义反本”便是教育的根本和目的。“遵先王教学之遗意”，就是由明心修身入手，而推行于“五伦”之间，而使义理休明，风俗醇厚。“明义反本”就是以“明人伦为本”。由于人们不能离开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此五者之关系;也不能离开“亲”、“义”、“别”、“序”、“信”此五者之理。因此，朱熹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圣王之目，作为《白鹿洞书院学规》揭示出来。
明人伦，即明封建道德规范和宗法等级制度，这便是朱熹教育的根本目的。在这个教育目的的指导下，朱熹要培养两种人：一是为本阶级培养有学问的贤君、忠臣和孝子;一是培养守法的农民和士兵。他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由此可见，小学教育对象是所有八至十四岁的子弟，是普及教育，目的是培养顺从的、既会务农又会打仗的劳动者。大学教育的主要对象是贵族子弟，教育目的是培养懂得“治人之道”的贤君和忠臣。然后推己及人，实现治国、平天下的伟业。
在教育目的上，朱熹继承了孟子的思想，只是把明人伦叫做“明义理以修其身”。这里的明义理，就是明仁义礼智之类“天理”，修其身就是按天理要求消灭“人欲”。朱熹把办教育的全部目的定为“明天理，灭人欲”。离开了这个宗旨，就无所谓教育。由此可见，朱熹的教育目的论，是他哲学纲领的最直接、最集中地体现。朱熹虽然提出了明确的教育目的，这为教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纲领性的指导，指明了方向。然而，他的教育却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封建的道德，为封建统治阶级培养所需要的治国之才，忽视了人自身发展的规律和需要，这是我们现在不能完全认同的。

三、教育内容——儒家经典

教育目的决定教育内容。朱熹“明人伦”的教育目的，决定了他的“全是天理”的教育内容。朱熹认为，儒家经典《六经》、《四书》“全是天理”，是最理想的教材。他说：“《六经》是三代以上之书，曾经圣人手，全是天理。”“学者于《庸》、《学》、《论》、《孟》四书，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己，看得透彻，一生受用不尽。”（《学规类编》）《六经》、《四书》都要读，只是《六经》是孔孟之前的先王之道，与理学相去较远;而《四书》则是孔孟之道，更便于阐发理学思想。因此，他以毕生精力编著《四书集注》作为教材。他认为《四书》是一套经书，通过学习可以定下三纲领、八条目的思想规模，打下理学的思想基础，求得古圣人的微妙道心。朱熹把《六经》定为仅次于《四书》的基本教材。除了《四书》、《六经》这些基本教材以外，朱熹主张在教材中还应包括《史记》、《资治通鉴》等史书。朱熹断言：只要把《四书》、《六经》的“句句字字，涵泳切己，看得透彻，”自然达到天理明而人欲灭，这是“一生受用不尽”的。 全文地址：www.7ctime.com/jtjylw/lw44282.html上一论文：探究联通“班班通”：领航教育信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