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如何创造有利于 经济转型政策环境

论文导读：担保、隐性风险的市场化，必定对应着部分低估的信用风险定价回归常态值，即信用利差在短期内大幅扩张的过程，但只有经历这个过程，才能最终实现融资市场对风险的合理定价，进而在不采取行政手段制约的条件下，实现资源的自主有效配置，保证留存利润流向合理的部门。具体到政策层面，信用体系的重构可能意味着利率市场化的进一步
历届以经济改革为主题的三中全会都牵动着市场的神经，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1994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三中全会决策对中国经济的深度影响均是历史之鉴。2013年新政府上台以来，一系列新动作、新态度更强化了市场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猜想。然而经济改革绝非一蹴而就，单次政府会议政策细节的前瞻并无必要，把握当前中国经济的症结以及改革的趋势性方向更具战略作用。
改革和转型意味着什么？
如果将中国看成一家公司，则2001-2007年间中国外贸顺差的扩张，意味着其主营业务的不断扩张以及流的持续改善；而2008-2009年之后发达经济体纷纷去杠杆，使得外贸顺差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减弱，则意味着其原先的盈利模式难以为继。
在这种困境下，2009年的四万亿刺激政策试图从国内基础设施投资寻找突破口。然而，实业部门由于盈利能力下降，自身投资意愿受限，其需求未能适应基础设施投资的超前增长。仍以公司举例，在一个公司蓬勃发展之时，若改善其落后的经营环境，无疑将大幅提升其生产效率；但如果公司自身主营业务处于下滑趋势中，配套设施的进一步改善无法有效地转化为效率的提升，进而带来收入的增厚。在解决中国这个公司“主营业务”的盈利理由之前，“四万亿”只是一种超前投入，短期内反而造成了社会负债率的二次上升。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就此进入死胡同而必定面对着剧烈的出清过程？笔者认为并不尽然。2001-2007年的经济繁荣期为中国带来了快速累积的外汇储备，从各部门看，除地方政府、如何创造有利于 经济转型的政策环境相关论文由www.7ctime.com收集,如需论文.企业部门负债率较高外，政府、居民部门的负债率都处于较低水平，因而整体上看，中国这个公司仍有留存利润，尽管2008年以来有所消耗，但仍有时间和空间进行转型的试错。
那么，改革和转型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中国这个公司，转型意味着在量入为出的前提下，将有限的留存利润合理配置到中长期提升公司竞争力的战略性部门去。这里，合理、中长期竞争力是两个重要的关键词。合理，意味着当引导资金从留存利润中释放出来时，必须将其引导至正确的部门，即能够提升中国这个公司中长期盈利能力的部门。
政府的任务清单
沿着以上的逻辑，笔者认为，政府在中长期政策的制定上有几个需要关注、回答的理由。
第一，如何有效地引导出当前仅存的“余粮”。当前中国的留存利润集中在两个部门—外汇储备、居民部门。前者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仍有足够的缓冲垫，后者意味着土地改革长期看有必定性。从政治角度看，土地改革必定涉及政策的顶层设计与全局统筹规划。而从经济角度看，土地改革的作用在于土地的可流转以及市场化定价将使农村居民获得流动性溢价的增值部分，提升财富感，同时，这也将缓解城镇化进程中城市用地供给不足的理由，降低城市房产的赚钱效应，将资金“挤”向其他资产（如实体产业）的配置。
从这个角度看，未来土地政策改革可能以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为重点。落实到具体的政策上，可以采取政府主导的使用权或经营权换取安置费用和社会保障的途径来整合耕地资源，并为土地流转后的农民提供保障，代表模式如浙江嘉兴的“两分两换”模式；也可以采取建立城乡建设用地直接交易市场的途径来推进建设用地和耕地的空间置换，并创造出开发者的地块选择权，代表模式为重庆的地票交易模式。后一种模式尽管在整合集体建设用地资源方面效率极高，但缺乏对流转过程中农民保障体系的关照，容易引发“以公平换取效率”的理由。
土地改革将引导出中国当前资产负债表仍然健康的居民部门的资金。但这个过程的潜在风险在于，如果企业或居民获得资金之后并不投入实业，而是回流土地市场，将再次使得地产螺旋式上涨。日本上世纪80年代地产市场的最后疯狂与制造业空心化便是惨痛的先例，要解决这个理由则意味着“第二件事”必须同时推进甚至先行。
第二，信用估值体系的重构。无论在去杠杆还是转型的过程中，理论上政府应为战略性部门营造一个宽松的货币环境。然而，当前政府对于流动性的态度仍然相对谨慎，本质上还是由于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债务的刚性滚动需求使其对融资成本高度不敏感，而相反，实体经济的企业盈利能力偏弱使其能负担的融资成本较低。同时，政府对地方政府的“隐性背书”使得高收益投资并没有对应相应的风险溢价。如果这种融资环境延续，则资金从留存利润部门中引导出来后，将带来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再度累积，而无法转化为长期竞争力的提升。
要解决这个理由，必须重新构建信用估值体系，引导信用估值系统的市场化。诚然，融资市场各类隐性担保、隐性风险的市场化，必定对应着部分低估的信用风险定价回归常态值，即信用利差在短期内大幅扩张的过程，但只有经历这个过程，才能最终实现融资市场对风险的合理定价，进而在不采取行政手段制约的条件下，实现资源的自主有效配置，保证留存利润流向合理的部门。
具体到政策层面，信用体系的重构可能意味着利率市场化的进一步推进、金融行业牌照许可放开并鼓励和推动民营资本进入。同时，更具有市场定价性质的金融产品，如广义范围的债权类产品，也可能得到政府支持而大力发展。
再次，政策的“利诱”。产品生产周期理论告诉我们，新产品在引入期面对着生产技术方面的限制，制造成本高、销量有限、波动大，在此过程中，企业往往不能获利反而可能亏损。同样地，在改革和转型的初期，战略性部门还未发展成熟，也同样面对着风险高、回报低、资金吸引力偏低的理由。这意味着政策必须给予某些战略型部门和行业更多的红利。2001-2007年间，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对应着外资引入的爆发期，而这一过程中，从到地方政府引入外资的各类优惠政策作用举足轻重，使得当时中国的发展瓶颈—技术与生产效率的差距迅速突破。尽管随着生产要素禀赋的相对优势发生变化，战略性部门的选择也应发生变化，但政府对战略性部门“利诱”的成功模式仍可以沿用。
事实上，从东亚一些经济体转型的历史经验中，都可以看到减税、资金支持、打破垄断等政策红利的影子。从这个角度看，减税简政、引论文导读：使用权以及所在行业的牌照优势。然而如同资源国的“荷兰病”，优厚的资源使其依赖性强，而忽略了自身竞争力的提升。要破除这一“诅咒”，引入市场和激励机制的国企改革势在必行。国企改革对内可以降低国企低效率的费用支出，将企业资金引导至研发、技术升级等部门，最终提升劳动生产率；对外则是释放牌照红利，降低民营资本准入门槛
入民间资本（国企改革）都是未来的政策趋势。前者意味着政府通过税收政策的改革让利，这实际上从营改增试点起已慢慢展开。未来政府还应继续营改增试点的扩围，同时通过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将部分审批权取消或下放至地方和行业协会。
引入民间资本以及国企改革则能从另一个角度达到“利诱”的效果。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门，国有企业承担着额外的国家政策性任务，也掌握着各类资源的优先使用权以及所在行业的牌照优势。然而如同资源国的“荷兰病”，优厚的资源使其依赖性强，而忽略了自身竞争力的提升。要破除这一“诅咒”，引入市场和激励机制的国企改革势在必行。国企改革对内可以降低国企低效率的费用支出，将企业资金引导至研发、技术升级等部门，最终提升劳动生产率；对外则是释放牌照红利，降低民营资本准入门槛。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将实现从参与者到监督者、受益者的角色转换。
当前，新一届政府已经在上述改革方面进行考虑或者开始付诸实质性的行动。从中长期来看，尽管由于整体负债率偏高，整个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可能会有波折甚至反复，但基于后发优势，辅之以合理的政策环境，我们有理由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可能出台的政策及经济转型的前景保持乐观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