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选择性迁移、创新集聚与经济转型升级
最后更新时间：2024-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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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创新集聚作为技术创新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近年来部分学者将演化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运用到技术创新研究中所取得重要成果。产业在空间上集聚源于两点考虑：一是引发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二是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参与行业标准制定。创新集聚脱胎于产业集聚，产业集聚的研究框架也一并“遗传”给了创新集聚（Poude
【摘 要】文章在概率迁移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无融资约束和存在融资约束两种情况下，转型升级对创新集聚的影响。同时，通过以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动态的空间误差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经济转型升级对创新集聚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1）在全国总体、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的样本中，经济转型升级对创新集聚产生了显著的正向空间影响，但是在西部地区样本中，经济转型升级对创新集聚的空间影响不显著；（2）从弹性值来看，全国总体、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样本的NB逼近估计结果都显示企业规模的弹性值最大；（3）滞后一阶的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在全国总体、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样本中都为正，并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实证检验结果的基础上，得出了一些简要的启迪。
【关键词】转型升级；创新集聚；选择性迁移；NB逼近
1009-4997（2014）02-0081-12
一、引言
关于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经典的经济增长模型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技术创新以外生变量（Solow[1][2][3]）或者内生变量（Lucas[4]（P3-42），Romer[5]（P71-102），Grosan and Helpman[6][7]）的方式参与到经济增长的过程。然而，无论是Solow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还是新增长理论的内生增长模型都仅仅把技术创新看作是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单方向矢量，至于经济增长作用于技术创新的过程则落入视角盲区。始于经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实证研究也多以技术创新为解释变量，以经济增长为被解释变量，实证检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张振刚等[8]（P1-7），罗洎等[9]（P57-61），卢宁等[10]（P3-18），严成樑[11]（P48-60），程开明[12]（P40-46），高雯雯等[13]（P34-36），庄子银[14]（P82-94），郭新力[15]（P34-36），潘雄锋
等[16]（P645-649））以及探索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微观机理（Cooke[17]（P179-191），Jacobs[18]，Nelson and Winter[19]（P62-208），Coe[20]（P859-997），Riveral-Batiz[21]（P531-555），Lichtenberg等[22]（P5688），Hejazi and Safarisan[23]，
Ce[24]（P279-293），Aiken and Harisan[25]（P605-618），Haddad and Harris-an[26]（P51-74），Blomstrom[27]，Borenztein[28]（P115-135））。众多的研究都一致性地忽略了经济增长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这种忽略并非源于经济增长缺乏对技术创新的“反馈机制”，主要理由在于这种“反馈机制”在经典经济增长模型留下的研究范式和逻辑框架中被边缘化。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创新所需的人员投入和经费投入都来自于经济增长的成果。再进一步观察可知，经济增长至少在两方面对技术创新贡献着力量：一是供给创新资源，当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面对危机（例如恶性通货膨胀、经济泡沫破灭）时，创新机构的股票变得一文不值，创新所需的资金断链，于是创新机构濒临破产，创新产出（专利、技术市场成交额）下降，并且很有可能引发抑制经济增长的恶性循环。因此，经济的持续增长，创新资源（资金、人员等）持续供给，技术创新方能持续。二是激发创新活力，经济增长所创造的新的市场需求引致新的技术创新需求，是技术创新的动力源之一。来自观察的事实需要转化为精确和量化的“证据”，本文以经济转型升级为解释变量，以创新集聚为被解释变量，从选择性迁移的过程窥视经济转型升级引发创新集聚的过程，并且实证检验经济转型升级对创新集聚的影响，正是选取“经济增长作用技术创新”这一命题体系的一个截面作为研究对象，以期提供经济增长作用技术创新的“证据”。
创新集聚作为技术创新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近年来部分学者将演化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运用到技术创新研究中所取得重要成果。产业在空间上集聚源于两点考虑：一是引发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二是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参与行业标准制定。创新集聚脱胎于产业集聚，产业集聚的研究框架也一并“遗传”给了创新集聚（Pouder and John[29]（P1192-1225）， Beaudry and Swann[30]（P17-38））。然而创新集聚毕竟不同于产业集聚，产业集聚以传统产业为参与主体，创新集聚以高新技术企业为参与主体，主体性质的差异必定引致集聚理由的差异。技术创新具有外部性，容易形成溢出效应，溢出效应的共享与最大化推动创新企业在空间上集聚（张丽华等[31]（P635-640）），这是理由之一。此外，在专业化分工的背景下，技术创新的各个程序和步骤也面对专业化分工，不同的企业只需负责技术创新的不同分工，由此形成协同创新的局面（Simmie[32]（P789-840）），协同创新给创新在空间上的集聚提供了最佳“借口”。跨国大公司庞大的技术创新部门也需要在特定空间上集聚以实现统筹管理和协作（Amin and Robins[33]（P7-34））。
对创新在空间上形成集聚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因素，主要指创新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另一类是间接因素，例如企业规模、市场化程度、所有制结构、政府支持力度、金融环境、对外开放程度。在卢宁等[10]（P3-18）的定义中，创新资源中的人力资源包括科技活动人员、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R&D人员，物质资源包括科研经费支出、R&D经费支出[10]（P3-18）。创新资源的知识溢出效应创造了高技术企业之间知识和技术共享的需求，在共享需求的推动下创新集聚诞生（Audretsch and Feldman[34]（P630-640）），因此创新资源的差异直接导致创新集聚程度的差异。从规模经济理论延伸，规模较大的企业会产生研发效率的规模经济，企业论文导读：会出现不同企业之间在相同研发项目上的合作，形成协同创新的局面，协同创新唤醒了空间集聚的潜在诉求。如果两者之间是U型关系，规模经济不再适用创新集聚的解释，企业规模与创新集聚的关系需要寻求其他的理论视角。余泳泽等（P60-65）认为出于维护垄断地位的需求，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会不断提高研发效率，也即市场化程度的降低有利于
规模的扩大促使研发效率的改善（Chen，chien[35]（P1083-4346））。然而，企业规模与企业的研发效率是否只存在纯粹的正相关关系呢？Pitt[36]（P297-316）的答案是：两者之间是一种U型关系，中等规模企业的研发效率最小。如果企业规模与研发效率呈现纯粹的正相关关系，那么在规模经济的吸引下，必定会出现不同企业之间在相同研发项目上的合作，形成协同创新的局面，协同创新唤醒了空间集聚的潜在诉求。如果两者之间是U型关系，规模经济不再适用创新集聚的解释，企业规模与创新集聚的关系需要寻求其他的理论视角。余泳泽等[37]（P60-65）认为出于维护垄断地位的需求，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会不断提高研发效率，也即市场化程度的降低有利于推动大企业的创新。代碧波等[38]（P185-191）认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促使市场竞争变得更为激烈，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在市场竞争过程中被充分调动起来，因此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技术创新产生了积极作用。市场的激烈竞争通过不断地淘汰和更新，最终演化成一个合作、共赢的稳态，专业化、程序化成为市场中技术创新的特征，创新集聚是这种特征最合适的载体。冯根福等[39]（P46-51）认为在所有制结构中，国有企业比重越高，行业的研发效率越高。然而刘伟等[40]（P37-45）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国有化比重与区域创新能力是反相关关系，国有化的所有制结构阻碍了创新能力的提高。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显然不会给企业之间的创新合作提供帮助，创新集聚也就无从发生。陈建丽等[41]（P63-74）认为政府的科技支出对于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的改善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有正向作用。陈柳等[42]（P90-101）、叶娇等[43]（P131-138）讨论了FDI的技术外溢效应。
【摘 要】文章在概率迁移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无融资约束和存在融资约束两种情况下，转型升级对创新集聚的影响。同时，通过以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动态的空间误差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经济转型升级对创新集聚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1）在全国总体、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的样本中，经济转型升级对创新集聚产生了显著的正向空间影响，但是在西部地区样本中，经济转型升级对创新集聚的空间影响不显著；（2）从弹性值来看，全国总体、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样本的NB逼近估计结果都显示企业规模的弹性值最大；（3）滞后一阶的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在全国总体、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样本中都为正，并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实证检验结果的基础上，得出了一些简要的启迪。
【关键词】转型升级；创新集聚；选择性迁移；NB逼近
1009-4997（2014）02-0081-12
一、引言
关于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经典的经济增长模型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技术创新以外生变量（Solow[1][2][3]）或者内生变量（Lucas[4]（P3-42），Romer[5]（P71-102），Grosan and Helpman[6][7]）的方式参与到经济增长的过程。然而，无论是Solow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还是新增长理论的内生增长模型都仅仅把技术创新看作是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单方向矢量，至于经济增长作用于技术创新的过程则落入视角盲区。始于经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实证研究也多以技术创新为解释变量，以经济增长为被解释变量，实证检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张振刚等[8]（P1-7），罗洎等[9]（P57-61），卢宁等[10]（P3-18），严成樑[11]（P48-60），程开明[12]（P40-46），高雯雯等[13]（P34-36），庄子银[14]（P82-94），郭新力[15]（P34-36），潘雄锋
等[16]（P645-649））以及探索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微观机理（Cooke[17]（P179-191），Jacobs[18]，Nelson and Winter[19]（P62-208），Coe[20]（P859-997），Riveral-Batiz[21]（P531-555），Lichtenberg等[22]（P5688），Hejazi and Safarisan[23]，
Ce[24]（P279-293），Aiken and Harisan[25]（P605-618），Haddad and Harris-an[26]（P51-74），Blomstrom[27]，Borenztein[28]（P115-135））。众多的研究都一致性地忽略了经济增长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这种忽略并非源于经济增长缺乏对技术创新的“反馈机制”，主要理由在于这种“反馈机制”在经典经济增长模型留下的研究范式和逻辑框架中被边缘化。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创新所需的人员投入和经费投入都来自于经济增长的成果。再进一步观察可知，经济增长至少在两方面对技术创新贡献着力量：一是供给创新资源，当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面对危机（例如恶性通货膨胀、经济泡沫破灭）时，创新机构的股票变得一文不值，创新所需的资金断链，于是创新机构濒临破产，创新产出（专利、技术市场成交额）下降，并且很有可能引发抑制经济增长的恶性循环。因此，经济的持续增长，创新资源（资金、人员等）持续供给，技术创新方能持续。二是激发创新活力，经济增长所创造的新的市场需求引致新的技术创新需求，是技术创新的动力源之一。来自观察的事实需要转化为精确和量化的“证据”，本文以经济转型升级为解释变量，以创新集聚为被解释变量，从选择性迁移的过程窥视经济转型升级引发创新集聚的过程，并且实证检验经济转型升级对创新集聚的影响，正是选取“经济增长作用技术创新”这一命题体系的一个截面作为研究对象，以期提供经济增长作用技术创新的“证据”。
创新集聚作为技术创新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近年来部分学者将演化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运用到技术创新研究中所取得重要成果。产业在空间上集聚源于两点考虑：一是引发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二是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参与行业标准制定。创新集聚脱胎于产业集聚，产业集聚的研究框架也一并“遗传”给了创新集聚（Pouder and John[29]（P1192-1225）， Beaudry and Swann[30]（P17-38））。然而创新集聚毕竟不同于产业集聚，产业集聚以传统产业为参与主体，创新集聚以高新技术企业为参与主体，主体性质的差异必定引致集聚理由的差异。技术创新具有外部性，容易形成溢出效应，溢出效应的共享与最大化推动创新企业在空间上集聚（张丽华等[31]（P635-640）），这是理由之一。此外，在专业化分工的背景下，技术创新的各个程序和步骤也面对专业化分工，不同的企业只需负责技术创新的不同分工，由此形成协同创新的局面（Simmie[32]（P789-840）），协同创新给创新在空间上的集聚提供了最佳“借口”。跨国大公司庞大的技术创新部门也需要在特定空间上集聚以实现统筹管理和协作（Amin and Robins[33]（P7-34））。
对创新在空间上形成集聚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因素，主要指创新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另一类是间接因素，例如企业规模、市场化程度、所有制结构、政府支持力度、金融环境、对外开放程度。在卢宁等[10]（P3-18）的定义中，创新资源中的人力资源包括科技活动人员、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R&D人员，物质资源包括科研经费支出、R&D经费支出[10]（P3-18）。创新资源的知识溢出效应创造了高技术企业之间知识和技术共享的需求，在共享需求的推动下创新集聚诞生（Audretsch and Feldman[34]（P630-640）），因此创新资源的差异直接导致创新集聚程度的差异。从规模经济理论延伸，规模较大的企业会产生研发效率的规模经济，企业论文导读：会出现不同企业之间在相同研发项目上的合作，形成协同创新的局面，协同创新唤醒了空间集聚的潜在诉求。如果两者之间是U型关系，规模经济不再适用创新集聚的解释，企业规模与创新集聚的关系需要寻求其他的理论视角。余泳泽等（P60-65）认为出于维护垄断地位的需求，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会不断提高研发效率，也即市场化程度的降低有利于
规模的扩大促使研发效率的改善（Chen，chien[35]（P1083-4346））。然而，企业规模与企业的研发效率是否只存在纯粹的正相关关系呢？Pitt[36]（P297-316）的答案是：两者之间是一种U型关系，中等规模企业的研发效率最小。如果企业规模与研发效率呈现纯粹的正相关关系，那么在规模经济的吸引下，必定会出现不同企业之间在相同研发项目上的合作，形成协同创新的局面，协同创新唤醒了空间集聚的潜在诉求。如果两者之间是U型关系，规模经济不再适用创新集聚的解释，企业规模与创新集聚的关系需要寻求其他的理论视角。余泳泽等[37]（P60-65）认为出于维护垄断地位的需求，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会不断提高研发效率，也即市场化程度的降低有利于推动大企业的创新。代碧波等[38]（P185-191）认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促使市场竞争变得更为激烈，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在市场竞争过程中被充分调动起来，因此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技术创新产生了积极作用。市场的激烈竞争通过不断地淘汰和更新，最终演化成一个合作、共赢的稳态，专业化、程序化成为市场中技术创新的特征，创新集聚是这种特征最合适的载体。冯根福等[39]（P46-51）认为在所有制结构中，国有企业比重越高，行业的研发效率越高。然而刘伟等[40]（P37-45）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国有化比重与区域创新能力是反相关关系，国有化的所有制结构阻碍了创新能力的提高。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显然不会给企业之间的创新合作提供帮助，创新集聚也就无从发生。陈建丽等[41]（P63-74）认为政府的科技支出对于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的改善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有正向作用。陈柳等[42]（P90-101）、叶娇等[43]（P131-138）讨论了FDI的技术外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