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明清时期外来作物引入对贵州经济发展影响

论文导读：
摘 要：贵州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境内群山环绕，土壤贫瘠，植被覆盖率低，石漠化现象突出，研究明清时期外来作物引入贵州的理由、状况、影响，对贵州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以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从外来作物对贵州农业的发展，人民生活的变化，人口的变动，山区开发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几个方面进行阐述，从多个角明清时期外来作物的引入对贵州经济发展的影响相关范文由写论文的好帮手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度审视外来作物引入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明清；外来作物；贵州；经济；影响
1673-291X（2013）01-0145-03
贵州地处西南一隅，境内群山环绕，人烟稀少。历代政府都对贵州实行了特殊的民族政策，据《史记》记载，汉武帝时就“欲召南夷，朝夜郎”[1]。但由于自身区位因素和恶劣的存活环境，贵州的发展仍然举步维艰。直到明清之际，贵州的发展才出现了质的飞跃。贵州划时代的发展，与明清时期贵州引入外来作物的贡献密不可分。本文的外来作物是指贵州间接从国外引入的作物，包括引入的农作物和经济作物。而文章之所以要选择玉米、番薯作为农作物的代表，是因为其养活了明清时期更多的贵州人口。选择烟叶作为经济作物的代表，是因为现在贵州烟叶的种植仍然比较流行，而且烟叶税仍然是贵州的主要税源之一。

一、明清时期卫所屯田、改土归流对外来作物传入贵州的推动作用

为了抚平元末以来的战争创伤，缓解社会矛盾，巩固新生政权，明政府在明初实施了一些新举措。如组织军、民、商大力开垦荒地；对播州进行改土归流；积极对边疆地区进行经济开发等。政府的这些新举措已深入到了西南腹地，地处西南一隅的贵州自然也成了明朝廷重点开发的对象之一。
洪武四年（1371年），明政府开始在贵州设立卫所屯田。据统计，洪武十五年，在朱元璋所派的30万驻军中，留守贵州的就约有20万人。这些军事移民按照“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2]的原则就地驻扎。随后，朝廷又将屯军家属、罪犯及从江南地区强行征调的大批农民、工匠、商贾调往驻地，形成了民屯和商屯。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有利于贵州的开发。据嘉靖《贵州通志·土田》记载：“贵州布政使司官民屯田通共四十二万八千六百五十九亩七分五厘”，另有旱地“五万一千三百五十六亩”[3]。但客观上也导致了人口的迅速膨胀。明末贵州人口约有70万，而清末贵州人口却达到870余万[4]。贵州人口的陡然膨胀，使得人口增长与粮食的供给矛盾日益突出。而黔地又多山地，原有的本土作物无法承载日益增长的人口。为了存活，贵州各族人民不断开垦深山陡崖荒地，寻找适宜恶劣环境生长的新作物。玉米、番薯等外来新作物由于具有不择土、深山陡崖皆可植的优点，因而得到了贵州人民的青睐。
元代及明初，统治者在贵州实行以土官治土民的政策。在土司的统治下，土司占有绝大多数的生产资料，而土民仅有零星且贫瘠的土地，这种占有“主仆之分，百世不移”[5]。土司的统治，使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严重脱节。明朝中后期，统治者开始在贵州实行改土归流的政策，但范围仅限播州一隅，且效果不佳。史载：“虽有府州县卫之名，各地皆土司管辖。”[6]清代，改土归流政策推行的范围较广且影响深远，特别是雍正年间的“禁贵州流官需索承袭土司陋规”[7]，“云贵总督鄂尔泰在贵州掀起了‘改土归流’、‘开辟苗疆’的大规模军事行动”[8]。明清两朝的改土归流，大大削弱了土司势力，加强了王朝对贵州的有效制约，封建政府也拥有了更为广阔的土地。如水西土司改土归流后，“加上乌撒土府共收回田十万亩” [9]。封建政府制约的这些新土地给外来作物的推广提供了更多的种植场所。

二、明清时期外来作物在贵州推广的实情

玉米又名玉蜀黍、苞谷、御麦等。明代嘉靖年间（1521—1566），原产于美洲新大陆的玉米开始传入中国，但当时玉米在国内的种植面积极其有限。《本草纲目》记载：“玉蜀黍种出西土，种者亦罕”[10]。明代全国玉米的种植面积尚且稀少，而地处西南一隅的贵州，玉米的种植更为罕见。明万历年间（1573—1620）郭子章所撰《黔记》尚不见贵州有玉米的记载，直到清道光二十一年《遵义府志》追叙的明绥阳知县毋扬祖“利民条例”，可知在明代贵州北部山民已经种植玉米[11]。①但此后一直缺乏有关玉米种植的文字记载，而清初爱必达所撰《黔南识略》对玉米的记载颇多。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贵州大约是在明末清初才引种玉米。
清代贵州人口的迅速膨胀，使粮食供需矛盾日益尖锐。为了存活，山农不断拓荒，寻求新的粮食作物。由于玉米具有“生地瓦砾山场皆可植，其嵌石罅尤耐旱……收成至盛，工本轻，为旱种之最”[12]的优点，因而在全省很快普及开来。“据清代贵州地方志记载，贵阳府、广顺州、遵义府、绥阳县、正安州、仁怀县、仁怀直隶厅、思南府、务川县、印江县、兴义府、兴义县、普安州、普安直隶厅、大定府、威宁州、平远州、黔西州、松桃直隶厅、安顺府、安平县、永宁州、独山州、镇远府、玉屏县、黄平州、黎平府等都在清代中叶种植了苞谷。”[9]
番薯，又名红苕、、甘薯等。原产美洲墨西哥，其传入中国的时间大约是明万历（1573—1620）前期。《闽书》记载：“万历中闽人得之（番薯）外国。” [13] 由于番薯对土壤及气候等自然条件的适应性极强，故更宜生长。《致富纪实》记载：“剪藤三寸植之，经宿即活。三日下生新根，上长新苗矣。地无高下皆宜。起三月，尽七月，皆可栽插。”[14] 清代，番薯从福建、广东推广于全国，贵州则在乾隆年间引种番薯，乾隆十七年《开泰县志》载：“出海上，粤西船通古州，带有此种。训导陈（文政）欲兴此也，详悉禀藩宪温，道宪朱，通行贵州一十二府”[15]。番薯在贵州的推广虽然很快，但由于其“藏种之难，一惧湿，一惧冻。入土不冻而湿，不入土不湿而冻”[16]。所以它的发展前景远比玉米要逊色得多。“乾隆时爱必达所作的《黔南识略》明确记载，当时贵州仅两个地方种番薯，一在松桃直隶厅：‘乡民勤俭力田之外，栽桐、茶诸树及种包谷、番薯等物，男女共之。’一在兴义府： ‘高山陡岩，宜种包谷，平地处宜论文导读：私种者问徒，寻令犯者斩。然不久，因边军病寒，无治，遂停是禁。余几时尚不识烟何物，崇祯末，遍处栽种。”崇祯年间（1628—1644），朝廷曾严禁烟叶种植。但因贵州雨水多天气潮湿，禁烟后，地方屯军生病者多，为防止屯军生病，保持屯军的战斗力，贵州地方官上疏朝廷，允许贵州种植和大规模收购烟叶。明清时期的贵州，依然是原始森林茂密、瘴
种’。”[9] 由此可知，乾隆时期番薯在贵州的种植并不广泛。直到道光年间，贵州许多州县才开始大面积种植番薯。思南府“番薯，居人广种以佐饔飧”[17]。天柱县“附城铁山坪一带，土深尤宜番薯栽种”[18]。遵义府“苕有红白两种，山农广种，收多至三四十石”[19] 。兴义府“薯蓣、郡产甚多，俗呼为红烧”[20]。烟叶，明万历年间由吕宋传入中国。姚旅《露书》记载：“烟草，名淡把姑、产吕宋。”[21]其传入贵州大约在崇祯末年，据《遵义府志》所引《蚓庵锁语》记载：“崇祯癸未，下禁烟之令，民间私种者问徒，寻令犯者斩。然不久，因边军病寒，无治，遂停是禁。余几时尚不识烟何物，崇祯末，遍处栽种。”[21] 崇祯年间（1628—1644），朝廷曾严禁烟叶种植。但因贵州雨水多天气潮湿，禁烟后，地方屯军生病者多，为防止屯军生病，保持屯军的战斗力，贵州地方官上疏朝廷，允许贵州种植和大规模收购烟叶。明清时期的贵州，依然是原始森林茂密、瘴气十足的落后地区。为了消困、防避烟障，吸烟已成为贵州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据《苗疆闻见录》记载：“深山大谷郁而为瘴，瘴之扑人如风之过，早间之气多似硫磺，时至午后则有兰麝者，体气壮盛人能耐之，然服姜桂或辣椒、胡椒并烟酒者，亦能不为所困也。”[22] 烟叶这种奇特的功效，使烟叶在贵州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康熙六年黄平府烟叶已“遍地种之”[23]，乾隆以后，贵州烟叶生产已初具规模，出现了一定数量的手工作坊和烟草专卖店。《贵州省志·烟草志》记载：“乾隆年间，贵州开始出现了丝烟的生产。当时，外省商人，发现天柱县‘金山烟叶色泽金黄，质地油润，气味醇香，遂作大宗商品采购出境。’湖南宝庆府（今邵阳）丝烟烟主迁居天柱县，用金山晒烟为原料，开办丝烟作坊生产丝烟。乾隆四十年（1775年），福建人兰尔禄由汀州府迁至石阡县定居后，从事丝烟加工业，店名‘兰义盛’。”[24] 烟叶不仅能消困、避瘴，更是一种高价的经济作物，因而农民争先种植。《遵义府志》载：“大约（烟草）岁终获利过稻麦三倍，民事趋焉，近日河垣、山谷、低峰、高原，树艺遍矣。”[25] 19世纪上半叶，烟叶的种植已遍及黔省大部分地区，东部的松桃、思南，北部的遵义、仁怀，中部的黄平、贵阳、贵定、安顺，西部的平远（今织金县）、大定（今大方县）、毕节，西南部的兴义，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咸丰十年（1860年），贵州政府还把烟叶列入百货厘金中，开始对烟草进行征税。

三、明清时期外来作物引入对贵州经济发展的影响

1.扩大了贵州农作物的种类，丰富了贵州人民的物质生活。明代以前，贵州广大山区粮食作物的种植，以麦、荞、豆类等杂粮为大宗，平坝、河谷地区则主要种植水稻。明清时期，一方面，随着中原移民的大量进入，一些内地先进的农耕技术、灌溉技术得到推广。另一方面，玉米、番薯、烟叶等外来新作物在这一时期也在贵州得到了广泛传播。二者相结合，扩大了贵州农作物的种类，在推动贵州各地经济开发的同时，丰富了贵州人民的物质生活。
2.缓解了人口增长过快的压力。元代以前，贵州地区人口稀少，经济发展缓慢。至元代人口也不过数十万人。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47，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每户平均4.46人，此时顺元路有人明清时期外来作物的引入对贵州经济发展的影响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7ctime.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口约45万，加上周边部分的人口，元时期贵州地区人口约有五六十万。而到了明清之际，贵州人口迅速膨胀起来。明末贵州人口约有70万，比明初增长近1/4。人地矛盾日渐突出，此时玉米的种植，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地之间的矛盾，满足了人们对粮食的基本需求。到了清代，贵州人口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清初贵州人口大约有五六十万，到雍正十年（1732年）贵州人口即突破百万，达到130余万。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达到300多万，到咸丰元年（1851年）达到500多万，到清末贵州人口已达870余万[4]。人地矛盾日益尖锐，耕地严重不足，粮食奇缺。此时玉米的种植较之明代普遍推广，遍及贵州的贵阳、黎平、兴义、威宁、仁怀、绥阳、独山、镇远、普安厅及玉屏、石阡、开州等地。在黔西的普安州，玉米的地位尤为重要，“民间赖此者十之七” [26]。番薯的地位也不可小觑，遵义府，甘薯“俗呼韶，薯声之转，有红白二种。山农广种者，收多至三四十石，即煮以当粮，亦可碎切和米作饭”[26]。
贵州在人地矛盾不突出的时期，农业生产多集中在平坝、河谷地区，且主要种植水稻、小麦等农作物。伴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土地资源得到了充分挖掘，高山陡崖之处都成了人们开垦的对象。更有甚者，为了争夺土地，发生械斗和流血冲突。水稻虽然产量高，但不宜高山种植。因此，适宜高山种植的玉米、番薯等外来高产农作物在明清时期的贵州得到了很好的推广。它们的大量种植为贵州人口的增长提供了粮食保证，养活了更多的人口。
3.推动了山区开发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外来高产新作物的引入对贵州山区的开发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地处贵州西部的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明清以前，粮食作物的种植以麦、荞、豆为主，经济发展也比较滞后。明清之际，伴随卫所屯田、改土归流的实施以及外来高产新作物的引入，世居此地的少数民族开始引种外来作物。外来作物的引入给当地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近些年，威宁地区玉米“常年种植50万亩，产量约占全县粮食产量的50%”[27]。
四、结语
明清时期外来作物的引入为贵州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客观上也衍生了一系列的环境理由，如水土流失、石漠化等。在强大的人口压力下，自清廷中叶后掀起了流民开发山区的。砍伐树木，种植玉米，生态环境遭到了巨大的破坏。森林大面积消失，遗留下荒山秃岭。在没有植被保护下，一遭雨水冲刷，便泥沙俱下，进而产生了严重的水土流失现象。泥沙被雨水冲刷到平厚良田里，使耕地沙化，生产能力下降。有的几乎无土，只有石头和瘠壤，普遍出现了“粪种亦不能多获者”的局面。因此，如何科学合理使用新作物，论文导读：33册.徐家干，著，吴一文，校注.苗疆闻见录.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康熙六年.黄平府志//食货志.贵州省地方志编撰委员.贵州省志·烟草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6-7.道光二十一年.遵义府志·卷十七·物产.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清史资料：第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89：80-293.贵州
推动贵州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值得我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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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吴明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