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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谈文学文化之根与自然之根

最后更新时间:2024-01-03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28379 浏览:131674
论文导读:在着分歧与争议,但在我看来,首先应该高度评估的,是其鲜明的时代色彩与深刻的思想价值。在杭州会议掀起“寻根文学”运动之际,中国社会“文化断根”进程已经持续了近一个世纪。从旧中国的洋务运动、五四运动,到新中国的“思想改造”、“反右斗争”、“厚今薄古”、“文化革命”,中华民族大地上持续不断地在上演着一系列的
鲁枢元,著名文学教育家,本刊顾问。生于1946年,现任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生态批评研究中心主任,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文艺学跨学科研究,在文艺心理学、文学言语学、生态文艺学诸领域有开拓性贡献。1988年被国家人事部遴选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代表作有:《创作心理研究》《文艺心理阐释》《超越语言》《精神守望》《生态文艺学》《生态批评的空间》《心中的旷野》《文学的跨界研究》《陶渊明的幽灵》等。其中《陶渊明的幽灵》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同时该书并于2014年荣获中国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文学有根吗?文学的根在哪里?
1984年年底在西湖边举办的那个为期一周的研讨会上,韩少功等人的发言随后引起一场波及全国的“寻根文学”文学思潮。那次会议我被邀请参加,这里先抄录一段我当年的日记:
(1984年12月12日)晨六时起,乘车赴杭州。车行四小时,与茹志鹃、许子东、宋耀良同座。近午,至杭州,住陆军疗养院十三号楼,楼前修竹数百竿,亭亭玉立。余与上海文联党组副书记、上海作协秘书长徐俊西同住一室。
午后,一行游西湖。先至花港观鱼,后乘船游小瀛洲三潭印月处,途中与陈建功谈及小说创作,谈及风格、语言,谈及宏观、中观、微观,谈及厨川白村,甚投契。与郑万隆谈起苦闷的象征。又与莫言、程德培、张帆(南帆)诸君谈……①
那次会议原定的主题是“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不料,“寻根”却成了会议上的热点与。从记中的记录以及现在的回忆看,我在这场很快成为当代文学史上重大事件的讨论中,并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甚至还有些茫然。一是会上兴风作浪的多是小说家,他们对于文学的“断根”、“失根”状态有着敏锐的直觉;二是“寻根”其实是“寻文化”,当年这些冲锋陷阵的小说家可都是些有文化的人,像韩少功、郑万隆、陈建功、李杭育都是后在大学结结实实读了四年书的高材生,钟阿城没有大学学历却出生于文化名门,自幼已经饱读经史。而我,作为一个老大不小“青年评论家”,由于的缘故,大学只读了一年半,只能算一个高中生,实在就没有多少文化。“文化”的概念在我的脑子里还是一盆浆糊。
会后,杭州会议上的这些“寻根者”便把他们在会上的言论整理发表,其中有代表性的是韩少功的《文学的“根”》、郑万隆的《我的根》、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
作为这场思潮的第一发动者,韩少功在他的《文学的“根”》中开篇第一句话就是:“绚丽的楚文化流到哪里去了?”急迫地表露出他对当代文学失根状态的关切。“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②这句话后来便成了寻根派文学的一面迎风招展的大纛。
以我的理解,“寻根文学”是以文学创作探寻文学以及中国社会生活中已经久久失去的“文化之根”。
具体到不同的作家,探寻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韩少功看重的是颇具“人类学”、“人文地理学”色彩的“地域传统文化”,如他在文章中开列的“湘楚文化”、“南粤文化”、“吴越文化”、“北疆文化”、“商洛文化”等;钟阿城钟情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精神文化,诸如“周易”、“诗经”、“道家”、“儒家”、“佛学”、“禅宗”等;郑万隆偏爱的可以说是植根于荒原与幽谷中的“原始文化”,具体说来是那些尚且游离于文明社会之外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如“鄂伦春族文化”、“赫哲族文化”、“达斡尔族文化”等。正如韩少功文章中指出的,一批青年作家已经开始从这些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青年作者们开始投出眼光,重新审视脚下的国土,回顾民族的昨天,有了新的文学觉悟”,“他们都在寻根,都开始找到了根”。他把这种寻根文学倾向视为“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③
文学界对于“寻根文学”始终存在着分歧与争议,但在我看来,首先应该高度评估的,是其鲜明的时代色彩与深刻的思想价值。
在杭州会议掀起“寻根文学”运动之际,中国社会“文化断根”进程已经持续了近一个世纪。从旧中国的洋务运动、五四运动,到新中国的“思想改造”、“反右斗争”、“厚今薄古”、“文化革命”,中华民族大地上持续不断地在上演着一系列的“拔根”运动。知识界、思想界在强大政治意识形态支配下,把自己的传统文化视为落后文化,务必扫荡一空;将自己的民族之根贴上“劣根”的标签,务必铲除净尽。认定只有让“美式文化”或“苏式文化”在自己的国土上生根发芽,才是国运昌盛的唯一正途。于是便酿成了民族的无根状态。
一个无根的民族是没有生机的,一个无根的国民是没有灵魂的。
对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漂泊于国家沦陷、民族危亡之际的法国思想家西蒙娜·薇依有着切肤之痛。这位仅仅活了三十四岁的杰出的女思想家在她去世前写下的最后一本书《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1943)中指出:“扎根(enracinement)也许是人类灵魂最重要也是最为人所忽视的一项需求。”“拔根状态便是种致命的疾病。”④关于“拔根”给一个民族造成的伤害,薇依说:
拔根状态是各种人类社会之疾病中最危险的一种,因为它会自我增殖。真正被拔根的人只有两种表现:或者他们落入一种灵魂的惰性状态中,几乎无异于死亡,就像罗马帝国时期大部分奴隶那样;或者他们总是倾向于投身于——常常采用最具暴戾的方式——那些不是尚未被拔根的,就是已经被部分拔根的人的拔根的活动中。⑤
薇依在她的书中结合世界上诸多民族的历史分析了造成“拔根”恶果的理由,一是异族的武力入侵与蛮横统治;二是金钱诱惑下的经济支配力量的诱导。她讲到法国、巴勒斯坦、德国、日本以及印度支那的情景。当讲到中国时,她用了这样一个句子加以表述:“中国则神秘莫测”。那时节的中国,固然也存在“异族入侵”与“金钱诱惑”,但“拔根”的病象更多则是以“思想革命”的方式呈现的,那是一场持续展开的“自我拔根”运动,这令薇依迷惑不解。 全文地址:www.7ctime.com/jdwxlw/lw50868.html上一论文:试论如何培养西藏农牧区学生的汉语文学习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