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原乡》文学书写：台湾老兵之殇

论文导读：
央视一套热播《原乡》重拾那些曾被人们忘却的历史记忆。张国立扮演男主人公洪根生，他善良、胆小、幽默、乐于助人，但他的心中却有解不开的心结——思念江西婺源老家、怀念结发之妻。陈宝国饰演的“警总”长官路长功，可谓传神写貌、入木三分。前半段，路长功以“冷面”示人，屡次横加阻挠渴望“回家”的老兵。但随着故事深入和历史演义，路长功内心深处对母亲的眷恋和对家乡的往事的怀念，终于冲溃他力求自保的心理防线和政治底线，内心的天平渐渐地偏向归乡情切的社会底层老兵。陈宝国外冷内热的表演，呈现出了路长功这个人物精神世界的复杂性[1]。陈宝国（饰路长功）、张国立（饰洪根生）、奚美娟（饰茶嫂）、马少骅（饰杜守正）、宋晓英（饰余夫人）等演员别出心裁地将民族历史和小人物的命运融合到一起。饱满的人物，曲折的情节，富有生活感的细节，让观众找到了那个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我”。

一、“原乡”的文学本意

“原乡”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绵延不绝、历久弥新的形象。20世纪华文文学中“原乡”形象的构建包含着作家努力追溯传统、重估历史、发掘自我、重建存活环境的内涵。“原乡”形象融入了中华民族在20世纪历史进程中最基本的生命体验，包含了不同时期不同作家的立体视域，从而构成20世纪华文文学史在形象层面上的一种基本框架[2]。王鼎钧先生以他游历七个国家，看五种文化、三种制度（封建制度、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丰富人生阅历和厚重中西文化积淀，同时以自己“返身观照”的职业性敏感，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回忆录四部曲：《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王鼎钧先生以个体经历与时代纠葛为基础，从细部演说历史巨变，书写20世纪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并融入对宗教的体悟和研究，构筑了独树一帜的“原乡”散文形象，体现了具有现代文化特征、交叉融汇、别具一格的家园情怀[3]。“原乡”形象分为四种：第一，现实苦难、人性沉沦中力图在内心深处保留一方人类童年的净土；第二，与第一类形象完全相反，带有沉闷、荒凉，乃至荒诞色彩；第三，在叙述者几度离开母土的飘泊中，在写实和想象的交织呈现中构建“原乡”形象；第四，精神语言的“原乡”——“原乡”已成为一种象征或精神上的寄《原乡》的文学书写：台湾老兵之殇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7ctime.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托[4]。当代文学中的“精神原乡”能够使被工业文明玷污的心灵重回温馨与快乐的精神栖居地，从而显现反抗现代性的审美特征。这种对现代性的反抗，既是要挣脱工业文明的束缚而融入“精神天地”，回归到人性的本我和原生态；同时实现对抗强势文化的同化能力和追求文化的多样性两者之间的生态平衡，实现共生态的文化和谐。因此，文学中“精神原乡”意象便具有了文化生态的价值和作用。从生态综合精神和生态价值观念来考察文学中的自然、童年回忆、民歌民俗等“精神原乡”意象，便可发现其自然神态、精神生态、文化生态的意味和实际价值[5]。

二、从《原乡》中辨析“台湾文学”范畴

(一)老兵文学

台湾中山大学余光中教授在1960年代底写的《乡愁》：“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成了众多老兵最好的文化伙伴。他们常常望着大陆，但可望不可及让他们只能一遍又一遍地看着这首诗，将它烂熟于心。除此之外，1960 年代白先勇《台北人》中的《国葬》、《那片血一样的杜鹃花》、《岁除》等篇章和陈映真的《将军族》中都出现了“老兵形象”。
到了1987年以后，由于台湾经济的发展，政治“解严”，文学开始走向多元化，更多的老兵文学开始出现，但是，“老兵形象”却一直没有被系统的研究，台湾文学史对于老兵文学的描述也只是点到为止。谢昕妤（2012）通过梳理辨析台湾当代文学中老兵形象，初步爬梳出“守望与失望”、“迷失与救赎”、“归来与流浪”的文学线索和发展变化历程。因此需要深入探讨“老兵”，这一即将远离大众视线的历史人物及其形象所蕴籍的审美作用和创作主体的终极关怀，发掘“老兵形象”背后所蕴含的文学作用[6]。乡愁成为老兵文学特有的内涵：乡愁是美学，不是经济学。乡愁是故乡母亲坟头的一剖黄土！故乡又是什么？故乡是祖先流浪的最后一站。故乡是一个人童年的摇篮，壮年的扑满，晚年的古玩。

(二)金门文学

从意识形态和研究范畴看，金门文学无疑属于台湾文学的范畴。一部分台湾人过分地强调“本土台湾”意识，以强调“本土”意识为名，行“去中国化”之实。陈茗（2006）将金门县政府和作家所倡导的“原乡”文学，与台湾某些人所提倡的“本土文学”从本质上加以区别[7]。

(三)眷村文学

不了解“眷村”，就很难了解台湾的昨天与今天。台湾眷村是离乱历史的产物。据1982年统计台湾有879个眷村，98535户。眷村是台湾第一代退役老兵在异乡的身体和心灵安放处。今天我们反思眷村文学，追逐台湾自由行的时尚男女无法理解“父辈”在眷村刻凿的那个特殊年代，他们与“父辈”发生文化的断裂。居住在眷村中的台湾老兵，40年的背井离乡，异乡惆怅、他乡漂泊，怀揣的乡愁渐渐凋零。国共内战背后的人伦悲剧，又岂能以“乡愁”二字可带过？随着台湾社会的变迁，眷村正在日益进入凋敝期，拆迁的拆迁，改造的改造。青壮年在外谋生，只留下一些老人独守着空屋，眷恋着台海两岸的家。在以前台湾旧上有籍贯一栏，填上一个遥远的大陆地名，他们一生不知道是否会有亲自踏上父母亲故乡的那一天。从会说话开始，大陆老家的地址就成为眷村子弟必背的功课，孩子们谁也不知道，背这些地址到底有没有用。但逢年过节时，眷村遥祭大陆列祖列宗的固定仪式却不能免[8]。人性的美好往往就在于无论政治、战争造成何等的隔阂，它都可以持续的散发光芒。正是由于眷村独特的文化背景，眷村人怀着恐惧与渴望的心情在台湾这片土地上孕育着新生，乡愁就是他们顽强的生命力，滞留几十年的想念让他们在这论文导读：
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诞生了邓丽君（屏东县军用机场附近的眷村）、林青霞（嘉义大林社团眷村）、林凤娇（台北郊区的眷村）、张艾嘉、王明珂、龙应台（现任台湾“部长”，著名作家）、王伟忠（台湾时下最火的综艺节目“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康熙来了”“大学生了没”等的金牌制作人，被誉为“综艺教父”）等台湾文化人，影响着整个台湾的文化。对这些出生于台湾眷村的第二代而言，眷村生活成为兼具中华传统文化持有者和亚细亚孤儿双重情绪的精神原地。

(四)“无根一代”文学

在1950-1970年代的“无根一代”作家的小说创作中，於梨华、白先勇、陈若曦、聂华荃分别代表了三个时段的不同原乡模式。他们在1970年代中后期大多成为“回归派”，他们回到大陆后，仍不能转变他们曾经在异乡受到“他者”文化的处境。这个群体具有不彻底的边缘精神，他们身处边缘却又向往中心。“无根一代”作家在从事域外写作时，其边缘性文化特征体现在语言环境的边缘性、创作活动的边缘性与母语文学关系的边缘性三个方面。这种边缘精神主要源自于他们盲目地响应集体主义精神（民族主义）召唤[9]。

(五)本土族群文学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台湾少数民族乐天知命、敬山畏海，他们在山海大地自足自乐地生活，以口耳言说的方式“书写”着自我历史，创造着深具民族文化底蕴和形态的文学与艺术。随着十五世纪以来地理大发现，荷、西殖民者觊觎台湾丰富的资源，用坚船利炮打开台湾的大门使之成为世界殖民地和国际贸易的一部分。随着明清以来闽粤汉族移民的不断涌入，台湾本土族群与汉族移民融合发展并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台湾本土族群虽然有着悠久的本土历史和灿烂的本土文明，但台湾独特的地形地貌、风景风情，以及原始狩猎时代的民风民俗、生产生活方式，相较于生活在农业文明的汉族移民和近代工业文明的西方殖民者，无疑显得“蛮荒而落后”。台湾“异域”文化不仅为来台的汉族移民和西方殖民者提供了全新文化体验，同时也为他们“凝视”台湾本土族群的平台和文学构筑想象空间。外来他者凭借技术、武力和文字等力量逐渐掌握这片土地的权力。在荷兰殖民者的商务性文书、日本侵略者的人类学报告中、来台汉族仕人的文学世界里被动地书写了台湾本土民族的历史和“图像”[10]。
三、述评

(一)大历史下的个人悲剧

我们30年高歌猛进的成功，说到底是一种脆弱的器物层面的成功。风雨如晦的今天，请想想海峡对岸那些魂魄无家的老兵，那些看上去曾经失去灵魂又无器物，却依然能够改天换地的老兵。他们也是另外一种层面的无名英雄。从“去台老兵”特殊文学书写的《原乡》中可以看出，直接与老兵相关的是老兵文学、金门文学、眷村文学、“无根一代”文学《原乡》的文学书写：台湾老兵之殇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间接与老兵相关的是台湾本土族群文学。老兵作为一群去台的特殊人群，在台湾的政治格局中划下特有时空轨迹。他本来自大陆，本不属于台湾，但是最后终老台湾，与大陆阴阳两隔，成为一个台湾文学史书写的“他者”，最终因为个人牺牲与历史悲情而为世界华人文学所铭记，成为一个历史定格的“我者”。《原乡》背景在于两岸政治理由遗留，是大历史下的个人悲剧。现今的台湾理由是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与新中国之间的战争遗留理由，归根结底属于中国的内政，应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他国无权干涉。事实上，美日因素是解决台湾理由的主要障碍：①美国为了实现其全球战略意图和遏制新中国的发展，在国民党败退台湾之际出兵台湾海峡，干预两岸统一：“以台制华”，通过分裂台湾以牵制大陆统一强大，通过制约台湾实现对大陆的军事包围，维护美国全球霸权；②日本国土狭小，大量物资和商品需要进口，大量产品需要出口，而台湾海峡是日本进出口的必经之路，日本不愿接受海峡两岸统一后，日本的海上交通要道要受制于中国。同时日本在台湾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特殊的“殖民情结”（日本曾占据台湾50年），因此极力插手台湾事务，一再干预两岸统一[11]。两岸关系定位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一些是主导因素，一些是牵制因素：台湾岛内主流民意对台湾当局两岸关系定位有一定影响，大陆对台政策作用，美国因素影响作用是主导因素还是牵制因素无法判断。在一定的条件湾领导人政治思想意识、所属的政党党纲路线、相关的大陆政策三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性，甚至冲突，台湾当局的两岸关系定位是这三者所共同决定的，但从根本上受领导人政治思想意识形态所决定，并通过政策面上的策略来逐步实现[12]。

(二)《原乡》折射台湾“二元体制”

《原乡》中国民党政府（警总）与本省议员（山猪的父亲）之间的冲突，政府与黑社会之间的冲突，反映了台湾政党政治内部、外部的“二元体制”。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从岛内因素看，1949年去台的外省人大多数都是政治军事社会精英阶层，正是这些精英阶层才使得国民党在台湾本土站住脚跟。 在“二元体制”主导下，台湾社会经济政治转型与过渡到工商资本主义社会，为中产阶级的诞生、成长、壮大提供了发展契机，同时也为异化、转变和摧毁“二元体制”提供了阶级力量；1970年代以来，以“中智阶层”为代表的国民党外势力积极开展“党外”运动，要求威权体制退出政治舞台，代之以西方式的宪政体制。总之，诸种因素叠加，使得台湾“二元体制”难以维系，最终被打碎。并且，“二元体制”自身存在不可调合的矛盾性，必定导致威权体制走向自己反面，直至解体。第二，从岛外因素看，美国从其国家利益的需要出发，通过在国民党内扶植技术官僚，培植、庇护台湾反对势力，插手台湾事务，在台湾政党政治源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3]。第三，地方派系的存在在于争夺基层的政治经济资源并分配其利益，为了派系的延续和永久利益，地方派系必须不断参加各层级的选举并获取胜利。政党与派系的最大共同点即在以选举为媒介，借由选举的胜选而拥有政权，进而扩展势力[14]。六十多年来，台湾的舆论议题演变与政治文化变迁呈现阶段性特征，主要表现在：台湾的舆论议题在内容上从禁忌到开放再到放纵，在结构上从一元到多元再到二元对立，在主体上从单论文导读：
极到多极再到两极分化，在代表性形式上从社论到政治广告再到电视谈话节目，发生剧烈变化；台湾的政治文化从“威权主义+民族主义”的政治文化经由“化、自由化、本土化”的转型发展到“民粹主义+族群主义”的“群粹主义的政治文化”；台湾舆论与政治文化的互动媒介也从“媒体政治化”向“政治媒体化”转变并朝着“媒体即政治”方向发展。台湾的舆论议题演变与政治文化变迁主要表现在：台湾舆论议题与台湾政治文化的变迁虽大致合拍却并不完全同步，议题的转变先于政治文化的转型。而作为台湾政治文化三大符号的三大舆论议题，其演变过程虽然方向相同、阶段类似，但其起点、转折点及期却不尽相同、各有错落，显示出台湾政治文化符号演变过程的复杂性[15]。正是基于这种变化，以老兵为题材的文学才走出政治禁忌，回归文学，书写人性本身。

(三)《原乡》必将成为影视经典

成功的电视剧作品关键要在“一剧之本”上下足功夫，《原乡》坚守“内容至上”的基本原则，在剧本阶段精心打磨，这是它打动人心的内在力量。对类似两岸政治关系这样的敏感话题，不能因其关乎政治就无所作为，关键看怎么去表现。成功的创作重在创新，不论在题材选择上还是导演叙述及演员表现上，艺术创作的视野都应该更广阔些，回归到人本身，走出动辄跟风、同类题材重复扎堆的圈子，只要善于发现，一定会有所作为[16]。《原乡》40%以上的外景拍摄在婺源完成，并有百余位当地村民参与充当群众演员。剧中反复出现的“婺源菜糊”， 粉蒸肉、粉蒸鱼、糊豆腐等特色菜肴，原汁原味，土味鲜美。必将在台湾掀起一股婺源旅游回乡热。张国立从主演《铁齿铜牙纪晓岚》开始，演出了一系列经典，《原乡》这部戏调动了海峡两岸三地（大陆台湾香港）中国人敏感神经，势必成为另外一种记录民族苦难的影视经典，也塑造了一系列经典人物乃至经典配角。例如《原乡》中的马丽（卢茜饰演）不像1980年年代的女性人，更不像是老兵的后裔，动作神态比较夸张，但是导演特意安排这个用来插科打诨的喜剧角色，相当大程度上缓解剧中沉重的悲剧氛围，笔者判断马丽会成为1980年代香港女性的另类经典。以前大陆以国共战争为主题的影视作品，国民党军的将军肯定是脸谱化的“坏人”角色，对待手下以官僚主义为主，飞扬跋扈。但是《原乡》中岳知春将军知书达理，对待手下无比亲和，急公好义，喜欢打抱不平，他成为政治漩涡中正义的化身。岳知春把老兵带到台湾，因为承诺和感情，或许有一种赎罪的心情，他要为这群老兵负责。即使在剧中充当“坏人”角色的路长功也有情有义，最后被感化，加入到回乡的行列。这种视角转变是惊人的。以后的影视作品不要以政治标签来给一个人下定论，而是以“理解之同情”眼光，以他的人品和时代处境来演绎适当的角色。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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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北京对外文化交流与世界文化研究基地项目（BWSK201304）、北京市属高等学校人才强教深化计划中青年骨干人才资助项目（PHR201108319）、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项目（2013D005019000005）、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JGB117）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