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述日本社会公共性建设镜鉴
最后更新时间：2024-02-12
作者：用户投稿
本站原创
点赞:5158
浏览:17412
本站原创
点赞:5158
浏览:17412
论文导读：
日本社会意识历经忠诚于天皇制、忠诚于企业和向个人化发展等阶段。从日本历史传统看，国家主导的“行政的公共性”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而从作为文化的社会意识看，日本人传统的以协作团体主义为实质的“集团主义”存在于社会深层，助推了公共意识的产生。
关于公共性的讨论在日本兴起是20世纪60年代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以后，公共性理由由此成为日本社会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研究公共性理由的理论作用在于重新审视社会运转基本规则的变化。①从日本历史传统看，公共性是由“”承担的，也就是说由国家的行政管理构成了公共性的核心②，政府在事实上垄断了公共性，这种公共性被称为“行政的公共性”。进入60年代以后，随着市民活动的发展，独立于“行政公共性”之外的“市民的公共性”逐渐引起社会关注。
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认为，与国家、政府支配的“行政的公共性”不同，“市民的公共性”是由作为独立个体的市民为了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而与其他市民共同合作创造的崭新的生活世界。③日本政府出版的《生活白皮书》也指出：“我们要创造新的公共性，它不同于国家、地方公共团体等组织的形式单一的公共性，而是对福利、城市建设等特定理由感兴趣的人们通过自发组织活动创建的、具有多元化特征的公共性。新的公共性应以市民的自发活动为主体。”④从“行政的公共性”向“市民的公共性”转型，日本社会公共性的内涵发生了质变。
公民活动的兴起与发展
从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稳定增长，日本走过了政府主导、以政策手段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道路。由于企业把生产作为第一要务，没有顾及环境保护，引发了严重的产业公害，主要包括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噪音污染、震动、地面下沉及恶臭等七大公害，对当地居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了严重侵害。20世纪50～70年代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先后发生了四次震惊世界的公害：熊本水俣病（1956年）、新潟水俣病（1964年）、三重县四日市哮喘病（1960～1970年）和富山县神通川流域疼痛病（1955～1972年），前两次为有机水银排放所致，后两次则为硫化物与镉排放。公害理由主要发生在工业领域，企业是主要的加害者。面对严重的公害理由，市民自发组织了“反公害运动”、“反环境破坏运动”，批判企业的行为及政府的不作为，保卫自己的生活空间。受害者团体纷纷把排污企业告上法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四大公害诉讼”。以四大公害诉讼为起点，日本全国发生了大量公害纠纷，仅1972年就发生了87764起。这一时期的公民活动是一种对抗的、利益诉求型的活动，唤醒了满足安逸生活的社区居民保卫生活家园的公民意识，虽然这一时期日本的公民活动还没有形成影响持久的公民组织。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开始进入低速增长时期，地方政府希望发挥市民的聪明才智为地方经济走出低谷献计献策，缓解政府财政负担，积极倡导市民更多地参与到行政活动中。市民积极回应地方政府的倡议，参与振兴地方经济的活动。最为著名的事例是大分县知事平松守彦提出了“一村一品”，号召居民发掘、创造可以成为本地区标志性的、可以使当地居民为之骄傲的产品或产业项目，振兴地方经济。“一村一品”活动此后在日本全国顺利推开，这与广大市民对活动的认同和积极参与密不可分。这一时期市民活动以“参与·创造型”为主，与行政的关系体现为市民参与地方行政管理。保护环境仍是这一时期公民活动的重点之一，日本各地产生了不少以消除生活环境破坏为目的的市民团体，与70年代的对抗、利益诉求型活动相比，这一时期的环保活动更加理性，市民直接参与保护环境的活动，提出解决办法。随着保护生活环境、节约资源、循环再利用、普及环境友好的生活方式等活动的开展，市民的环保意识有了长足进步，城市生活环境得到显著改观。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因泡沫经济破灭而进入长达十年之久的经济低迷时期。随着居民参与的振兴地方经济活动的深入发展，市民参与地方行政活动的程度不断加深，市民组织进一步要求地方行政活动信息公开、透明。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开始推行地方自治改革，倡导地方行政的运营应由地方自治体、市民、企业共同推进，地方行政管理模式开始向市民行政联动型转变。地方政府委托市民团体运作的养老服务、绿色消费、社会福利等活动逐渐增加。另一方面，以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为目的的市民团体组织的各类志愿者活动开始活跃起来，市民在公益性较高的公共服务供给上不再过度依靠政府，开始尝试以自身力量谋求解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由于政府救灾行动迟缓，各地民众和非政府组织纷纷行动参与救援和灾后重建。整个救灾活动有来自日本各地的130多万名志愿者参与救援，高峰时期每天有超过2万名的志愿者在灾区开展各种形式的救援活动。震灾催生了大量新的志愿组织，新老志愿组织一道参与救援。“神户加油村”是震后第三天由聚集在一个公园里的志愿者们自发结成的组织，最初三个月里他们在各个公园架锅造饭，最多时一天为避难居民提供多达7000份的便当；成立了“假牙救护队”、“婴儿救护队”和“温心草甸队”，针对不同需要开展个性化活动，截至1995年12月，参加该组织的志愿者达到1万人次。⑤灾区社会需求多元，志愿者组织的活动也各具特色，人们不再只依赖政府，而是努力寻求自救之路，志愿者建立了组织网络，保持密切交流，自律发展。
阪神大地震的救援活动和灾后的重建活动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启迪，那就是与政府和自卫队相比，来自全国各地、有丰富救援经验的救灾志愿组织的力量更加可靠。救灾对市民活动起到了刺激、鼓舞和推动作用，市民团体的一系列活动极大激发了市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和责任感，1995年作为“志愿者元年”而被载入史册。和地方政府也逐渐认识到市民的力量，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的支持志愿者活动的政策。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1998年12月实施的《特定非营利活动推动法》。在该法律出台以前，日本法律体系中没有一个能够赋予志愿组织、市民组织法日本社会公共性建设镜鉴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人资格的法律，虽然论文导读：础和前提，日本人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也体现了其对集体的高度认同。明治维新后日本深受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公民意识逐渐觉醒，公民教育既提倡西方文化中的个性和的思想，又提倡儒家集体主义的价值理念，强调个体在集体中的价值。二是注重道德教育。日本将公民教育的重要目标定位为公民道德人格的完善和发展，道德教
在日本社会自发的市民活动并不违反法律，但是由于没有法人资格，无法以组织身份签署任何合同，租借办公场所、管理组织基金与行政对话均受到了限制，而且难以得到社会的普遍信任。《特定非营利活动推动法》的制定为非营利组织活动的开展创造了宽松、积极的环境，降低了公民社团注册准入门槛，缩短了审批手续，减少了来自政府的限制，加大政务信息公开力度，该法案被认为是日本政府向社会开放更多活动空间的重要标志。⑥日本社会公共性建设镜鉴相关论文由www.7ctime.com收集,如需论文.在一般作用上，集团主义是一个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概念，即在处理某一个理由时，其行动原理是优先集体还是优先个人。然而，日本学者滨口惠俊指出日本的集团主义中个人与集体并非一组二元对立的概念，二者并不矛盾，个人与集体之间的互利共生、成员之间的协调发展是日本集团主义的核心概念。集团主义反映在日本人行动中的表现是更多地考虑组织的期待，为了维持组织的正常运转往往放弃自己的意见，主动投入到组织的怀抱之中。对于日本人为什么如此重视与所属集团的调和，滨口惠俊认为日本人的意识结构中集体的自律性比个人自律性更为强烈，只有自己所属的集团在更大范围的社会体系中得以发展， 个人利益才能够得到满足⑩，两者的利益是不可分割的，集体与个人同等重要。集体对个人有巨大的吸引力，企业的发展使其成员得到了自豪感，成员的归属感和自尊心来自企业，它使其成员感到自己的利益与企业的未来息息相关。
在日本集团主义文化下，个人往往寻求集体的支持来保证其个人利益的实现，他们积极参与社区公共性建设，希望寻求集体的力量来保证个人在社区生活中的利益。可以说日本的集团主义文化是推动日本社会公共性建设的文化根源。
社区公共领域的条件建设
社区公共领域的硬件建设。当代关于公共领域的思想主要得益于哈贝马斯。他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的范畴。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其它共同关心的理由作出评判。自由、理性、批判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公民开展社区活动需要公共领域，例如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对公共政策进行批判，在市民社会形成初期餐馆、咖啡厅等经常作为活动场所使用。但是随着市民活动深入发展，不断走向成熟，越来越多的市民走出家庭希望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公共政策，对公共活动的空间需求也越来越强烈。在日本的社区里一般建有区民馆、集会所，这类场所满足了市民对公共活动空间的需求，其主要功能是给社区居民提供交流、学习、娱乐、休闲的场所和设施。设施内一般设有会议室、学习室、茶室等，社区居民可以在这里开会研究社区公共事务，还可以开展各种学习活动，如茶道、花道、剑道等日本传统艺术。比区民馆、集会所规模大一些的是文化中心，一般每个区都会有几个区民文化中心，设有会议室、教室、大舞台，社区居民除了在文化中心集会、学习外，社区居民组织的文艺团体可以在文化中心排练和演出。
区民馆、文化中心等社区居民公共活动场所的建造费用由政府专项经费支持资助，日常运营费用则来源于社区居民的筹资和使用费。设施的工作人员除极少的专职人员外，大部分由社区居民自愿服务。区民馆、文化中心等公共活动场所为居民商讨社区公共事务、参与社区决策提供了空间保障。
社区公民文化建设。公民文化的核心特质是公民具有较强的主体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高度参与公共活动，遵守各项法律和制度。日本的社区居民一般对社区公共事务比较关心，参与社区公共活动也比较积极，对维护公共秩序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这种积极公民文化的形成得益于日本长期以来的教育成果。
一是兼容并蓄的公民教育。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借鉴和吸收各国文化的民族。早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积极学习中国的儒家思想，并将其转化为维护政治统治需要的规范。日本在儒家文化“仁、义、礼、智、信”的基础上增加了“忠”这一思想，对公民进行忠诚于国家、集体的教育，对集体的认同正是对整个社会、国家认同的基础和前提，日本人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也体现了其对集体的高度认同。明治维新后日本深受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公民意识逐渐觉醒，公民教育既提倡西方文化中的个性和的思想，又提倡儒家集体主义的价值理念，强调个体在集体中的价值。
二是注重道德教育。日本将公民教育的重要目标定位为公民道德人格的完善和发展，道德教育是全方位的，包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塑造等多方面。通过全方位的道德教育培养公民具备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为社会服务、实现社会价值。
三是提高个人修养，构建终身学习型社会。为了提高市民参与活动的专业性，地方政府联合大学面向普通市民开设了多种形式的社会学习课程，旨在构建终身学习型社会，从而提高市民的个人修养。另外，市民组织非常重视对会员和市民的培训。一些环境市民组织将环境教育作为主要工作内容，注重环境意识的普及和宣传，举办各种形式的讲座、培训、经验交流会和实践活动。有些社区注重对居民宣传本地区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以中小学校为基地，充分利用当地的历史、文化馆等开展活动，潜移默化培养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和归属感。上述市民组织的社区学习活动属于公共化建设的范畴，市民通过学习提升了公民素质，是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政府只有在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同时加强化建设，才能培育健全的公民文化。
四是从集团主义文化中培育公共意识。日本文化中有着强烈的集团主义要素，当他们身边的生活受到来自政策造成的威胁时，就会发生居动，或者在政治选举中表现出他们的意愿。1993年发生的导致战后政治体制崩溃的众议院选举就是始于反对消费税的运动，是选民对政党政治不满的体现。此外，1982年的反核运动、1987年的反销售额税运动、1998年由于经济政策失败迫使桥本内阁的参议院选举，都是居民参与政治的表现。当周围发生公害理由、消费税税收加重理由和经济衰退理由时，人们就会以居民、消费者和选举人的身份来反映自己的意志。从身边的日常活动中影响和转变公共政治已论文导读：
经成为日本居民参与政治的主要手段。
通过上述日本社会的公民教育、道德教育和全方位的终身学习型教育，日本民众的参与精神、社会责任感和自我治理能力得到了升华，日本社区的公共性在这种公民文化的影响下也获得了发展。
日本社会公共性建设的特征及其对中国的启迪
日本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强势政府以发展经济为首要目标，对于市民来说物质财富的积累和生活的富裕是最重要的，追求独立精神和生活并不是最大诉求。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强势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市民多元利益的表达，“行政的公共日本社会公共性建设镜鉴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7ctime.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性”仍具主导地位。但随着产业化与城市化程度的提高，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无法满足市民日益多样化的需求，在此情况下作为中间组织的各种市民团体的出现弥补了“政府失灵”危机，在政府不愿涉足或没有能力涉足的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市民组织的不断壮大，其对公共政策影响也日益扩大，“市民的公共性”逐渐得以确立。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一直是第一要务，人们的要求主要集中在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上。与此同时，城市单位体制的变化带来原有体制人员规模的大幅度缩小，以往城市人生活在单位体制内，而今留在公有制单位的人已成为少数，而多数人已脱离单位，其身份正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依靠政府管理社会的传统模式难以满足社会需求，如何在新形势下引导居民参与社会治理，日本的经验可以提供一定的借鉴。日本社会公共性建设镜鉴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
日本社会意识历经忠诚于天皇制、忠诚于企业和向个人化发展等阶段。从日本历史传统看，国家主导的“行政的公共性”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而从作为文化的社会意识看，日本人传统的以协作团体主义为实质的“集团主义”存在于社会深层，助推了公共意识的产生。
关于公共性的讨论在日本兴起是20世纪60年代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以后，公共性理由由此成为日本社会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研究公共性理由的理论作用在于重新审视社会运转基本规则的变化。①从日本历史传统看，公共性是由“”承担的，也就是说由国家的行政管理构成了公共性的核心②，政府在事实上垄断了公共性，这种公共性被称为“行政的公共性”。进入60年代以后，随着市民活动的发展，独立于“行政公共性”之外的“市民的公共性”逐渐引起社会关注。
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认为，与国家、政府支配的“行政的公共性”不同，“市民的公共性”是由作为独立个体的市民为了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而与其他市民共同合作创造的崭新的生活世界。③日本政府出版的《生活白皮书》也指出：“我们要创造新的公共性，它不同于国家、地方公共团体等组织的形式单一的公共性，而是对福利、城市建设等特定理由感兴趣的人们通过自发组织活动创建的、具有多元化特征的公共性。新的公共性应以市民的自发活动为主体。”④从“行政的公共性”向“市民的公共性”转型，日本社会公共性的内涵发生了质变。
公民活动的兴起与发展
从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稳定增长，日本走过了政府主导、以政策手段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道路。由于企业把生产作为第一要务，没有顾及环境保护，引发了严重的产业公害，主要包括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噪音污染、震动、地面下沉及恶臭等七大公害，对当地居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了严重侵害。20世纪50～70年代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先后发生了四次震惊世界的公害：熊本水俣病（1956年）、新潟水俣病（1964年）、三重县四日市哮喘病（1960～1970年）和富山县神通川流域疼痛病（1955～1972年），前两次为有机水银排放所致，后两次则为硫化物与镉排放。公害理由主要发生在工业领域，企业是主要的加害者。面对严重的公害理由，市民自发组织了“反公害运动”、“反环境破坏运动”，批判企业的行为及政府的不作为，保卫自己的生活空间。受害者团体纷纷把排污企业告上法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四大公害诉讼”。以四大公害诉讼为起点，日本全国发生了大量公害纠纷，仅1972年就发生了87764起。这一时期的公民活动是一种对抗的、利益诉求型的活动，唤醒了满足安逸生活的社区居民保卫生活家园的公民意识，虽然这一时期日本的公民活动还没有形成影响持久的公民组织。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开始进入低速增长时期，地方政府希望发挥市民的聪明才智为地方经济走出低谷献计献策，缓解政府财政负担，积极倡导市民更多地参与到行政活动中。市民积极回应地方政府的倡议，参与振兴地方经济的活动。最为著名的事例是大分县知事平松守彦提出了“一村一品”，号召居民发掘、创造可以成为本地区标志性的、可以使当地居民为之骄傲的产品或产业项目，振兴地方经济。“一村一品”活动此后在日本全国顺利推开，这与广大市民对活动的认同和积极参与密不可分。这一时期市民活动以“参与·创造型”为主，与行政的关系体现为市民参与地方行政管理。保护环境仍是这一时期公民活动的重点之一，日本各地产生了不少以消除生活环境破坏为目的的市民团体，与70年代的对抗、利益诉求型活动相比，这一时期的环保活动更加理性，市民直接参与保护环境的活动，提出解决办法。随着保护生活环境、节约资源、循环再利用、普及环境友好的生活方式等活动的开展，市民的环保意识有了长足进步，城市生活环境得到显著改观。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因泡沫经济破灭而进入长达十年之久的经济低迷时期。随着居民参与的振兴地方经济活动的深入发展，市民参与地方行政活动的程度不断加深，市民组织进一步要求地方行政活动信息公开、透明。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开始推行地方自治改革，倡导地方行政的运营应由地方自治体、市民、企业共同推进，地方行政管理模式开始向市民行政联动型转变。地方政府委托市民团体运作的养老服务、绿色消费、社会福利等活动逐渐增加。另一方面，以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为目的的市民团体组织的各类志愿者活动开始活跃起来，市民在公益性较高的公共服务供给上不再过度依靠政府，开始尝试以自身力量谋求解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由于政府救灾行动迟缓，各地民众和非政府组织纷纷行动参与救援和灾后重建。整个救灾活动有来自日本各地的130多万名志愿者参与救援，高峰时期每天有超过2万名的志愿者在灾区开展各种形式的救援活动。震灾催生了大量新的志愿组织，新老志愿组织一道参与救援。“神户加油村”是震后第三天由聚集在一个公园里的志愿者们自发结成的组织，最初三个月里他们在各个公园架锅造饭，最多时一天为避难居民提供多达7000份的便当；成立了“假牙救护队”、“婴儿救护队”和“温心草甸队”，针对不同需要开展个性化活动，截至1995年12月，参加该组织的志愿者达到1万人次。⑤灾区社会需求多元，志愿者组织的活动也各具特色，人们不再只依赖政府，而是努力寻求自救之路，志愿者建立了组织网络，保持密切交流，自律发展。
阪神大地震的救援活动和灾后的重建活动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启迪，那就是与政府和自卫队相比，来自全国各地、有丰富救援经验的救灾志愿组织的力量更加可靠。救灾对市民活动起到了刺激、鼓舞和推动作用，市民团体的一系列活动极大激发了市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和责任感，1995年作为“志愿者元年”而被载入史册。和地方政府也逐渐认识到市民的力量，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的支持志愿者活动的政策。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1998年12月实施的《特定非营利活动推动法》。在该法律出台以前，日本法律体系中没有一个能够赋予志愿组织、市民组织法日本社会公共性建设镜鉴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人资格的法律，虽然论文导读：础和前提，日本人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也体现了其对集体的高度认同。明治维新后日本深受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公民意识逐渐觉醒，公民教育既提倡西方文化中的个性和的思想，又提倡儒家集体主义的价值理念，强调个体在集体中的价值。二是注重道德教育。日本将公民教育的重要目标定位为公民道德人格的完善和发展，道德教
在日本社会自发的市民活动并不违反法律，但是由于没有法人资格，无法以组织身份签署任何合同，租借办公场所、管理组织基金与行政对话均受到了限制，而且难以得到社会的普遍信任。《特定非营利活动推动法》的制定为非营利组织活动的开展创造了宽松、积极的环境，降低了公民社团注册准入门槛，缩短了审批手续，减少了来自政府的限制，加大政务信息公开力度，该法案被认为是日本政府向社会开放更多活动空间的重要标志。⑥日本社会公共性建设镜鉴相关论文由www.7ctime.com收集,如需论文.在一般作用上，集团主义是一个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概念，即在处理某一个理由时，其行动原理是优先集体还是优先个人。然而，日本学者滨口惠俊指出日本的集团主义中个人与集体并非一组二元对立的概念，二者并不矛盾，个人与集体之间的互利共生、成员之间的协调发展是日本集团主义的核心概念。集团主义反映在日本人行动中的表现是更多地考虑组织的期待，为了维持组织的正常运转往往放弃自己的意见，主动投入到组织的怀抱之中。对于日本人为什么如此重视与所属集团的调和，滨口惠俊认为日本人的意识结构中集体的自律性比个人自律性更为强烈，只有自己所属的集团在更大范围的社会体系中得以发展， 个人利益才能够得到满足⑩，两者的利益是不可分割的，集体与个人同等重要。集体对个人有巨大的吸引力，企业的发展使其成员得到了自豪感，成员的归属感和自尊心来自企业，它使其成员感到自己的利益与企业的未来息息相关。
在日本集团主义文化下，个人往往寻求集体的支持来保证其个人利益的实现，他们积极参与社区公共性建设，希望寻求集体的力量来保证个人在社区生活中的利益。可以说日本的集团主义文化是推动日本社会公共性建设的文化根源。
社区公共领域的条件建设
社区公共领域的硬件建设。当代关于公共领域的思想主要得益于哈贝马斯。他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的范畴。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其它共同关心的理由作出评判。自由、理性、批判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公民开展社区活动需要公共领域，例如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对公共政策进行批判，在市民社会形成初期餐馆、咖啡厅等经常作为活动场所使用。但是随着市民活动深入发展，不断走向成熟，越来越多的市民走出家庭希望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公共政策，对公共活动的空间需求也越来越强烈。在日本的社区里一般建有区民馆、集会所，这类场所满足了市民对公共活动空间的需求，其主要功能是给社区居民提供交流、学习、娱乐、休闲的场所和设施。设施内一般设有会议室、学习室、茶室等，社区居民可以在这里开会研究社区公共事务，还可以开展各种学习活动，如茶道、花道、剑道等日本传统艺术。比区民馆、集会所规模大一些的是文化中心，一般每个区都会有几个区民文化中心，设有会议室、教室、大舞台，社区居民除了在文化中心集会、学习外，社区居民组织的文艺团体可以在文化中心排练和演出。
区民馆、文化中心等社区居民公共活动场所的建造费用由政府专项经费支持资助，日常运营费用则来源于社区居民的筹资和使用费。设施的工作人员除极少的专职人员外，大部分由社区居民自愿服务。区民馆、文化中心等公共活动场所为居民商讨社区公共事务、参与社区决策提供了空间保障。
社区公民文化建设。公民文化的核心特质是公民具有较强的主体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高度参与公共活动，遵守各项法律和制度。日本的社区居民一般对社区公共事务比较关心，参与社区公共活动也比较积极，对维护公共秩序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这种积极公民文化的形成得益于日本长期以来的教育成果。
一是兼容并蓄的公民教育。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借鉴和吸收各国文化的民族。早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积极学习中国的儒家思想，并将其转化为维护政治统治需要的规范。日本在儒家文化“仁、义、礼、智、信”的基础上增加了“忠”这一思想，对公民进行忠诚于国家、集体的教育，对集体的认同正是对整个社会、国家认同的基础和前提，日本人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也体现了其对集体的高度认同。明治维新后日本深受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公民意识逐渐觉醒，公民教育既提倡西方文化中的个性和的思想，又提倡儒家集体主义的价值理念，强调个体在集体中的价值。
二是注重道德教育。日本将公民教育的重要目标定位为公民道德人格的完善和发展，道德教育是全方位的，包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塑造等多方面。通过全方位的道德教育培养公民具备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为社会服务、实现社会价值。
三是提高个人修养，构建终身学习型社会。为了提高市民参与活动的专业性，地方政府联合大学面向普通市民开设了多种形式的社会学习课程，旨在构建终身学习型社会，从而提高市民的个人修养。另外，市民组织非常重视对会员和市民的培训。一些环境市民组织将环境教育作为主要工作内容，注重环境意识的普及和宣传，举办各种形式的讲座、培训、经验交流会和实践活动。有些社区注重对居民宣传本地区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以中小学校为基地，充分利用当地的历史、文化馆等开展活动，潜移默化培养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和归属感。上述市民组织的社区学习活动属于公共化建设的范畴，市民通过学习提升了公民素质，是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政府只有在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同时加强化建设，才能培育健全的公民文化。
四是从集团主义文化中培育公共意识。日本文化中有着强烈的集团主义要素，当他们身边的生活受到来自政策造成的威胁时，就会发生居动，或者在政治选举中表现出他们的意愿。1993年发生的导致战后政治体制崩溃的众议院选举就是始于反对消费税的运动，是选民对政党政治不满的体现。此外，1982年的反核运动、1987年的反销售额税运动、1998年由于经济政策失败迫使桥本内阁的参议院选举，都是居民参与政治的表现。当周围发生公害理由、消费税税收加重理由和经济衰退理由时，人们就会以居民、消费者和选举人的身份来反映自己的意志。从身边的日常活动中影响和转变公共政治已论文导读：
经成为日本居民参与政治的主要手段。
通过上述日本社会的公民教育、道德教育和全方位的终身学习型教育，日本民众的参与精神、社会责任感和自我治理能力得到了升华，日本社区的公共性在这种公民文化的影响下也获得了发展。
日本社会公共性建设的特征及其对中国的启迪
日本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强势政府以发展经济为首要目标，对于市民来说物质财富的积累和生活的富裕是最重要的，追求独立精神和生活并不是最大诉求。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强势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市民多元利益的表达，“行政的公共日本社会公共性建设镜鉴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7ctime.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性”仍具主导地位。但随着产业化与城市化程度的提高，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无法满足市民日益多样化的需求，在此情况下作为中间组织的各种市民团体的出现弥补了“政府失灵”危机，在政府不愿涉足或没有能力涉足的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市民组织的不断壮大，其对公共政策影响也日益扩大，“市民的公共性”逐渐得以确立。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一直是第一要务，人们的要求主要集中在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上。与此同时，城市单位体制的变化带来原有体制人员规模的大幅度缩小，以往城市人生活在单位体制内，而今留在公有制单位的人已成为少数，而多数人已脱离单位，其身份正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依靠政府管理社会的传统模式难以满足社会需求，如何在新形势下引导居民参与社会治理，日本的经验可以提供一定的借鉴。日本社会公共性建设镜鉴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