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女性家庭经济贡献对婚姻冲突影响

论文导读：
摘要：（中）摘要本研究旨在检验婚姻承诺在女性家庭经济贡献与婚姻冲突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中的测量工具包括：婚姻承诺量表和婚姻冲突量表。被试为763位来自北京市区的已婚女性。分析表明，婚姻承诺可以调节收入高于丈夫的女性的婚姻冲突。研究结论是：婚姻承诺对相对高收入女性的婚姻冲突具有调节作用。
关键词：（中）关键词婚姻冲突；婚姻承诺；家庭经济贡献；女性
1000-4149（2013）05-0019-05
收稿日期：（中）收稿日期2013-03-21；修订日期：（中）修回日期2013-05-31
基金项目：（中）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我国城市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婚姻质量研究”（12CSH035）。
作者简介：（中）作者简介张会平（1980-），女，河北藁城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讲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女性研究、婚姻家庭。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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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自从20世纪后半叶以来，我国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在接受不同层次教育的机会方面越来越公平。1949～1957年，在接受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机会的趋势上在逐渐持平[1]。此后两者差距略有上升[2]。而1978年以来，不平等的趋势大大降低，尤其是在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上[3]。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女本科生的比例达到4968%，女研究生的比例达到4786%[4]。尽管女大学生的初次就业率和收入低于男大学生，但是教育程度为女性在劳动力市场获得有偿工作和提升职业发展空间提供了必要的资源。
其次，我国城市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一直保持较高比例。新中国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倡导女性解放，积极推动城市女性的全面就业。根据南京的一项调查，1949年之前709%的女性几乎都没有工作，706%在1950～1965年间结婚的女性有工作，而917%在1966～1976年间结婚的女性有工作[5]。1978年以来的市场经济改革一方面使得年老、教育程度较低和缺乏劳动技能的女性在就业方面受到市场的冲击和企业的歧视，另一方面也为年轻和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机会[6]。联合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15～64岁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在1985～2006年始终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与世界上平等的瑞典相似[7]。随着政府在家庭福利方面功能的弱化，我国城市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已经成为家庭抵御市场风险必不可少的条件，因而双职工家庭是我国目前城市家庭生活的一种常态。
女性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变化是否会影响她们的个人生活呢？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主要关注女性就业对家庭生活的影响。近年来，女性家庭经济贡献对家务劳动分配的影响成为西方学者们关心的一大热点[8～9]。根据相对资源理论，个体与配偶给婚姻带来的资源（通常是收入）多少决定了双方所应承担的家务劳动的数量[10]。个体的高收入能够转化成婚姻中的权力，以此成为不从事家务劳动的砝码。换句话说，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当经济上依赖对方时，就无法获得不从事家务劳动的权力。这一理论得到大量研究的支持，比如，有的研究发现，当妻子的收入比丈夫越多时，她们从事家务劳动的量就越少[11～12]。然而，也有一些研究发现，有的情况下经济资源越多确实能够减少所从事家务劳动的数量，但是有些情况下，性别的重要性远远大于金钱[13]。具体而言，当妻子的收入高于丈夫时，妻子反而会从事更多的家务劳动以弱化这种夫妻收入上的非常态组合[14]。
以往研究中女性家庭经济贡献与家务劳动关系的不一致性说明仅仅聚焦于相对资源理论并不建全面，有必要在女性相对收入与家务劳动之间寻找新的变量解释二者之间的关系。因为如果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比较微弱，可能是因为这种关系只影响一部分人，而对另一部分人没有影响，因而在自变量与因变量之外找到重要的调节变量显得尤为重要[15]。为了全面了解女性家庭经济贡献对婚姻关系的影响，我们选取夫妻在家务劳动、教育子女和照顾老人等方面的婚姻冲突作为因变量，以扩展仅仅聚焦于家务劳动分配的局限性的视野。
西方的很多学者支持夫妻在家庭和劳动力市场上的鲜明角色分工有利于婚姻稳定和效益最大化的假说，因而认为女性的就业和家庭经济贡献会破坏夫妻关系，进而导致严重的婚姻冲突[16～17]。然而，当女性的家庭经济贡献高于丈夫时，并不是所有的婚姻冲突都很严重。如果女性愿意忠于现有的婚姻关系或者丈夫时，她们的相对高收入并不是一个危险因素。这种情况下，妻子有可能放弃金钱以换取家庭内权力的想法，与丈夫共同协商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角色分配。已有的研究表明，婚姻承诺与婚姻冲突呈负相关关系[18]。婚姻承诺在本研究中主要指个体对婚姻关系或者配偶的投入和忠诚程度。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假设如下。
假设1： 女性家庭经济贡献与婚姻冲突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2： 婚姻承诺与婚姻冲突呈负相关关系。
假设3：婚姻承诺在女性家庭经济贡献与婚姻冲突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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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策略

二级标题1 被试
本研究的被试者取自北京市区一所全日制小学的女性家长。采用目的抽样法对该学校三至六年级的学生进行取样，让学生将问卷带回家给妈妈作答，并向学生详细说明答问卷时的注意事项。我们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763份，回答比率为763%。被试者平均年龄为3858岁女性家庭经济贡献对婚姻冲突的影响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7ctime.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SD=323岁），平均结婚时间为1310年（SD=276年）。受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者占117%，中学及同等学历者占329%，本科及以上者占553%。家庭年收入低于8万者占409%，8万以上的占591%。
二级标题2 研究工具
我们编制了一个标准化的问卷用于收集数据。主要内容包括：人口统计学变量、女性家庭经济贡献、婚姻承诺量表和婚姻冲突量表。（1）女性家庭经济贡献（WFC）。本研究中女性家庭经济贡献是指过去12个月妻子收入占夫妻收入总和的比例（其中收入包括工资、奖金、分红论文导读：
、投资所得等所有收入）。与以往的研究一致[19～20]，女性家庭经济贡献被定义为分类变量，女性收入低于夫妻总收入的40%属于丈夫收入高于妻子，介于40%～60%的属于夫妻收入等同，高于60%的属于妻子收入高于丈夫。
（2）婚姻承诺 （MC）。 本研究所使用的婚姻承诺量表为张会平所编制[21]，该量表是基于对25位中国城市已婚人群的访谈而开发的，结果证实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22]。该量表由4个题目组成：①我愿意尽力经营现在的婚姻；②我愿意平衡自己与配偶在乎的东西；③我愿意在婚姻中作出妥协；④我愿意化解婚姻中的不开心。采用四点计分法（1=完全不同意；2=不同意；3=同意；4=完全同意），分数越高代表婚姻承诺越高。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检验为 Cronbach α=087。
（3）婚姻冲突 （MD）。 本研究所使用的婚姻冲突量表为约翰森等所编制[23]，该量表的中文版本已经在北京经过测试，结果证实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24]。该量表由6个题目组成，被试者要求回答过去一年在家务分工、花钱方式、教育孩子、照顾老人、结交异性和夫妻争吵等方面的分歧程度。采用四点计分法，“从来没有”记1分，“有时”记2分，女性家庭经济贡献对婚姻冲突的影响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7ctime.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经常”记3分，“几乎总是”记4分。分数越高代表婚姻冲突越严重。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检验为 Cronbach α=078。
二级标题3 研究程序
研究的调查时间是2009年12月。研究者对所有参与该项研究的班主任进行了专门培训，要求学校利用周末时间让学生把问卷带回家，并向家长书面说明研究目的和作答要求。家长需要填写知情同意书，为了保护家长的隐私，每位家长获取一个信封以便问卷答完之后密封，然后由学生把问卷带回学校直接交给研究者。大部分问卷一周内收回，少部分问卷两周内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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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结果与分析

被试者在女性家庭经济贡献、婚姻承诺和婚姻冲突上的描述统计（均值和标准差）见表1。
ANOVA检验结果显示，女性家庭经济贡献在婚姻承诺（F （760）=492， p < 001）和婚姻冲突（F （760）=680， p < 001）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收入高于丈夫的女性报告的婚姻冲突高于收入低于丈夫的女性和夫妻同等收入的女性，而收入高于丈夫的女性报告的婚姻承诺低于另外两组。然而，收入低于丈夫的女性与夫妻同等收入的女性在婚姻冲突和婚姻承诺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女性的婚姻承诺与婚姻冲突呈显著负相关（r=-026， p < 001）。
本研究采用逐步多元回归分析来检验婚姻承诺对女性家庭经济贡献与婚姻冲突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女性家庭经济贡献和婚姻承诺为自变量，而婚姻承诺又是调节变量，婚姻冲突为因变量。根据巴伦和肯尼（Baron & Kenny）的程序[25] ，第一步进入回归方程的是制约变量，第二步进入回归方程的
是女性家庭经济贡献变量[自变量为三分类变量，因而转换为两个哑变量WFC2 （女性家庭经济贡献
在40%～60%之间）和WFC3（女性家庭经济贡献大于60%）]，第三步进入回归方程的是婚姻承诺变量，第四步进入回归方程的是女性家庭经济贡献×婚姻承诺的交互作用。
表2所示结果为婚姻承诺对女性家庭经济贡献和婚姻冲突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由表2可见，女性家庭经济贡献大于60%×婚姻承诺的交互作用显著，由此可以认为，当妻子的收入高于丈夫时，婚姻承诺可以调节她们的婚姻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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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以763位中国城市女性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女性的家庭经济贡献对婚姻冲突的影响及其婚姻承诺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我们发现以下结论。
第一，女性的家庭经济贡献与婚姻冲突呈正相关关系，具体而言，收入高于丈夫的女性报告了较高的婚姻冲突，而收入与丈夫相同或较低的女性报告了较低的婚姻冲突，因而假设1基本得到验证。这一发现说明，当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贡献较大时，婚姻关系的确面对很多挑战，女性报告的婚姻冲突较多。这个结果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相对资源理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尽管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在当代中国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女性收入高于丈夫的家庭毕竟只是少数[26]。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性别角色的规范界限非常鲜明，以至于女性收入高于丈夫的家庭不仅在形式上违反了传统家庭模式，在功能上也是失调的[27]。不过，女性的家庭经济贡献与婚姻冲突之间的关系非常小。已有研究也发现，只要女性的相对高收入一直保持稳定，那么女性的经济优势影响婚姻冲突的作用将不再明显[28]。
第二，婚姻承诺在女性家庭经济贡献影响婚姻冲突时发挥了调节作用。这个发现说明，收入高于丈夫的女性能够从高承诺的婚姻中获益。换句话说，即使女性的收入高于丈夫，如果她们愿意忠诚于现有的婚姻关系或丈夫，婚姻冲突也会降低。这一结果与最近研究中相对高收入女性只会离开不幸福的婚姻，而不是离开所有婚姻的研究结果一致[29]。其实践作用在于：为女性收入高于丈夫的家庭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预防和干预婚姻冲突的倡议，即婚姻咨询师可以从提高夫妻双方的婚姻承诺入手进行干预；同时，也为家庭经济贡献较低的丈夫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预防婚姻冲突的措施，即主动承担家务劳动和教育孩子等责任，从而提高妻子对婚姻或者丈夫的忠诚度。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验证相对资源理论的适用性及其局限性，尽管女性的家庭经济贡献会提高婚姻冲突，但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小。更重要的是，本研究还发现了一个可以调节女性家庭经济贡献正面影响婚姻冲突的变量，为婚姻咨询师指明了预防和干预婚姻冲突的措施。本研究的局限在于采用横断研究设计，女性的家庭经济贡献影响婚姻冲突的因果关系尚不清楚。虽然以往研究通常使用女性的相对收入来测量她们的家庭经济贡献，但二者不一定等同，比如家庭经济贡献可能受夫妻管钱方式的影响。同时，本次调查的数据是通过学校获取的，调查的范围只涉及到一个学校的部分女性家长，没有孩子的或者孩子离开学校的已婚女性的情况需要更大规模的调查去深入挖掘。另外，未来的研究可以在调查中将丈夫对婚姻冲突和婚姻承诺的看法纳入其中，使得婚姻关系的互动过程更加真实地展现出来。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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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责任编辑武玉，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