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影响实证

论文导读：体系的影响程度，以及我国不断完善标准、增加食品卫生R&D费用投入的正面效益，成为突破此类技术性贸易壁垒、推动对外贸易发展的先决条件。一、文献综述为有效定量测度技术性贸易壁垒，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尝试，在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界定性质不同的基础上分为以差值算法、引力模型实证分析法为主的贸易导向型和
摘 要： 以农药残留标准为主要内容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是影响我国农产品出口的重要因素。根据1992～2012年相关茶叶贸易数据，通过在回归模型中引入度量中日农残标准差异及修订加权值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严格程度变量，实证分析了技术性贸易壁垒短期内对出口产生负面效应，而长期中具有推动技术进步进而对出口贸易产生正面影响的作用。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协同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才是跨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技术性贸易壁垒；农药残留标准；出口贸易
1009-9107（2014）06-0083-06
引 言
根据商务部有关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对我国出口企业影响的调查，2012年我国出口农食产品被扣留/召回1 787 批次，出口企业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导致全年出口贸易直接损失达41.8亿美元，在受冲击行业排名中位列第四。由于关贸总协定下的多边贸易谈判及“乌拉圭回合”使得关税及非关税壁垒贸易保护作用变得极其有限，技术性贸易措施以其形式的合法性、保护的隐蔽性和广泛性，已成为发达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手段和高级形式。
《2012年中国出口产品受阻分析报告》指出，农药残留超标是阻碍我国农产品出口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最主要形式之一。表明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方式已从非定型化转向制度化，即由针对某项进口产品实施临时性贸易保护措施，转为建立与高灵敏度检测技术相结合的标准化战略。苛刻的农药残留标准、繁琐的检测项目和复杂多变的标准体系对进口产品形成了实质性阻碍。此外，由于农产品生产具有周期性和国内对政策更新通报的时滞性，我国出口农产品被扣留事件屡屡发生，遭受了巨大损失。
农业化学品的残留限量应以是否对人类和动植物生命健康及环境有害为标准，通过大量毒理实验和风险分析后确定[1]。然而，如日本“肯定列表制度”不考虑化合物毒性大小，对未设定最大残留限量标准的农药均采用“一律标准”，显然与《SPS协议》确立的科学性和非歧视性原则相违背，具有鲜明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性质。作为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出口产品，农产品贸易的稳定发展对于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因此，研究以农药残留标准为代表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已成为跨越农产品出口障碍的重要课题。准确度量发达国家日趋严格农残标准体系的影响程度，以及我国不断完善标准、增加食品卫生R&D费用投入的正面效益，成为突破此类技术性贸易壁垒、推动对外贸易发展的先决条件。

一、文献综述

为有效定量测度技术性贸易壁垒，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尝试，在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界定性质不同的基础上分为以差值算法、引力模型实证分析法为主的贸易导向型和以成本-效益分析法、与差值算法及风险测评相结合的局部均衡法为主的福利导向型。
在实证分析中，国外多数学者通常采用在同一加权平均多项指标得到指数下的各国计算结果作为解释变量，指标体系包括 “Fraser Institutes’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Index”（EFWI）[2]，“Heritage Foundation’s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and Index of Freedom from Corruption”[36]， 以及 “World Economic Forum’s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等，但其对于以农药残留为代表的贸易壁垒影响分析缺乏针对性。
顾国达等[7]、孟昭曦等[8]、揣江宇等[9]国内大多数学者则引入时间虚拟变量，以农药残留标准显著提高或有TBT通报的年份为1进行“事件分析”，但是运用虚拟变量只能讨论其影响的显著性而不能全面反映具有异质性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出口的影响。康晓玲等[10]、秦臻等[11]则运用各行业TBT通报量或占通报总数比例，但该计量对象仅能反映技术性贸易壁垒“量”的趋势却忽视了“质”的变化。刘义等[12]采用了进口国实施的农残标准检测项数，然而，有些国家如日本不仅标准数量多且各项限量规定强度也较高，每项标准要求迥异使得数目作为严格程度的考察变量极为粗略。王秀秀[13]使用频数比率或进口覆盖率作为度量指标，但该策略只能研究影响范围而不能估算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实施强度。此外，昝宏[14]通过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要求严格程度、标准数量及出口影响程度对各年赋予权重作为量化数据。吉睿[15]利用GDP和就业人口数量建立了技术差异程度指标衡量技术性贸易壁垒实施的客观条件。
这些评估策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定量解释了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但各种缺陷的存在使得结论的可靠性与说服力仍难以把握。因此，探索一种有效度量策略成为当前该研究领域的重点之一。以中日为例，通过整理汇总1992年以来两国有关茶叶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从标准差异的角度计算并将日本每项农药残留的修订进行加权计入，从而既从技术性贸易壁垒形成的根本理由出发，兼顾农残标准严格程度提高“质”的变化，也衡量了我国产品质量安全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定量效果。

二、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建立

本文选取一种出口农产品净重变化率（In（EXW））作为因变量以及6个相关解释变量，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分析日本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程度，如式（1）。
lnEXWt=β0+β1lnGDPPt+β2lnRt+β3TBTt-1+β4lnRDt+β5lnOtherswt+β6lnJprot+u（1）
日本人均GDP（GDPP）：人均GDP用来衡量一国国民的生活水平、潜在需求能力以及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通常人均GDP越高的国家需求能力越强贸易量越大。
汇率（R）：日元兑人民币汇率作为金融风险、相对以及购买力平价的代表。以人民币表示的日元越高即人民币对外贬值，外币表示的中国产品相对下降使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增加，对日出口增加。中日农残标准差异加权值（TBT）：由于技术性贸易壁垒是外国设置超过本国限定标准的不合理部分，通过对比各年日本与中国该类农产品论文导读：
农残标准，计算出每年日本具有而中国未设置或低于该水平的农残标准项数，并加上限量修订严格程度的加权值。由于标准的实施生效具有时滞性，变量滞后一年。一般农残标准越多越复杂，企业越难达到有关标准获得市场准入，使企业出口受到限制。
R&D费用（RD）：我国R&D费用投入的增加对于通过科研成果改善产品质量、行业升级以及农药检测实验研究，以达到突破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目的具有积极推动作用，进而增加中国对日农产品贸易规模。
该农产品其他主要出口国与日本贸易量（Othersw）：在日本该类农产品进口增长一定的情况下，若其他国家对日出口增长大于日本进口增长率，则会对中国出口产生挤出效应，构成竞争关系。
日本国内年产量（Jpro）：衡量该类农产品日本国内产量对中国出口量产生的替代影响。在日本消费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其国内产量增加将减少该类农产品的中国进口量。

(二)数据选取及回归检验

根据商务部外贸司发布的《对日出口农产品风险评估报告》选择出口受阻风险及程度较高的茶叶为例进行计量分析。中国及其他五个日本主要茶叶进口国斯里兰卡、印度、肯尼亚、印度尼西亚和越南1992～2012年进出口数据、日本人均GDP均来自联合国贸易数据库； 1992～2012年日元兑人民币汇率摘自《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R&D支出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日本国内茶叶年产量源于Factfish国际统计数据库；日本农药残留标准数据为对日本厚生劳动省法令通知检索网站和日本食品化学研究基金会网站资料的整理计算；中国农药残留标准选取国家历年发布适用于国内所有茶叶企业的强制性国家及行业无公害级茶叶标准。
TBT具体计算策略，令日本每项茶叶农残限量指标在1992年的初始值定为1，并将各年中国设置的与日本相同且限量标准严于或等于的农药从该年TBT数量中减去，日本每年修改的新限量标准通过较原始限量标准严格程度的倍数计入当年TBT总数中，若并未更改则维持初始值1。根据国际AOAC优先研究项目（2010）对668种茶叶农药残留的GCMS策略测定， 490种农药检出限（LOD）范围为1.0～500 μg/kg，因此，在对日本修改农残标准加权计算过程中，为定量化假设不检出（ND）标准为LOD下限值0.001 ppm。
根据所得数据运用Eviews软件，采用最小二乘法，回归试算结果见表1。
1.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及协整检验。若时间序列非平稳则会引起伪回归，通过ADF单位根检验对4个时间序列变量及其一阶差分平稳性进行判断，各变量原数据均不平稳，但在一阶差分后ADF检验值均小于显著性水平为5%的临界值，即不存在单位根为一阶单整序列，满足协整检验前提。
运用EG检验法对模型的残差序列进行ADF检验，t统计量=-3.36<-2.74（1%临界值），因而残差序列为零阶单整，各变量间具有协整关系。虽然各时间序列变量非平稳但它们的线性组合具有长期平稳的比例关系，故避免了伪回归问题。
2.序列相关的LM检验。若扰动项存在序列相关，最小二乘估计得到的参数估计量将不再有效。首先对回归结果进行D.W.（杜宾-瓦尔森）检验，当显著性水平为5%，k=4，T=20时，D1=0.894，Du=

1.828，则D1 3.White异方差检验。若随机扰动项存在异方差，则OLS估计系数不再具有线性无偏最小方差的优良性质。通过White检验法进行判断，回归结果NR^2=8.59，当显著性水平为5%，k=8的卡方分布临界值为1

5.51>8.59，因此不存在异方差。

由表2最终得到：
ln（EXW）=-44.882 3+4.923 6×ln（GDPP）+4.749 1×ln（R）-0.002 1×TBT（-1）+0.401 4×ln（RD）（2）
回归方程的调整后R2为0.775 3，拟合程度良好，说明77.53%的中国对日茶叶出口受到影响在回归模型中得到了解释。F=17.39，在1%显著性水平下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线性关系显著。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短期与长期影响

日本农药残留标准上年每增加一项或修改某项农药残留标准较1992年初始值严格一倍，则通过检验进口到日本的中国茶叶净重就下降0.21%，可以看出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茶叶出口的确产生负面影响，但冲击效果并非十分巨大。由于各变量间具有协整关系，该方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技术性贸易壁垒在长期中对贸易存在一定的正向推动作用与短期数量制约机制一部分正负相互抵消，使得日本严格的农药残留标准整体上并未对中国茶叶出口产生强烈负面影响。
1.短期影响。日本增加或提高农药残留限量标准较短时间内，由于信息掌握不及时导致生产企业反应滞后加上茶叶生产具有周期性，部分产品不符合日本限量标准而被禁止进口产生明显的数量制约机制。图1中的三次下降趋势与上年新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呈现出高度相关，日本1992、1996和1997年分别颁布新农残标准15项、11项，直接导致1993、1997、1998年出口量下降，2002及2003年出口净重分别较2001年下降20.6%和30.4%与日本成立内阁府食品安全委员会，修订《食品卫生法》使检验项目增加有极其重要的联系；“肯定列表制度”的执行使2006年7、8月出口量较上年同期减少36%和33%，且其负面影响至今依然存在。图1 1992～2012年中国对日茶叶出口净重
数据来源：UN Comtrade
2.长期影响。在企业的劳动、资本、技术等各要素均可以充分调整的长期中，技术性贸易壁垒要求出口厂商必须改善产品、提高技术水平以实现低成本路径的贸易利润最大化。通过技术性贸易壁垒传递的一定先进技术信息和市场需求信息，企业在经济利益的强大刺激和激烈竞争压力下，被迫进行自主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增强产品竞争力，进而对中国出口贸易和技术进步的长期影响具有正向效应[16]。从图1中可以看出，对日茶叶每轮出口量下降后总会向上拉升回到下降前水平或者更高，可以解释为存在一定反应时滞的国内出口商为跨越技术性贸易壁垒，运用先进生产技术重获市场竞争力，同时在出口量回升期间，日本并未显著增加新的技术性贸易壁垒。
（二论文导读：A：EvaluationThoughaGrityModelApproach.SymposiumofChina’sAgricultureTrade.July89，2007.Marimoutou，Velayoudom，DenisPeguin，AnnePeguinFeissolle.ThedistancevaryingGrityModelinInternationalEconomics：istheDistanceanObstacletoTrade？.EconomicsBulletin，2009，29（2）：11571173.　
）其他解释变量对出口的影响
1. 日本茶叶产量和其他五国对日茶叶出口量对中国茶叶出口影响不显著。假设日本茶叶产量与进口量之和等于日本国内茶叶消费量与对国外出口量之和并且需求不变，则计量结果表明，中国对日茶叶出口下降并非主要受到日本国内产量或从其他五国进口量增加产生的挤出效应所致。
由于近年来日本茶叶采摘面积及茶叶生产量、茶叶总购买量及购买金额均呈现出下降趋势，如图2、3所示，且茶叶减产量略高于日本国民茶叶消费总量的下降幅度，使得日本国内茶叶消费市场上供给自给率出现略微下降，因此日本茶叶产量变动对中国茶叶出口量减少不具有解释作用。
图2 日本国内2007～2011年茶叶实际采摘面积及总产量
资料来源：日本农林水产省《农作物统计》
图3 日本家庭茶叶消费变化
资料来源：日本总务厅《家庭收支调查》
日本国内茶叶自给率下降导致的少量需求缺口由进口市场弥补，但其他五国对日茶叶出口增加产生的挤出效应对中国影响并不显著，主要理由在于斯里兰卡、印度、肯尼亚是世界三大红茶生产国和出口国，而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绿茶出口国，出口茶叶种类不同因而并未对中国最主要出口日本的绿茶和乌龙茶构成明显的竞争关系。而图4所示印尼和越南在日本茶叶进口市场上仅在3%和不足1%的份额间波动，对于中国始终保有50%左右以上的市场份额难以产生显著影响。
2.日本人均GDP每增加1%，中国出口茶叶贸易量增加4.92%；日元兑人民币汇率每下降1%即人民币升值，中国出口到日本的茶叶贸易量减少4.75%；中国R&D费用投入每增加1%，对日茶叶出口净重增加0.4%，均与经济理论及预期相符合。表明日本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及汇率波动对于中国茶叶出口具有较大程度的影响，此外，随着国内科研及技术自主创新力度加大，技术创新和知识创新可以形成新的比较优势进而提升我国茶叶质量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对我国的出口贸易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图4 日本主要茶叶进口国市场份额
数据来源：UN Comtrade

四、策略倡议

积极利用技术性贸易壁垒推动技术进步的正面效应，加快产业技术升级是最终突破壁垒的根本途径。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是系统性工程，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都应当积极参与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
此外，政府应运用WTO原则据理交涉，争取降低如“一律标准”以及过度增加农残限量数目等不合理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从法令颁布源头上消除我国农产品出口障碍；同时进一步完善我国农药残留标准制定，通过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技术法规和涵盖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合理统一的质量保证体系，规范企业行为，使农产品质量安全符合国际市场准入标准扩大出口[17，18]。行业协会作为政府和企业间的连接桥梁应及时与主管部门沟通，为政府提高管理能力和改善相关标准的制定提供有效倡议；并及时准确的搜集进口国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变化向企业传递，发挥行业协会监管与引导的双重作用。
虽然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技术性贸易措施网和WTO/TBT-SPS通报咨询网，整理发布主要贸易国家技术标准、法规政策内容动态，但部分内容缺乏更新，且由于网站受众者局限性不能令信息传递至所有农业从业者，因此还需进一步完善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预警机制，从而避开亡羊补牢，实现对风险早分析、早预报的事前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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