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贵州道上“启蒙”与泛政治狂想
最后更新时间：2024-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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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
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在目前的中国文学研究界已经成了“显学”，几乎人人都在各种文章中谈论“场域”。而谈论上个世纪60到80年代的先锋诗歌尤其是南方与北方诗歌的关系，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确实十分凑效。按照布尔迪厄的说法，一个时期的“场域”在获得其自主性和主导地位之后就会随之出现一个二元对立结构。也即在主导性“场域”之外存在一个边缘的、非主导性的时时觊觎主导性结构的一个张力结构。这两种结构此消彼长的冲突和张力关系构成了“场域”的变动史。在当代汉语诗歌史上尤其是在60年代初期到80年代中期，以北京为核心场域的北方诗歌无疑占有着高高在上的主导性地位。无论是北京的各种沙龙和读书小组，还是导引性的先驱诗人食指名满天下的诗歌写作，甚至是白洋淀诗群、“今天”和“新诗潮”接连不断的强势影响，这都不断加重和渲染出这一时期北方诗学的强大和不可撼动。实际上相对处于“边地”的贵阳也并不像黄翔（被贵州诗人称为“诗歌界的顾准”）等人后来所偏激地指责他们完全被北方诗人忽略，贵阳连同那些诗人一起成为诗歌史不能轻易绕开的存在。1995年夏天，贵州红枫湖诗会后徐敬亚、唐晓渡还专门到贵阳市郊看望黄翔，“黄翔流着眼泪，说着那些年的往事。我和晓渡都说历史不会淹没一位诗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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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笼雾罩的贵州高原向来以其“多山”著称。这里的高原、山地、丘陵、坝子等特殊的地理景观及其所生成的文化景观自具特色。处于遥远的“边地”和“外省”的贵州加之特殊的政治年代形成以黄翔和哑默为代表的悲剧性命运，这使得一些诗人的写作和诗歌行动充满了激烈的政治情结和运动心理。我们首先可以在“边地”贵州的地理风貌上了解这一地区诗人的生活处境、性格特征和写作环境：“川黔道上形势的险恶，真够得上崎岖鸟道，悬崖绝壁。尤其是踏入贵州的境界，触目都是奇异的高峰：往往三个山峰相并，仿佛笔架;三峰之间有两条深沟，只能听见水在沟内活活地流，却望不到半点水的影子。中间是一条一两尺宽的小路，恰容得一乘轿子的通过。有的山路曲折过于繁复了，远远便听见大队驮马的过山铃在深谷中响动，始终不知道它们终究来在何处。从这山到那山，看着宛然在目;但中间相距着是几百丈宽的深壑，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达到对面。甚至于最长的路线，从这边山头出发是清晨，到得对山时已经是黄昏时分了。天常常酝酿着阴霾，山巅笼罩着一片一片白豰似的瘴雾，被风袅袅地吹着，向四处散去。因为走到这些地方，也许几天才能看见一回太阳;行客则照例都很茫然于时间的早晚，一直要奔波到夜幕低垂，才肯落下栈来。在贵州界内最称险绝的是九龙山沟，羊角硓，石牛栏，祖师观……这几处，都是连绵蜿蜒的山岭，除了长壑天堑之外，石梯多到几千级。从坡角遥望耸入云端的山顶，行旅往来宛如在天际低徊的小鸟，更没有想到自己也要作一度的登临。”[2]险峻无边的群山、深不见底的沟壑、成千上万难以计数的山路和石阶以及漫延的阴霾雾瘴使得贵州诗人更多的时候处于沉默和孤独的幻想之中。同时大声叫嚷的方言以及同样倔强、暴烈的性格也在诗歌中得以呈现。特殊的地理环境、山地文化（山地占贵州全省的87%，余下部分为丘陵和坝子）导致这里长时期成为边缘的“外省”。而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贵州本土诗人对这种“外省”身份的焦灼以及迫切希望得到北京“中心”认可的心理导致了一系列地震般的诗歌行动和泛政治化的狂想。这种边地性的焦虑与紧张却恰恰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这些诗人相当敏感多思，他们对当时以北京为中心的诗歌和政治动向极其关注。1976年“四·五事件”发生没多久，远在贵阳的黄翔就写下了《不，你没有死去——献给英雄的1976年4月5日》——“你的铁锤般沉重的拳头/仍然还在沉默中挑战和应战/你的血肉模糊的身躯/仍然还在无声地控诉和呐喊……/你将重新高举起觉醒的旗帜/战胜那曾经用口对准你的 /把人的权利庄严地大声宣布”。
与此同时以贵州为象征的西南诗歌对强势北方诗歌的羡慕、挑战和觊觎、不满恰恰呈现出了特殊年代地方诗歌和话语空间的不对称性。无论是小范围的聚集于野鸭塘的诗歌沙龙，还是结束之后黄翔数次带着宣言、扛着诗歌到天安门广场、西单墙和北京的高校演讲都呈现出西南这种边地性诗歌的弱势特征以及因此而生发的强烈的性。而黄翔等诗人的这种性恰恰是通过更为急躁和夸张的政治运动式的手段得以进行的。所以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语境之下这种运动手段是不可能被主流权力所接受的。黄翔令人唏嘘感叹的个人遭际已经说明了一切。当然现在看来上个世纪90年代西方对黄翔的“接受”显然又是得力于这种强烈的政治寓言效果和黄翔同样强烈的政治和运动情结。尽管黄翔曾经为此而受难，但是从后来看这无形之中给他带来了“宝贵”的文化资本。黄翔在1990年始受到西方的关注和接受，1992年英国国际名人传记中心将黄翔和哑默收入第10届《世界知识分子名人录》，同时哑默和黄翔获得1992-1993年度世界名人提名。英国国际名人传记中心授予黄翔世界知识分子称号和二十世纪成就奖。1993年初，英国国际名人传记中心和美国国际名人中心联合邀请黄翔和哑默出席在美国波士顿举行的第20届世界文化艺术交流大会。而如今黄翔和他的妻子正在美国的别墅里写诗、写字。黄翔得到了“国际”的认可和荣誉实际上却有着非常特殊的意味，甚至在一些深谙个中原由的诗人看来有过度的夸张和荒唐的色彩，“1992年，我不断收到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寄来的东西，《国际名人录》，《国际知识分子名人录》，《成功者》（若是旁观者，我就缴纳成本费了），《二十世纪成就奖》……高兴了一阵子，很快就成了我们的笑话。我和赵野老拿这事开心。但我想到当时处境非常艰难的黄翔或许有点用。便推荐了他和哑默。若不其然，他因此受邀去了趟美国。又作了几次眼眶潮红的‘死亡朗诵’。声称‘规模宏大’。结果只有20来人。许多还是1978年‘墙’的朋友。在他寄给我的华人报纸上，除了一条简讯，我注意到，几乎同时，不远的公园里，正举办一个‘中国式的’游园活动，数以千计的美国人，排着队，品尝小吃，看杂技和土风舞，用中文取名……而不是读诗”[3]。而通过黄翔等诗人对北岛等论文导读：份量、力量和重量，显然难与黄翔相提并论。此外，便是以‘崛起’诗评著称的徐敬亚与后崛起的诗人们对黄翔的盲视、曲解与回避。”上一页12
“今天”诗人的强烈不满，甚至直接将口对准艾青以及当时对、政治和的激烈评价都能够显现出一种边缘诗歌存在的无处不在的的焦虑。这种焦虑在特殊的年代竟然是以如此特殊和激烈的方式体现出来。说到黄翔很容易让人想起北方的食指，甚至食指的文学史作用更多的时候被指认为高于黄翔。这自然引起包括黄翔在内的贵州诗人的不满，比如张嘉谚所抱怨的“可直至十多年后，在论及那一段诗歌史实时，连新诗潮最权威的‘首席评论家’谢冕，也极谨慎地将他列名在‘食指’之后。而‘食指’其人，无论‘独立写作的先行期’还是其诗的容量、份量、力量和重量，显然难与黄翔相提并论。此外，便是以‘崛起’诗评著称的徐敬亚与后崛起的诗人们对黄翔的盲视、曲解与回避。”[4]
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在目前的中国文学研究界已经成了“显学”，几乎人人都在各种文章中谈论“场域”。而谈论上个世纪60到80年代的先锋诗歌尤其是南方与北方诗歌的关系，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确实十分凑效。按照布尔迪厄的说法，一个时期的“场域”在获得其自主性和主导地位之后就会随之出现一个二元对立结构。也即在主导性“场域”之外存在一个边缘的、非主导性的时时觊觎主导性结构的一个张力结构。这两种结构此消彼长的冲突和张力关系构成了“场域”的变动史。在当代汉语诗歌史上尤其是在60年代初期到80年代中期，以北京为核心场域的北方诗歌无疑占有着高高在上的主导性地位。无论是北京的各种沙龙和读书小组，还是导引性的先驱诗人食指名满天下的诗歌写作，甚至是白洋淀诗群、“今天”和“新诗潮”接连不断的强势影响，这都不断加重和渲染出这一时期北方诗学的强大和不可撼动。实际上相对处于“边地”的贵阳也并不像黄翔（被贵州诗人称为“诗歌界的顾准”）等人后来所偏激地指责他们完全被北方诗人忽略，贵阳连同那些诗人一起成为诗歌史不能轻易绕开的存在。1995年夏天，贵州红枫湖诗会后徐敬亚、唐晓渡还专门到贵阳市郊看望黄翔，“黄翔流着眼泪，说着那些年的往事。我和晓渡都说历史不会淹没一位诗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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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笼雾罩的贵州高原向来以其“多山”著称。这里的高原、山地、丘陵、坝子等特殊的地理景观及其所生成的文化景观自具特色。处于遥远的“边地”和“外省”的贵州加之特殊的政治年代形成以黄翔和哑默为代表的悲剧性命运，这使得一些诗人的写作和诗歌行动充满了激烈的政治情结和运动心理。我们首先可以在“边地”贵州的地理风貌上了解这一地区诗人的生活处境、性格特征和写作环境：“川黔道上形势的险恶，真够得上崎岖鸟道，悬崖绝壁。尤其是踏入贵州的境界，触目都是奇异的高峰：往往三个山峰相并，仿佛笔架;三峰之间有两条深沟，只能听见水在沟内活活地流，却望不到半点水的影子。中间是一条一两尺宽的小路，恰容得一乘轿子的通过。有的山路曲折过于繁复了，远远便听见大队驮马的过山铃在深谷中响动，始终不知道它们终究来在何处。从这山到那山，看着宛然在目;但中间相距着是几百丈宽的深壑，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达到对面。甚至于最长的路线，从这边山头出发是清晨，到得对山时已经是黄昏时分了。天常常酝酿着阴霾，山巅笼罩着一片一片白豰似的瘴雾，被风袅袅地吹着，向四处散去。因为走到这些地方，也许几天才能看见一回太阳;行客则照例都很茫然于时间的早晚，一直要奔波到夜幕低垂，才肯落下栈来。在贵州界内最称险绝的是九龙山沟，羊角硓，石牛栏，祖师观……这几处，都是连绵蜿蜒的山岭，除了长壑天堑之外，石梯多到几千级。从坡角遥望耸入云端的山顶，行旅往来宛如在天际低徊的小鸟，更没有想到自己也要作一度的登临。”[2]险峻无边的群山、深不见底的沟壑、成千上万难以计数的山路和石阶以及漫延的阴霾雾瘴使得贵州诗人更多的时候处于沉默和孤独的幻想之中。同时大声叫嚷的方言以及同样倔强、暴烈的性格也在诗歌中得以呈现。特殊的地理环境、山地文化（山地占贵州全省的87%，余下部分为丘陵和坝子）导致这里长时期成为边缘的“外省”。而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贵州本土诗人对这种“外省”身份的焦灼以及迫切希望得到北京“中心”认可的心理导致了一系列地震般的诗歌行动和泛政治化的狂想。这种边地性的焦虑与紧张却恰恰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这些诗人相当敏感多思，他们对当时以北京为中心的诗歌和政治动向极其关注。1976年“四·五事件”发生没多久，远在贵阳的黄翔就写下了《不，你没有死去——献给英雄的1976年4月5日》——“你的铁锤般沉重的拳头/仍然还在沉默中挑战和应战/你的血肉模糊的身躯/仍然还在无声地控诉和呐喊……/你将重新高举起觉醒的旗帜/战胜那曾经用口对准你的 /把人的权利庄严地大声宣布”。
与此同时以贵州为象征的西南诗歌对强势北方诗歌的羡慕、挑战和觊觎、不满恰恰呈现出了特殊年代地方诗歌和话语空间的不对称性。无论是小范围的聚集于野鸭塘的诗歌沙龙，还是结束之后黄翔数次带着宣言、扛着诗歌到天安门广场、西单墙和北京的高校演讲都呈现出西南这种边地性诗歌的弱势特征以及因此而生发的强烈的性。而黄翔等诗人的这种性恰恰是通过更为急躁和夸张的政治运动式的手段得以进行的。所以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语境之下这种运动手段是不可能被主流权力所接受的。黄翔令人唏嘘感叹的个人遭际已经说明了一切。当然现在看来上个世纪90年代西方对黄翔的“接受”显然又是得力于这种强烈的政治寓言效果和黄翔同样强烈的政治和运动情结。尽管黄翔曾经为此而受难，但是从后来看这无形之中给他带来了“宝贵”的文化资本。黄翔在1990年始受到西方的关注和接受，1992年英国国际名人传记中心将黄翔和哑默收入第10届《世界知识分子名人录》，同时哑默和黄翔获得1992-1993年度世界名人提名。英国国际名人传记中心授予黄翔世界知识分子称号和二十世纪成就奖。1993年初，英国国际名人传记中心和美国国际名人中心联合邀请黄翔和哑默出席在美国波士顿举行的第20届世界文化艺术交流大会。而如今黄翔和他的妻子正在美国的别墅里写诗、写字。黄翔得到了“国际”的认可和荣誉实际上却有着非常特殊的意味，甚至在一些深谙个中原由的诗人看来有过度的夸张和荒唐的色彩，“1992年，我不断收到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寄来的东西，《国际名人录》，《国际知识分子名人录》，《成功者》（若是旁观者，我就缴纳成本费了），《二十世纪成就奖》……高兴了一阵子，很快就成了我们的笑话。我和赵野老拿这事开心。但我想到当时处境非常艰难的黄翔或许有点用。便推荐了他和哑默。若不其然，他因此受邀去了趟美国。又作了几次眼眶潮红的‘死亡朗诵’。声称‘规模宏大’。结果只有20来人。许多还是1978年‘墙’的朋友。在他寄给我的华人报纸上，除了一条简讯，我注意到，几乎同时，不远的公园里，正举办一个‘中国式的’游园活动，数以千计的美国人，排着队，品尝小吃，看杂技和土风舞，用中文取名……而不是读诗”[3]。而通过黄翔等诗人对北岛等论文导读：份量、力量和重量，显然难与黄翔相提并论。此外，便是以‘崛起’诗评著称的徐敬亚与后崛起的诗人们对黄翔的盲视、曲解与回避。”上一页12
“今天”诗人的强烈不满，甚至直接将口对准艾青以及当时对、政治和的激烈评价都能够显现出一种边缘诗歌存在的无处不在的的焦虑。这种焦虑在特殊的年代竟然是以如此特殊和激烈的方式体现出来。说到黄翔很容易让人想起北方的食指，甚至食指的文学史作用更多的时候被指认为高于黄翔。这自然引起包括黄翔在内的贵州诗人的不满，比如张嘉谚所抱怨的“可直至十多年后，在论及那一段诗歌史实时，连新诗潮最权威的‘首席评论家’谢冕，也极谨慎地将他列名在‘食指’之后。而‘食指’其人，无论‘独立写作的先行期’还是其诗的容量、份量、力量和重量，显然难与黄翔相提并论。此外，便是以‘崛起’诗评著称的徐敬亚与后崛起的诗人们对黄翔的盲视、曲解与回避。”[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