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新兴大国气候政治变化机制

论文导读：已产生了不少优秀的研究成果。个案分析的优势在于，它可以集中考察单一行为体（中国/印度）气候政治变化的（国内/国际）直接动因。如此一来，生态脆弱性、成本/代价考虑、国际责任/义务分配考量、经济崛起、资金与技术支持、国际地位提升等因素几乎成了中国和印度这对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气候政治（自主调整气候谈判立场）、的相似乃至
【内容提要】全球气候治理需要国际政治中的大国参与。中国和印度作为新兴大国，通过双层互动而逐渐产生气候政治变化以回应系统内外的环境压力。新兴大国气候政治变化的反馈效应亦再造/强化了其集体身份，使新一轮国际一国内政治的双层互动获得势能，从而维持整个政治系统生活的动态运转。
【关键词】新兴大国 气候政治 变化机制 中国 印度
新兴大国不同于国际关系中的传统强国，即并不必定反对现存国际规范，而往往成为已有规范的接受者。一方面，当下的新兴大国之所以“新”，在于全球治理需求为其可能的集体身份建构提供了平台，如气候变化这种带有复合相互依赖特征的议题给这些大国提供了“用武之地”；另一方面，新兴大国之“兴”，意味着这种不同于传统大国的群体身份仍发端于西方主导下的国际体系。就全球气候治理而言，它需要国际关系行为体尤其是大国的参与，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群体中的重要代表，其气候政治参与本身对气候政治群体化的形成乃至全球气候政治系统的演化，具有较突出的理论和现实作用。中国和印度在气候政治变化的内生动因上具有相似性，在作为促成变化的外部条件上两国也具有可比拟之处。此外，从案例分析的角度出发，以中国和印度作为比较案例，与对诸如印度的个案分析一道，可能勾勒出一个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思路，从而有助于我们较为全面地理解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的变化机制。

一、新兴大国气候政治概述

近三十年来，气候变化逐渐从一个相对模糊的科学话题转变为全球政治中的一个关键议题，这一议题引起了社会科学等广泛领域的强烈关注。尽管人们对气候变化存在诸多争议，然而以批判理论和认知心理学观之，不论是乐观主义、现实主义，还是悲观主义的社会观念，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一种共有的气候政治叙事情境，牵动着全球政治行为体的利益关切，气候政治亦因之成了超越传统国家中心主义的时兴议题。简言之，气候变化理由的实质是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的变化机制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一个政治理由。同时，由于气候政治本身所带有的“全球公共理由”属性，一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会对他国产生代价效应，从而使得国家间在气候政治理由上的“复合相互依赖”关系特征更为凸显，敏感性与脆弱性共存。因而，如何应对气候政治难题，参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需要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广泛协调。尤其是大国的气候政治参与，对全球气候治理动向产生直接影响。后金融危机时期涌现出来的新兴大国，在气候变化治理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新兴大国的作用更是不容低估，对旧有“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存续构成有力冲击与挑战。
学界有关中国或印度气候政治的讨论，仅就本文所关注的动态归因而论，已产生了不少优秀的研究成果。个案分析的优势在于，它可以集中考察单一行为体（中国/印度）气候政治变化的（国内/国际）直接动因。如此一来，生态脆弱性、成本/代价考虑、国际责任/义务分配考量、经济崛起、资金与技术支持、国际地位提升等因素几乎成了中国和印度这对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气候政治（自主调整气候谈判立场）、的相似乃至共同动因所在。无独有偶，经由这些个案分析的可贵努力和现象学深思，为我们提炼理论认识奠定了经验基础。于是，自2009年哥本哈根峰会以来，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大国主导着权力转移趋向，既强烈冲击着欧盟的气候政治领导者地位，又进一步在制度进程建构中挑战美国话语强权，得出这样的推论似乎并非纯属臆想。然而，诚如有学者所言，新兴大国与历史上的崛起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并不必定反对现有的国际规范，因而提出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大国在全球气候政治中主导权力转移的论断还为时尚早。那么，同样面对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气候政治这一客观事实，之所以会出现迥然不同抑或意见完全相左的解释或理解，在笔者看来，这恐怕不单纯是源于“意识主体差异性”或“主体间认知差异”。
针对单个新兴国家所进行的细致研究和深入深思，从学理思辨的作用上讲，气候政治归因分析中的个案探讨并辅之以多角度的解读，启迪了学术智慧，也为我们理解气候变化这样的后现代议题预留了一定的想象空间。然而，从研究策略与案例分析上来看，如果仅仅依靠中国或印度的个案分析，则难以发现有关“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的变化机制”（即使考虑到国家的学习能力可以“举一反三”，也难以同避“单一案例说服力贫乏”之尴尬）；另外，更为担忧的是，个案分析的劣势还在于归因（系统内外）要素之间缺乏一个动态的运转机制，因而得出来的结论往往是静态的且各要素之间缺乏必要的逻辑关联。例如，我们可以强调国际规范的传导引致新兴大国如中印的气候政治变化，亦可重点突出其变化由国家偏好与理性选择而内生。换言之，以个案研究来追寻气候政治变化机制，其认知相符与理论适配效度是有限的，且往往还影响到理论自身的逻辑自洽。
本文拟从理论假设出发，提出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并通过比较案例实证来支撑主要观点。需要首先说明的是，之所以选取中国和印度作为比较案例，是因为二者存在某些共通的参考价值：其一，中国和印度在地缘政治作用上既相同又不同，二者同属于亚洲国家又分别是所在的东亚和南亚的地区大国，且二者又都是新兴大国，在全球气候政治格局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其二，中国和印度是人口大国和长期面对发展理由的发展中大国，我们为这两个国家勾勒出一个气候政治变化机制的动态分析路径，或许可在看似自反性的气候政治难题上激发我们更多的理论深思；其三，以中印为比较案例分析新兴大围在全球气候政治中的动态变化机制，对于崛起中的新兴国家群体而言，亦具有一定的现实作用。

二、理论假设与分析框架

在国际关系理论史上，自彼得·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于1978年提出“倒置的第二意象”（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以来，有关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互动深思从未间断。十年后，美国学者罗伯特·普特南（RobertD.Putnam）率先提出双层博弈理论，但这并非严格作用上的博弈论，而更像是某种隐喻（metaphor），以解释国际谈判中的国内国际层次间互动。之所以称其论文导读：
为隐喻，是因为将“双层互动”嵌入国际政治的具体议题深思时，其要义无非在于：一方面，国家对国内压力的回应以获取相应的政治支持；另一方面，国家还须考虑国际因素，尽可能将国际层次上的不利影响降低到最小。政治变化不可偏废这两层要义中的任何一项。从政治系统理论来看，这种强调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互动的理论框架，其核心在于某种存续于政治研究中潜在而流行的思维定式——均衡分析（equilibrium analysis）。具体而言，从政治系统（主要指主权民族国家，本文特指新兴大国）的内部组织来看，它与其他所有社会系统都具有一个关键性特征，即对于自身在其中起作用的条件做出反应的特殊适应能力，并累积形成了借以应对其环境的大量机制（mechani），运用这些机制，政治系统可以调节自己的行为，转变自己的内部结构，甚至重新确立自己的基本目标。例如卡尔·多伊奇在《政府的神经》（The Nerues of Government，1963）中就已经考虑到政治系统对于国际事务反应能力的结果。这种意在重构系统自均衡的分析模式，大量渗入国际关系研究，然而，该思维的缺陷亦较为明显，即“双层互动一政治变化”往往是一种单向度的分析路径。事实上，既然“政治生活的本质是运转于一种环境内的社会系统”，那么反馈反应（feed-back response）在其中就显得至关重要了。换言之，仅仅依托“双层互动”似还不足以提供一个可能适用于新兴大国气候政治变化机制的较完整解释，反馈反应存续于政治系统的运转当中。更何况，基于当前的国际政治现实，我们恐怕不能对“新兴大国”这个集体身份标识“视若不见”。另外，既然如前文所述，要对变化机制做出动态的分析，那么比较案例的最重要价值大概正在于通过所谓“比较”发现某种通则，而非单纯地罗列或细化其中的差异性。因此，本文暂且搁置“新兴大国身份”何以建构这样的形而上深思，这种“身份”可能仍是“先验的”，即在国内/国际压力“输入”前就预先存在，或通过压力“输入”逐步建构，以系统的政治变化做出内外回应才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这里我们不妨进一步假设双层互动再造/强化了新兴大国身份，这种再造/强化的过程是一个认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的认同总是与具体理由（如气候政治）相关。简单来说，新兴大国集体身份是角色身份（中国/印度）和类属身份（新兴国家群体）的独特结合，它具有因果力量，诱使政治系统把他者的利益定义为自我利益的一部分，亦即“利他性”，如此一来有望采取行动，克服集体行动难题（如气候政治治理）。同时，政治系统亦非社会化的囚徒。反馈（如图1曲线所示）存在于“身份一利益一政治变化”关系链的各个环节，使利益（包含利己与利他性）得以重塑进而影响政治系统的自身份定位（新兴大国身份）；反馈也为新一轮“双层互动一政治变化”提供了势能，从而令整个政治系统生活处于动态运转之中。
此外，在正式进入下文案例分析之前，还有必要对本文的研究分析偏重理论而做一点简要说明。有一种错觉，即认为一种理论只不过是对现实的极端简化，所以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在社会科学中，人们对理论的普遍反感，是对传统社会哲学的宏伟设计不满所造成的。显然，这种错觉和误解是有缺陷的。可以肯定的是，理论的使命就是简化，而且在简化时不得不舍弃政治行为的一些直观或经验的特征，因为如果用如同经验般复杂的分析来观察事物往往导致错误认知，当然也不利于我们对事物的理解。因此，本文主要关注中国和印度之于新兴大国气候政治变化的相似性比较，而暂且搁置引致主体间认知差异的那些经验分析，以助于我们集中讨论可能的新兴大国气候政治变化机制。

三、中印气候政治的变化机制

中国与印度在全球气候政治中的变化轨迹十分相似，立场亦基本一致。早期的气候政治进程中，中国和印度在“G77+中国”形式下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并寻求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协调。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各国对气候风险的认知深化，气候谈判博弈日趋复杂化，全球气候政治格局呈现群体化趋势。即便如此，不论是早期的“G77+中国”平台，还是后来的金砖国家（BRICS），再到当前的基础国家（BASIC）群体，中国和印度始终在气候政治中位于相同的阵营。尤其是，同为新兴经济体的中印两国，在全球气候治理及与发达国家气候政治博弈的进程中，国际政治作用及影响都较为深远。深思其中的变化机制，不妨首先探讨中印气候政治中的双层互动，而后再分析新兴大国身份与反馈，以厘清其中可能存在的逻辑关联，进而有助于我们理解新兴大国气候政治变化的复杂系统。

(一)中印气候政治中的双层互动

中国的气候政治进程，与中国外交的整体步伐基本一致，大致经历了“被动却积极参与”（1990～1994年）、谨慎保守参与（1995～2001年）、活跃开放参与（2002年以来）这三大变化阶段，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外交日趋成熟的发展进程。与此类似，印度的气候政治进程也大致经历了“发展优先顾虑”（1992～2001年）、“兼顾共同责任”（2002～2007年）、“渐进国际主义”（2008年以来）的变化进程。从双层互动角度来对比二者的气候政治变化，相似表现如下：
其

一、全球气候政治进程开启以来，多重国际压力方对中国和印度气候政治的施动。

自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的变化机制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地球首脑会议并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以来，发达国家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量化减排承诺为要求，对中国和印度的施压从未间断。1997年《京都议定书》通过以来，由于明确制定“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要求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的发达国家必须采取具体减排措施，而发展中国家则不承担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限排义务。议定书关于限排义务的规定固然是基于公平考虑，反过来看也给此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集团就强制减排进行的利益博弈埋下了伏笔。这种国际压力当面对中印作为新兴大国崛起时，讨价还价之势愈演愈烈。
就中国而言，除UNFCCC和论文导读：怀疑的。作为风能和太阳能设施的主要供应者，印度转向可再生能源可以为国家带来显著的经济收益；绿色技术转型和一般技术进步之间又有着强大的协同效应；如能通过减少输电损耗、浪费资源等措施来保持和优化印度的能源供应，将给印度带来巨大的收益。况且，印度的能源供应情况并不乐观，其能源需求主要依靠煤炭储量，且日益依靠石油和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之外，还包括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NGOs）等，作为国际规范的倡导者通过跨国合作等渠道来驱动中国的气候政治变化。当然，这种系统外环境/国际政治压力自气候政治议题受到关注以来，似乎一直都存在，压力“输入”是渐进的过程，因此中国的气候政治也是稳中有变，在国际谈判中经历从适应到减缓气候变化努力的转变。例如，最初响应京都清洁发展机制也是出于带有一定“时滞”而缺乏前瞻性的经济竞争力考量。此外，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如小岛国家联盟对新兴大国如中印等国的“抱怨”，使得中国不得不面对如何继续维持发展中国家阵营团结的困难。同时，诸如欧盟的气候政治领导者形象，以及美国奥巴马政府开始在气候理由上一改“颓势”的“示范”效应，一定程度上也给中国带来了横向对比的国际压力。
印度方面，同样面对着相似的国际压力。发达国家在气候政治议题上指责新兴大国，除了针对中国，往往还指向印度。这种压力输入在哥本哈根谈判和坎昆气候会议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同时，不仅源自附件一发达国家的持续施压，就连印度所属的发展中国家阵营，也对印度的气候政策表达出不满，反对之声中有不少来自印度的近邻如孟加拉国、尼泊尔和马尔代夫等。可见，担心失去原发展中国家伙伴的支持，对印度而言不得不说是某种不小的国际压力。另外，印度同样面对着横向对比的国际压力，比如相对中国自1995年起开始转向“谨慎而保守地参与”而言，印度的气候政治立场仍显僵化顽固。
其二，国内层次压力，如结构调整与社会转型，对中国和印度气候政治的施动。中国气候政治面对的国内结构压力是可以想见的，主要通过能源高消耗而实现的外延型经济增长/发展，加剧了气候变化，进而影响到国家安全。实现科学发展的内在需求和持续恶化的气候变化风险无疑对中国构成正反两个向度的挑战，又好又快、科学、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愿景，与国土资源质量下滑、农业生产安全受损、人们生活环境恶化等威胁相对照，理想与现实间的距离感加大。这些无不从国内层次结构压力上形成对打破气候政治僵局的深切渴望/“需求”。
印度方面，正如其国内有的学者指出的，传统上认为对绿色未来的投入会过度消耗资源从而影响印度减贫或限制印度发展的观点是值得怀疑的。作为风能和太阳能设施的主要供应者，印度转向可再生能源可以为国家带来显著的经济收益；绿色技术转型和一般技术进步之间又有着强大的协同效应；如能通过减少输电损耗、浪费资源等措施来保持和优化印度的能源供应，将给印度带来巨大的收益。况且，印度的能源供应情况并不乐观，其能源需求主要依靠煤炭储量，且日益依靠石油和天然气进口。其他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乃至新兴大国和发达国家，也都在为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而相互竞争。鉴于此，包括主要政党和社会团体在内的印度国内组织对政府施压，希望国家能在气候政治上有所作为，以服务于国内经济发展和降低贫困率的现实需要。
其

三、政治系统的输出效应：大国责任与国际形象。

在负责任大国身份建构与国际形象的护持方面，中国的关注基本上贯穿于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政治的实践中，尤其表现为中国对全球气候政治的积极参与，重塑自身大国国际形象，以期获得国际社会的持续认同。因为对于崛起中的中国而言，负责任意味着中国在国际关系与地区事务中承载着广泛的利益诉求，既有必要为国际社会提供一定的公共产品，又能够妥善应对国际政治中的复合安全挑战。事实上，负责任大国身份的认同或者国际形象的上升对新兴大国而言，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上的约束，而且还是一种国际政治的选择性激励。比如联合国称赞中国（2002年）批准《京都议定书》是“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一个良好榜样”，自早期的气候政治参与以来，中国尤其看重负责任大国身份与良好国际形象的维持，防止出现气候变化议题领域的“中国威胁论”。2009年的哥本哈根谈判及之后的气候政治博弈中，不少发达围家别有用心地指责或质疑中国，中国则始终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并履行国际义务，捍卫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反观印度，自冷战结束以来，其大国地位一直备受关注。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后，印度频繁出现于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BRICS）、基础四国（BASIC）等多边舞台，并在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领域广泛参与国际合作，凸显其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国际影响力。鉴于此，印度参与气候政治的国际政治作用，不仅在于为获取国外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还在于提升印度的国际地位，摆脱其在气候理由上的孤立局面，加强与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的联系，构建良好的大国形象。不过，这里也存在着一个相关的悖论，即印度的气候政治变化，虽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地区强国/政治大国雄心，但作为前殖民地国家的一员，其跻身大国俱乐部的各种努力，多少也挤压了印度原有的战略空间。具体到气候政治议题，代表发展中国家群体的谈判集团，其主要力量和关注焦点已由“G77+中国”机制转移到了基础四国，这种变化从谨慎的态度来看不能不说是发展中国家集团内部的某种分化，未来的国际气候政治博弈亦因之有可能更加复杂和充满不确定性。

(二)新兴大国身份、利益与政治变化

通过上文的逻辑铺陈，大致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新兴大国在有关气候政治这样接近复合相互依赖的议题领域，难免受到国际与国内层次“需求”和“支持”的双重压力。国际方面，主要有来自国际非政府环保组织和发达国家集团的施压，以及发展中国家阵营的质疑——同属发展中国家但现已跃升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和印度似理应“反思”自身的发展代价和全球责任，或至少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立场相协调；国内方面，则有来自社会转型、经济发展，以及政党、利益集团和主要社会团体等的压力。这些压力使中国和印度发生一定程度的气候政治变化，参与国际气候建制的步伐逐渐走向积极主动。政治变化的系统“输出”效应在于中国/印度对于国际、国内两个层次的回应上，以在国际上获取崛起大国合法性认同或建构负责任大国身份，在国内则进一步夯实政治与社会稳定基础。至此，我们的分析是否厘清了新兴大国气候政治变化的系统动态机制了呢？显然不完全是，对政治变化机论文导读：社会所赞成的规范，据此转变自己的行为。以中国和印度这对新兴大国来看，其新兴大国身份正是在国际和国内政治双层互动中再造/强化的。其中，发展中国家这一“共同命运”是一个客观条件，而中印新兴大国这一集体身份则是一个主观条件。具体的（气候政治）议题与对这种集体身份的认同相关，比如针对中印是否支持强制减排及有关减排承
制的“动态”性理解，则仍需要回到“再造/强化新兴大国身份”上进行一点余论。
新兴大国通过双层互动而逐渐产生气候政治变化以回应系统内外环境压力，这本身固然是参与全球气候政治的社会化过程。我们知道，社会化意味着将新社会成员（新兴大国相对于传统大国俱乐部而言，姑且算是“新人”）导入到社会赞成的行为方式中去。社会化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体制，新兴国家经由这种体制，接受国际社会所赞成的规范，据此转变自己的行为。以中国和印度这对新兴大国来看，其新兴大国身份正是在国际和国内政治双层互动中再造/强化的。其中，发展中国家这一“共同命运”是一个客观条件，而中印新兴大国这一集体身份则是一个主观条件。具体的（气候政治）议题与对这种集体身份的认同相关，比如针对中印是否支持强制减排及有关减排承诺上的讨价还价，往往与新兴大国这一“标签”挂钩而衍生出所谓的全球治理责任。从利他的角度来看，新兴大国集体身份则具有某种因果力量，使中国和印度重新反思自身发展与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等环境治理利益关切之间的契合可能，也正是在这种应然作用上，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大国的气候政治变化才附加了某种道义色彩，尽管大国的“自我约束”在气候变化的集体行动难题上似只助益于理性选择/第二等级内化（康德式的情感认同至少在气候政治难题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此外，现实中引起人们较多关注的，往往还在乎反馈（包括正反馈和负反馈）为身份再造过程而提供动力。通过前述的中国和印度的案例，我们大致了解到：政治系统置身的（国际/国内）环境亦会对该系统的政治变化进行反馈（比如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即为一种形象的正反馈）。换言之，即对政治系统的政治变化予以“奖惩”评估，而新一轮双层互动正是在这种反馈中获得了势能，从而维持整个政治系统生活的动态运转。只不过这种通过气候政治变化而进行的自身份认同反射评价并不总是能积聚到正能量（positive energy）。早在2001年，美国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此事如今基本可定论为美国在全球气候政治中的倒行逆施，然而当时竞有将中国和印度视为替罪羊的看法——“都怪中国和印度就累积减排量而合力向美国施压，令美国‘不堪重负’而只好选择退出”。于是，有不少发达国家非但不主动积极参与气候治理，反而还指责以中印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声称为了“把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水平上”，应以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大国实施大量减排为先决条件。因而，以“输入”和“输出”之非对称性而论，我们已不难发现这种气候政治变化运转中难以避开的“投入产出失衡”，这大致可以解释政治系统的气候政治变化何以渐进或缓慢艰难。如此一来，我们似可动态地理解气候政治中的复杂系统效应，新兴大国的集体身份经由“政治变化一利益一身份”的反馈链式联系得以再造（如图1曲线所示逻辑）。具体而言，来自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小岛国家联盟）的攻击或质疑，可以称得上是一种负反馈，它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印积极推动气候政治变化和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热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的变化机制相关论文由www.7ctime.com收集,如需论文.度，但也令中国和印度能够及时调整和修正自身的气候谈判立场，使自身的气候政治生态更具柔性，从而为下一轮国际气候建制的努力创造条件。借用过程建构主义理论一言以蔽之，即在气候政治这样的全球公共理由领域，或许“维持过程可能比达到预期效果更加重要”。试想当前中印等新兴大国之于气候政治变化进程，正是存在某种路径依赖感；但另一方面，新兴大国的气候政治变化，维持气候政治进程本身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与获得理想的谈判和协商结果比起来，至少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
结语
全球气候变化因其长期性和公共理由属性而一度成了“无解”难题，从理论与实践而言，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甚至不亚于国际政治中的传统议题。因而，全球气候变化少不了世界政治行为体的广泛参与。新兴大国作为后金融危机时期快速成长起来的经济体，其参与带有复合相互依赖特征的气候变化治理，对于开拓这一领域的新型国际合作，乃至探索某种包含发展中国家集体话语的全球气候建制路径，无疑都具有较深远的现实作用。中国和印度是新兴大国的典型代表，基于二者的比较案例可以发现某种用于解释新兴大国气候政治变化的通则。通过双层互动，中印两国都受到系统内外环境（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压力“输入”，为重构系统自适应均衡，中国和印度均产生气候政治变化以对内外压力予以回应。同时，受到回应的他者又以反馈对中国/印度的利益进行重塑，进而使中国和印度的新兴大国身份得以再造/强化。
最后，可能存在的疑问及进一步深思的方向是：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的变化机制，将中国和印度作为比较案例，意在尽量弥补个案分析框架的解释力不足。然而，正因为存在两个大国之间的比较，限于篇幅而抽象化了二者之间必定存在的差异或分歧，这其中很可能亦包含着影响新兴大国气候政治变化的深刻动因。
（编辑 吴兆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