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开元名相张说得意人生与政治品格

论文导读：

一、张说出将入相的得意人生

张说（667年～730年），字道济，或字说之，祖籍为洛阳人，唐玄宗朝著名的宰相与文学家。其父张骘，明法科擢第，历县尉、主簿、县丞，调露元年（679年）卒于洪桐县丞任上。当时张说不过十二三岁，赖其母冯氏抚养训授。载初元年（690年），武则天称帝前夕，张说应制举词标文苑科，则天御洛阳城南亲试举人，策略天下第一。则天以近古以来未有甲第者，遂署为乙等，解褐授太子校书郎。则天仍令尚书省抄写策文，颁示朝集使及四方蕃客等，以光大国家得贤之美。
从武则天时始，张说的仕宦人生可谓顺利甚至颇为得意。武则天的后期，男宠二张弄权，为了遮人耳目，二张拉拢了一批文学之士进行编书。30岁出头的张说作为有名的文词之士，参与了《三教珠英》等大型图书的编撰，被称为“珠英学士”。张说乃以修书之功，迁右史（即起居舍人）、内供奉，掌修记言之史，录天子制诰德音，不久，又兼知考功贡举事。长安二年（702年）武则天以相王李旦为并州牧，河北道行军元帅，又命魏元忠为朔方道大总管，副相王以抵挡突厥。张说又为魏元忠判官，随军到了前线，至秋方回，拜为凤阁舍人（即中书舍人），职掌皇帝制敕文书的起草，进入到权力的中枢。
不久，张说因得罪二张被贬官。五王政变，中宗复位，张说随即被召回，先后担任兵部员外郎、工部侍郎、兵部侍郎兼修文馆学士。张说因文名远扬，甚见亲用。在李隆基消灭韦后的政变中，张说做出了重要贡献，升迁为中书侍郎，一度兼雍州长史。接着，张说受命干净利落地处理了谯王李重福（中宗长子）在洛阳的反叛事件。回到长安后，张说为太子侍读，深得李隆基亲敬。景云二年（711年）正月，张说以中书侍郎的身份担任宰相，同时在相位的还有宋璟、姚元之（崇）等人。在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的斗争中，张说与姚崇等人站到了一起，支持李隆基。不过，作为官属，张说的支持更具有私人性和投机性，也更得李隆基的亲近与信任。在太平公主的压力下，李隆基主动上奏睿宗将宋璟和姚崇罢相，贬为外州刺史，而张说却因为倡议让李隆基监国而继续做宰相。十月，在太平公主的奏请下，睿宗并罢五相，张说以尚书左丞分司东都。在谋划用武力铲除太平公主的过程中，张说从洛阳遣人献上佩刀，示忠心于玄宗，并请早定决心，先事讨伐。712年六月，玄宗既诛太平党众，便大赏功臣。七月，张说被召回，拜检校中书令，八月，封为燕国公，食实封三百户，九月，就正授中书令。
在玄宗谋划要用姚崇担任宰相的过程中，张说想方设法加以阻挠。712年年底，姚崇拜相以后，张说非常不安，于是私下里到玄宗的弟弟岐王李隆范的王府去倾述。事为姚崇所知，奏明玄宗。玄宗遂借机贬张说为相州（今河南安阳）刺史，充河北道按察使。开元元年（713年）四月，张说又降职转为岳州（今湖南岳阳）刺史，并停食实封。张说从岳州刺史之后担任的地方职务有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幽州都督、河北节度使，检校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天兵军节度大使，颇有治绩，立有战功。开元九年（721年）九月三日姚崇病故，十九日，玄宗便任命张说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实现了由将入相的理想。开元十年四月，玄宗命张说兼知朔方军节度大使，不久再次立下军功。这个阶段的经历，充分证明张说是典型的出将入相的人物。
开元十一年（723年）二月，张说把作为首相的中书令张嘉贞排挤出朝，自己担任了中书令。中宗末年张说任兵部侍郎时，张嘉贞不过是自己属下的兵部员外郎，差着好几级。现在张嘉贞做了中书令，张说很不服气，正好张嘉贞之弟张嘉祐被人揭发出贪污之事，张说趁机劝张嘉贞素服待罪，玄宗遂贬其为幽州刺史。14天后，张说便兼中书令之职。四月，又正除中书令。张嘉贞遭贬之后，恚恨非常，对人说：“中书令既有二员，何苦相逼太甚！”对权力的过于看重，使得张说经常陷入权力之争的漩涡。以前排挤阻挠姚崇入相没有成功，这次排挤张嘉贞却显得轻而易举。这背后是玄宗态度的转变。
张说担任中书令一职直到开元十四年。罢相的理由是，玄宗在前一年封禅泰山的过程中，将随从登山获取升迁的机会都安排给了自己的亲信，因此招致整个官场和参加封禅的士兵的不满。在一场权力斗争中被罢相之后，张说还一直得到玄宗的关照和尊重。这一对君臣的私交相当深厚，意气也颇为相投。开元十八年（730年）十二月，张说病逝，玄宗亲自为他写了神道碑文，御笔赐谥曰“文贞”。

二、张说的政治品格及其所处时代的历史特性

张说被认为是唐代平民出身宰相的代表。他的父亲其实也有科第，而且一直担任县佐，并非真正作用上的平民家庭。但是，在唐代前期的政治环境里，相对于门阀士族来说，没有家族背景的州县佐吏就属于平民。那个时候，科举制还刚刚出现，科举对社会的影响还相当有限。尽管科举制在原则上是不问门第，只取才学，但有条件参加科举考试的最低阶层，也就是州县佐吏的子弟了。在张说的时代，他任州县佐吏的父亲，在掌握政治话语权的贵族阶层看来，自然是一个平民。科举制要触及到整个社会的最底层，把全体国民都纳入到科举的轨道，那是要到明清时代的事情了，至少是宋代以后才有这个迹象。但唐代社会已经启动了这个变迁的过程，张说的经历正是这个重大社会变革的象征。
张说的人生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他出身不高，没有门第，但天资聪颖，勤学苦读，科举及第后在政治上发展很快，在武则天到玄宗时期的政治风浪中历练成长，成为那个时代文坛的领袖和领导政治军事转型的首相。张说的传奇经历，使得他成为中晚唐时期文人笔记中的话题人物。沈既济在《枕中记》中描写的那个做黄粱梦的少年卢生，就是以张说为原型的，所谓出将入相、回翔台阁，包括“追为中书令，封燕国公，恩旨殊异”，都无不与张说的经历相合。其他回顾开元时期逸事的笔记小说，张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主角之一。总体来说，张说的人生是得意的，他是那个时代的文武全才，在政治社会的转型期，他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安定边疆，粉饰太平，改革制度，封禅泰山，为开元之治走向更高的层次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要为盛世表象下危机的形成承担一定的责任。得意的人生并不能掩盖他的局限，张说的政治品格历来受到质疑。张说的成长和曲折，他的成就与局限，具有鲜明的时代论文导读：逊”，接着拜为开府仪同三司，是皇帝为了“崇其秩，逸其志也”，即提高其品级和待遇，使其安享晚年。这就彻底回避了姚崇辞相是因为儿子和部下贪污受贿的事实，奉皇帝的敕命而作盖棺之定论，保全了姚崇的名声，也树立了其后人的政治背景。张说和姚崇有着严重的冲突和深刻的矛盾，是朝廷内外人人皆知的事实。这样一份碑文出自张说之
特性，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轨迹。虽然是一百年后郑处诲记下的传闻，这个故事还是有一些真实性的，这篇题为《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赠扬州刺史大都督梁国公姚文贞公神道碑（奉敕撰）》的碑文也收录到张说的文集之中，流传至今。张说在碑文中说姚崇是“致君尧舜”的社稷重臣，“有唐元宰曰梁文贞公者，位为帝之四辅，才为国之六翮，言为代之轨物，行为人之师表：盖维岳降神，应时间出者也”。在列举姚崇的辉煌仕宦经历之后，文中说“公性仁恕，行简易。虚怀泛爱，而泾渭不杂；真率径尽，而应变无穷。常推是心，以御于物，故所莅必甿庶风偃，骜狼化从，言不厉而教成，政不威而事理。去思睹颂，来暮闻歌。既登邦政，卒乘辑睦。及在宗伯，神人克谐。今之中书，是为理本，谋事兼于百揆，论道总于三台。公执国之钧，金玉王度，大浑顺序，休徵来臻，懋德格天，名遂身逊。拜开府仪同三司，崇其秩，逸其志也”（《张燕公集》卷十八，《全唐文》卷二百三十）。不仅极高地评价了姚崇的政绩和人品，指出了姚崇做紫微令（中书令）时这个职位开始兼掌决策和行政的首相职掌特征，尤其明确其开元四年辞去相位是“名遂身逊”，接着拜为开府仪同三司，是皇帝为了“崇其秩，逸其志也”，即提高其品级和待遇，使其安享晚年。这就彻底回避了姚崇辞相是因为儿子和部下贪污受贿的事实，奉皇帝的敕命而作盖棺之定论，保全了姚崇的名声，也树立了其后人的政治背景。
张说和姚崇有着严重的冲突和深刻的矛盾，是朝廷内外人人皆知的事实。这样一份碑文出自张说之手，没人相信是张说心甘情愿所写。按照制度，宰相的碑文和谥号都是要经过程序来议定的，最终由皇帝定夺。所以张说在碑文中交代了，姚崇去世后，“有诏掌文之官叙事，盛德之老铭功，将以宠宗臣，扬英烈”，本身就是一篇奉敕命而写的官样文章。张说长期担任监修国史，朝中大手笔，这份差事自然落到他的头上，其中也有着玄宗微妙的权力平衡和政治安排的用意。他要起用张说为相，但不能陷入新宰相否定旧宰相的权力斗争之中。
在玄宗朝的逸事越来越成为闲谈话题的中晚唐时期，张说为姚崇写碑文的事实就被演绎成了姚崇算计张说的故事。反观历史，张说和姚崇的矛盾和分歧，主要在于他们代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官僚，唐史专家汪篯将其概括为文学派与吏治派，他们有着不同的政治品格。在一个政治社会深刻转型的时期，他们虽有着相同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但做派和风格却截然不同。张说和姚崇都是那个时代的能人，但两个能人不是一路人。能够用好两个互不相容的能人，正体现了唐玄宗的政治智慧和领导艺术。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责任编辑：谢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