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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新形势下对外传播工作须完成三大改变

最后更新时间:2024-01-17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29518 浏览:133899
论文导读:美欧日等传统强国并不积极——事实上,即便在危机之前,对于帮助他国实现工业化,它们也从来都称不上是积极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针对中国的对外关系和国家形象,作出了明确而具体的权威阐释。在新形势下,围绕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任务,对外传播工作也面对着新的重要使命,必须在传播宗旨、对象和内容上完成具有战略作用的重大转变。

一、在对外传播宗旨上,破除对西方过分“求同”的误区

早在二十年前,中国对外传播学的奠基人之

一、中国外文局原局长段连城即曾一针见血地提出:

由于我们在改革中吸收西方的各种长处(这是必要的),宣传上曾有过一些对西方过分“认同”的现象。有些西方朋友说:“如果你们总是讲些同西方社会一样的事,你们就失去了吸引力。”①
诚如老前辈所言,在对外宣传方面,如果一味地与西方“求同”,中国不只将失去吸引力,更严重的是将“失去自我”。一些中国人乐于将“越来越像西方的中国形象”传播给西方世界,却并未引来预期中的赞美甚或尊重。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一些西方人甚至发出疑问:当年我们工业化了,今天你们也工业化了;那么,当年我们对外扩张了,今天你们也将对外扩张吗?
回首历史,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并未走上“盲目模仿西方”的歧路,始终保持着独立自主的鲜明特色,然而,以此观之,中国的对外形象传播却似乎依旧任重而道远。在建构中国形象时,如果永远只是对西方既有形象的模仿和求同,我们注定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
事实上,作为文明传统已绵延数千年的古老民族,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早已形成了独特的“天下观”——这正是中国不同于西方的形象基点。不同于西方的“民族国家”,“天下”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在整体的“天下”之内,“苍生”并无中外之分,而是包括了人类所知的整个共同体,也即“天下一体”。
冷战结束后,由于深受美国国际关系学说的影响,“国家利益”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甚至外交辞令的常见用语。在与西方求同的某种风潮下,西方人所熟知的“关心一己之利”的“利益观”渐成显学。然而,以西方人的话语模式树立中国的形象,终究存在新的误区,诚如台湾大学教授石之瑜所言:
中国根据美国以能力为导向的视野,翻译自己的重要立场,外界习以为常认为中国必定根据自己的利益崛起,则建立势力范围,驱逐美国,独占南海,也不足为奇。如此,不但周边邻国嵌入了与中国在国家利益上不可共处的情感抵触,同样重要的是动摇了群体间的相互体谅与和谐世界的信用。②
正是为了区别于西方话语中的“国家中心主义”陷阱,新世纪以来,中国领导人高瞻远瞩,在对外关系中逐步倡导了“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理念,提出了为西方传统大国所陌生、却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向往的一种“群体导向”的新型世界观。
2014年6月28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再次强调了有别于西方传统的“中国的世界观”:
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一些国家越来越富裕,另一些国家长期贫穷落后,这样的局面是不可持续的。水涨船高,小河有水大河满,大家发展才能发展大家。各国在谋求自身发展时,应该积极推动其他国家共同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各国人民。③
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有更多国家脱贫致富的世界——而非少数国家垄断发展成果的世界,才是值得全人类所共同憧憬的美好明天。我们树立中国的国际形象,必须从根本上区隔于历史上的西方列强,有别于依恃军事扩张、维持货币霸权的传统大国之路。

二、在对外传播对象上,实行从美欧日向亚非拉的转移

近年来,一些国人同胞对来自西方的评论了过分的热情,甚至将其发表的任何言论奉若圭臬;在对外传播中国形象时,似乎只有得到CNN、BBC的关注或报道,才算得上是真正“国际化”;而美欧日之外的广大亚非拉地区,在某些人眼中似乎并不属于“国际社会”的范畴。
客观而言,近代以来,拜西方引领的工业革命所赐,科学的确进步了,物质的确丰富了;时至今日,西方国家的发展史仍然被不少人视作“现代化”的标准模式。然而,颇为讽刺的是,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并未将广大发展中国家带往西方式的“现代性”,反倒加诸了某种阻碍其现代化发展的“反现代性”。
今天,世界上依然存在着以支配和剥夺他国为生命线的霸权或霸权倾向,若要实现人类的共同发展,就必须绕过其所引领的起源于西方的发展道路——一条在世界范围内既不普惠、也不持续的发展道路。不少发展中国家曾盲目听信并误入上述歧路,至今却依旧徘徊在贫困线的边缘,诚如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所言:
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尤其是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后,少数西方发达国家雄踞全球的霸主地位,经济上、政治上和理论思维上殖民于全世界。为了追求国家的现代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到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理论,但是根据西方主流理论来制定发展或转型政策的国家没有成功的,而发展或转型成功的国家的政策从当时主流的理论来看经常是离经叛道的。④
回首新中国初创之时,面对美国和苏联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雅尔塔密约,中国人民毫不犹豫地赶走了两大霸权,并牢牢占据了大国退场后的权力真空。正是依靠“离经叛道”的自主理念,如今,中国已建成了免于仰他人鼻息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二战”后实现自身工业化的屈指可数的几个发展中国家之一。
综观世界局势,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些工业基础薄弱的发展中国家面对着严峻的困境。它们既没有足够的工业设施以吸纳就业,也无法通过增发货币而转嫁危机。近年来,某些国家的失业率高达40%,上千万的青年人找不到工作,个别中东国家甚至由此引发了激烈的社会动荡与政治危机。
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关键,在于改造落后的工业基础设施,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不再成为他国发展的附庸。然而,或许是受困于当前的财政危机,对于帮助穷国建设工业基础设施,美欧日等传统强国并不积极——事实上,即便在危机之前,对于帮助他国实现工业化,它们也从来都称不上是积极的。 全文地址:www.7ctime.com/gjcblw/lw46368.html上一论文:浅谈强化和提升主持人即兴口语传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