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劼人在高校文学史教材中传播与接受

论文导读：
摘 要：本文试图通过对不同时代、不同编撰者的高校文学史教材对于李劼人经典身份和李劼人作品的经典阐释的比较分析，从传播与接受途径这一角度研究几十年经典变迁的得失，期冀给后来的文学史编写者提供一点有益的倡议。
关键词：李劼人；文学史；高校教材
李劼人绝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
早在1912年，李劼人任群报主笔期间就已经开始写作白话小说，可惜的是1912年发表在《晨钟报》上的《游园会》今天已经找不到了。有史可查的《儿时影》发表在1915年，比陈衡哲的《一日》要早两年，比公认为现代白话小说第一篇的《狂人日记》要早三年。今天所有的文学史教材都从“五四”新文化影响的角度来给予《狂人日记》文学史地位，而忽略了《儿时影》文学创作实践的开创性。
李劼人在1930年代创作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虽然早在当时就有人大加推崇，然而同时代的人没有读到的也大有人在。比如鲁迅，在1936年曾经这样遗憾地说：“既以前清末年而论，大事迹不可谓不多了：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拳变、八国联军、以至民元革命，然而我们没有一部像样的历史著作，更不必说文学作品了。”①鲁迅并不知道那时候反映辛亥革命的《死水微澜》已经出版了。
如果说第一篇白话小说给予《狂人日记》是因为其影响和划时代的作用，那么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则作为“史诗”性质的小说填补了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空白。其鲜活生动的风俗描写、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塑造和中西合璧的小说艺术足以成就李劼人及其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然而，1930年代至今，对于李劼人及其创作知之不详的也大有人在。
受地域影响导致传播受损，也许是李劼人及其作品难为世人所了解的理由之一，但却又不单单只因一个地域因素。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看，在2011年，《李劼人全集》的出版给世人全面了解李劼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但17卷2000元钱的定价也令很多爱好者望而却步。即便是在以介绍、传播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家作品为己任的高校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中，仍有相当多的教材对李劼人及其作品一笔带过甚至略而不提。
本文选择了建国后中国高校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作为研究对象，比较研究李劼人在新中国的文学传播和接受途径，探析对其经典化的历史贡献与不足，期冀给今后的教材编写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路。

一、文学史教材中李劼人出现的时间及其篇幅

1950年5月，教育部通过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规定“中国新文学史”为大学中国语文系的主要课程之一。其后，在教育部的组织下，拟定了《〈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发表于1951年7月《新建设》杂志第四卷第四期，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开始真正确立。草案还对讲课内容进行了具体规定和说明：运用新观点、新策略，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作作家和作品的评述。这带动了现代文学史教材撰写的第一轮。然而，遗憾的是，当时影响巨大的三部文学史著作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均未涉及李劼人及其作品。《中国新文学史稿》能够给周文一席之地，却对李劼人避而不谈，可见文学史教材的编写政治选择代替了文学选择。
直到1979年，李劼人及其作品才出现在了高校现代文学史教材中。
唐弢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二册）（人民文学出版社），第十一章的第五节“其他作家作品”中，用了近一页的篇幅来介绍李劼人及其作品。但李劼人的生辰应该是1891年，教材中错为1890年。这个错误在2002年重版的时候依然没有转变，直到2008年《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增订版》（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时才得以修正。
1981年，在十四院校编写组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李劼人作为专节出现，在第六章“其他作家作品”的第五节，就是“李劼人和他的《死水微澜》”，从第372到382页，占了11页的篇幅。
1985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沙作洪等编著的高校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二章第十节是“李劼人、沈从文、张恨水的小说”。其中，李劼人占了10页篇幅。
1987年，颜雄等主编的《简明中国现代文学史》（湖南大学出版社）第八章“三十年代其他作家的小说创作”，第一节就是“沈从文、李劼人”，李劼人所占篇幅为三页半。
1989年，刘元树主编，十四院校编委会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编》出版，“李劼人的小说”被放在第八章“巴金等的小说”的第二节中，篇幅有11页。
1991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李德尧、王泽龙主编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在第八章“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丰收”中，第四节用了6页的篇幅介绍“李劼人的《死水微澜》”。
1993年，凌宇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由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第四章“格调独立的小说”讲了两个川籍作家，一个是巴金，一个是李劼人。李劼人用了5页的篇幅。遗憾的是直到2006年再版，教材中都把李劼人的生辰错写成1890年。
1993年，郭志刚、孙中田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十八章就是“沈从文与李劼人”。“李劼人的‘大河小说’”占了7页的篇幅。
1996年，朱金顺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第十一章“左联”时期的其他创作（上）中，第四节就是“李劼人”，篇幅5页。
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李劼人被作为“其他独立作家的小说”介绍，用了不到一页的篇幅。
2000年，程光炜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十一章“茅盾与现代长篇小说”的第五节就是“李劼人：大河小说的探索者”，占3页的篇幅。2006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刘勇、邹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第十一章“新感觉派及其他小说作家的创作”中，第三节用了8页的篇幅介绍“李论文导读：
劼人及中国的‘大河小说’”。
2010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册的第十二章为“李劼人与沈从文等的小说创作”，李劼人出现在专章名中，第一节“李劼人与他的‘大河小说’”占用篇幅达14页。
正如D·佛克马与E·蚁布斯在《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书中说的那样，“文学史家和那些文选的编选者一样，喜欢扩充而不是删改经典，他们主要通过分配篇幅的长短来表示他们个人所要强调的重点。”②从最初的忽略不计到渐有涉及到后来出现的专章专节介绍，李劼人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作用终于逐渐被人们认可和接受。

二、文学史教材中的李劼人及其创作评价

历史是由人书写的，在书写历史的背后还有许多复杂的因素，也许这些因素的复杂性要远比撰写文学史难许多。“每一部文学史都是特定历史时代和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史家根据自身的价值观念、审美标准、理论立场，来选择、判断和解释文学史的对象，从而建构起来的。在研究和阐释文学史对象时，文学史家总是在理解和阐释中投射自己的认识、情感和体验，融含了自己的思想观念、艺术美学标准，甚至道德观念和政治意识形态立场。”③在此，笔者将以文学史教材中对于李劼人及其创作的评价变化，探析李劼人及其作品经典化的轨迹，审视文学史教材写作的得失。
建国初，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受政治意识掌控，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选择是以编著者的政治意识为准的，有着涉及作家众多、文本极广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也不可避开地遵从这一意识要求，这自然导致长期坚持独立创作、不参与任何文学社团的李劼人不能入选。同样的，同时期有影响的其他几部文学史教材，如刘绶松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丁易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林志浩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权威性著作，对于李劼人及其作品都只字未提。
这一状况直到1979年，随着唐弢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问世才得以转变，从此李劼人开始出现在高校文学史教材中。在唐弢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二卷中，用600多字介绍了李劼人及其创作，认为《死水微澜》“对当时地方上的风土人情、市民阶层的心理状态和生活方式作了惟妙惟肖的刻画，充分展现了一潭死水似的现实黑暗面；欧美物质文明侵入后，教民和袍哥两股势力的相互激荡和消长，则在‘死水’上激起‘微澜’，点染出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清政府对外屈辱投降的历史气氛。”《暴风雨前》“主要反映辛丑条约后民智渐开的社会变化……较之《死水微澜》，作品的题材范围有所扩大，情节也较为错综复杂，但艺术描写却不如《死水微澜》细腻和生动”。《大波》（第一部）“写直接引起武昌起义的辛亥年四川争路事件，人物活动的幅度较前两部更为开阔，但作者的生活认识和艺术表现跟不上作品因题材扩大而产生的要求，因而作品对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尚缺乏足够的艺术概括”。教材进一步认为，“广博的社会知识，善于描绘风土人情的本领，使这几部作品具有相当浓郁的时代气氛和地方色彩。对左拉、莫泊桑创作的借鉴有助于李劼人形成上述的艺术特色，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细节繁琐，铺写不当的自然主义的缺陷。”唐弢版以极为俭省的笔墨一方面肯定了李劼人以自己的创作丰富了当时的文坛，标志着新文学的进步；一方面对于作者的创作从阶级性出发进行评论，意识形态的痕迹很重。
而在之后的十四院校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沿袭王瑶编撰新文学史的体例，从作家生平、创作概述、重要作品赏析三个方面来详细介绍。教材称李劼人为“我国有名的作家和翻译家”，并通过对《死水微澜》的详细分析和《大波》、《暴风雨前》的介绍，认为“这三部连续性的长篇的发表，说明了作者惊人的创作才能。他具有丰富的社会历史知识，有善于驾驭纷繁的事件，展开喜剧性冲突，运用白描手法去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能力，有绘声绘色地描写风土人情、熟练地使用四川方言的本领。”其创作“对小说的民族化、大众化也作出了贡献”。具体到对《死水微澜》的分析，教材中概括其主题“写的是从甲午战争到辛丑条约签订这一段历史。内容以成都北郊一个小乡场天回镇为主要背景，具体地写出了当时中国内地教民和袍哥两种势力的消长，充分展现了内地一潭死水似的黑暗现实，而义和团、红灯教的反帝行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以及欧美物质文明的输入，则在‘死水般的古城’里激起了一点点‘微澜’。通过这些描写，作品点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清政府受洋人的欺侮、制约，反映了帝国主义、清朝政府和当时流氓无产者结成的袍哥组织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教材重点分析了罗歪嘴、蔡大嫂和顾天成三个人物形象。全面否定罗歪嘴和顾天成，认识到蔡大嫂性格的复杂性：“一方面为了满足个人的，她不断地追求资本主义的新奇，一方面在袍哥和教民两种势力的激荡和斗争中，成为罗歪嘴和顾天成争夺的受害者。”“总的看来，她还不是一个坏女人。”从《死水微澜》来概括李劼人作品独特的艺术风格：擅长塑造生动独特的人物形象，拥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擅长民风民俗的描写，语言有地方特色。对于《暴风雨前》的评价是“《暴风雨前》较之《死水微澜》题材范围有所扩大，思想深度也有加强，情节也较为错综复杂，但由于受真人真事的局限，对有的人物、事件不很熟悉，再加成书的匆促，在艺术技巧上不如《死水微澜》那样细腻和生动”。对于《大波》，保留了唐弢版的评析。
1980年代，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逐渐摆脱了阶级论、政治化的影响。1985年提出“重写文学史”，同年出版的沙作洪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虽还没有大幅度的变化，但其对于经典作家作品的评论已经体现出当时的学术特色了。在上册中，以“大河小说”、“系列小说”或“连环体”来称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三部连续性的长篇小说，并且因“周扬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报告中，把《死水微澜》列为‘五四’以来同《倪焕之》、《子夜》、《家》、《骆驼祥子》齐名的优秀长篇小说之一，肯定了李劼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这部教材吸收了当时学术的研究成果，对《死水微澜》的分析评价较客观公允，不过意识形态的痕迹仍然明显，比如对于蔡大嫂形象的分析，一方面肯定其为“叛逆女性”，一方面又将其叛逆性所论文导读：国新文学史既是中国新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新文学的基本性质就不能不由它所担负的社会任务来规定”，由此产生了政治化的评价视角和研究范式。这种上一页1234下一页
体现出来的变化归结为“罪恶的深渊”：“蔡大嫂是一个由封建社会向着资本主义转换时期的女性，她的思想和生活方式随‘世道不同’而变化着。她的变化，说明资本主义思想、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不仅浸入了城市像郝达三那样半官半绅、半新半旧的家庭，也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了中国农村，且腐蚀着下层人物的灵魂。蔡大嫂的变化，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资本主义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是罪恶的深渊，它把人们引向了罪恶和堕落的道路。”颜雄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对《死水微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三部长篇中，以其首篇《死水微澜》成就最高，堪称李劼人的代表作，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不朽的名篇。”对于其艺术特色的分析也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影响，遵从了文学审美的规律：“以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的优秀长篇小说，往往把政治事件与作品主人公的个人命运结合起来，人们读来才不会感到空泛枯燥，才不会感到只有骨架而无血肉，作品才不只以理服人，而且以情感人。《死水微澜》所反映的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矛盾，教民顾天成同袍哥罗歪嘴之间力量的消长，是通过他们个人命运表现出来的。所以尽管它的人物和故事是在作者所熟悉的真实生活的基础上虚构的，但人们读来仍然感到它远比重大历史事件概述真切动人。这是《死水微澜》在艺术上的一个显著特色。”
钱理群、温儒敏和吴福辉编写的作为九五、十一五教育部重点教材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从1987年初版到1998年修订后作九五教育部重点教材，直至2012年作为十一五重点教材重版，对于李劼人用笔极省，在不到一页的篇幅中称李劼人“艺术上保持很大的独立性”，三部曲“具有宏伟的构架与深广度，被人称为‘大河小说’”；《死水微澜》“有突出的生活和艺术魅力”。对其创作评价为：“李劼人的长篇，在结构、人物、语言各方面都得力于传统与地域文化知识修养的丰足，及对左拉、莫泊桑的借鉴，但笔法较为琐屑。《暴风雨前》、《大波》因生活之积累不足以支持宏大的创作意图，读来便觉沉闷，显出艺术细节粗略的缺欠了。但是他小说的史诗性质与世态描写的高度结合，是异常突出的。”相较于以往片面批评李劼人自然主义的创作手法，评价有褒有贬，并且试图从与传统文学、外国文学之间的关系中来寻找其创作规律。不过，因为从1950年代以来，在中国文学界自然主义长期被作为资产阶级文学流派而被批判，教材里对于李劼人自然主义的创作手法的评价仍然是“读来便觉沉闷，显出艺术细节粗略的缺欠了”。
直到郭志刚、孙中田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李劼人终于从其他作家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专章标题中的一员“第十八章沈从文与李劼人”。对于李劼人，继续肯定三部曲奠定了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并称“使他进入了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家的行列”。而对于三部曲也从文学史上肯定了其价值和作用：“作为‘大河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的问世，填补了我国文学史上的空白，开拓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新领域。”通过对于三部曲的逐一分析，总结“李劼人的‘大河小说’为我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样式，这是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贡献。从‘五四’以来，现实主义就是现代文学创作发展的主潮，而李劼人的现实主义却具有自己的特点。他在作品中特别重视对社会生活的客观再现，当然，其中也并非没有作者的情感倾向和价值评价，只是隐藏得较深而已。同时，他不仅追求宏观的描写，大气磅礴地展示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而且追求精雕细刻，务求细节描写的细腻、逼真，有时不免存在着自然主义的繁琐。但李劼人并不是自然主义者，而是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
此后的文学史教材，继续丰富地介绍李劼人的文学作品，肯定李劼人及其文学创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程光炜版、刘勇版的现代文学史教材，对于三部曲的艺术结构和人物形象塑造的分析评论更加全面，李劼人及其作品的经典地位也似乎确立了。201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程光炜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中，称其“大河三部曲”“依时间顺序，囊括了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社会自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这十余年间的人间悲欢、思潮演进和政治风云，称得上是一部20世纪初叶四川社会生活的编年史巨著”。超越以往教材的是，这部教材充分认识到了李劼人独特的艺术风格：“与其他现代作家不同的是，在李劼人的笔下，没有一个高大完美的人物形象。李劼人把他的那些残缺不建全的人物与特定时代的发展和整个民族的命运紧紧拴在一起，因而这些人物的缺陷越加明显，他们也越具有历史的深度和广度，因此具有了真实的现实概括力。李劼人这种独特的艺术眼光为现代文学史增添了一批鲜有同伴的艺术典型。”难能可贵的是教材还尝试从方言口语方面来分析李劼人小说创作的独特艺术魅力。

三、文学史教材对于李劼人及其作品

经典化得失的遗憾与反思[BT）]
文学传播的缺失导致了文学接受的不足。李劼人及其作品在文学传播过程中经典化的艰难过程也就导致了其接受层面的缺失。
早在1930年代，他的同学郭沫若就曾评价说：“我是想称劼人的小说为‘小说近代史’，至少是‘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④而刘再复在上个世纪末撰写的《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⑤中说：“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如果说《阿Q正传》、《边城》、《金锁记》、《生死场》是最精彩的中篇的话，那么，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应当是最精致、最完美的长篇了。也许以后的时间会证明，《死水微澜》的文学总价值完全超过《子夜》、《家》等。”并且他表示：“倘若让我设计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框架，那么，我将把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和《大波》作为最重要的一章。很奇怪，李劼人的成就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评价，国内的小说史教科书相互因袭，复制性很强，思维点老停留在‘鲁郭茅、巴老曹’的名字之上，而对李劼人的则轻描淡写，完全没有认识到他的价值。”郭沫若肯定了李劼人创作的作用，而刘再复质疑了文学史教材撰写对于李劼人及其创作价值的轻视。
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强调“中国新文学史既是中国新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新文学的基本性质就不能不由它所担负的社会任务来规定”，由此产生了政治化的评价视角和研究范式。这种论文导读：席之地的。而在“重写文学史”的口号都已经喊了近30年的今天，我们不难发现高校文学史教材在百花齐放的表象下面的千篇一律，对于李劼人创作及其作品经典性价值和作用的阐释仍然是单一、片面的，解读仍然缺少多元化。一方面我们可喜地发现，随着十一

五、十二五高校教材编写的规划，涌现出了大量的现代文学史教材；另一方面我们

政治化的文学史思维自然就会遮蔽那些非主流的作家、作品。李劼人的被遮蔽也就是历史遗留的理由。
到了1980年代，文学审美标准逐渐取代了政治审美，李劼人及其作品浮出了历史的地表，通过文学史教材的传播为广大读者所了解。然而读者在接受的过程中，也往往会产生种种疑惑。
香港文学史家曹聚仁先生认为，李劼人“他用最真实的辛亥革命故事……他并没有夸张革命的英雄成分；在他的大镜子里，那些革命英雄简直是很可笑的。他老老实实地写出蒲伯英、罗伦那些社会领袖张皇失措的神情……革命本来有其不可见人的黑暗面的，他就老老实实勾画出来了。这是他的写实手法，也正是为有着政治成见的人所不快意的，因之，他的小说，一直不为有着门户之见的文坛所称许。”⑥周克芹对于李劼人作品的经典性这样阐释：“一个关键的理由是很难说出他的作品究竟是什么主题。其实，说不清主题的作品才有可能是具有永久生命力的作品。”⑦曹聚仁先生和周克芹先生从传播与接受的角度，以李劼人及其作品为例引发了深思：经典如何被选定？如何阐释经典？李劼人三部曲的创作时期是在左翼文学极为盛行的时期，但是李劼人小说中却没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基本没有绝对的好人和绝对的坏人，更没有底层人民的觉醒和反抗，是“极为难得的非意识形态化的小说”⑧。这在左翼文学占据文学史教材主要内容的历史时期是很难拥有一席之地的。而在“重写文学史”的口号都已经喊了近30年的今天，我们不难发现高校文学史教材在百花齐放的表象下面的千篇一律，对于李劼人创作及其作品经典性价值和作用的阐释仍然是单

一、片面的，解读仍然缺少多元化。

一方面我们可喜地发现，随着十一五、十二五高校教材编写的规划，涌现出了大量的现代文学史教材；另一方面我们又悲哀地发现，各色新版的现代文学史教材缺少个人真知灼见，大量的文学史教材相互因袭。当前高校教育体制下的一些弊端导致能独立潜心撰写一部完整的现代文学史的学者犹如凤毛麟角，如何从文学审美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多层面地确立经典、多元化地阐释经典？这对于高校文学史教材的撰写来说，仍然有着宽广的拓展空间。
注释：
①鲁迅：《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6页。
②[荷]D·佛克马、E·蚁布斯：《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2页。
③李建盛：《理解事件与文本作用文学诠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页。
④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李劼人选集》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
⑤刘再复：《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见北京文学编辑部编《今日思潮》，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544～545页。
⑥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第2版），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251页。
⑦张义奇：《周克芹谈李劼人作品》，见李劼人研究学会、李劼人故居文管所编《李劼人的人品和作品》，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5页。
⑧高华：《阅读李劼人的历程由〈李劼人全集〉出版想到的》，《新京报》，2011年9月3日。
责任编辑 杨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