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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述少数民族文学各美其美,更应美美与共

最后更新时间:2024-01-14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4382 浏览:10023
论文导读:
1977年,当白庚胜坐着从云南开往北京的火车时,一路上,他说的纳西族语言,谁都听不懂。
他怀着美好的理想考入民族学院,离他最近的梦想是,希望扎扎实实学几年汉语言文学。因为县里筹建第八中学,急缺语文老师,平时就爱读书、口才又好的物理老师白庚胜便成为县教育局指定的“后备军”。
他自然没有想到,四年之后,当班主任老师念完所有同学的分配去向,却唯独没有自己的归宿。
原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先行翻阅了学生档案及其毕业论文。白庚胜以一篇题为《论杜甫诗“三吏”“三别”的人民性》的优秀论文被“挑”去留京工作。他自然不能违背组织的安排,从此扎进刚成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并成为该所第一名业务人员。
性格决定命运。来自云南丽江的白庚胜,自青少年时期就勤奋多思。当他坐着摇摇晃晃的火车长驱三天三夜从昆明驶入北京时,未曾想自己将与这座古老而陌生的城市维系一生。
四十年间,白庚胜的工作单位及职务几经转变,唯一不变的是他“我从头到脚都属于中国”的信念。
这不是一句干巴巴的口号。他于十几年前从日本博士毕业,放弃月薪75万日元(折合人民币5万元)的工作毫不犹豫地回到祖国后,他的工作因组织安排而经常变动,先后调动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文联、云南省政府及中国作协任职。旧的梦想尚未实现,他又迫不得已转移战场。但是,他从未放弃自己最初的人生选择,他的志向一直在学术。
近日,现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的白庚胜接受专访,坦陈了自己几十年的学术道路及目前所主持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作情况。
舒晋瑜:从一个不懂汉语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到一个研究者,您在期间都经历了什么?
白庚胜:我在民族学院上的是汉语系,到毕业时,尽管连毕业论文的样式都没见过,但已能舞文弄墨,老师还给了我“有创造性发现”的评语。我的同学有二十多个民族,来自祖国四面八方,他们的汉语水平有的比我高,有的比我差,大都与我差不多。我们在汉族老师的耐心指导下,从语言到词汇、语法严加训练,大量阅读中外名著,系统学习中外文学史与美学史,加强写作锻炼,用较短的时间攻克了语言关、写作关。
刚入所时,所里没有学科规划,没有老师指导,我只好如饥似渴地去图书馆读中外作家作品和少数民族文学相关图书,去民院、北大、北师大找钟敬文、段宝林、马学良这些名师听课;民间文艺家协会孙剑冰和刘超关于纳西族民歌的著作对我起到了引领作用;刘再复、何西来等学者的课,充实了我的文学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我还被贾芝所长与王平凡书记送去旁听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少数民族作家班的课,不止认识了一大批名师名家,还与八十年代初活跃于全国各地的各民族作家群建立起联系。由于大学时没念过外语,我还每天晚上去北京西城区福绥境外语夜校学习日语。要知道,生活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开放在某种作用上说是对懂外语的开放,而开放才能开拓,开拓才能有事业发展的空间与前途。
舒晋瑜:为什么从日语学起?
白庚胜:我刚到少数民族文学所,科研处负责人就派我到民族研究所去了解有没有高山族的民间文学资料。结果,我发现那些资料都是日文的,除了夹在中间的汉字,我一点儿也不懂,工作中遇到了拦路虎。这迫使我下决心学日语。那时,我住在民族大学地下室招待所,除了拜名师、死背书、听讲座,我每个礼拜天都去故宫、颐和园、天安门广场,用刚学会的日语词汇专门找日本人练日语。
学日语给我无穷的乐趣,我不仅逐渐提高了听说写作能力,也学习到日本的社会历史文化知识,还发现其发音的语法,甚至一些词汇都与我所熟知的纳西语、彝语、白语有相似之处,真是越学越有兴趣。
舒晋瑜:听说自学不到一年,您就专为日本民间文学家伊藤清司先生做翻译?
白庚胜:刚学习日语半年多,我就迎来一个难得的机会。也就是日本学者伊藤清司来北京访问,急需有人给他做翻译,但当时这方面的人才缺乏,我们所里就仅有我学过半年日语,便要我承担这个任务。一次,伊藤先生要作《古典与民间故事》的报告,我便借助《现代日语词典》先将伊藤先生的讲演稿全部译出,然后再查对《山海经》《史记》《列女传》《淮南子》等古文献分段标记,最后将每一段编好号码把原稿交还伊藤先生,采取他讲一段我念一段的方式翻译,较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并增强了学好外语的自信心。
1986年,我有幸考取公派留学资格,并于1987年前去大阪大学留学,专攻日本学,导师是日本学界名噪一时的青年学者小松和彦先生。留学使我的视野一下子打开,在理念、策略、知识、意识上都有很大的收获,并与国际学术界建立起初步的联系。
舒晋瑜:1989年您回国后,于第二年考入民族大学研究生院,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1992年考取日本筑波大学历史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并于1997年获文学博士学位;此后,又跟随民俗学大师钟敬文在北京师范大学从事民俗学专业博士后研究,取得不少成就,为何在二十一世纪初转入到民间文艺保护工作中?
白庚胜:是的,我虽然两次留学,拿到了双博士学位,学过文学、民间文学、语言学、民俗学、日本学、人类学、色彩学,出过一些书,编过一些丛书,翻译过一些著作,也发表过大量的论文、译文,但学术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与实际相结合,解决实际与理论的理由吗?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文化任务,我所生活的时代的文化任务,首先是对包括民间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进行保护、传承,然后进行对它们的利用、发展。
正好,在我担任我所副所长后不久,决定把我调到民间文艺家协会任书记、常务副主席,给了我一个学术报效社会、学术与社会实际相结合、学术为人民服务的一个平台。我便乐而从之,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当然,我对社科院很依恋,因为我是在其怀抱中成长的。李铁映、王洛林、江蓝生等领导都是难忘的恩人。我所的王平凡、刘魁立、冯志正、张炯都曾抚育我成长。
舒晋瑜:从事组织管理工作与您的学术追求有没有冲突?您是怎么解决二者矛盾的? 全文地址:www.7ctime.com/gdwxlw/lw47899.html上一论文:关于地理环境对人们语言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