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新村主义在我国传播路径及其影响
最后更新时间：2024-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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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1918年12月号的《新村》发表了实笃的文章，其中就提到周订阅《新村》一事：“一位支那人，从支那订阅《新村》，这使我们愉快！支那人啊！在支那建立新村支部吧！”1919年4月，周作人在《新青年》6卷3号上发表《日本的新村》。这是中国有关日本新村的最初介绍，内容主要根据实笃的《新村的生活》一书来介绍新村的实践作用。我
作者简介： 赵泓（1966-），男，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学。
摘要： 新村主义是五四时期影响广泛的社会思潮。它由周作人等人介绍进入中国，先在文学团体的成员间传播，继而通过北京、上海知识文化界影响到大批思想激进的学生。当时曾经轰动一时的北京工读互助团，以及后来的乡村建设运动、人民公社和“五七”指示，均源自新村的梦想。
关键词：新村主义；传播；影响
1009-055X（2014）02-0000-00
新村主义是五四时期广泛影响到中国思想界的一股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潮。它的创立者和系统阐述者是日本现代文学的先驱武者小路实笃。由于新村主义杂糅了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思想，并且具有很强的实践性，颇受一些激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欢迎，在五四时期形成一股影响广泛的社会思潮，且深刻影响到了现代中国历史的走向。
目前研究新村主义的文章已有不少，但新村主义通过何种渠道进行传播，它跟工读互助团及乡村建设运动的关系等，值得进一步探讨。
将新村主义系统介绍到中国的是五四文化名人周作人。他和实笃第一次通信开始于1911年。是年，《白桦》杂志登出购买增刊《罗登号》的广告，周作人去函预购。以后二人书信往来开始频繁起来。《新村》杂志创刊于1918年7月，“理应看作日本新村运动的起点,虽然新村运动的实践是同年12月从宫崎县的深山中开始的”。 ［2］665周作人与《新村》直接发生关系始自1918年10月。据10月25日周作人日记，周当天寄出了《新村》杂志一年的订阅费。1918年12月号的《新村》发表了实笃的文章，其中就提到周订阅《新村》一事：“一位支那人，从支那订阅《新村》，这使我们愉快！支那人啊！在支那建立新村支部吧！”
1919年4月，周作人在《新青年》6卷3号上发表《日本的新村》。这是中国有关日本新村的最初介绍，内容主要根据实笃的《新村的生活》一书来介绍新村的实践作用。我们从周作人1919年的日记可以看出，这年的上半年他与实笃的新村有着密切联系。
1919年7月2日，周作人携妻子羽太信子从塘沽启程前往日本，7日到达日向新村，11日离开。临行前申请入会，成为新村会员。①
1919年8月号的《新村》几乎成了“周作人新村访问纪念号”。1919年8月之后，周作人继续与《新村》保持密切关系。
同年10月号的《新村》上发表了周作人写于9月16日一封信的前半部分。信上说“从杂志上得知支那已有三位新村会员,很高兴。但北京目前只有我一位,所以建新村支部的可能性现在还没有,很遗憾。听说上海附近出现了称作新村的组织,我了解了一下,发现其目的并非为培养模范的‘人’,而是为了培养模范的国民,建立社会上常见的模范村镇。从支那的目前状况来看,很难很难让人乐观。但我相信尊重个性、互相协作的正确性,所以将为此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我们从这封信上可以注意到，3位新村会员中的另两位与周作人并无关系,可见日本新村运动传入中国并非只有周作人这一条渠道。他提到所谓“上海附近”的新村理由,这与周在同年11月8日题为《新村的精神》1920年1月《新青年》10卷2号的讲演中对浦东新村等组织的批评正互相印证。由此可见中国新村运动自身的复杂性。 ［2］666
周作人对新村主义的宣传方式，一是接受邀请发表演讲，二是在报刊发表文章。1919年11月8日在天津学术讲演会上作了题为《新村的精神》的演讲，这篇演讲稿先发表于同年11月23日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1920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2号作了全文转载。1920年6月19日，周作人在北京社会实进会讲演会上作了题为《新村的理想与实际》的讲演，讲演稿随即发表在23日的《晨报》上。天津的这场演讲是学生组织觉悟社出面邀请的。根据《觉悟》第一期上《三个半月的“觉悟社”》一文记载，1919年11月8日，“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先生来社谈‘日本新村的精神’。”1971年夏天，周恩来总理接见日本客人屋崎秀树时，回忆起他在南开大学读书时，觉悟社组织的天津学术讲演会曾邀请鲁迅去[JP2]天津讲演，可是“鲁迅先生到了那天，忽然有事走不开，来了代替他的周作人……他讲的是关于‘新村’的事，也提到武者小路实笃先生，讲得非常有趣。” ［3］学者倪墨炎认为觉悟社邀请的本来就是周作人，因为在《周作人日记》中，这件事的全过程记得十分详细。周恩来的回忆或因事隔久远，难免记忆有误；或者正值“”当中，如照直说了，也许人们会问：新村是怎么回事？新村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为何要邀请后来沦为汉奸的周作人？也许这是做事圆通的周恩来一种巧妙的说法。 ［4］
1920年2月，周作人在自己位于北京西直门八道湾十一号的家宅办起了新村支部。他在4月1日出版的7卷4号《新青年》上发布启事：“凡有关于新村的各种事务，均请直接通信接洽。又如有欲往日向，实地考察村中情形者，本支部极愿介绍，并旅行的手续。”4月7日，热衷新村的前往周宅拜访了周作人。当时只是北大一位旁听生，周作人在当天的日记里仅简单记下：“君来访”寥寥数字。
1920年1月号《新村》的“新入会员”栏有“中华民国江苏省苏州甪直镇第五高等小学校叶绍钧”的记载。 ［5］95叶绍钧即叶圣陶。叶曾经加入新村这一重要事实，目前能查到的几部叶圣陶研究著作均未提及。叶绍钧早年曾与茅盾、郑振铎等组织文学研究会,创办我国第一个诗刊,出版了我国第一本童话集,后来还写出我国现代最早的长篇小说《倪焕之》。他早年在苏州甪直镇实验“生活与学校结合的新教育模式”，创办了“生生农场”,与学生一起种植瓜豆蔬菜,分享劳动的快论文导读：
乐,通过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教育模式显然受到了日本“新村”的影响。叶圣陶通过何种途径与日向新村联系，目前查找无据，但新村主义最初通过文学圈传播当确凿无疑。
和叶过从甚密的郑振铎曾在之前发表《》一文，认为“新村的组织，乃实行泛劳动主义的唯一策略，亦是新社会的基础。我狠愿意有这种组织出现。” ［6］1920年6月8日，他致书周作人：“你是现时中国内极注意于新村理由的——也是实行新村组织的一个人。”“我们对于新村运动，很有研究——实行的兴味；我个人尤有想去实行的意思。” ［7］351社会实进会是郑振铎与瞿秋白、耿济之等人创办的，周作人应社会实进会之邀作了《新村的理想与实际》的报告。由此开始了与郑振铎等人的密切往来。
新村主义由周作人等人介绍进入中国，先在文学团体的成员间传播。较早宣传新村主义的作家，除周作人、郑振铎外，还有王统照、庐隐、易家钺、郭绍虞、孙俍工等人
[ZW(DYB][KG*2][HJ*4]北京大学学生社团批评社主办的《批评》半月刊1920年第4期“新村专号”上刊有王统照的《美化的新村谈》，庐隐的《新村底理想与人生底价值》，［日］三田隆吉著、易家钺译的《游伊豆的共产村记》，郭绍虞的《新村研究》。孙俍工在《工学》第1卷第4号上发表有《工学主义与新村》。[ZW）]
，后来新村主义通过北京、上海知识文化界的传播影响到大批思想激进的学生。有些文学组织成员既有社会文化名流，也有刚毕业或还在就读的学生。李大钊曾对新村运动表示出浓厚的兴趣，认为新村主义“这种高谈的理想，只要能寻一个地方去实验，不把它作了纸上的空谈，也能发生些工具的效用，也能在人类社会中有相当的价值。” ［8］在周作人日记中就可以看到“守常函介李君来，属为绍介往新村”（192091）、“访守常，以新村绍介函交徐彦之君”（1920628）等记载。
1920年6月号《新村》“旷野社通讯”栏中有长岛丰太郎的一篇短文，短文的后半部分首先介绍了北京大学游日学生团的成员李宗武、童一心等人以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工学会的成员访问新村支部和旷野社的情形，最后总结道：“不管怎样，支那热心于新村运动的人越来越多是个一目了然的事实。这特别让我们高兴。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感谢把新村的存在介绍给中国、把新村的精神传达给中国人、把青年学生介绍给我们的周作人兄的热情与厚意。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周作人兄，新村才在事实上迈出了跨越国境的第一步。我希望周作人兄能愉快地接受这个荣誉。李宗武君连着三次见面，相处十分融洽，甚至已经有了亲切的兄弟之情。他几次不辞辛劳承担辛苦的翻译工作，太值得感谢了。” ［2］666
李宗武是引进新村运动的一位重要人物。1921年，他和毛咏棠一起翻译了实笃的《人的生活》。译稿经鲁迅校订，1922年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周作人为之作序，开头写道：“李宗武君将他与毛咏棠君合译的《人的生活》寄给我看，说将要出版，嘱我作一篇小序。我想武者小路君的思想，书中已经明白的表示；两君热心于新村运动，这译稿又经再三斟酌，其信达之处，读者自能了解，不必待我的赘说。”《鲁迅日记》1921年5月31日有“校《人间的生活》迄，寄还李遐卿”的记载，李宗武即李遐卿的弟弟，《人间的生活》亦即《人的生活》原书名。
1920年年底以后，由于新村主义者或转向革命，或埋首书斋，新村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尾声。国内仅极少数人执着于新村的宣传与实践。根据日本“新村”资料：1930年，一个叫袁素一的福建人去“新村”，这也是唯一一个作为村内会员在“新村”生活过的中国人。袁素一原为一名军人（大尉），在福建省太阳山（原文如此）麓拥有土地。他想在那里建立一个“新村”，特地到日本“新村”见习。虽然不谙日语，饮食也不习惯，但他却是个热心、有毅力的人。最后终因身体不适，只好提前离开“新村”。后来，就再也没有与“新村”联系。 ［9］
五四时期宣传新村主义的报刊，一类是代表当时新思潮的激进报刊，如《新青年》、《星期评论》、《新人》、《晨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另一类是学生刊物，如《新潮》、《国民》、《批评》、《工学》、《新生命》等。学生刊物大多得到教育界和文化界人士的热心帮助，在宣传上二者互为犄角，桴鼓相应。如《批评》是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社团批评社主办的一个小型半月刊，创刊于1920年10月，共发行7期。该刊随《民国日报》向订户免费送阅一份。零售由住在北大第一宿舍的罗敦伟负责。上代售处为法租界大马路大自鸣钟对面的《新青年》杂志社。批评社的主要活动是通过出版物宣传新村主义，成员大多是新村主义的信徒。在已见到的7期《批评》中，四、五、六这3期都是“新村号”专刊。其中第5期的稿件是《人道》转过来的。《人道》月刊是五四时期瞿秋白、郑振铎等人在他们所主办的《新社会》旬刊被当局查禁后继续出版的刊物，只出一期即停刊。第二期专刊定名为“新村研究号”，而且已编辑完毕，目录预告也登出来了，但这时承办方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提出了种种借口，主要是说没有经费，结果只好停刊。“新村研究号”最后转由《批评》半月刊出版。
这些报刊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新村主义进行宣传：1.只有新村的生活才是“人的生活”。一些激进的五四青年经过“的觉悟”后，意识到“中国青年最丰富、最优美、最有幸福而有价值的生活，就是新村生活”，所以“要脱离现在的生活，另创一种新社会的新生活——新村生活”。 ［10］2.新村生活是由精神和物质改造而成的，是“灵肉一致的、全的、善的、美的、人间的生活”。 ［11］3.用和平、示范手段来扩大新村的影响。他们主张“试验新社会组织的成绩，最好是先联合若干有觉悟的人，去组织若干的新村，一面拿新村做我们抵抗不良环境的武器，一面将新村的成绩，贡献怀疑的人，做他疑问底下最好的解释。” ［12］如果“一个新村成了，自然有人跟着办第二个；第二个的新村成了，自然有人跟着办第三第四……第几千第几万的论文导读：
新村。新村普遍了全世界，那旧社会的组织，就是不用激烈的手段去革命，也天然成了时代落伍的东西，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13］
五四时期新村主义的拥护者主要是一批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除了前面提到的周作人、郑振铎、叶圣陶等作家外，有些人还掌握报刊资源，在舆论宣传上有一定优势，如号称“三驾马车”、一起主编《星期评论》的沈定一、戴季陶和李汉俊，《时事新报》的主编张东荪和它的副刊“学灯”主编俞颂华，《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创办《新社会》的瞿秋白、郑振铎、耿济之。李大钊则是在教育界和新闻界均有广泛影响力的人物。他除了在北大担任要职外，还主持《晨报》副刊即以“自由论坛”闻名于世的第七版，宣传新思潮，使之成为宣传新文化运动和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晨报》副刊与《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是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报纸副刊，与创刊于1924年的“京报副刊”并称为“民国四大副刊”。这批文化人对包括新村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抱有浓厚兴趣。
但信奉新村主义的以青年学生居多，这跟他们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身份和境界相关。这些人当中有、恽代英、何孟雄、黄日葵、邰光典、罗敦伟等。后来担任过《庸报》总编辑的报人邰光典，五四时期先在天津求学，后来入了北京大学。他曾在天津的《新生活》杂志上发表过《理想的将来新村之实现》，又在上海的《新人》月刊上发表《文化运动中的新村谭》，还写过《组织新村商榷书》。有位网友在其博客中记录了其父亲的一段回忆：“再次来到十里洋场，这时日本的武者小路实笃已经有一个新村的试验——也是空想的、‘和平过渡’的社会主义。天津有个邰光典（解放后我还看到过他的名字），号召在杨村召开‘新村会议’，我很神往，立即通信响应；但军阀混战，没有开成，终于可望而不可及，何况‘远水不能解近渴’。” ［14］
1919年11月29日，《时事新报》刊出了北大旁听生何孟雄致该刊主编张东荪的一封信，上面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建立青年生活大本营，使青年一面做工，一面读书，使知识阶级变为劳动阶级，劳动阶级变为知识阶级，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
目前所能见到的最为翔实的新村理想蓝图，是1919年12月在《湖南教育月刊》上发表的新村计划书中的一章“学生之工作”，里面设想“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首先是建设新学校，学生在学校里半工半读，学生为创造新家庭之成员。“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 ［15］454
新村主义对恽代英产生了同样大的影响。1919年11月1日，恽代英在日记里写道：“我与香浦（即林育南）谈，都很赞成将来组织新村。我们预备在乡村中建造简单的生活，所以需费不多。村内完全废止金钱，没有私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举一人做会计，专管对外金钱出入的事，举一人做买办，专门向外购买或出售各事。我想我们的新村生活，可以农业为根本，兼种果木，并营畜牧。这样做去，必定安闲而愉快。” ［16］652-653
当时有些学生模仿新村成立了实行泛劳动与自由研究的小团体。如1919年暑假邓中夏与罗章龙、易克嶷、杨东莼、马非百等十几位同学发起成立“曦园”，在皇城根达教胡同2号一个租来的大院里住下来。接着张国焘等人参加进来。曦园提倡泛劳动主义，主张不劳者不得食，着重强调学生应躬行实践，切忌夸夸其谈。他们订立的公约中规定，成员务必亲身参加园内劳动，如轮流烧饭、做菜、洗衣、挑水、扫地等，一律不得雇用仆役。食堂伙食费按各人经济能力自愿负担，过互助生活。生活力求俭朴，严格实行三不——不做官、不纳妾、不狎妓。在曦园，每个成员都积极参加学术活动。学术活动分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两大范畴，集体购置和阅读图书报刊，由各人认定专题研究，坚持自学。曦园于1920年解散。张国焘回忆说：“这是一个学生公寓式的新生活团体，出自于无政府主义者‘新村’的思想，以互助学习、共同生活、亲身劳动（包括自己烧饭等等）为宗旨。” ［17］66
轰动一时的北京工读互助团的主要组织者是少年中国学会负责人王光祈，工读互助团则是新村——农村中的新生活移植到城市的结果，是“城市中的新生活”。“曦园”及恽代英等人在武昌成立的利群书社即这类模式。
1919年2月初，少年中国学会负责人王光祈参加完少中上海会员在吴淞同济学校召开的筹备会议由沪返京，顺道在南京与左舜生会晤，一起商讨建立类似新村的小组织，希望在这种小组织发展壮大的基础上实现改造社会的目的。左舜生经过深思，写了《小组织之提倡》一文，发表在1919年7月2日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在这篇文章里，左舜生提出“理想上的‘小组织’是由少数同志组织的一种学术事业生活的共同集合体。”团员必须有独立工作能力，与家庭断绝经济关系，劳动所得完全归公共使用和分配，子女也归集体负责教养。认为“现在这班人的堕落不出三种理由，一是愚昧，二是生计的艰难，三是缺少精神修养。我敢信这种‘小组织’可弥补这三种缺陷。我想我们现在的生活的策略是极不自然的，将来无论如何不能不转变。这种‘小组织’可以给我们种种实验。”左舜生所谓的“小组织”虽没有冠以“新村”这一名称，但从其构想的具体模式可以看出实源自新村的构想，是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在传播过程中，受传者根据环境的需要本土化的结果——任何主义在传播过程中都会产生类似的变异。
王光论文导读：章基本上都赞同创办新村式的小组织，讨论的内容主要围绕：这种小组织是设在城市好还是乡村好？除了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和商人要不要参加？什么样的妇女才有资格参加？怎样发展小组织的经济？劳动收入如何分配？如何才能扩大小组织的影响以达到改造整个社会的目的？等等。后来，这些讨论又围绕工读互助团进行。在《与左舜生书》中
祈读到这篇文章后，连夜写了一封长信给左舜生，详细谈了自己的具体设想。这封信后来以《与左舜生书》为题发表在《少年中国》1卷2期上。信上表示“对于新生活的组织，已经有了办法，我们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都是极端赞成的、而且是急欲见诸实行的。”1919年7月2日，《少年中国》月刊刊载了左舜生的《小组织的提倡》一文，并专设了“讨论小组织理由”这个栏目，刊登了一些讨论文章。这些文章基本上都赞同创办新村式的小组织，讨论的内容主要围绕：这种小组织是设在城市好还是乡村好？除了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和商人要不要参加？什么样的妇女才有资格参加？怎样发展小组织的经济？劳动收入如何分配？如何才能扩大小组织的影响以达到改造整个社会的目的？等等。后来，这些讨论又围绕工读互助团进行。
在《与左舜生书》中，王光祈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种菜园新村：在离城不远的地方开辟菜园，配备书房、阅览室、游戏室等，10多个人共同生活，每天种菜2小时，读书3小时，其余时间供游戏阅报。菜园新生活靠种菜和译书来维持。附设一个平民学校，让附近的农家子第免费上学。
1919年发生的“李超事件”直接促成了工读互助团在极短时间内成立。[ZW(DYB][KG*2]李超，广西梧州人，与家庭决裂后赴京求学，是北京国立高等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因为家里断绝了她的经济来源，又不幸身染肺病，于1919年夏去世。她的死在北京教育界引起轩然大波，促使人们深思如何保障贫寒学子的教育权和存活权。 [ZW）]王光祈把原先设计的菜园新村移植到城市，将这种城市中的新生活定名为“工读互助团”，认为“这种组织比‘新村’容易办到，因为‘新村’需要土地，而且我们现在生活的根据地又在城市，所以这种主张比较切实可行，更为需要”。 ［18］他阐明了发起工读互助团的动机：其一，“为苦学生开一个生活途径，为新社会筑一个基础”；其
1919年底，北京工读互助团正式成立。它是五四时期规模最大、影响广泛的工读互助团体。它以募捐来的开办费和少量的团员集资费租了房子，筹备了劳动和生活的必要工具和条件，到1920年2月先后成立了4个组。团员们经营食堂、洗衣、缝纫、贩卖文具等，过着共产生活，读书也采取自由的方式，选择到附近的北大等校旁听。随后，上海、南京、广州等地也成立了类似的工读互助组织。
北京工读互助团没能维持多久即宣布解散。成员何孟雄、施存统、俞秀松等人后来加入共产主义小组，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施存统根据亲身体会，总结了工读互助团失败的两个教训：“（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
新中国的成立为新村这种乌托邦提供了实践的便利。1958年在全国城乡普遍建立的人民公社，1966年根据“五七指示”而设计的“思想大学校”，都是典型的乌托邦。1958年，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大同书》时说，空想社会主义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了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 ［21］1131966年5月7日，在给林彪的一封信（即“五七指示”）上说：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8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这一指示勾勒了心目中的分配大体平均、自给自足、限制商品生产、逐步消灭社会分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大致轮廓。这个体系，正好与他1958年所设想的大办人民公社的初期思路相吻合，只是增加了“批判资产阶级”的内容。
不难看出，“五七指示” ［22］大致基于年轻时的新村梦想，跟《学生之工作》中的构想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遍地开花的“五七干校”和许多城市中学在郊区开办的农场，可以找寻到当年新村的影子。
关注中国现代历史的人注意到，1920年代以后，南京等地曾出现过燕子矶小学、栖霞山乡师及附小和善人桥等处的“新村”组织。这是现代乡村教育派主张教育下乡并身体力行的结果。从事乡村建设贡献卓著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曾鼓励学生下乡办学：“同去改旧村，同去造新村。” ［23］478上世纪30年代初，陶行知提出了普及乡村教育的构想，决心创办乡村工学团。他指出：“乡村工学团是一个小工场，一个小学校，一个小社会。” ［24］593这种把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的教育组织，和新村有很多共通之处，在1919年底发表的新村计划书即基于同样的想法。
乡村教育的倡导者均强调学者下乡，深入民间，亲自参加体力劳动的重要性，强调学习与劳动相结合，“知”与“行”、“工”与“读”相结合。在这一点上，乡村建设运动与新村主张是共通的。所不同的是，乡村建设派认为农村的落后在于农民的愚论文导读：
昧，因而他们试图通过普及教育转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新村则更激进，主张“共产”、“互助”，希望建立大家一起生产共同生活的乌托邦。
新村和乡村建设理论都基于古代大同思想。现代乡村教育家晏阳初曾表示他的理论建立在传统的大同思想基础之上，信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古训，但是，他认为大同是不能马上实现的，因为中国广大农村社会的症结在于“贫、穷、弱、私”四个字，于是，他发动知识分子到农村去，鼓励学者下乡，通过一系列改良措施提高生产率，移风易俗，开启民智，培养出一代新式农民。他让农民接受教育，而不是像后来搞的政治运动，让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乡村建设派与乌托邦主义者及共产主义派之间思想的分野。
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最早探索者王拱璧曾受到日本新村运动的影响，并于1920年在他的家乡创办了“青年村”。“青年村”具有新村和乡村建设运动双重色彩。
王拱璧于1886年9月17日出生于河南陈州府西华县孝武营村（今郾城县青年乡青年村）。1904年-1906年，王拱璧就读于河南大学堂，开始接触一些进步书刊。1907年回乡组织“天足会“，进行革命活动。1908年-1909年就读于上海公学。这期间，他由革命党人万仞千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1910年，王拱璧奉中国同盟会之命回河南开展革命活动。1914年-1916年，他先后任省立高师、矿专、体育专校、省立一中音乐教员。1917年1月，他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留学。不久，被选为河南留日学生会会长、中国留学生总会干事。1919年春，受中国留日学生总会的派遣两次回国，赴上海支持五四运动。
1920年，王拱璧从日本回国。他放弃荣华富贵和个人的安逸生活，立志乡村改造，断然拒绝到北洋政府教育部报到。在日本时，王拱璧接触到了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思想，他决定回国后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回到家乡进行“新村”实验。据王拱璧长子王膺民回忆，他曾看到武者小路实笃寄给他父亲的书刊中有《新村》，在王拱璧的杂志目录中也有《新村》（日文）。 ［25］
1920年10月9日，王拱璧将本村崇实小学堂改为青年公学。他还为学校创作了校歌《青年公学乐乐乐》。崇实小学堂位于村子东头，由王拱璧之父王梦山于1913年创办。他召开村民大会，将孝武营改为“青年村”，设置“村事务所”、“调解委员会”。青年公学实施“农教合一”的教育制度，培养农林各种合格的人才。教育宗旨为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以“劳动”、“健康”为中心，把学校和农村建设成为幸福的乐园。王拱璧自任青年公学校长，建立董事会，实行管理。 ［26］经过几年努力，青年公学逐步发展壮大，设有幼儿园、小学部、农村补习部、中学部、职业部、高等补习部、妇女部，共20余班，700余人。课程采用自编教材，注重结合农民生活。
青年公学因成绩显著，北京《晨报》曾以“青年公学大略”为题给予报导，引起教育部和国内外学者的重视，不少人前往参观。1924年，河南省政府曾颁予“惠嘉青年”匾额，教育部也颁给二等金质奖章，对王拱璧予以嘉勉。河南驻军将领冯玉祥很关注青年公学的发展，曾派谢重雨到校视察，并资助3000元。
王拱璧在1922年-1923年间兼任西华县自治筹备会副主任、县教育局局长，通过地方选举区、村长，打击了土豪劣绅。取缔旧私塾四百余所；创办新小学160余处；夺回权豪、污吏把持的教育款3500余元；筹出庙田6千余亩为学田；拆除泥塑神像数千尊。同时，还率村自卫团、青年公学师生击溃河南军阀赵倜残部200余人，打败豫东唐京匪团。为民兴利除弊，成效非常显著。
王拱璧把青年公学作为青年村的核心，着眼于农村社会改革。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人人有劳动，家家有地种”，“贫富有饭吃，男女有权柄”。经过实践，在移风易俗、团结增产、打击土豪劣绅、减租减息上取得了显著成绩，动摇了封建制度在这块土地上的根基。
1926年10月，土匪袁英率千余人围攻青年村，杀害村民20余人，民房和校舍被烧毁百余间，财物被抢劫一空。王拱璧在群众的掩护下脱险。嗣后，他携眷去开封任职。
解放后，王拱璧长期担任河南省图书馆馆长一职。1976年3月27日去世。
第一，新村主义吸纳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益的成分。新村和工读思潮并非由于传统的断裂得以勃兴，而是古代大同思想、清初以来的实学思潮与传入中国的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相互激荡的结果。
的新村思想及后来的教育革命理论，因袭了清初实学思潮的典型代表颜李学派重实践轻虚文的传统。五四时期和打过交道的王光祈曾这样评价他：“此人颇重实践，自称慕颜习斋之为学主实行。” ［27］
颜元是清初进步思想家、教育家，颜李（塨）学派的创始人。后因其室名“习斋”，学者称其习斋先生。他出身贫寒，青年时期为维持生计，曾“耕田灌园”。劳动之余即自学。24岁开设家塾，教授生徒，且行医治病，以养家庭。除传受传统的礼、乐、书、数及时文之学外，特别重视天文、地理、兵法、战法、水、火、象数之学等，还命诸生习设御技击、举石习力等，提倡“实学”，创一代“实学、实习、实用”的经世致用之学。颜元指斥腐儒们“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 ［28］107积极倡导主动习行和实学，强调文武并重，重视培养专业人才，力矫当时懦弱不振之风。
颜元对腐儒的批判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即使今天听来，亦犹如当头棒喝。但在五四时期及后来的年代，“读书愈多愈惑”这种见解，容易被人片面引申为“读书无用”、“书越读越蠢”、“知识越多越反动”等等。
新村主义的理论基石是泛劳动主义。泛劳动主义旨在通过人人劳动实现社会的平等。在对它的宣传中，鼓吹最力的恰恰是传统文化根基很深的刘师培、蔡元培等人。论文导读：下层知识分子，而“通人”（高级知识分子）以上多不道德。总之，“知识愈进，权位愈伸，则离于道德也愈远”。［30］283这种思想有一定的合理性，它揭示了知识分子标举清高且又自私的一面，但若过份夸大，则会形成反智主义的倾向。因此，在知与行之间掌握合理的平衡，才不至于失之偏颇。第
章太炎
堪称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突出地在道德层面上尊崇平民与体力劳动、贬抑上层人物与知识分子的第一人。 ［29］他把人的道德高下按照自己的标准分为16个等级，其中道德最高尚者是贫苦农民，然后依次是工人、小商贩、下层知识分子，而“通人”（高级知识分子）以上多不道德。总之，“知识愈进，权位愈伸，则离于道德也愈远”。 ［30］283这种思想有一定的合理性，它揭示了知识分子标举清高且又自私的一面，但若过份夸大，则会形成反智主义的倾向。因此，在知与行之间掌握合理的平衡，才不至于失之偏颇。
第二，新村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值得借鉴的一种模式。新村主义者崇尚和平，排斥暴力，提倡平等和互助协作精神，希望通过
体力与脑力的结合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虽然它具有很大的空想性，但有些做法仍然具有改良示范的作用。周作人在一篇介绍日本新村的文章里指出新村运动：“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了个人对于个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中正普通的人生的福音。” ［31］如果说周作人这篇文章充斥太多的虚幻成分，那么在《学生之工作》中表达对“新村”这种全新和谐社会的大胆构想，已初具新社会雏形，有一定的实践作用：“创造新学校，施行新教育，必与创造新家庭新社会相联。新教育中，以创造新生活为主体。前节所云‘生产的工作’‘实际的工作’‘农村的工作’，即新生活之大端也。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 ［15］454在这里，新教育、新家庭、新社会、新生活、新个人是互为一体的。虽然它同样只是一个乌托邦，但提出的如何将学校、个人和社会连在一起共同改造的大胆设想，依然有可取之处。这篇文章表明，很早就在考虑如何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己经在追求“知识分子劳动化”和“劳动人民知识化”这一目标了。基于改良主义的乡村建设派对于新村运动的努力，则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更大的现实可能性。王拱璧的“青年村”虽然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他实施的“农教合一”的教育制度仍然具有推广价值。类似的新村组织，如1925年3月匡互生与朱光潜、丰子恺、刘熏宇等人在上海江湾镇附近办的“立达学园”，也曾争睹一时。匡互生认为，劳动生产教育能把书本知识与社会实践紧密相连，通过生产可以锻炼学生刻苦耐劳的性格，有更多机会接近广大劳动人民，认识到中国农村现实，深刻体会人生的作用。
另外，新村主义者崇尚人的全面发展和个性自由，倡导人与自然以及社会之间的和谐，推崇自食其力的田园生活，等等，这些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借鉴五四时期倡导的新村运动积极的一面，结合当下中国农村的实际，加大政府的投入，以改善农村的办学条件和生活环境为切入口，发起一场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农村为目标的新的新村运动。
参考文献：
［1］吴雁南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2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2］董炳月周作人与新村［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2）:664-667
［3］贾凯力白桦派和武者小路实笃［J］.博览群书，1991（6）：15-17
［4］倪墨炎关于周恩来邀请周作人演讲［N］.中华读书报,1998-04-01
［5］鲍耀明武者小路实笃•新村•叶绍钧与我［J］.鲁迅研究月刊，2009（12）：93-98
［6］郑振铎［J］.新社会，1919（5），1919-12-11
［7］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8］李大钊再论理由与主义［J］.每周评论，第35号，1919-08-07
［9］林恒青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运动及其对周作人的影响［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01
［10］邰光典文化运动中的新村谭［J］.新人（第4号），1920（8）
［11］罗敦伟艺术复活与新村［J］.批评（第5号），1920（12）
［12］南星新人的环境改造［J］.新人（第1号），1920（4）
［13］积石新人最应该做的事［J］.新人（第1号），1920（4）
［14］荠野标题（父言录/十三）［EB/OL］. （2007-11-08）［2013-07-22］jiyesjybloghexuncom/14488697_dhtml
［15］学生之工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16］恽代英日记［M］，北京：党校出版社，1981
［17］张国焘我的回忆
［19］王光祈工读互助团［J］.少年中国（第1卷第7期），1919（7）
［20］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失败和教训［J］.星期评论（“劳动纪念号”），1920-05-01
［21］谢春涛大跃进狂澜［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22］黄瑶.把五七指示写给林彪背景考［J］.炎黄春秋2论文导读：wasintroducedintoChinabyZhouZuorenandsomeotherscholarsAtfirst,thenewvillegistidealspreadamongmembersoftheliterarygroup,andthenhadanaffectonalargenumberofstudentsinintellectualandculturalinstitutionsofShanghaiandBeijingAtthattime,theBeijingwork-stu
003（9）：43-45.
［23］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1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24］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2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25］苗春德、申磊中国“乡村教育”的最早探索者——王拱璧［J］.河南职技师院学报，2001（6）：36-40
［26］张莉.乡村教育家王拱璧［J］.河南图书馆学刊，2001（3）：91-93
［27］曾辉“少中”会员［J］.文史天地，2009（5）：15-20
［28］颜元朱子语类评颜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9］左玉河论辛亥革命时期的民粹主义［J］.史林，2012（2）：115-127
［30］章太炎革命之道德章太炎全集
The Tranission Paths and Influence of New Villegist Ideal in China
ZHAO Hong
（School of Journali and Communications,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1,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The new villegist ideal was a social trend of thought with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during the May Fourth Period It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by Zhou Zuoren and some other scholars At first, the new villegist ideal spread among members of the literary group, and then had an affect on a large number of students i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institutions of Shanghai and Beijing At that time, the Beijing work-study mutual aid team which created a great sensation was resulted from the new villegist ideal, and so were the rural construction movement, the peoples commune and may 7th directive
Keywords:new villegist ideal; communication; influence
（责任编辑：余树华）
作者简介： 赵泓（1966-），男，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学。
摘要： 新村主义是五四时期影响广泛的社会思潮。它由周作人等人介绍进入中国，先在文学团体的成员间传播，继而通过北京、上海知识文化界影响到大批思想激进的学生。当时曾经轰动一时的北京工读互助团，以及后来的乡村建设运动、人民公社和“五七”指示，均源自新村的梦想。
关键词：新村主义；传播；影响
1009-055X（2014）02-0000-00
新村主义是五四时期广泛影响到中国思想界的一股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潮。它的创立者和系统阐述者是日本现代文学的先驱武者小路实笃。由于新村主义杂糅了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思想，并且具有很强的实践性，颇受一些激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欢迎，在五四时期形成一股影响广泛的社会思潮，且深刻影响到了现代中国历史的走向。
目前研究新村主义的文章已有不少，但新村主义通过何种渠道进行传播，它跟工读互助团及乡村建设运动的关系等，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五四时期新村主义的传播路径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党党魁江亢虎和中国无政府主义集大成者刘师复曾设计过类似新村的组织， ［1］357但他们都是单纯从无政府主义角度去构想新村的，和实笃提倡的新村主义不尽一致，而且没有什么影响。新村主义成为一股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思潮，并使得一些人争相模仿，则是在日本武者小路实笃创办《新村》杂志并传入中国之后。将新村主义系统介绍到中国的是五四文化名人周作人。他和实笃第一次通信开始于1911年。是年，《白桦》杂志登出购买增刊《罗登号》的广告，周作人去函预购。以后二人书信往来开始频繁起来。《新村》杂志创刊于1918年7月，“理应看作日本新村运动的起点,虽然新村运动的实践是同年12月从宫崎县的深山中开始的”。 ［2］665周作人与《新村》直接发生关系始自1918年10月。据10月25日周作人日记，周当天寄出了《新村》杂志一年的订阅费。1918年12月号的《新村》发表了实笃的文章，其中就提到周订阅《新村》一事：“一位支那人，从支那订阅《新村》，这使我们愉快！支那人啊！在支那建立新村支部吧！”
1919年4月，周作人在《新青年》6卷3号上发表《日本的新村》。这是中国有关日本新村的最初介绍，内容主要根据实笃的《新村的生活》一书来介绍新村的实践作用。我们从周作人1919年的日记可以看出，这年的上半年他与实笃的新村有着密切联系。
1919年7月2日，周作人携妻子羽太信子从塘沽启程前往日本，7日到达日向新村，11日离开。临行前申请入会，成为新村会员。①
1919年8月号的《新村》几乎成了“周作人新村访问纪念号”。1919年8月之后，周作人继续与《新村》保持密切关系。
同年10月号的《新村》上发表了周作人写于9月16日一封信的前半部分。信上说“从杂志上得知支那已有三位新村会员,很高兴。但北京目前只有我一位,所以建新村支部的可能性现在还没有,很遗憾。听说上海附近出现了称作新村的组织,我了解了一下,发现其目的并非为培养模范的‘人’,而是为了培养模范的国民,建立社会上常见的模范村镇。从支那的目前状况来看,很难很难让人乐观。但我相信尊重个性、互相协作的正确性,所以将为此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我们从这封信上可以注意到，3位新村会员中的另两位与周作人并无关系,可见日本新村运动传入中国并非只有周作人这一条渠道。他提到所谓“上海附近”的新村理由,这与周在同年11月8日题为《新村的精神》1920年1月《新青年》10卷2号的讲演中对浦东新村等组织的批评正互相印证。由此可见中国新村运动自身的复杂性。 ［2］666
周作人对新村主义的宣传方式，一是接受邀请发表演讲，二是在报刊发表文章。1919年11月8日在天津学术讲演会上作了题为《新村的精神》的演讲，这篇演讲稿先发表于同年11月23日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1920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2号作了全文转载。1920年6月19日，周作人在北京社会实进会讲演会上作了题为《新村的理想与实际》的讲演，讲演稿随即发表在23日的《晨报》上。天津的这场演讲是学生组织觉悟社出面邀请的。根据《觉悟》第一期上《三个半月的“觉悟社”》一文记载，1919年11月8日，“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先生来社谈‘日本新村的精神’。”1971年夏天，周恩来总理接见日本客人屋崎秀树时，回忆起他在南开大学读书时，觉悟社组织的天津学术讲演会曾邀请鲁迅去[JP2]天津讲演，可是“鲁迅先生到了那天，忽然有事走不开，来了代替他的周作人……他讲的是关于‘新村’的事，也提到武者小路实笃先生，讲得非常有趣。” ［3］学者倪墨炎认为觉悟社邀请的本来就是周作人，因为在《周作人日记》中，这件事的全过程记得十分详细。周恩来的回忆或因事隔久远，难免记忆有误；或者正值“”当中，如照直说了，也许人们会问：新村是怎么回事？新村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为何要邀请后来沦为汉奸的周作人？也许这是做事圆通的周恩来一种巧妙的说法。 ［4］
1920年2月，周作人在自己位于北京西直门八道湾十一号的家宅办起了新村支部。他在4月1日出版的7卷4号《新青年》上发布启事：“凡有关于新村的各种事务，均请直接通信接洽。又如有欲往日向，实地考察村中情形者，本支部极愿介绍，并旅行的手续。”4月7日，热衷新村的前往周宅拜访了周作人。当时只是北大一位旁听生，周作人在当天的日记里仅简单记下：“君来访”寥寥数字。
1920年1月号《新村》的“新入会员”栏有“中华民国江苏省苏州甪直镇第五高等小学校叶绍钧”的记载。 ［5］95叶绍钧即叶圣陶。叶曾经加入新村这一重要事实，目前能查到的几部叶圣陶研究著作均未提及。叶绍钧早年曾与茅盾、郑振铎等组织文学研究会,创办我国第一个诗刊,出版了我国第一本童话集,后来还写出我国现代最早的长篇小说《倪焕之》。他早年在苏州甪直镇实验“生活与学校结合的新教育模式”，创办了“生生农场”,与学生一起种植瓜豆蔬菜,分享劳动的快论文导读：
乐,通过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教育模式显然受到了日本“新村”的影响。叶圣陶通过何种途径与日向新村联系，目前查找无据，但新村主义最初通过文学圈传播当确凿无疑。
和叶过从甚密的郑振铎曾在之前发表《》一文，认为“新村的组织，乃实行泛劳动主义的唯一策略，亦是新社会的基础。我狠愿意有这种组织出现。” ［6］1920年6月8日，他致书周作人：“你是现时中国内极注意于新村理由的——也是实行新村组织的一个人。”“我们对于新村运动，很有研究——实行的兴味；我个人尤有想去实行的意思。” ［7］351社会实进会是郑振铎与瞿秋白、耿济之等人创办的，周作人应社会实进会之邀作了《新村的理想与实际》的报告。由此开始了与郑振铎等人的密切往来。
新村主义由周作人等人介绍进入中国，先在文学团体的成员间传播。较早宣传新村主义的作家，除周作人、郑振铎外，还有王统照、庐隐、易家钺、郭绍虞、孙俍工等人
[ZW(DYB][KG*2][HJ*4]北京大学学生社团批评社主办的《批评》半月刊1920年第4期“新村专号”上刊有王统照的《美化的新村谈》，庐隐的《新村底理想与人生底价值》，［日］三田隆吉著、易家钺译的《游伊豆的共产村记》，郭绍虞的《新村研究》。孙俍工在《工学》第1卷第4号上发表有《工学主义与新村》。[ZW）]
，后来新村主义通过北京、上海知识文化界的传播影响到大批思想激进的学生。有些文学组织成员既有社会文化名流，也有刚毕业或还在就读的学生。李大钊曾对新村运动表示出浓厚的兴趣，认为新村主义“这种高谈的理想，只要能寻一个地方去实验，不把它作了纸上的空谈，也能发生些工具的效用，也能在人类社会中有相当的价值。” ［8］在周作人日记中就可以看到“守常函介李君来，属为绍介往新村”（192091）、“访守常，以新村绍介函交徐彦之君”（1920628）等记载。
1920年6月号《新村》“旷野社通讯”栏中有长岛丰太郎的一篇短文，短文的后半部分首先介绍了北京大学游日学生团的成员李宗武、童一心等人以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工学会的成员访问新村支部和旷野社的情形，最后总结道：“不管怎样，支那热心于新村运动的人越来越多是个一目了然的事实。这特别让我们高兴。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感谢把新村的存在介绍给中国、把新村的精神传达给中国人、把青年学生介绍给我们的周作人兄的热情与厚意。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周作人兄，新村才在事实上迈出了跨越国境的第一步。我希望周作人兄能愉快地接受这个荣誉。李宗武君连着三次见面，相处十分融洽，甚至已经有了亲切的兄弟之情。他几次不辞辛劳承担辛苦的翻译工作，太值得感谢了。” ［2］666
李宗武是引进新村运动的一位重要人物。1921年，他和毛咏棠一起翻译了实笃的《人的生活》。译稿经鲁迅校订，1922年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周作人为之作序，开头写道：“李宗武君将他与毛咏棠君合译的《人的生活》寄给我看，说将要出版，嘱我作一篇小序。我想武者小路君的思想，书中已经明白的表示；两君热心于新村运动，这译稿又经再三斟酌，其信达之处，读者自能了解，不必待我的赘说。”《鲁迅日记》1921年5月31日有“校《人间的生活》迄，寄还李遐卿”的记载，李宗武即李遐卿的弟弟，《人间的生活》亦即《人的生活》原书名。
1920年年底以后，由于新村主义者或转向革命，或埋首书斋，新村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尾声。国内仅极少数人执着于新村的宣传与实践。根据日本“新村”资料：1930年，一个叫袁素一的福建人去“新村”，这也是唯一一个作为村内会员在“新村”生活过的中国人。袁素一原为一名军人（大尉），在福建省太阳山（原文如此）麓拥有土地。他想在那里建立一个“新村”，特地到日本“新村”见习。虽然不谙日语，饮食也不习惯，但他却是个热心、有毅力的人。最后终因身体不适，只好提前离开“新村”。后来，就再也没有与“新村”联系。 ［9］
二、宣传新村主义的报刊
及其拥护者五四时期宣传新村主义的报刊，一类是代表当时新思潮的激进报刊，如《新青年》、《星期评论》、《新人》、《晨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另一类是学生刊物，如《新潮》、《国民》、《批评》、《工学》、《新生命》等。学生刊物大多得到教育界和文化界人士的热心帮助，在宣传上二者互为犄角，桴鼓相应。如《批评》是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社团批评社主办的一个小型半月刊，创刊于1920年10月，共发行7期。该刊随《民国日报》向订户免费送阅一份。零售由住在北大第一宿舍的罗敦伟负责。上代售处为法租界大马路大自鸣钟对面的《新青年》杂志社。批评社的主要活动是通过出版物宣传新村主义，成员大多是新村主义的信徒。在已见到的7期《批评》中，四、五、六这3期都是“新村号”专刊。其中第5期的稿件是《人道》转过来的。《人道》月刊是五四时期瞿秋白、郑振铎等人在他们所主办的《新社会》旬刊被当局查禁后继续出版的刊物，只出一期即停刊。第二期专刊定名为“新村研究号”，而且已编辑完毕，目录预告也登出来了，但这时承办方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提出了种种借口，主要是说没有经费，结果只好停刊。“新村研究号”最后转由《批评》半月刊出版。
这些报刊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新村主义进行宣传：1.只有新村的生活才是“人的生活”。一些激进的五四青年经过“的觉悟”后，意识到“中国青年最丰富、最优美、最有幸福而有价值的生活，就是新村生活”，所以“要脱离现在的生活，另创一种新社会的新生活——新村生活”。 ［10］2.新村生活是由精神和物质改造而成的，是“灵肉一致的、全的、善的、美的、人间的生活”。 ［11］3.用和平、示范手段来扩大新村的影响。他们主张“试验新社会组织的成绩，最好是先联合若干有觉悟的人，去组织若干的新村，一面拿新村做我们抵抗不良环境的武器，一面将新村的成绩，贡献怀疑的人，做他疑问底下最好的解释。” ［12］如果“一个新村成了，自然有人跟着办第二个；第二个的新村成了，自然有人跟着办第三第四……第几千第几万的论文导读：
新村。新村普遍了全世界，那旧社会的组织，就是不用激烈的手段去革命，也天然成了时代落伍的东西，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13］
五四时期新村主义的拥护者主要是一批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除了前面提到的周作人、郑振铎、叶圣陶等作家外，有些人还掌握报刊资源，在舆论宣传上有一定优势，如号称“三驾马车”、一起主编《星期评论》的沈定一、戴季陶和李汉俊，《时事新报》的主编张东荪和它的副刊“学灯”主编俞颂华，《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创办《新社会》的瞿秋白、郑振铎、耿济之。李大钊则是在教育界和新闻界均有广泛影响力的人物。他除了在北大担任要职外，还主持《晨报》副刊即以“自由论坛”闻名于世的第七版，宣传新思潮，使之成为宣传新文化运动和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晨报》副刊与《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是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报纸副刊，与创刊于1924年的“京报副刊”并称为“民国四大副刊”。这批文化人对包括新村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抱有浓厚兴趣。
但信奉新村主义的以青年学生居多，这跟他们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身份和境界相关。这些人当中有、恽代英、何孟雄、黄日葵、邰光典、罗敦伟等。后来担任过《庸报》总编辑的报人邰光典，五四时期先在天津求学，后来入了北京大学。他曾在天津的《新生活》杂志上发表过《理想的将来新村之实现》，又在上海的《新人》月刊上发表《文化运动中的新村谭》，还写过《组织新村商榷书》。有位网友在其博客中记录了其父亲的一段回忆：“再次来到十里洋场，这时日本的武者小路实笃已经有一个新村的试验——也是空想的、‘和平过渡’的社会主义。天津有个邰光典（解放后我还看到过他的名字），号召在杨村召开‘新村会议’，我很神往，立即通信响应；但军阀混战，没有开成，终于可望而不可及，何况‘远水不能解近渴’。” ［14］
1919年11月29日，《时事新报》刊出了北大旁听生何孟雄致该刊主编张东荪的一封信，上面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建立青年生活大本营，使青年一面做工，一面读书，使知识阶级变为劳动阶级，劳动阶级变为知识阶级，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
目前所能见到的最为翔实的新村理想蓝图，是1919年12月在《湖南教育月刊》上发表的新村计划书中的一章“学生之工作”，里面设想“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首先是建设新学校，学生在学校里半工半读，学生为创造新家庭之成员。“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 ［15］454
新村主义对恽代英产生了同样大的影响。1919年11月1日，恽代英在日记里写道：“我与香浦（即林育南）谈，都很赞成将来组织新村。我们预备在乡村中建造简单的生活，所以需费不多。村内完全废止金钱，没有私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举一人做会计，专管对外金钱出入的事，举一人做买办，专门向外购买或出售各事。我想我们的新村生活，可以农业为根本，兼种果木，并营畜牧。这样做去，必定安闲而愉快。” ［16］652-653
当时有些学生模仿新村成立了实行泛劳动与自由研究的小团体。如1919年暑假邓中夏与罗章龙、易克嶷、杨东莼、马非百等十几位同学发起成立“曦园”，在皇城根达教胡同2号一个租来的大院里住下来。接着张国焘等人参加进来。曦园提倡泛劳动主义，主张不劳者不得食，着重强调学生应躬行实践，切忌夸夸其谈。他们订立的公约中规定，成员务必亲身参加园内劳动，如轮流烧饭、做菜、洗衣、挑水、扫地等，一律不得雇用仆役。食堂伙食费按各人经济能力自愿负担，过互助生活。生活力求俭朴，严格实行三不——不做官、不纳妾、不狎妓。在曦园，每个成员都积极参加学术活动。学术活动分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两大范畴，集体购置和阅读图书报刊，由各人认定专题研究，坚持自学。曦园于1920年解散。张国焘回忆说：“这是一个学生公寓式的新生活团体，出自于无政府主义者‘新村’的思想，以互助学习、共同生活、亲身劳动（包括自己烧饭等等）为宗旨。” ［17］66
三、新村与工读互助团的实践
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一场乌托邦实践是北京工读互助团的成立。对于这个组织与新村主义的关系，以往论著往往语焉不详，通常笼统表述为工读主义思潮勃兴的结果，而工读主义思潮又发轫于民国初年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但经过梳理我们不难发现，正是新村主义的传播直接导致了工读互助团的成立。轰动一时的北京工读互助团的主要组织者是少年中国学会负责人王光祈，工读互助团则是新村——农村中的新生活移植到城市的结果，是“城市中的新生活”。“曦园”及恽代英等人在武昌成立的利群书社即这类模式。
1919年2月初，少年中国学会负责人王光祈参加完少中上海会员在吴淞同济学校召开的筹备会议由沪返京，顺道在南京与左舜生会晤，一起商讨建立类似新村的小组织，希望在这种小组织发展壮大的基础上实现改造社会的目的。左舜生经过深思，写了《小组织之提倡》一文，发表在1919年7月2日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在这篇文章里，左舜生提出“理想上的‘小组织’是由少数同志组织的一种学术事业生活的共同集合体。”团员必须有独立工作能力，与家庭断绝经济关系，劳动所得完全归公共使用和分配，子女也归集体负责教养。认为“现在这班人的堕落不出三种理由，一是愚昧，二是生计的艰难，三是缺少精神修养。我敢信这种‘小组织’可弥补这三种缺陷。我想我们现在的生活的策略是极不自然的，将来无论如何不能不转变。这种‘小组织’可以给我们种种实验。”左舜生所谓的“小组织”虽没有冠以“新村”这一名称，但从其构想的具体模式可以看出实源自新村的构想，是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在传播过程中，受传者根据环境的需要本土化的结果——任何主义在传播过程中都会产生类似的变异。
王光论文导读：章基本上都赞同创办新村式的小组织，讨论的内容主要围绕：这种小组织是设在城市好还是乡村好？除了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和商人要不要参加？什么样的妇女才有资格参加？怎样发展小组织的经济？劳动收入如何分配？如何才能扩大小组织的影响以达到改造整个社会的目的？等等。后来，这些讨论又围绕工读互助团进行。在《与左舜生书》中
祈读到这篇文章后，连夜写了一封长信给左舜生，详细谈了自己的具体设想。这封信后来以《与左舜生书》为题发表在《少年中国》1卷2期上。信上表示“对于新生活的组织，已经有了办法，我们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都是极端赞成的、而且是急欲见诸实行的。”1919年7月2日，《少年中国》月刊刊载了左舜生的《小组织的提倡》一文，并专设了“讨论小组织理由”这个栏目，刊登了一些讨论文章。这些文章基本上都赞同创办新村式的小组织，讨论的内容主要围绕：这种小组织是设在城市好还是乡村好？除了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和商人要不要参加？什么样的妇女才有资格参加？怎样发展小组织的经济？劳动收入如何分配？如何才能扩大小组织的影响以达到改造整个社会的目的？等等。后来，这些讨论又围绕工读互助团进行。
在《与左舜生书》中，王光祈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种菜园新村：在离城不远的地方开辟菜园，配备书房、阅览室、游戏室等，10多个人共同生活，每天种菜2小时，读书3小时，其余时间供游戏阅报。菜园新生活靠种菜和译书来维持。附设一个平民学校，让附近的农家子第免费上学。
1919年发生的“李超事件”直接促成了工读互助团在极短时间内成立。[ZW(DYB][KG*2]李超，广西梧州人，与家庭决裂后赴京求学，是北京国立高等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因为家里断绝了她的经济来源，又不幸身染肺病，于1919年夏去世。她的死在北京教育界引起轩然大波，促使人们深思如何保障贫寒学子的教育权和存活权。 [ZW）]王光祈把原先设计的菜园新村移植到城市，将这种城市中的新生活定名为“工读互助团”，认为“这种组织比‘新村’容易办到，因为‘新村’需要土地，而且我们现在生活的根据地又在城市，所以这种主张比较切实可行，更为需要”。 ［18］他阐明了发起工读互助团的动机：其一，“为苦学生开一个生活途径，为新社会筑一个基础”；其
二、实现“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 ［19］
王光祈将工读互助团与新村作了对比，认为它们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工读互助团比较简便易行罢了。1919年底，北京工读互助团正式成立。它是五四时期规模最大、影响广泛的工读互助团体。它以募捐来的开办费和少量的团员集资费租了房子，筹备了劳动和生活的必要工具和条件，到1920年2月先后成立了4个组。团员们经营食堂、洗衣、缝纫、贩卖文具等，过着共产生活，读书也采取自由的方式，选择到附近的北大等校旁听。随后，上海、南京、广州等地也成立了类似的工读互助组织。
北京工读互助团没能维持多久即宣布解散。成员何孟雄、施存统、俞秀松等人后来加入共产主义小组，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施存统根据亲身体会，总结了工读互助团失败的两个教训：“（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
(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或新村。” ［20］
新村和工读互助团在促使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上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但是，这些人接受的主要是暴力革命的思想，对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论断理解得远远不够，大多数并未摒弃新村的梦想。新中国的成立为新村这种乌托邦提供了实践的便利。1958年在全国城乡普遍建立的人民公社，1966年根据“五七指示”而设计的“思想大学校”，都是典型的乌托邦。1958年，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大同书》时说，空想社会主义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了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 ［21］1131966年5月7日，在给林彪的一封信（即“五七指示”）上说：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8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这一指示勾勒了心目中的分配大体平均、自给自足、限制商品生产、逐步消灭社会分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大致轮廓。这个体系，正好与他1958年所设想的大办人民公社的初期思路相吻合，只是增加了“批判资产阶级”的内容。
不难看出，“五七指示” ［22］大致基于年轻时的新村梦想，跟《学生之工作》中的构想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遍地开花的“五七干校”和许多城市中学在郊区开办的农场，可以找寻到当年新村的影子。
四、新村与乡村建设运动的发端
中国现代史家往往忽视新村思想对现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影响。关注中国现代历史的人注意到，1920年代以后，南京等地曾出现过燕子矶小学、栖霞山乡师及附小和善人桥等处的“新村”组织。这是现代乡村教育派主张教育下乡并身体力行的结果。从事乡村建设贡献卓著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曾鼓励学生下乡办学：“同去改旧村，同去造新村。” ［23］478上世纪30年代初，陶行知提出了普及乡村教育的构想，决心创办乡村工学团。他指出：“乡村工学团是一个小工场，一个小学校，一个小社会。” ［24］593这种把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的教育组织，和新村有很多共通之处，在1919年底发表的新村计划书即基于同样的想法。
乡村教育的倡导者均强调学者下乡，深入民间，亲自参加体力劳动的重要性，强调学习与劳动相结合，“知”与“行”、“工”与“读”相结合。在这一点上，乡村建设运动与新村主张是共通的。所不同的是，乡村建设派认为农村的落后在于农民的愚论文导读：
昧，因而他们试图通过普及教育转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新村则更激进，主张“共产”、“互助”，希望建立大家一起生产共同生活的乌托邦。
新村和乡村建设理论都基于古代大同思想。现代乡村教育家晏阳初曾表示他的理论建立在传统的大同思想基础之上，信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古训，但是，他认为大同是不能马上实现的，因为中国广大农村社会的症结在于“贫、穷、弱、私”四个字，于是，他发动知识分子到农村去，鼓励学者下乡，通过一系列改良措施提高生产率，移风易俗，开启民智，培养出一代新式农民。他让农民接受教育，而不是像后来搞的政治运动，让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乡村建设派与乌托邦主义者及共产主义派之间思想的分野。
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最早探索者王拱璧曾受到日本新村运动的影响，并于1920年在他的家乡创办了“青年村”。“青年村”具有新村和乡村建设运动双重色彩。
王拱璧于1886年9月17日出生于河南陈州府西华县孝武营村（今郾城县青年乡青年村）。1904年-1906年，王拱璧就读于河南大学堂，开始接触一些进步书刊。1907年回乡组织“天足会“，进行革命活动。1908年-1909年就读于上海公学。这期间，他由革命党人万仞千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1910年，王拱璧奉中国同盟会之命回河南开展革命活动。1914年-1916年，他先后任省立高师、矿专、体育专校、省立一中音乐教员。1917年1月，他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留学。不久，被选为河南留日学生会会长、中国留学生总会干事。1919年春，受中国留日学生总会的派遣两次回国，赴上海支持五四运动。
1920年，王拱璧从日本回国。他放弃荣华富贵和个人的安逸生活，立志乡村改造，断然拒绝到北洋政府教育部报到。在日本时，王拱璧接触到了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思想，他决定回国后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回到家乡进行“新村”实验。据王拱璧长子王膺民回忆，他曾看到武者小路实笃寄给他父亲的书刊中有《新村》，在王拱璧的杂志目录中也有《新村》（日文）。 ［25］
1920年10月9日，王拱璧将本村崇实小学堂改为青年公学。他还为学校创作了校歌《青年公学乐乐乐》。崇实小学堂位于村子东头，由王拱璧之父王梦山于1913年创办。他召开村民大会，将孝武营改为“青年村”，设置“村事务所”、“调解委员会”。青年公学实施“农教合一”的教育制度，培养农林各种合格的人才。教育宗旨为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以“劳动”、“健康”为中心，把学校和农村建设成为幸福的乐园。王拱璧自任青年公学校长，建立董事会，实行管理。 ［26］经过几年努力，青年公学逐步发展壮大，设有幼儿园、小学部、农村补习部、中学部、职业部、高等补习部、妇女部，共20余班，700余人。课程采用自编教材，注重结合农民生活。
青年公学因成绩显著，北京《晨报》曾以“青年公学大略”为题给予报导，引起教育部和国内外学者的重视，不少人前往参观。1924年，河南省政府曾颁予“惠嘉青年”匾额，教育部也颁给二等金质奖章，对王拱璧予以嘉勉。河南驻军将领冯玉祥很关注青年公学的发展，曾派谢重雨到校视察，并资助3000元。
王拱璧在1922年-1923年间兼任西华县自治筹备会副主任、县教育局局长，通过地方选举区、村长，打击了土豪劣绅。取缔旧私塾四百余所；创办新小学160余处；夺回权豪、污吏把持的教育款3500余元；筹出庙田6千余亩为学田；拆除泥塑神像数千尊。同时，还率村自卫团、青年公学师生击溃河南军阀赵倜残部200余人，打败豫东唐京匪团。为民兴利除弊，成效非常显著。
王拱璧把青年公学作为青年村的核心，着眼于农村社会改革。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人人有劳动，家家有地种”，“贫富有饭吃，男女有权柄”。经过实践，在移风易俗、团结增产、打击土豪劣绅、减租减息上取得了显著成绩，动摇了封建制度在这块土地上的根基。
1926年10月，土匪袁英率千余人围攻青年村，杀害村民20余人，民房和校舍被烧毁百余间，财物被抢劫一空。王拱璧在群众的掩护下脱险。嗣后，他携眷去开封任职。
解放后，王拱璧长期担任河南省图书馆馆长一职。1976年3月27日去世。
五、新村运动的借鉴作用
五四时期流行的新村主义虽然具有很大的空想性，新村和工读互助团的实践也不可避开地走向了失败，但过去论者很少批判地吸收其积极的主张。正如空想社会主义曾经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过思想养分，新村主义所蕴含的某些精神对当下社会主义的探索和新农村建设具有亦同样具有借鉴的作用。第一，新村主义吸纳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益的成分。新村和工读思潮并非由于传统的断裂得以勃兴，而是古代大同思想、清初以来的实学思潮与传入中国的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相互激荡的结果。
的新村思想及后来的教育革命理论，因袭了清初实学思潮的典型代表颜李学派重实践轻虚文的传统。五四时期和打过交道的王光祈曾这样评价他：“此人颇重实践，自称慕颜习斋之为学主实行。” ［27］
颜元是清初进步思想家、教育家，颜李（塨）学派的创始人。后因其室名“习斋”，学者称其习斋先生。他出身贫寒，青年时期为维持生计，曾“耕田灌园”。劳动之余即自学。24岁开设家塾，教授生徒，且行医治病，以养家庭。除传受传统的礼、乐、书、数及时文之学外，特别重视天文、地理、兵法、战法、水、火、象数之学等，还命诸生习设御技击、举石习力等，提倡“实学”，创一代“实学、实习、实用”的经世致用之学。颜元指斥腐儒们“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 ［28］107积极倡导主动习行和实学，强调文武并重，重视培养专业人才，力矫当时懦弱不振之风。
颜元对腐儒的批判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即使今天听来，亦犹如当头棒喝。但在五四时期及后来的年代，“读书愈多愈惑”这种见解，容易被人片面引申为“读书无用”、“书越读越蠢”、“知识越多越反动”等等。
新村主义的理论基石是泛劳动主义。泛劳动主义旨在通过人人劳动实现社会的平等。在对它的宣传中，鼓吹最力的恰恰是传统文化根基很深的刘师培、蔡元培等人。论文导读：下层知识分子，而“通人”（高级知识分子）以上多不道德。总之，“知识愈进，权位愈伸，则离于道德也愈远”。［30］283这种思想有一定的合理性，它揭示了知识分子标举清高且又自私的一面，但若过份夸大，则会形成反智主义的倾向。因此，在知与行之间掌握合理的平衡，才不至于失之偏颇。第
二、新村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值得借鉴的一
刘师培提出的“人类均力”方案和从西方传入的泛劳动主义有着惊人的一致。这个方案的指导思想，是要在实行财产公有、人人劳动的基础上，消灭旧时代分工以及个人才能悬殊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苦乐不均。蔡元培则将古代农家学派的“君民并耕”思想和“泛劳动主义”等而视之。他在《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发表的《社会主义史序》一文上指出：“孟子记许行说‘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餮飧而治。’就是‘泛劳动’主义。”农家是战国诸子百家中影响力甚微的一个学派，我们仅从《孟子•滕文公上》一段话中简略了解到这个学派成员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理想。农家学派有一个显著特征即不脱离农业劳动。他们“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生活水平极其低下。章太炎
堪称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突出地在道德层面上尊崇平民与体力劳动、贬抑上层人物与知识分子的第一人。 ［29］他把人的道德高下按照自己的标准分为16个等级，其中道德最高尚者是贫苦农民，然后依次是工人、小商贩、下层知识分子，而“通人”（高级知识分子）以上多不道德。总之，“知识愈进，权位愈伸，则离于道德也愈远”。 ［30］283这种思想有一定的合理性，它揭示了知识分子标举清高且又自私的一面，但若过份夸大，则会形成反智主义的倾向。因此，在知与行之间掌握合理的平衡，才不至于失之偏颇。
第二，新村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值得借鉴的一种模式。新村主义者崇尚和平，排斥暴力，提倡平等和互助协作精神，希望通过
体力与脑力的结合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虽然它具有很大的空想性，但有些做法仍然具有改良示范的作用。周作人在一篇介绍日本新村的文章里指出新村运动：“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了个人对于个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中正普通的人生的福音。” ［31］如果说周作人这篇文章充斥太多的虚幻成分，那么在《学生之工作》中表达对“新村”这种全新和谐社会的大胆构想，已初具新社会雏形，有一定的实践作用：“创造新学校，施行新教育，必与创造新家庭新社会相联。新教育中，以创造新生活为主体。前节所云‘生产的工作’‘实际的工作’‘农村的工作’，即新生活之大端也。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 ［15］454在这里，新教育、新家庭、新社会、新生活、新个人是互为一体的。虽然它同样只是一个乌托邦，但提出的如何将学校、个人和社会连在一起共同改造的大胆设想，依然有可取之处。这篇文章表明，很早就在考虑如何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己经在追求“知识分子劳动化”和“劳动人民知识化”这一目标了。基于改良主义的乡村建设派对于新村运动的努力，则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更大的现实可能性。王拱璧的“青年村”虽然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他实施的“农教合一”的教育制度仍然具有推广价值。类似的新村组织，如1925年3月匡互生与朱光潜、丰子恺、刘熏宇等人在上海江湾镇附近办的“立达学园”，也曾争睹一时。匡互生认为，劳动生产教育能把书本知识与社会实践紧密相连，通过生产可以锻炼学生刻苦耐劳的性格，有更多机会接近广大劳动人民，认识到中国农村现实，深刻体会人生的作用。
另外，新村主义者崇尚人的全面发展和个性自由，倡导人与自然以及社会之间的和谐，推崇自食其力的田园生活，等等，这些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借鉴五四时期倡导的新村运动积极的一面，结合当下中国农村的实际，加大政府的投入，以改善农村的办学条件和生活环境为切入口，发起一场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农村为目标的新的新村运动。
参考文献：
［1］吴雁南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2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2］董炳月周作人与新村［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2）:664-667
［3］贾凯力白桦派和武者小路实笃［J］.博览群书，1991（6）：15-17
［4］倪墨炎关于周恩来邀请周作人演讲［N］.中华读书报,1998-04-01
［5］鲍耀明武者小路实笃•新村•叶绍钧与我［J］.鲁迅研究月刊，2009（12）：93-98
［6］郑振铎［J］.新社会，1919（5），1919-12-11
［7］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8］李大钊再论理由与主义［J］.每周评论，第35号，1919-08-07
［9］林恒青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运动及其对周作人的影响［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01
［10］邰光典文化运动中的新村谭［J］.新人（第4号），1920（8）
［11］罗敦伟艺术复活与新村［J］.批评（第5号），1920（12）
［12］南星新人的环境改造［J］.新人（第1号），1920（4）
［13］积石新人最应该做的事［J］.新人（第1号），1920（4）
［14］荠野标题（父言录/十三）［EB/OL］. （2007-11-08）［2013-07-22］jiyesjybloghexuncom/14488697_dhtml
［15］学生之工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16］恽代英日记［M］，北京：党校出版社，1981
［17］张国焘我的回忆
(一)［M］.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18］王光祈城市中的新生活［N］.晨报,1919-12-04［19］王光祈工读互助团［J］.少年中国（第1卷第7期），1919（7）
［20］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失败和教训［J］.星期评论（“劳动纪念号”），1920-05-01
［21］谢春涛大跃进狂澜［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22］黄瑶.把五七指示写给林彪背景考［J］.炎黄春秋2论文导读：wasintroducedintoChinabyZhouZuorenandsomeotherscholarsAtfirst,thenewvillegistidealspreadamongmembersoftheliterarygroup,andthenhadanaffectonalargenumberofstudentsinintellectualandculturalinstitutionsofShanghaiandBeijingAtthattime,theBeijingwork-stu
003（9）：43-45.
［23］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1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24］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2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25］苗春德、申磊中国“乡村教育”的最早探索者——王拱璧［J］.河南职技师院学报，2001（6）：36-40
［26］张莉.乡村教育家王拱璧［J］.河南图书馆学刊，2001（3）：91-93
［27］曾辉“少中”会员［J］.文史天地，2009（5）：15-20
［28］颜元朱子语类评颜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9］左玉河论辛亥革命时期的民粹主义［J］.史林，2012（2）：115-127
［30］章太炎革命之道德章太炎全集
(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31］周作人日本的新村［J］新青年（第6卷第3号），1919（3）The Tranission Paths and Influence of New Villegist Ideal in China
ZHAO Hong
（School of Journali and Communications,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1,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The new villegist ideal was a social trend of thought with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during the May Fourth Period It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by Zhou Zuoren and some other scholars At first, the new villegist ideal spread among members of the literary group, and then had an affect on a large number of students i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institutions of Shanghai and Beijing At that time, the Beijing work-study mutual aid team which created a great sensation was resulted from the new villegist ideal, and so were the rural construction movement, the peoples commune and may 7th directive
Keywords:new villegist ideal; communication; influence
（责任编辑：余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