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罗伟章小说创作心理取向

论文导读：
从《生活的门》（2003）发表至《太阳底下》（2012）出版，罗伟章的小说创作走过了十个春秋。时间不太长，其作品却已引起各方关注：一是各种奖项的肯定，二是多部作品被多家权威刊物转载，三是在评论界一度获得“底层文学”、“教育小说”一类的名号。前二者对作者本人而言自是被主流机构和读者认可的凭证。而第三种关注方式却往往引起众人的争论甚至作者自身的反驳。艾布拉姆斯关于艺术四要素理论曾如此分析：“尽管任何像样的理论多少都考虑到了所有这四个要素，然而我们将看到，几乎所有的理论都只明显地倾向于一个要素。就是说，批评家往往只是根据其中的一个要素，就生发出他用来界定、划分和剖析艺术作品的主要范畴，生发出借以评判作品价值的主要标准。”①批评家的批评坐标不同往往导致形态各异论点相左的评论出现，批评家与创作者的立场不同容易影响对该作家的同一部或一类文学作品的评价和理解，乃至引起二者的针锋相对。罗伟章本人曾不止一次地表达过：任何一种称谓我都不会认同。在他看来，“发放称谓是评论家们的事。他们是为了阐释的需要，而作家要干的，只是诚实地书写自己对生活的观察、体悟和思索。”（罗伟章《我只代表我自己》）另外，从文学作品的角度看，文学作品一方面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另一方面还印记着创作者积淀许久的记忆与情感，见证着作者思想的变化和感情的波动，寄托着作者理想愿望的诉求，甚至还会有些偶然因素直接影响着作品的创作。前者着眼于作品与现实的关系，评论者们多据此得出关于创作者及其作品的种种称谓；后者则侧重作品与作者之间的关系，相比较而言是被研究者忽视的一维。从作者创作的心理取向角度来品评作品，一方面帮助读者更加贴近作品的真义，另一方面在客观上避开创作与批评各说各话的尴尬。
作家的心理取向往往受到人生观、创作动机、审美理想、艺术追求等主观多种因素的影响，是由客观的存活环境与主体生理机制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罗伟章来说，他的创作心理取向决定了他的创作路向和创作风格。从罗伟章小说创作的总体状况及他本人对小说创作的深思来看，其小说创作的心理取向主要体现在体验、真诚、寻找三方面。
心理取向之一：体验
体验是体会，是查核，是经历，是实践，是深入其中，是获得经验。体验是艺术家成功的法宝。狄德罗倡议人们去夏特尔修道院看虔诚忏悔的真正姿态，去小酒馆看看发怒的人的动作，去街道上公园里市场上房子里看看实际生活中的真正的动作姿态。歌德一向瞧不起空中楼阁的诗。雨果认为任何诗人身上都有一个反映镜，这就是观察；还有一个储存器，这便是热情。古今中外，优秀的艺术作品无一不是在真实的现实体验、情感体验的浇灌下结出的艺术硕果。巴尔扎克把自身作为落魄贵族的情感体验通过鲍赛昂夫人等小说人物的塑造表达出来。索尔仁尼琴针对自己身为军官时曾经欺凌奴役过他人的生活经历，在《古拉格群岛》中做出深刻的反思与自责。莫言坦言：“我的故乡与我的文学是密切相关的。”故乡的一切直接决定着他的作品的艺术风格。但是在意识形态的管辖与消费主义的裹挟下，当下的文坛同样也存在着脱离体验、远离生活、闭门造车、虚构作品的不良风气，使得体验这一创作成功的必经之道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奢侈。这无疑有悖于艺术的创作规律，更不利于艺术事业的健康发展。这种创作环境下，能够坚持以体验来面对生活和创作，更加需要一份坚守的毅力。
罗伟章的体验心理取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自身的经历写到小说里去，二是将真实的情感体验融入字里行间。
罗伟章重视真实的体验，把真实的体验表达出来，就是他所认为的写作。“我为什么写作？……是有话要说，话从何来？从对现实世界的体验中来。”（《我心目中的小说》）罗伟章体验过饥饿的苦难。他成长于不大生庄稼也不生钱的贫穷小山村，在颗粒无收的年代里挨过饿。身体的感觉不仅仅是生理的，心理和情感记忆会加深生理感受，使同一种感觉延续若干年。饥饿和贫穷的记忆同样延续在他的小说里：穷得买不起菜，每顿三两饭，没有菜吃，只能吃豆瓣的“我”和连豆瓣也没得吃的陈少左们；穷得“舔脚板”的乡村教师们（《我们的成长》）。在《赶街》里，作者细致地再次重温了饥饿的记忆：笼屉里的热气可以饱腹；五粒麦粒可以给一个饥饿的少年带来无限的愉悦和希冀；水能止渴，却不止饿，当饥饿难忍，水只能加剧饥饿的程度。饥饿留在儿时的记忆里，拮据困顿却也曾经困扰着而立之年之后的罗伟章。“大学毕业后，我先在一所学校教书，后来去了一家报社，没干两年，我又从报社辞职，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在城市里混着，连自己的嘴巴也糊不拢。”（《大嫂谣》）这部在2005年发表的作品准确记录了2000年辞职后罗伟章的生活状态。饥饿和困顿困扰着大山里的农民和学生，也一度考验着大学毕业后成为城市漂族的创业青年。
与饥饿的苦难共同构成罗伟章的童年记忆的是母亲的早逝带来的无限伤感与怀念。母亲因贫困而早逝。罗伟章回忆说：“我母亲得病的起因仅仅是感冒……母亲去世那年我六岁，正是往母亲怀里扑的年龄。”（《我只代表我自己》）在这样的体验与记忆里，母亲早逝的情节在小说里反复出现：“母亲去世的时候，大哥十八岁，我才四岁”（《大嫂谣》）；杨兴顺“六岁多快七岁的时候，母亲就死了”（《赶街》）；郑胜“四岁那年，母亲干脆从他生活里消失了”（《磨尖掐尖》）。罗伟章同样也把母亲的角色缺席带来的情感体验分化在角色里：母亲的早逝使杨兴顺失去了哭的资格，被人骂“没妈教的娃儿”，甚至处在“集体的蔑视”里；郑胜在虚幻中享受母亲的怀抱，“在那条古老的大街上，总响起一个孩子的哭声。那哭声是两条手臂，张开来，往母亲的怀里扑，然而，他扑的那个怀抱，早已经空了”（《磨尖掐尖》）；或者塑造一个吃苦耐劳供弟弟读书的大嫂作为母亲的化身，借助中国传统的长嫂为母的观念来完成对自身母爱缺席的情感补偿（《大嫂谣》）。每一种情感体验都因为与作者的亲身经历息息相关而具有咄咄逼人的感染力。
体验因人而异。黑格尔有一个关于“同一句格言”的比喻。他认为，同一句格言，在一个饱受风霜，食尽人间甘苦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7ctime.com论文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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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伟章以真诚为阶梯来登攀体验心理取向的高境界。“作为写作者，光看远远不够，还要体验；由于禀赋有别，体验中自会分出境界，但它最有价值的部分，必定是真诚。”（《我心目中的小说》）他的真诚，基于道德，也基于良知，是一种爱憎分明的立场，是一种因相当正统而易被视为迂腐的态度。“文学不是用来玩的，文学必须有所担当”（《真实、真诚与迷恋》）。在这个时代中，文学的担当是表现真实，真诚地表达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和现实精神。基于对时代的关怀和对文学使命的担当，罗伟章作品里透露出真实描绘之后的反思，反思之后的寻找。“无论我在哪个时段的写作，其实都贯穿了这样一个核心：真诚地抒写底层民众的人生境遇。”（《我心目中的小说》）罗伟章的真诚体现得非常明确：一爱一憎。爱的是人性的高贵和人面对苦难的坚强，憎的是现代与传统交锋中出现的理由现象，如教育功利化畸形化现象、城乡冲突中道德的商品化、农民工身份的无根化的边缘状态等。他以反思和批判来面对苦难世界里人性的弱点、环境的变异、道德的边缘化、传统的悖论。
人性的高贵没有阶级的限制，也不跟富裕与否相关，更多体现在人面对苦难的坚强。罗伟章的笔下故乡是苦难的，他把精神的高贵赋予人物，注入了他对苦难意识的理解：苦难是牵扯精神的，没有精神的匮乏只能是一种困难而不是苦难。独腿车夫的独腿与后退的力量抗争得胜后的自豪（《独腿人生》），大嫂心里的那道丈夫没有老乡没有的独特的光（《大嫂谣》），支撑着他们面对匮乏和艰苦，张扬起一面人性光辉的大旗。
罗伟章的真诚更多地体现在他的憎上。首先在现代教育方面，他从家庭教育的角度关注单亲家庭等不正常家庭环境下长大的孩子的精神状况。比如杨东奇的父亲在远方，母亲身边的男人都在暗渠里，父亲缺席引发的心理残缺在他暴打出租车司机取乐的过程中暴露无遗（《荒街》）。许朝晖的母亲病到奄奄一息的程度，作为母亲名存实亡，望女成凤的父亲却又以粗暴简单的教育方式把原本“对着题目也会偷偷发笑”的女儿驱逐得渐行渐远，从吸烟、偷食马桑泡到、喝酒，最终离家出走，沦落为少女妈妈和乡村，父权主义教育方式直接导致了她的不幸（《我们的成长》）。中学生曹珊珊早就洞察了母亲张群与同学父亲刘汉民的私情，以玩世不恭来报复母亲的背叛（《考场》）。青少年的精神健康直接来自于家庭的环境和父母教育方式科学与否，童年时期父母的缺席必定带给孩子以负面的性格影响。罗伟章用他真诚的观察和体验呼唤读者对家庭教育的深思，如何发现父母、做好父母罗伟章小说创作的心理取向相关论文由www.7ctime.com收集,如需论文.目前对中国的父母来讲还是件任重道远的事情。
罗伟章的真诚在学校教育目前状况方面尤其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对当今学校教育不合理现象的无情揭露，其态度之坚定，披露之透彻，可谓当今文学创作界之翘楚。高三班主任为提高升学率，亲自“直截了当地告诉”学生家长如何“请火箭班学生帮助曹珊珊” （《考场》）；乡村小学发那么多有用没用的书是上级规定的，“学生还必须参加保险，具体在哪家保险公司投保，也是上级规定的” （《最后一课》）；学校“养线人，请几顿饭局，给一点钱财，让他们把本校尖子生的秘密泄露出去”（《奸细》、《磨尖掐尖》）；中学老师在自己家开食堂，还以提前与班费捆绑收取饭费的方式强迫学生去自己家吃饭，甚至卖给自己的学生（《哪里是天堂》）。学校领导要求教师唯高分为信念和目标，“让学生考高分、考名牌大学、考状元，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这个目标是纲， 其余都是目！” （《磨尖掐尖》）罗伟章用冷静的叙事、真诚的反思为读者铺展开一副堪称沉重的教育理由画卷。
另外，罗伟章的真诚集中表现在对城乡理由的关注上。一是以道德为代价完成从物质匮乏的农民到城市寄居者的身份转变现象，从而引发读者关于人性道德的深思。相对于物质的匮乏，精神的贫瘠更让人痛心。陈太学从一个有良心有情义的包工头转变为冷酷无情唯钱是尊的所谓成功者，完成了物质的脱贫却陷入了心灵的沙化（《变脸》）。农村孩子陈少左忍受过透彻骨髓的贫穷，却在考上大学后慢慢地在物质利益的刺激下精神世界发生了畸形，最终走向极端，被关进监狱（《我的同学陈少左》）。二是农民工人和妇女的边缘化存活状态记录了现代化建设中的灰色角落。大部分的农民工做着城市里最底层的劳力，付出超乎常人的辛苦来谋得存活的必需品。胡贵成为包工头，被视为从大山里走出的成功者， “论文导读：
但他还是个农民，从骨子到表皮都是个农民，他融不进城市，城市也不愿意接纳他，这让他对城里人有一种天生的畏惧心理。”（《大嫂谣》）身份的边缘化成为农村人进城后永远的心理空缺。女人走出大山更是举步维艰：大嫂在老乡的照顾下做着工地里最轻松的活儿，却也几番累得晕倒在工地上；许朝晖、三妹们要靠出卖身体在异地他乡混生活。“你不要看城市大得比天空还宽，城市里的工地到处都是，但城市不是你的，工地也不是你的，人家不要你，你就寸步难行。你的四周都是铜墙铁壁，你看不见光，也看不见路，你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一条来城市里讨生活的可怜虫！”（《我们的路》）精神上的被歧视成为农民工在物质上的匮乏之外最沉重的精神枷锁。
打工现象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理由：暴力索要工钱，夫妻长期两地分居造成性压抑，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理由等等。面对这些时代的隐痛，罗伟章常常会不顾小说的叙事策略，情不自禁地发出反思的呼声、对弱者的同情以及对愚昧者的惋惜：对待暴力讨薪理由，他大声提醒胡贵，“你再冤枉再委屈，也没有权力去剥夺人家的健康和生命。剥夺人家的生命，是天底下最大的罪恶；剥夺人家的健康，让人家承受终身残疾的痛苦，是仅次于前一种罪恶的罪恶……”（《大嫂谣》）。陈少左经历了吃得苦中苦的童年，却依然在考上大学之后丧失了道德感，为什么会这样？罗伟章由此对传统观念进行反思：“我们的传统是伟大的。这伟大传统中的一部分，是鼓励痛苦，鼓励磨难，为此，我们创造了数不清的格言，比如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们沉迷于这些格言的道德力量之中，从来也不愿意承认，这些格言本身就没有道德；它只是指明了一种方向，但没有道德。不幸——尤其是从少年时就经受不幸，完全可能把人塑造为卑鄙和残忍。但我们不愿意正视这样的事实，当那人变得卑鄙残忍之后，我们不是责备不幸本身，更不愿过问是谁造成了不幸，而是责备不幸的力量还不够强大……” （《我的同学陈少左》） 罗伟章以此来解释陈少左们道德蜕变的思想根源，彰显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现实精神和人文关怀。这种呼唤和反思尤其需要作家的真诚和勇气。心理取向之三：寻找
人是实践性的存在，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人在实践活动中以否定世界现存状态的方式来实现与世界的统一，从而实现人的自身价值。人与世界的这种否定性统一关系，使人和人的世界永远处于未完成的开放状态，这是一个自我塑造和自我发展的过程。某种作用上，寻找就是自我追问，自我否定，自我塑造，自我发展。在文学创作中，创作主体自身的创造性、开放性和未完成性，使主体对自身的认识永远处于未完成的过程之中，主体永远处于自我追问的过程中。在罗伟章的创作历程中，寻找心灵的故乡成为完成自我追问的主要方式，构成了他寻找心理支配下的实践过程。
罗伟章的自我追问一开始就带有决绝的悲壮美。当他在2000年底毅然辞去衣食无忧前途光明的公职时，他是以决绝来面对针对自我的追问。对罗伟章来说，这种决绝某种程度上成为自我追问的前提。“在我眼里，世界分为三层，顶层充满了喧嚣和泡沫；中间一层是密不透风的黑暗；最下层则通透光明，在那间通透光明的屋子里，端坐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你自己。要找到自己，就必须远离喧嚣并穿透黑暗。我相信，如果一个写作者最终是失败的，理由固然很多，但最根本的失败，是没有潜入水下，找到那个自己。”（《回家的路》）远离喧嚣，开始自我追问的征程，“选择了这条路，就是选择了回家的路。这个‘家’，一是自己；二是故乡。”寻找自我和寻找故乡成为罗伟章寻找心理取向的两方面体现。在笔者看来，二者其实是一个目标，在罗伟章的世界里，故乡、心灵、自我往往是难以剥离的。三者彼此依赖，捆绑在一起，亲密无间。
首先，罗伟章心灵的根在故乡，情感在故乡。故乡的景情人事是罗伟章寻找自我的第一载体。罗伟章在很多小说中，都写过一条河：清溪河。那是罗伟章故乡的河。在罗伟章看来，这是一条为他而生的河，是一条与母亲相连的河。“世间之物，谁在乎它，它才为谁而生。”（《回家的路》）在很多小说中，他与杨兴顺、郑胜、马少佐们一起发出对命运的诘问：那是别人的母亲，别人的母亲都好好地活着，我的母亲为什么就死了呢？他习惯于将想象与这条河联系在一起。与母亲相联系的清溪河、老君山、故乡，是他的力量来源，是要不断地去汲取营养的地方。罗伟章每年都会回到故乡，“有时一年回几次。只有达州在我血肉里才有历史，我的根在这里，母语在这里，我回来是为了拒绝灵魂的枯萎和荒芜，寻求生机勃勃的力量。”（《我只代表我自己》）
其次，通过对乡土文明和生态意识的维护来力图建设寻找自我的健康环境。《公道》中，三棵桂花树从高祖的高祖的时代延续下来成为半岛人心目中的神，成为保平安驱邪气的成精了的树，成为几乎所有孩子们的“保爹”。当桂花树被砍伐，神龛被劈碎烧尽，也就意味着乡土文明的被践踏。践踏者付出了代价：就在神树倒下的时候，女儿变成了疯子。这其中的隐喻意味耐人寻味。《我的同学陈少左》中，陈少左少年时期，即使穷得吃不起菜，都要把有限的食物喂给小鸟吃，那是一副多么温馨的天人合一的图景啊。《静默的辽阔与温柔》中猫与人的亲密接触构成了人与自然的相知相融。多篇小说中有不知名却极度挑战人的生理承受力的皮肤疾病的情节设置，充满了隐喻的意味。乡土的力量、健康的生态环境是人类存活、实现自我完善的基础。当乡土文明被无原则地野蛮践踏、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人类就失去了厚重的文明根基和安全健康的存活环境，自我追问只能成为镜中月，水中花，无所附丽。
第三，通过寻找历史来寻找自我，成为罗伟章书写历史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小说写个体写小事，就是写整体写大事。罗伟章关于历史的深思就是要通过个体和小事的书写来完成对整体和大事的书写。《大河之舞》以巴人和巴文化作为载体，探讨一个族群及其文化延续、衰落并最终消逝的过程。罗伟章在作品中表现出一种中立的立场和价值判断。他认为，如果个体、半岛或者“地球村”以孤独的方式存在，那就背离了文化建设的作用而走向某种单一，对于文化来讲，单一就意味着生命力的衰竭，巴文化的衰落就印证了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性的力量成为文化内部的颠覆、反叛力量，导论文导读：乡村教师、学生扩展到整容师、都市里的孝顺女儿、婚外恋和婚外性者、骗子、医生等，甚至还会以动物为主角（《静默的辽阔与温柔》、《我是猫》等）。即使对待同一群体，也表现出一种发展中的关注。比如，《现实生活》、《荒街》等作品持续关注高考成功者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动向；在刻画了农民工的苦难奋斗史之后，更加关注留守女人的
致了文化的一种末路走向。罗伟章在《太阳底下》中试图打破历史和现实的界限，让读者随着小说的主人公寻找二战时期祖先的足迹，这同时也是一个寻找自我的过程，历史地再现现实，让历史在太阳底下活起来，在历史的映照下，寻找到自我，看到自我。
第四，寻求内容、形式上的创新，构成罗伟章自我完善的重要部分。罗伟章在刻意地规避被称谓，以创新来避开被称谓或许是最有效的方式。他以打破题材领域、打破历史与现实的界限的自觉意识来维护文学的作用。在描写对象上进一步扩大：从农民工、乡村教师、学生扩展到整容师、都市里的孝顺女儿、婚外恋和婚外性者、骗子、医生等，甚至还会以动物为主角（《静默的辽阔与温柔》、《我是猫》等）。即使对待同一群体，也表现出一种发展中的关注。比如，《现实生活》、《荒街》等作品持续关注高考成功者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动向；在刻画了农民工的苦难奋斗史之后，更加关注留守女人的复杂情感及出轨心理等（《头发》）。在小说技巧上，《大河之舞》中叙事方式和叙事视点不同于以往的乡村叙事的代言人视角，而是从全知视角到限制视角，再到全知视角。这种视角的变化更加有利于作者保持中立的价值判断，利于现实和魔幻的自如穿梭。《城门》、《现实生活》增强了悬疑感；《整容师》、《吉利的愿望》等在摹写人物生活状态的同时，大大增加了内心经验的书写；《我是猫》、《回龙镇》等作品里意象性和隐喻性的表达成分增加。总之，罗伟章在近几年的作品中显示了多方面的艺术创新的努力，进一步突破了早期相对单一的题材领域和纪实性叙事方式的单一风格，拓展了艺术表现空间。
黑格尔曾经有一个关于“花蕾、花朵和果实”的比喻：三者次第存在，在依次被否定中形成新的形式，“这些形式不但彼此不同，而且互相排斥互不相容。但是，它们的流动性却使它们同时成为有机统一体的环节，它们在有机统一体中不但不互相抵触，而且彼此都同样是必要的；而正是这种同样的必要性罗伟章小说创作的心理取向相关范文由写论文的好帮手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才构成整体的生命”②。我们在流动的整体性中去品读罗伟章作品的生命，去了解罗伟章在自我否定中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超越的努力，期盼他早日完成高尚心灵的更迭，寻找到心灵的故乡。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① [美]M.H.艾布拉姆斯著，郦稚牛等译，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页。
②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3，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