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学地理学产生

论文导读：、中、下游所存在的情况，都是充分的证明。我前年到青海看黄河上游，它的水是清的，与我们在兰州所看见的黄河是不一样的，所以有“黄河之水贵得清”的说法。就是在一个行政区之内，不同的地方其自然风景也是绝然不同的，福建的东部与西部、南部与北部，山东的东部与西部、南部与北部，也同样是如此。春秋战国时代的楚国，最大的时候是
邹建军，四川省威远县越溪镇人，1963年生。文学博士。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诗歌》副主编、《华中学术》副主编。曾任《外国文学研究》常务副主编、《世界文学评论》创办者。近年来主要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著有《现代诗学》、《“和”的正向与反向：谭恩美长篇小说中的思想研究》、《多维视野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江山之助：邹建军教授讲文学地理学》、《文学地理学与当代中国的研究生教育——邹建军教授访谈录》等学术著作十多部，发表学术论文与文学批评300多篇。另著有诗集、散文随笔与辞赋集多种。在文学地理学批评理论方面取得重要突破，成为当代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
文学地理学是一门新的学科，也是一门越来越成熟的、越来越有影响的、越来越显要的学问。西方有文化地理学，但没有作为一门学科作用上的文学地理学，有所谓的“地理批评”，但成就不高，影响不大，不能与环境批评、生态批评相提并论。
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地理学，为何会在中国产生，并且也只能在中国产生，这是有其重要理由的：
其一，地域的辽阔与地理形态的复杂，为中国历代文学与地理之间的密切关系提供了前提。中国最北端在北纬53°寒温带地区，而最南端在南纬4°热带地区，跨越纬度将近50°，这样南北地域辽阔的国家，在整个世界上也是少有的。从气候的构成上来讲，中国的地域从南到北纵跨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五个区域，在世界各国中也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当北方还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时候，南方就已经进入了春耕季节。气候的复杂，加上中国大陆地形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以及东亚大陆与海洋位置之间所构成的东南与西北、东北与西南四重关系的影响，南北各地区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从经度上看，中国领土东起黑龙江与乌苏里江的汇合处（东经135°05‘），西到帕米尔高原（东经73°40’），东西相距约5200公里，在经度上跨越了60多度，时差达四个多小时，东西部地理形态的复杂性与气候的差别性，在世界各国中也是少有的（参见“百度百科”的相关资料）。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地理形态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就是俄罗斯、美国和澳大利亚这样幅圆辽阔的国家，在地形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方面，也难与中国相比。
也许正因如此，中国的文学与西方的文学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很大的差别，这就是地理因素对文学所产生的影响的宽度与厚度。从文学史的形态而言，中国古代诗人作家对自然地理是极为敏感的，所以出现了许多一流的山水作品，包括山水诗、田园诗、山水游记与散文，从这个方面的特色与成就来说，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以与中国相比。为什么会如此呢？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深厚的山水情结，把自然山水看做是自己的家园，所以中国古代的私家园林极为发达，襄阳的习家神祠就被认为是中国“私家园林”之祖。正是因此，中国作家自古以来就以独特的方式，为中国文学与地理之间的联系建立了广泛的基础与丰富的内容，其结果就是为中国文学地理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历史遗产，中国文学史才成为一棵枝繁叶茂的文学大树。当然，在不同的时代里，中国的地域范围不同，有的时候还差别甚大，但是，从总体上说，中国的北部与南部自然风光完全不同，中国的东部与西部自然风光也有天上地下的区别。有的时候，一座山脉、一条大河就可以分开不同的地理形态与气候形态，山南与山北，河东与河西，成为了两个绝然不同的天地。这就是上天赐予给我们中国人的自然遗产，让我们发展这样的与山水自然相关的文学与文化传统。我看过一个中国历史地图集，在历史上中国地域最小的时候可能是南宋，地域最辽阔的时候当是元朝，是当时也是现在世界上国土面积最为广大的国家，中国现在的版图是由清朝后期确定的，但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包括外蒙古与黑龙江以外的广大地区。就在几个大的流域，也有完全不同的自然地相与水文气候，长江、黄河、淮河、珠江、黑龙江，都有所不同。就是在一个流域里，上、中、下游地区也存在很大的区别。长江的上、中、下游，黄河的上、中、下游所存在的情况，都是充分的证明。我前年到青海看黄河上游，它的水是清的，与我们在兰州所看见的黄河是不一样的，所以有“黄河之水贵得清”的说法。就是在一个行政区之内，不同的地方其自然风景也是绝然不同的，福建的东部与西部、南部与北部，山东的东部与西部、南部与北部，也同样是如此。春秋战国时代的楚国，最大的时候是拓地五千里、带甲百万，其地理形态也是十分丰富的，北有平原，南有旷野，西有高山，东有江流，中有云梦大泽，楚国自然风光云蒸而霞蔚，山森而郁郁，汇九流为一江，浩浩而东往，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所以才有了以《楚辞》为代表的楚文化传统之形成。中国的北部与南部，自然风光完全不同;中国的东部与西部，自然风光天上地下。今年八月我曾经到新疆南疆作了十来天的实地考察，而在今年十月，又到中国大陆最东端的威海山东大学讲学三天，因此，我对于中国地域之辽阔、地理形态之复杂、气候差别之大，有最为深切的体会与认识。中国的文化传统长远深厚，然而没有这样的地理形态与气候变化，也许就没有这样的传统，中国文学地理学的产生与发展，也就没有了基础。在一个小国家或地理形态单一的国家，产生作为一个学科的文学地理学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没有起码的地理条件与气候条件，也就没有文学史的事实与独特文学作品的大量存在与阅读。
其二，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学地理学批评实践与基本理论，为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建设提供了条件。中国古代文学是不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学，可能是需要讨论的一个理由，因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大量存在的是自然山水意象，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描写，许多作品里是不出现人的，《山海经》、《淮南子》、《徐霞客游记》这样的作品，就相当典型。正是因此，所以在中国古代文论里，对于人物与故事本身的探讨是并不充分的，他们关注的中心与重点是自然与自我。在中国古代重要的思想著作《管子·水地》中，对于中国大陆地域里的“水”，曾经有这样精到的分析：“故曰：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齐论文导读：
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滞而褓，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齐晋之水枯旱而运，淤滞而退，故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滞而回，故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残;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简易而好正。”管子在这里并不是从水的角度来批评文学，而是从水的角度来分析当时不同国家的人所具有的不同人性与品质，不同国家的人之民性与品质与他们所处地域的流水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分析虽然并不一定十分准确，然而是相当具有道理的一种见识，没想到在他那个时代，对于人性的认识就达到了如此深入的程度。这样的论述，自然是充满了一种科学的精神与唯物主义的气度，对于中国文学的产生与构成形态，也会有启迪作用。《文心雕龙》是一部奇书，它之所以奇，就在于它是一本接地气的大书，是产生于中国古代文学史与中国古代文化史土壤里的大书。我们读完全书，没有发现有多少篇只是关注人本身的与文学作品里的人的，其理由就在于它观照的对象主要是抒情文学，是那个时代以前的诗与文，而不是小说与戏剧。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里，小说与戏剧还没有发展起来。就是小说戏剧发展起来以后，中国古代文论家们的思维方式与深思内容，还是建立在诗文创作基础之上的。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论著中，有大量的关注文学与地理之间关系的论述，最为典型的是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和刘勰的“江山之助”的观点。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指出：“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则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江山之助”的观点影响了后世中国的文学思想，是世界上最早产生的关于文学与自然关系的精到论述，独到而深刻地揭示了屈原的诗歌作品与自然山水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没有“江山”（即“自然”）的启迪与助力，屈原就不会有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离骚》之所以受到世界文学史的重视，也是因为它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自然地理与文学之间的深厚联系与重要关系在他的作品里得到了原始的保存。他的这个观点，同样可以用来解释北方的《诗经》。其实，在传说是由孔子重新编定的《诗经》里，之所以有十五国风的结构，也主要是因为地理因素所造成的，同样也体现了中国古代的文学地理学观念。在中国古代的诗论文论里，不论是诗话词话，还是小说评点与戏曲评点，都有大量的与地理相关的思想存在，钟嵘的《诗品》、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也同样是如此。近代以来，有三位重要的文论家提出了文学地理学的相关概念，并进行了很有意思的论述，他们就是梁启超、刘师培与汪辟疆。现代以来，又有数人集中精力从事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他们就是金克木、袁行霈和杨义。他们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主要是从中国古代文论里来的，或者是从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里总结出来的。近代以来，西方的文学地理学思想虽然也有一些传进中国来，但是，从他们的人生经历与学术背景而言，从其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术语运用与批评策略而言，以上六人的文学地理学思想与理论，似乎与西方没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们基本上不从事外国文学研究，也不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因此，自古以来在中国文论史上，存在着如此丰富与深刻的文学地理学论述，为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上的资源，这样的资源在其他民族文学与文学理论中，基本上是不存在的。近代以来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与理论观点，是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文学地理思想的自然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