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再谈世变和艺术

论文导读：证，正如司马迁所言：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述往事思来者”正是文艺之旨。一般为文艺而文艺的，没话找话，缺少深厚的情感，缺少深刻的同情，没有厚德，焉能载物？所以轻佻浮华之词得以泛滥。每个人内心都是一个世界，大文人、大艺术家决非麻木不仁之徒，他们自己内心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相应，对于家国之痛也较
国家二级美术师，全国青联委员。
每个人内心都是一个世界，大文人、大艺术家决非麻木不仁之徒，他们自己内心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相应，对于家国之痛也较之常人更加敏感。
中国古代有两个坏皇帝——李后主和宋徽宗，都不幸做了亡国之君。弘一大师曾经说：宁可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可惜这两位都是人以文艺传了。词传了李后主，他把所有的悲愁和忧愤或许还有些微的悔恨都融化在他的词中，那词足可以“惊天地，泣鬼神”。以至于千载而后，犹有王国维这样目空一切的天才还赞叹不已，以为“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说出了后主词中广大慈悲的关怀。设如当初后主一直“长于后宫之中”，恐怕只有他的《木兰花·晓妆初了明肌雪》那样的放纵不羁——“笙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吹”而必须“断”，“歌”而必须“彻”，这是何等的不加节制？人间的享乐竟至于能到这样的地步，国破城摧从中可见端倪。瘦金书传了宋徽宗，那纤纤如硬笔线的点画，起止顿挫都讲究到了极致，他太投入了，把艺术玩到这种地步，根本没给政治留下任何余地。他的花鸟画同样令人叹绝，他把所有的情感都无私赠与天地自然，在一花一鸟间寄托了自己的广大同情，他的画面透露出的气息，在我看来，同样“俨有释迦基督肩荷人类罪恶之意”。大概北宋立国日久，又举国重文偃武，这种风气不能不影响到徽宗的心理。面对强邻的虎视和劫掠，他那纤弱的气息根本不堪承受，或者还幻想着和他们理论一番，最后“秀才遇见兵”，束手就擒或许是唯一的选择。
明代移民，大部分不过是“几年蕨薇都吃光，一对夷齐下首阳”的光景，出来应新朝博学宏词科求取功名。但其中有几块硬骨头，傅山就是一个。这位身兼医生、道士、学者、书画家的名士，留下一股清风。他的书法最为人称道，那屈曲连绵、汪洋恣肆的草书，那恬淡萧疏、神气充盈的小楷，他的书法看上去更像是一种独白。对于贰臣的切齿痛恨近乎偏执，干脆甩出四句话：宁拙勿巧，宁丑勿媚，宁支离勿轻滑，宁直率勿安排。他在说写字，也是在说为人。身经国变，痛感世风日下，凡诸“巧”、“媚”、“轻滑”、“安排”，正是一班不甘寂寞之辈委曲求全、阿时逢迎的作风，傅山不甘与之为伍，把自己的操守用这四句话定格下来。另一位是八大山人，可以说出入三大教，儒、释、道都游走过，他不是优雅体验其中乐趣，实在是偌大一个天下，不能安放他的灵魂。后来他发现水墨世界原来足够大，他可以在其中自说自话，也可以散步、发呆，甚至还可以容纳他的痛哭和狂笑。不一定要附会太多的政治内容，也不要用西方人的“抽象”概念来理解，他的画就是他那颗独一无二的灵魂的外化，宣泄得酣畅淋漓。他有痛苦，也有，但没有泛滥不可收拾，相反，画面给予观者的恰恰是一种宁静和内敛。画面是完整的，境界是阔大的，气息是华贵的。一切都和李后主词中的世界遥相呼应。
对于世变和文艺的关系，我们可以举出更多的例证，正如司马迁所言：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述往事思来者”正是文艺之旨。一般为文艺而文艺的，没话找话，缺少深厚的情感，缺少深刻的同情，没有厚德，焉能载物？所以轻佻浮华之词得以泛滥。每个人内心都是一个世界，大文人、大艺术家决非麻木不仁之徒，他们自己内心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相应，对于家国之痛也较之常人更加敏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说尽了其中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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