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经济学中后现代瞬间
最后更新时间：2024-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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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
美刊《反思马克思主义》在2012年7月号上围绕《现代经济学中的后现代瞬间》一书刊发了五篇专题文章，前四篇从不同角度详细讨论了这本著作的学术价值，最后一篇则是该书原作者的回应文章。值得一提的是，由大卫·拉斯奥和杰克·阿玛格雷奥（Did Ruccio&Jack Amariglio）合著的这本书出版于2003年，而这四篇评论也均完稿于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和现代经济学科的双重危机这一历史语境下，本专题的讨论也就具有了某种新的作用。本文是该专题中的第二篇，原标题为《漫步于经济学的墓地之上——评（现代经济学中的后现代瞬间）》，作者是希腊塞萨洛尼基美国学院（The American Col—lege of Thessaloniki）人文社科系助理教授赛拉普·凯亚特肯（serap Kayatekin）。他认为，《现代经济学中的后现代瞬间》一书动摇了现代经济学的统治地位，挑战了它作为一门统一的科学学科的现代主义姿态，揭示并深入分析了掩藏在这一表象之下的后现代主义特征。不过，尽管该书很好地完成了这些工作，它也带来一些同样重要的难题。作者认为，虽然我们有必要指出经济学科内部各种学说的多元性，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反思是否有一个公平的语境可以让不同视角之间开展任何可能的对话。
《现代经济学中的后现代瞬间》的写作意图是什么？在这里，我想先引述书中的一段原话，让该书的作者自己来回答这个理由：
虽然经济学家们主要把后现代主义视为针对主流现代主义的一种反现代或非现代的批判，但本书所说的“后现代瞬间”却有不一样的意味。我们在此要指出的是，那些后现代元素恰恰是从作为一项现代主义事业的经济学中出现的。这即是说，除了要评价和批判那些依旧弥散着的新古典主义和其他思想流派并“找出”这些流派中的后现代瞬间之外，我们还要解构经济学话语，并在最后解释一些比较棘手的异常现象，包括不确定性、主体的不稳定性、各种可能的合理性、共时多因性、持续不断的失衡以及其他更多方面。我们之所以要唤起大家对这些后现代瞬间的注意，就是为了证明，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学话语始终未能在一些“核心的”观念和策略上达成稳定的共识，虽然这和它口头上宣称的正好相反。
紧随这段引文，作者又说：“我们的确打算至少提出一条可能性的假想……虽然现代经济学话语刻意维系自己的科学性特征，但透过这些后现代瞬间我们可以发现，它其实一直处于成为‘他者’的过程之中。”进一步讲，“后现代主义不能、将来也不会确保在经济学知识方面带来进步。它全部能做的不过是让人们看到，即便进步的探求精神已死且被埋葬，也依旧会有人把它重新发掘出来。而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葬礼对其墓地做出的转变，又为经济学知识带来新的机遇和新的话语”。
我想，上面几段话应该可以很好地概括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正像两位原作者有力阐明的那样，本书的目的——一个颇具野心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仔细考察几个现代经济学流派来剥除其科学的伪装，这其中包括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制度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等。他们在本书最后一章还讨论了“日常经济学”。对于每个流派，他们都会分析和解构其中一个核心概念，比如凯恩斯经济学中的不确定性、制度论中的价值、新古典主义中的身体、女性主义经济学中的主体性以及马克思主义中的市场等，以便在每种情况下都可以对现代主义的自我形象构成打击。如此一来，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便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完全不同的现代经济学的丰富画面。当他们从经济学的墓地上走过之时，他们揭示出了经济学的现代主义规划在一些方面可能并非如它希望的那个样子。
我在这篇书评中将首先介绍该书的主要内容，然后分析它如何用一种很具选择性的方式做到了这些方面。我尤其会重点讨论上文所预示的那种可以从经济学的后现代勘查中浮现的“新机遇”理由，因为我认为这也正是该书的优点和潜在缺点并存之处。
经济学、现代性与
我认为，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在本书中所做的事情之一便是呼吁在学术圈内外构建一种更“”的环境。他们支持经济多元主义，并且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本身即是一项多元主义的实践。他们指出了经济学研究策略的多元性并且很认真地对待它们。在我们当前的环境下，由于新古典主义思想大大贬低了其他策略的影响力，这本书的价值显得尤为难得。朝着这种“更的世界”继续展望，就会让我们很多人审视自身所处的学术现代经济学中的后现代瞬间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界。
当我还是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一名研究生时，常常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这里的经济学系被称为一个“激进”院系。同样，我曾经工作过很长时间的利兹大学经济学系也被视为“异端”。但这两个系被称为“激进”或“异端”的主要理由却并非是它们传授了什么“激进”或“异端”的学术思想，无论是这样的学术思想还是教授这些思想的人，在这两个院系都不占主导地位——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这两个词的真正意思其实是：在这两个院系中，一些拥有非主流学术思想的人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学术兴趣和专长开展教学研究工作。用这两个词来形容这样的院系，本身就可以说明主流现代经济学的心理，即它总是以所有社会科学中“最独特的科学”自居。在这样的语境下，仅仅是开设一些主流经济学之外的课程或研究就足以给这些院系扣上异端的帽子了。
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在书中倡导化的经济学教学模式。他们宣称，所谓的经济学这门学科并非是统一的，在检验不同的经济学观点时，我们并不能给出对错、好坏的判断。通过祛除现代经济学作为一门统一的科学学科的伪装，他们指出了通往更化的教学实践的道路。不过我们还得小心，仅仅推荐一种更加宽松的课程教学法并不足以保证学术。如果不对其现代主义假定进行反思，任何研究视角或思想流派都有可能是反的。通过讨论作者所说的“日常经济学知识”，这本书还在经济学教学中引发了另一种观念：它在知识生产领域扩展出学术圈子，这样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提升了的潜力，挑战了在学术与非学术之间被小心防护的边界线，有力打击了那种论文导读：们认为，主体被认为占据了很多不同的位置和视角，这样它便不可能掌握“稳定的且可通约的”知识。这即是说，由于同一个主体同时占据很多立场，很可能这些立场是相互冲突和矛盾的。因此，统一的视角便和普遍的真理一起成为两个不攻自破的观念。另一方面，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还宣称，由于主体也可以“被视为它从中发现自身的某些特
认为经济学知识只能在学术圈中产生的现代经济学知识观。我相信，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由此便迈向了一种潜在的更宽松、更实质性的实践。他们让我们注意到社会中有许多不同的场所，它们生产出了各种不同的经济学概念和设想。如果我们想知道这种有关日常经济学知识的讨论会如何影响和改善我们的教学工作，我们不妨先作如下深思：我们有多少次碰见学生对我们说他们不懂任何经济学理念，甚至是惧怕经济学？我们是否可以换一种思维，即从一开始就告诉学生，事实上不管人们有没有意识到，每个人其实都懂一点经济学和经济知识。这难道不是一个更有希望的学习起点吗？正如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接受了不同经济学知识的合法性一样，他们也拒绝在学术与非学术之间作出真理和谬误的划分，这同样也拓展了的潜力。
这样一个的未来虽然听上去很诱人，却有一些理由需要解决，比如，在众多生产经济学知识的制度性场所中，也包括企业部门。一家企业生产出的对经济的理解和看法可能与一位被解雇的员工的看法有很大不同，有时还会完全对立。在这个宽泛的议题内，一个内在的理由是，除了公开表明这些看法之外，我们还应如何应对这些差异？这也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更大的理由，即不同看法、流派和知识之间应该如何开展对话？我们还是以上面所列举的企业与被解雇的员工为例。埃克森美孚公司的一名执行主管对经济有他确定的认识，他或许会认为裁员可以带来更健康的（即更高效的）经济。但与此相反，那些丢掉工作的人会认为裁员很有可能引发经济衰退。双方权力关系的巨大差异是造成这种对立经济思想的语境。虽然从认识论层面上我们可以说他们彼此都有对的一面，谁也不能说比另一方更正确，但在政治层面上，我们却不能这么认为。政治上的不对称会内在地影响知识的生产，可以创造出更有利于生产某些特定知识的条件。因此，虽然不同经济话语之间的对话绝对是一种最根本的实践，但对话得以发生的语境条件却为这些实践设定了限制。当我们与其他观点进行对话时，我们并不处于公平的竞赛场地上。我对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的工作感到担忧的恰恰是这一点：不同经济话语进行对话时的条件对它们彼此来讲是否构成理由？如果是，那么它有哪些体现？
话语环境是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毕生关注的话题，并且构成了其现代性批判的核心。哈贝马斯重视的是对话过程的核心价值，而真理正是从这个过程中诞生的。他认为，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某一特定对话才会导向真理。他所说的“理想的语境”的其中一个条件便是所谓的“对称”（symmetry），这意味着对话双方可以有同等机会开始和继续交流，以及有同等机会做出肯定、解释和质疑等。“互惠”（reciprocity）也是一个必要条件，它可以让各方有平等的机会表达情感、愿望和意图，并要求得到对方的承认。在哈贝马斯看来，对话双方的对称和互惠条件便构成理想语境的两个关键参数。要想让对话合作变得“真实”且“有作用”，就离不开这些条件。借用哈贝马斯的观点，可以很好地表达我对经济学或任何其他学科中的不同思想流派的对话“性质”的忧虑。埃克森美孚公司的执行主管与被解雇的工人之间的对话并不是建立在对称和互惠原则之上的。同样，在学术界或其他领域也不存在能够确保有作用的合作交流的对称性和互惠性。我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解答的重要理由。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本书本身就体现了不同学术观点如何开展对话的方式。不过我对这一点仍有某种担心，这种担心与我在上文所说的忧虑有关，它主要针对的是与不同的经济学立场相关联的政治理由。我担心的是不同立场的政治，不过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任何理论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某种单一的立场。在下文讨论新古典主义理论中的身体理由时，我会更具体地探究这个话题。
《现代经济学中的后现代瞬间》这本书完成了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它呼吁人们把不同的经济学话语置于同一个层面上，颇具说服力地邀请人们在经济学知识的生产和教学中推行更的实践。即便如此，它在这样做的时候也会招惹一些麻烦。这些麻烦无法避开，只能直接面对。在我看来，它们主要表现在两个理由上：一是不同的话语之间如何对话；二是对话的条件是什么。说到底，这两个理由都是政治理由。
现代性、后现代性与主体
后现代主体这个概念是贯穿《现代经济学中的后现代瞬间》的一条主线，在该书的“身体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女性主义经济学：把知识和主体（重新）性别化”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三章中，都对这个概念进行了现代经济学中的后现代瞬间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7ctime.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详细讨论。在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看来，去中心化、碎片化的后现代主体是经济学面对的最大挑战之一。并且，主体理由也是一些关键的后现代瞬间可以在现代经济学中被定位之处。从历史上看，经济学一直坚守现代人本主义观念，把人视为宇宙的中心。这不仅导致一个“人”主宰自然的等级结构，而且还把“人”假定为生产出一切知识的统一主体。因此，在现代性规划中，主体性和知识的形成才成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两个议题。现代主义把统一的主体置于宇宙的中心，把它作为一切知识的发源地。就这一点来讲，当主体观念成为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考察批判的对象时，主体的认识论地位也就值得怀疑了。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一方面，他们认为，主体被认为占据了很多不同的位置和视角，这样它便不可能掌握“稳定的且可通约的”知识。这即是说，由于同一个主体同时占据很多立场，很可能这些立场是相互冲突和矛盾的。因此，统一的视角便和普遍的真理一起成为两个不攻自破的观念。
另一方面，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还宣称，由于主体也可以“被视为它从中发现自身的某些特定立场的反映”，因此单个主体或群体主体发现自身的那些“语境”也就成为其知识或观点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知识的产生是有情境的，这也就颠覆了现代主义认为知识是“价值中立的”、“无偏狭的”和“客观的”观念。
对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体的这些看法也就产生了知识的多元性观点。现代主体诞生于整个启蒙运动，后来还影响了经济学。为了创造一个绝对科学的自我形象，经济学一直坚持着“论文导读：
理性经济人”这一核心概念。但它真的坚持了这一点吗？这也正是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提出的理由。两位作者在书中多个章节都讨论了主体理由，但我主要会关注其中两章，分别是第三章“身体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第六章“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有关女性主义经济学的这一章也很重要，但我把它留给本专题中的其他作者来讨论。新古典主义理论与身体
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认为，身体处于经济学话语的中心位置。他们写道：“正因为身体是现代经济思想的核心——它是后者的潜在本体，用一种等级化的方式组织而成，且被奉为一个统一的实体——所以它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记录仪，刻录下经济现代主义的主导地位以及后现代议题和事件的浮现。”
两位作者在这里主要批判了以阿加·克莱默（Arjo Klamer）为代表的晚期现代经济学思想。简单来说，他们批评的是，随着晚期现代性在经济学话语中的兴起，身体却突然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而与此同时，经济学话语的“非现实性”却与日俱增，越来越“无视它声称要代表的人的真实快感和伤痛”。他们反对这种“消失的身体”（disappearing body）的叙事。为了阐明他们的反对意见，他们首先让人们注意到这种叙事的目的论特征。在他们看来，它讲述的就是一则有关“退隐”的故事：真实的身体和主体性的有形存在逐渐消解并最终完全隐退。
对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来说，经济思想史并没有这种目的或终点，这一点非常关键。他们在书中经常借鉴福柯等人的思想来建构对任何“登顶”（culmination）叙事或“退隐”（regression）叙事的反对意见。在编织他们自己的关于消失的身体的故事时，他们实际上打破了那种认为在经济学中曾经有一个可被接受、却已遗失的身体这种观念。正如他们所说的，他们“没有兴趣去保护那个已被当代新古典主义者们系统地错误再现或替换了的身体的观念”。他们认为，无论哪一种身体观念都会阻挡我们看到任何将身体概念化的其他方式，同时还会把其他概念都归为“畸形”。
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反对新古典主义的“消失的身体”叙事的另一理由是其“对现代经济学的人本主义发端的怀旧情结”，而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这种情结。这种人本主义的主体观坚信，对身体的、情感或任何其他假定属性的经验和制约是身体统一性的关键和自然的决定因素。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则指出，虽然这种人本主义的身体观念具有解放性，却也可能导致经验的正常化（normality）。我们对这种“正常化”已经很熟悉了，它包括各种形式的区分、制度化，甚至包括对某些人群的灭绝。他们在这里借鉴了福柯在性史、政治史和精神病史等方面的研究思想，后者曾向人们表明，在构建权力与制约的统治制度的过程中，各种正常和不正常的观念都是同步而行的。
我虽然同意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的看法，也反对从理论上把任何一种身体观念抬高为位于其他观念之上的标准观念，但我依然认为这不应阻碍我们深思为何某种身体理论会在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学话语内被冻结或是被清晰地表达出来。在当前的情况下，为何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和吉拉德‘德布鲁（Gerard Debreu）的那种扁平的、差异化的身体观念会成为经济学领域的主导思想？关于这一点，我在下文会有专门讨论。对我们当中那些对经济学知识生产的社会特征感兴趣的人来说，这个理由也是迫切的，它涉及知识的生产条件，或福柯所说的知识的考古学，进一步来说，它还关系到我前文曾提到过的知识形成的语境理由。
在批评完“消失的身体”之后，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还阐述了他们从新古典主义思想中发现的身体观。他们以阿罗一德布鲁模式为主要分析对象，得出的结论是：产生于新古典主义世界的观念是“书写于身体的功能和秩序之上的身体外观，这些功能和秩序本身被当成了经济人”。例如，在新古典主义的生产理论中，他们并未找到一个单一的“企业性质的”统一身体，而是找到了“彼此独立的不同身体秩序在生产新的商品的活动中相遇和交流的开放地带”。
这种彼此不同且分散的身体就构成新古典主义理论中的一个后现代瞬间。通过这种对新古典主义身体的另类解读，两位作者宣称，即便在其最具主导性的思想核心之处，现代主体也并非是它看上去的那个样子。这是他们在这本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它从根本上抨击了现代经济学。但这个论点也带来了如下理由：如果现代经济学并非它自身宣称的事物，那它在过去和现在又是什么？这个理由的答案贯穿于本书之中，那就是那些一直伴随出现在整个现代经济史中的后现代瞬间。这里还有一个理由，即，在经历了历史上的那些后现代瞬间之后，现代经济学为何依旧要维持它的现代性姿态？我相信这个理由与经济学科语境内的权力关系有关。两位作者在本书中并没有讨论这第二个理由，不过这并非是对他们的指责。但这依旧是一个极端重要的理由，它自身也是经济思想史中的一个规划。如果说经济学知识的生产与语境相关联，那我们的任务便是去弄清楚这些生产条件。通过展示现代经济学中的裂隙，两位作者证明了它是一门非统一的异质性学科，这非常重要，但去理解这种异质性的不同部分是如何形成的也同样重要。这种探究必将会不仅把我们引向该学科内的权力关系理由，而且还会引向更大社会内的权力关系理由。
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把新古典主义的身体展现为一种碎片化的、扁平伸展开的身体，这就为我们开启了诸多可能，同时也提出了不少理由。下文我将讨论这些理由。马克思与劳动的身体
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后现代瞬间》中，有一章专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主体观念进行了分析。虽然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在有关市场概念的争论中找到了一个后现代瞬间，但他们还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与它的主体观念联系在一起。一个广为人知的看法是，马克思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提炼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个论点。两位作者也从这个看法出发，他们认为，既然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而马克思主义又坚持要为价值的这一本质源泉寻找一个本体作用上的指涉物，那么就这一点来说，身体就成为这一话语中的后现代瞬间。他们写道：“劳动的身体（1aboring body）和工作状况在一切理由中处于优论文导读：
先地位，这包括从对美好生活的评判（工作中异化的消除）到工厂斗争在废除资本主义的运动中的首要地位之间的所有理由。”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我对这个批评论点尤为关注，并愿意提出两点疑问：首先，这种特殊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现现代经济学中的后现代瞬间由优秀论文网站www.7ctime.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代主义存在哪些理由？其次，把马克思主义导向后现代的主体性观念会有哪些好处？在某种程度上，前文已经部分回答了这两个理由。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通过把劳动和工作本质主义化，或许弱化了其政治潜力。而由于后现代主体观认可构造主体的其他社会过程（比如种族、性别和其他方面），它就有可能拓宽马克思主义在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方面的政治潜力。从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运动开始，古典马克思主义不断遭受的批评恰恰都指向这一点，即基于阶级立场的主体观念蒙蔽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视线，使他们看不到构成工人身份的其他社会经验特征，看不到性别、种族和民族也是这一语境中的重要方面。通过指出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对后现代主体的建构，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也就延续了这一批判传统。他们相信，只要认识到主体并非以特定人本主义的或“普遍作用”上的劳动身体观念为中心的统一体，而是一个碎片化的主体，那么马克思主义就能够提升它的政治潜力。
我想说的一点是，早在过去30年间，在某些马克思主义的内部圈子里就已经描绘出这里提出的这种发展方向。斯蒂芬·雷斯尼克（Stephen Resnick）和理查德·沃尔夫（Richard Wolff）虽然从未直接研究过主体理由，但在他们的著作中却间接提出过后现代的主体观念。更晚近的是，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正在致力于后殖民理论研究，以便丰富和改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主体观念。例如，我在自己的著作中试图通过把一个多元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与后殖民理论的某些见解结合起来，以便在一个非资本主义的阶级语境中把主体概念化。在这些地方，我还原出了一个被文化、法律和社会经济条件多元决定的非中心化的阶级主体的语境。我还讨论过作为（阶级）主体的“含混的主体性”理由，我认为这种主体具有流动性，包含相互矛盾、甚至在很多时候相互对抗的力量。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为政治行动确立了一个单一的中轴，即阶级意识。与之相比，上述这些观点可以更深入地解释阶级霸权等理由。除此之外，在经济与社会分析协会内部也有一批人致力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主体性理由。这些新动向全都源自对主流马克思主义主体观的不满，它们提倡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其他学科和观点之间开展对话。同样重要的是，作为结果之
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我对这个看法抱有疑问：由于新古典主义思想并没有“剥削”这个概念，而这一概念在我的著作中又占据核心位置，那么我在与新古典主义理论潜在的那种后现代身体观进行沟通时，将以什么作为基础？虽然碎片化的身体观念的确可以带来新知识，但在我看来，当我们把这种观念拓展到马克思主义领域时，仍需要保留处于劳动的生产、占有和分配过程中的剥削这个关键概念。因此，我的疑问依然存在：到底什么才可以成为新古典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各自的后现代身体观之间沟通的基础？仅仅假定一个碎片化的主体还不够，因为这个概念可以沿着多条不同的路线形成。余论
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有力地批判了所有经济学话语中的现代主体，这是他们的主要贡献之一。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让本书给大家留下深刻记忆。两位作者检阅了各种经济学中的当代视角，巧妙地揭示了现代经济学主体如何可以被解构并让位于不同的后现代主体，这些后现代主体被以不止一种方式分裂和碎片化，并且没有一个能够把全部碎片撮合在一起的中心。经济主体理由只是本书的众多主题之一，但却是最核心的，因为位于宇宙中心、作为知识原点的统一的中心主体观念正是现代性的支柱之一。经济学比任何其他社会科学都更热切而坚定地渴盼现代主义，并且也一直宣称自己是它们之中“最特别”的社会学科。通过细致的理论分析，两位作者质疑了现代主体，彻底挑战了经济学中的现代性规划，令人信服地指出了该学科中的一些根本理由，同时还设想了其他的经济主体模式。对我们这一学科来说，这种富有建设性的彻底批判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它在大部分时间内曾一直试图把所有的“他者”边缘化为“不科学的”和“意识形态的”东西。通过揭示现代经济学自我宣称的“无偏狭性”中的裂隙，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还为在经济学的深思、写作和教学活动中推行更化的实践开创了空间——不仅在学术圈内，也包括在学术圈外。
不过，也正是他们书中这些最具希望的特征让我感到有些担忧。如果马克思经济学接纳当前正在新古典主义思想中展开的后现代主体观的话，那么这种对话将如何进行？不同的思想流派之间如何沟通？当它们站在相互矛盾、甚至是对立的立场上争论时，即便是在后现代的场地上，又存在哪些权力关系？我对这些影响对话发生的语境和条件依旧很关心，因为对话常常并不能够在平坦的场地上进行。
请允许我用最后一个理由作为结尾。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颇费周折地揭示了在过去50年的现代经济学中出现的后现代瞬间有哪些激进的、破坏性的潜能。根据他们描述的轮廓，我的疑问是：经济学中的现代现代经济学中的后现代瞬间由优秀论文网站www.7ctime.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规划究竟是否可能？现代性理由早已困扰了其他学科很久，尤其在二战恐怖结束之后。对一些思想家——比如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来说，启蒙运动孕育论文导读：
出的现代性规划本身就是理由重重。但对其他人——比如哈贝马斯——来说，现代性则是一项仍未完成的规划。通过其谨慎的分析，两位作者也参与了这一更大的讨论。而他们在书中暗示的答案似乎是否定性的。在这里，我们需要把我在文章开始时引用的第二段引文作如下修改：“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经济学其实一直是它的‘他者’。”但如果经济学果真一直包含着破坏性的后现代瞬间的话，那么它为何还要不断把自己呈现为一种“现代话语”？我自己的感觉是：这种自我展示只是为了摆一种姿态，它与该学科的合法化过程有关。这就再一次把我们带回前文说过的理由上，即，在对经济学核心概念进行解构时，还必须对产生这些概念的语境进行同步的概念化。正是有了这种思想史，那些有关现代经济学的难题才会获得更进一步的作用。以下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后现代瞬间”专题中收录的其他四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1.《后现代主体与经济学的权力》（“Postmodern Subjects and the Power of E-conomics”，by Suzanne Bergeron）
本文作者是美国密歇根大学迪尔伯恩分校社会科学教授苏赞恩·伯格伦。她在本文重点关注了《现代经济学中的后现代瞬间》中的主体理由。在她看来，该书指出的那些后现代瞬间质疑了被一些正统或非正统的、甚至还包括一些女性主义的经济学策略延续下来的“现代经济学叙事中的连贯性和一致性”。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的特殊贡献在于，他们通过对发生在经济学中的一些现象进行理性分析，对一些异端现代主义提出了批判，这些异端现代主义试图把它们从一般平衡理论的抽象观念中发现的去中心化的身体/主体重新放到一个整体的和“真实的”人类身体这一基础性概念的中心上去。虽然如此，伯格伦认为两位作者在书中并未对一些不仅在经济学中、而且还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的权力机制做进一步探究。
2.《从萨缪尔森主义滑向后现代主义》（“Sliding into PoMo—i from Samuelsoni-ani”，by Deirdre McCloskey）
本文作者是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美国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语言经济学教授黛尔德拉·迈克洛斯基。她是一位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并且长期以来一直与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保持学术对话。她在本文中以两人提出的理论框架和阅读策略为背景，回顾了自己从一名萨缪尔森主义的新古典主义者转向并超越后现代主义的学术历程。在很多方面，她与新古典一现代主义的决裂接近于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与马克思一现代主义的决裂。通过对尼采的解读，迈克洛斯基提出如下假设：一旦某一门经济学意识到真理不过是由隐喻组建的一支移动大军，那么不管它原本属于哪个经济学门派，它也就变成后现代的或科学的了。以自己对语言修辞的物质性和表现性认识为出发点，迈克洛斯基在马克思主义中（比如在列宁和葛兰西对经济主义的批判中），在（与萨缪尔森的新芝加哥学派相对的）传统芝加哥学派中，尤其在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关于知识分子作用的讨论中，以及弗兰克·奈特（FrankKnight）对新古典主义福利经济学的广泛批判中，都找出了这样的后现代瞬间。迈克洛斯基在文章结尾处还表达了她对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提出的“日常经济学”思想的质疑，并为自己提出过的“替补经济学”（er-satz economics）概念做了辩护。
3.《历史与认识论：只是别点泡菜》（“History and Epistemology：Just Don't Or-der the Pickles”。by Evan Watkins）
本文作者埃文·沃特金斯是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英文教授。作为一名在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语境中讲授经济学知识的学者，沃特金斯认为《现代经济学中的后现代瞬间》这部著作对于人文学科的教学工作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有三个理由。首先，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对人文学科的理解程度要比大部分人文学者对经济学的理解深刻得多，并且他们还能在这两个学科之间进行很有效的沟通。其次，他们对日常经济学的重视与文化研究对日常生活的讨论之间可以进行很有效的互动。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分析给人们上了非常精彩的一课。沃特金斯认为，人文现代经济学中的后现代瞬间由优秀论文网站www.7ctime.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学科普遍把由具体社会历史建构的话语作为批评讨论的一个结果，与之相反，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却把它作为讨论的出发点。不过，沃特金斯也怀疑使用“秩序/无序”这样的对比机制是否可以有效而清晰地区分现代与后现代。此外，马克思主义是否只需要重复具体历史和社会建构思想就足够了？
4.《后现代瞬间异常繁盛的十年：对伯格伦、凯亚特肯、迈克洛斯基和沃特金斯的回应》（“An Irrationally Exuberant DecadeOf Postmodern
Moments：
Response
toBergeron，Kayatekin，
McCloskey，andWatkins”，by Did F.Ruccio and JackAmariglio）
本文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后现代瞬间》的两位原作者，分别为美国圣母诺特丹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拉斯奥和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经济学教授杰克-阿玛格雷奥，对以上几位评论者的回应。他们在文中首先对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后危机语境下的世界经济学状况进行了评述。让他们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发现凯恩斯、马克思、明斯基以及其他早被人遗忘的名字都重新焕发了活力。像证券市场中的财政政策和羊群行为这样的思想也被重新发掘出来。沿着这一想法，他们以迈克洛斯基的萨缪尔森主义为线索，对前危机时代的现代主流经济学成就做了解读，并对战后的新古典主义及相关思想进行了更丰富的建构和再现。这种再现对我们如何理解经济学科在后危机时代的重新布局似乎是必要的。伯格伦在他的评论文章中曾希望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更清晰地对后现代策略加以表述。他们回应说，“他们拒绝任何取代现代主义的方案”，并重申他们“反对一切企图对批论文导读：
判性、尤其是激进思想进行压制的做法”。迈克洛斯基曾质疑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在书中的“半乌托邦式的跨话语对话构想”。作为回应，两位作者宣称自己也完全意识到了构成跨学科对话基础的非公平性，并且通过对后现代瞬间的追寻，也在书中提出了许多干预策略，这些策略将，“有可能带来强大的重构性的变革力量”。还有评论者批评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缺少对“后现代瞬间”的政治性的讨论，他们对此的解释是：他们的主要兴趣是去影响经济学科以及位于学术界之外的日常经济学。《现代经济学中的后现代瞬间》可被用在教学上，指导大家对抗现代经济学的等级和规则。这些现代规则的功能曾经是：凡是在讨论经济学的地方，就要对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声音进行压制。
（责任编辑 吴迎）
美刊《反思马克思主义》在2012年7月号上围绕《现代经济学中的后现代瞬间》一书刊发了五篇专题文章，前四篇从不同角度详细讨论了这本著作的学术价值，最后一篇则是该书原作者的回应文章。值得一提的是，由大卫·拉斯奥和杰克·阿玛格雷奥（Did Ruccio&Jack Amariglio）合著的这本书出版于2003年，而这四篇评论也均完稿于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和现代经济学科的双重危机这一历史语境下，本专题的讨论也就具有了某种新的作用。本文是该专题中的第二篇，原标题为《漫步于经济学的墓地之上——评（现代经济学中的后现代瞬间）》，作者是希腊塞萨洛尼基美国学院（The American Col—lege of Thessaloniki）人文社科系助理教授赛拉普·凯亚特肯（serap Kayatekin）。他认为，《现代经济学中的后现代瞬间》一书动摇了现代经济学的统治地位，挑战了它作为一门统一的科学学科的现代主义姿态，揭示并深入分析了掩藏在这一表象之下的后现代主义特征。不过，尽管该书很好地完成了这些工作，它也带来一些同样重要的难题。作者认为，虽然我们有必要指出经济学科内部各种学说的多元性，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反思是否有一个公平的语境可以让不同视角之间开展任何可能的对话。
《现代经济学中的后现代瞬间》的写作意图是什么？在这里，我想先引述书中的一段原话，让该书的作者自己来回答这个理由：
虽然经济学家们主要把后现代主义视为针对主流现代主义的一种反现代或非现代的批判，但本书所说的“后现代瞬间”却有不一样的意味。我们在此要指出的是，那些后现代元素恰恰是从作为一项现代主义事业的经济学中出现的。这即是说，除了要评价和批判那些依旧弥散着的新古典主义和其他思想流派并“找出”这些流派中的后现代瞬间之外，我们还要解构经济学话语，并在最后解释一些比较棘手的异常现象，包括不确定性、主体的不稳定性、各种可能的合理性、共时多因性、持续不断的失衡以及其他更多方面。我们之所以要唤起大家对这些后现代瞬间的注意，就是为了证明，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学话语始终未能在一些“核心的”观念和策略上达成稳定的共识，虽然这和它口头上宣称的正好相反。
紧随这段引文，作者又说：“我们的确打算至少提出一条可能性的假想……虽然现代经济学话语刻意维系自己的科学性特征，但透过这些后现代瞬间我们可以发现，它其实一直处于成为‘他者’的过程之中。”进一步讲，“后现代主义不能、将来也不会确保在经济学知识方面带来进步。它全部能做的不过是让人们看到，即便进步的探求精神已死且被埋葬，也依旧会有人把它重新发掘出来。而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葬礼对其墓地做出的转变，又为经济学知识带来新的机遇和新的话语”。
我想，上面几段话应该可以很好地概括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正像两位原作者有力阐明的那样，本书的目的——一个颇具野心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仔细考察几个现代经济学流派来剥除其科学的伪装，这其中包括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制度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等。他们在本书最后一章还讨论了“日常经济学”。对于每个流派，他们都会分析和解构其中一个核心概念，比如凯恩斯经济学中的不确定性、制度论中的价值、新古典主义中的身体、女性主义经济学中的主体性以及马克思主义中的市场等，以便在每种情况下都可以对现代主义的自我形象构成打击。如此一来，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便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完全不同的现代经济学的丰富画面。当他们从经济学的墓地上走过之时，他们揭示出了经济学的现代主义规划在一些方面可能并非如它希望的那个样子。
我在这篇书评中将首先介绍该书的主要内容，然后分析它如何用一种很具选择性的方式做到了这些方面。我尤其会重点讨论上文所预示的那种可以从经济学的后现代勘查中浮现的“新机遇”理由，因为我认为这也正是该书的优点和潜在缺点并存之处。
经济学、现代性与
我认为，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在本书中所做的事情之一便是呼吁在学术圈内外构建一种更“”的环境。他们支持经济多元主义，并且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本身即是一项多元主义的实践。他们指出了经济学研究策略的多元性并且很认真地对待它们。在我们当前的环境下，由于新古典主义思想大大贬低了其他策略的影响力，这本书的价值显得尤为难得。朝着这种“更的世界”继续展望，就会让我们很多人审视自身所处的学术现代经济学中的后现代瞬间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界。
当我还是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一名研究生时，常常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这里的经济学系被称为一个“激进”院系。同样，我曾经工作过很长时间的利兹大学经济学系也被视为“异端”。但这两个系被称为“激进”或“异端”的主要理由却并非是它们传授了什么“激进”或“异端”的学术思想，无论是这样的学术思想还是教授这些思想的人，在这两个院系都不占主导地位——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这两个词的真正意思其实是：在这两个院系中，一些拥有非主流学术思想的人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学术兴趣和专长开展教学研究工作。用这两个词来形容这样的院系，本身就可以说明主流现代经济学的心理，即它总是以所有社会科学中“最独特的科学”自居。在这样的语境下，仅仅是开设一些主流经济学之外的课程或研究就足以给这些院系扣上异端的帽子了。
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在书中倡导化的经济学教学模式。他们宣称，所谓的经济学这门学科并非是统一的，在检验不同的经济学观点时，我们并不能给出对错、好坏的判断。通过祛除现代经济学作为一门统一的科学学科的伪装，他们指出了通往更化的教学实践的道路。不过我们还得小心，仅仅推荐一种更加宽松的课程教学法并不足以保证学术。如果不对其现代主义假定进行反思，任何研究视角或思想流派都有可能是反的。通过讨论作者所说的“日常经济学知识”，这本书还在经济学教学中引发了另一种观念：它在知识生产领域扩展出学术圈子，这样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提升了的潜力，挑战了在学术与非学术之间被小心防护的边界线，有力打击了那种论文导读：们认为，主体被认为占据了很多不同的位置和视角，这样它便不可能掌握“稳定的且可通约的”知识。这即是说，由于同一个主体同时占据很多立场，很可能这些立场是相互冲突和矛盾的。因此，统一的视角便和普遍的真理一起成为两个不攻自破的观念。另一方面，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还宣称，由于主体也可以“被视为它从中发现自身的某些特
认为经济学知识只能在学术圈中产生的现代经济学知识观。我相信，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由此便迈向了一种潜在的更宽松、更实质性的实践。他们让我们注意到社会中有许多不同的场所，它们生产出了各种不同的经济学概念和设想。如果我们想知道这种有关日常经济学知识的讨论会如何影响和改善我们的教学工作，我们不妨先作如下深思：我们有多少次碰见学生对我们说他们不懂任何经济学理念，甚至是惧怕经济学？我们是否可以换一种思维，即从一开始就告诉学生，事实上不管人们有没有意识到，每个人其实都懂一点经济学和经济知识。这难道不是一个更有希望的学习起点吗？正如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接受了不同经济学知识的合法性一样，他们也拒绝在学术与非学术之间作出真理和谬误的划分，这同样也拓展了的潜力。
这样一个的未来虽然听上去很诱人，却有一些理由需要解决，比如，在众多生产经济学知识的制度性场所中，也包括企业部门。一家企业生产出的对经济的理解和看法可能与一位被解雇的员工的看法有很大不同，有时还会完全对立。在这个宽泛的议题内，一个内在的理由是，除了公开表明这些看法之外，我们还应如何应对这些差异？这也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更大的理由，即不同看法、流派和知识之间应该如何开展对话？我们还是以上面所列举的企业与被解雇的员工为例。埃克森美孚公司的一名执行主管对经济有他确定的认识，他或许会认为裁员可以带来更健康的（即更高效的）经济。但与此相反，那些丢掉工作的人会认为裁员很有可能引发经济衰退。双方权力关系的巨大差异是造成这种对立经济思想的语境。虽然从认识论层面上我们可以说他们彼此都有对的一面，谁也不能说比另一方更正确，但在政治层面上，我们却不能这么认为。政治上的不对称会内在地影响知识的生产，可以创造出更有利于生产某些特定知识的条件。因此，虽然不同经济话语之间的对话绝对是一种最根本的实践，但对话得以发生的语境条件却为这些实践设定了限制。当我们与其他观点进行对话时，我们并不处于公平的竞赛场地上。我对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的工作感到担忧的恰恰是这一点：不同经济话语进行对话时的条件对它们彼此来讲是否构成理由？如果是，那么它有哪些体现？
话语环境是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毕生关注的话题，并且构成了其现代性批判的核心。哈贝马斯重视的是对话过程的核心价值，而真理正是从这个过程中诞生的。他认为，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某一特定对话才会导向真理。他所说的“理想的语境”的其中一个条件便是所谓的“对称”（symmetry），这意味着对话双方可以有同等机会开始和继续交流，以及有同等机会做出肯定、解释和质疑等。“互惠”（reciprocity）也是一个必要条件，它可以让各方有平等的机会表达情感、愿望和意图，并要求得到对方的承认。在哈贝马斯看来，对话双方的对称和互惠条件便构成理想语境的两个关键参数。要想让对话合作变得“真实”且“有作用”，就离不开这些条件。借用哈贝马斯的观点，可以很好地表达我对经济学或任何其他学科中的不同思想流派的对话“性质”的忧虑。埃克森美孚公司的执行主管与被解雇的工人之间的对话并不是建立在对称和互惠原则之上的。同样，在学术界或其他领域也不存在能够确保有作用的合作交流的对称性和互惠性。我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解答的重要理由。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本书本身就体现了不同学术观点如何开展对话的方式。不过我对这一点仍有某种担心，这种担心与我在上文所说的忧虑有关，它主要针对的是与不同的经济学立场相关联的政治理由。我担心的是不同立场的政治，不过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任何理论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某种单一的立场。在下文讨论新古典主义理论中的身体理由时，我会更具体地探究这个话题。
《现代经济学中的后现代瞬间》这本书完成了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它呼吁人们把不同的经济学话语置于同一个层面上，颇具说服力地邀请人们在经济学知识的生产和教学中推行更的实践。即便如此，它在这样做的时候也会招惹一些麻烦。这些麻烦无法避开，只能直接面对。在我看来，它们主要表现在两个理由上：一是不同的话语之间如何对话；二是对话的条件是什么。说到底，这两个理由都是政治理由。
现代性、后现代性与主体
后现代主体这个概念是贯穿《现代经济学中的后现代瞬间》的一条主线，在该书的“身体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女性主义经济学：把知识和主体（重新）性别化”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三章中，都对这个概念进行了现代经济学中的后现代瞬间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7ctime.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详细讨论。在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看来，去中心化、碎片化的后现代主体是经济学面对的最大挑战之一。并且，主体理由也是一些关键的后现代瞬间可以在现代经济学中被定位之处。从历史上看，经济学一直坚守现代人本主义观念，把人视为宇宙的中心。这不仅导致一个“人”主宰自然的等级结构，而且还把“人”假定为生产出一切知识的统一主体。因此，在现代性规划中，主体性和知识的形成才成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两个议题。现代主义把统一的主体置于宇宙的中心，把它作为一切知识的发源地。就这一点来讲，当主体观念成为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考察批判的对象时，主体的认识论地位也就值得怀疑了。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一方面，他们认为，主体被认为占据了很多不同的位置和视角，这样它便不可能掌握“稳定的且可通约的”知识。这即是说，由于同一个主体同时占据很多立场，很可能这些立场是相互冲突和矛盾的。因此，统一的视角便和普遍的真理一起成为两个不攻自破的观念。
另一方面，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还宣称，由于主体也可以“被视为它从中发现自身的某些特定立场的反映”，因此单个主体或群体主体发现自身的那些“语境”也就成为其知识或观点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知识的产生是有情境的，这也就颠覆了现代主义认为知识是“价值中立的”、“无偏狭的”和“客观的”观念。
对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体的这些看法也就产生了知识的多元性观点。现代主体诞生于整个启蒙运动，后来还影响了经济学。为了创造一个绝对科学的自我形象，经济学一直坚持着“论文导读：
理性经济人”这一核心概念。但它真的坚持了这一点吗？这也正是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提出的理由。两位作者在书中多个章节都讨论了主体理由，但我主要会关注其中两章，分别是第三章“身体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第六章“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有关女性主义经济学的这一章也很重要，但我把它留给本专题中的其他作者来讨论。新古典主义理论与身体
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认为，身体处于经济学话语的中心位置。他们写道：“正因为身体是现代经济思想的核心——它是后者的潜在本体，用一种等级化的方式组织而成，且被奉为一个统一的实体——所以它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记录仪，刻录下经济现代主义的主导地位以及后现代议题和事件的浮现。”
两位作者在这里主要批判了以阿加·克莱默（Arjo Klamer）为代表的晚期现代经济学思想。简单来说，他们批评的是，随着晚期现代性在经济学话语中的兴起，身体却突然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而与此同时，经济学话语的“非现实性”却与日俱增，越来越“无视它声称要代表的人的真实快感和伤痛”。他们反对这种“消失的身体”（disappearing body）的叙事。为了阐明他们的反对意见，他们首先让人们注意到这种叙事的目的论特征。在他们看来，它讲述的就是一则有关“退隐”的故事：真实的身体和主体性的有形存在逐渐消解并最终完全隐退。
对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来说，经济思想史并没有这种目的或终点，这一点非常关键。他们在书中经常借鉴福柯等人的思想来建构对任何“登顶”（culmination）叙事或“退隐”（regression）叙事的反对意见。在编织他们自己的关于消失的身体的故事时，他们实际上打破了那种认为在经济学中曾经有一个可被接受、却已遗失的身体这种观念。正如他们所说的，他们“没有兴趣去保护那个已被当代新古典主义者们系统地错误再现或替换了的身体的观念”。他们认为，无论哪一种身体观念都会阻挡我们看到任何将身体概念化的其他方式，同时还会把其他概念都归为“畸形”。
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反对新古典主义的“消失的身体”叙事的另一理由是其“对现代经济学的人本主义发端的怀旧情结”，而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这种情结。这种人本主义的主体观坚信，对身体的、情感或任何其他假定属性的经验和制约是身体统一性的关键和自然的决定因素。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则指出，虽然这种人本主义的身体观念具有解放性，却也可能导致经验的正常化（normality）。我们对这种“正常化”已经很熟悉了，它包括各种形式的区分、制度化，甚至包括对某些人群的灭绝。他们在这里借鉴了福柯在性史、政治史和精神病史等方面的研究思想，后者曾向人们表明，在构建权力与制约的统治制度的过程中，各种正常和不正常的观念都是同步而行的。
我虽然同意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的看法，也反对从理论上把任何一种身体观念抬高为位于其他观念之上的标准观念，但我依然认为这不应阻碍我们深思为何某种身体理论会在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学话语内被冻结或是被清晰地表达出来。在当前的情况下，为何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和吉拉德‘德布鲁（Gerard Debreu）的那种扁平的、差异化的身体观念会成为经济学领域的主导思想？关于这一点，我在下文会有专门讨论。对我们当中那些对经济学知识生产的社会特征感兴趣的人来说，这个理由也是迫切的，它涉及知识的生产条件，或福柯所说的知识的考古学，进一步来说，它还关系到我前文曾提到过的知识形成的语境理由。
在批评完“消失的身体”之后，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还阐述了他们从新古典主义思想中发现的身体观。他们以阿罗一德布鲁模式为主要分析对象，得出的结论是：产生于新古典主义世界的观念是“书写于身体的功能和秩序之上的身体外观，这些功能和秩序本身被当成了经济人”。例如，在新古典主义的生产理论中，他们并未找到一个单一的“企业性质的”统一身体，而是找到了“彼此独立的不同身体秩序在生产新的商品的活动中相遇和交流的开放地带”。
这种彼此不同且分散的身体就构成新古典主义理论中的一个后现代瞬间。通过这种对新古典主义身体的另类解读，两位作者宣称，即便在其最具主导性的思想核心之处，现代主体也并非是它看上去的那个样子。这是他们在这本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它从根本上抨击了现代经济学。但这个论点也带来了如下理由：如果现代经济学并非它自身宣称的事物，那它在过去和现在又是什么？这个理由的答案贯穿于本书之中，那就是那些一直伴随出现在整个现代经济史中的后现代瞬间。这里还有一个理由，即，在经历了历史上的那些后现代瞬间之后，现代经济学为何依旧要维持它的现代性姿态？我相信这个理由与经济学科语境内的权力关系有关。两位作者在本书中并没有讨论这第二个理由，不过这并非是对他们的指责。但这依旧是一个极端重要的理由，它自身也是经济思想史中的一个规划。如果说经济学知识的生产与语境相关联，那我们的任务便是去弄清楚这些生产条件。通过展示现代经济学中的裂隙，两位作者证明了它是一门非统一的异质性学科，这非常重要，但去理解这种异质性的不同部分是如何形成的也同样重要。这种探究必将会不仅把我们引向该学科内的权力关系理由，而且还会引向更大社会内的权力关系理由。
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把新古典主义的身体展现为一种碎片化的、扁平伸展开的身体，这就为我们开启了诸多可能，同时也提出了不少理由。下文我将讨论这些理由。马克思与劳动的身体
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后现代瞬间》中，有一章专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主体观念进行了分析。虽然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在有关市场概念的争论中找到了一个后现代瞬间，但他们还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与它的主体观念联系在一起。一个广为人知的看法是，马克思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提炼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个论点。两位作者也从这个看法出发，他们认为，既然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而马克思主义又坚持要为价值的这一本质源泉寻找一个本体作用上的指涉物，那么就这一点来说，身体就成为这一话语中的后现代瞬间。他们写道：“劳动的身体（1aboring body）和工作状况在一切理由中处于优论文导读：
先地位，这包括从对美好生活的评判（工作中异化的消除）到工厂斗争在废除资本主义的运动中的首要地位之间的所有理由。”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我对这个批评论点尤为关注，并愿意提出两点疑问：首先，这种特殊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现现代经济学中的后现代瞬间由优秀论文网站www.7ctime.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代主义存在哪些理由？其次，把马克思主义导向后现代的主体性观念会有哪些好处？在某种程度上，前文已经部分回答了这两个理由。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通过把劳动和工作本质主义化，或许弱化了其政治潜力。而由于后现代主体观认可构造主体的其他社会过程（比如种族、性别和其他方面），它就有可能拓宽马克思主义在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方面的政治潜力。从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运动开始，古典马克思主义不断遭受的批评恰恰都指向这一点，即基于阶级立场的主体观念蒙蔽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视线，使他们看不到构成工人身份的其他社会经验特征，看不到性别、种族和民族也是这一语境中的重要方面。通过指出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对后现代主体的建构，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也就延续了这一批判传统。他们相信，只要认识到主体并非以特定人本主义的或“普遍作用”上的劳动身体观念为中心的统一体，而是一个碎片化的主体，那么马克思主义就能够提升它的政治潜力。
我想说的一点是，早在过去30年间，在某些马克思主义的内部圈子里就已经描绘出这里提出的这种发展方向。斯蒂芬·雷斯尼克（Stephen Resnick）和理查德·沃尔夫（Richard Wolff）虽然从未直接研究过主体理由，但在他们的著作中却间接提出过后现代的主体观念。更晚近的是，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正在致力于后殖民理论研究，以便丰富和改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主体观念。例如，我在自己的著作中试图通过把一个多元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与后殖民理论的某些见解结合起来，以便在一个非资本主义的阶级语境中把主体概念化。在这些地方，我还原出了一个被文化、法律和社会经济条件多元决定的非中心化的阶级主体的语境。我还讨论过作为（阶级）主体的“含混的主体性”理由，我认为这种主体具有流动性，包含相互矛盾、甚至在很多时候相互对抗的力量。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为政治行动确立了一个单一的中轴，即阶级意识。与之相比，上述这些观点可以更深入地解释阶级霸权等理由。除此之外，在经济与社会分析协会内部也有一批人致力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主体性理由。这些新动向全都源自对主流马克思主义主体观的不满，它们提倡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其他学科和观点之间开展对话。同样重要的是，作为结果之
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也必须自我反思并作出转变。
不同观点和学科之间的这种沟通对话的确可以非常富有成效，但也并非没有理由，其中部分理由要归于我在前文提到的对话与知识生产的本性。在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看来，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身体去中心化是值得期许的，它将为在不同学科之间以及经济学内部、尤其是在新古典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开展更深入的对话开辟道路。正如他们所说：“虽然新古典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最近不可能同床共枕，但如果马克思主义者承认人类身体的碎片化，并与一些可能由新古典主义者创建的人本主义理论区分开来，那么这可能会有利于而非钝化他们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抨击。”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我对这个看法抱有疑问：由于新古典主义思想并没有“剥削”这个概念，而这一概念在我的著作中又占据核心位置，那么我在与新古典主义理论潜在的那种后现代身体观进行沟通时，将以什么作为基础？虽然碎片化的身体观念的确可以带来新知识，但在我看来，当我们把这种观念拓展到马克思主义领域时，仍需要保留处于劳动的生产、占有和分配过程中的剥削这个关键概念。因此，我的疑问依然存在：到底什么才可以成为新古典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各自的后现代身体观之间沟通的基础？仅仅假定一个碎片化的主体还不够，因为这个概念可以沿着多条不同的路线形成。余论
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有力地批判了所有经济学话语中的现代主体，这是他们的主要贡献之一。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让本书给大家留下深刻记忆。两位作者检阅了各种经济学中的当代视角，巧妙地揭示了现代经济学主体如何可以被解构并让位于不同的后现代主体，这些后现代主体被以不止一种方式分裂和碎片化，并且没有一个能够把全部碎片撮合在一起的中心。经济主体理由只是本书的众多主题之一，但却是最核心的，因为位于宇宙中心、作为知识原点的统一的中心主体观念正是现代性的支柱之一。经济学比任何其他社会科学都更热切而坚定地渴盼现代主义，并且也一直宣称自己是它们之中“最特别”的社会学科。通过细致的理论分析，两位作者质疑了现代主体，彻底挑战了经济学中的现代性规划，令人信服地指出了该学科中的一些根本理由，同时还设想了其他的经济主体模式。对我们这一学科来说，这种富有建设性的彻底批判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它在大部分时间内曾一直试图把所有的“他者”边缘化为“不科学的”和“意识形态的”东西。通过揭示现代经济学自我宣称的“无偏狭性”中的裂隙，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还为在经济学的深思、写作和教学活动中推行更化的实践开创了空间——不仅在学术圈内，也包括在学术圈外。
不过，也正是他们书中这些最具希望的特征让我感到有些担忧。如果马克思经济学接纳当前正在新古典主义思想中展开的后现代主体观的话，那么这种对话将如何进行？不同的思想流派之间如何沟通？当它们站在相互矛盾、甚至是对立的立场上争论时，即便是在后现代的场地上，又存在哪些权力关系？我对这些影响对话发生的语境和条件依旧很关心，因为对话常常并不能够在平坦的场地上进行。
请允许我用最后一个理由作为结尾。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颇费周折地揭示了在过去50年的现代经济学中出现的后现代瞬间有哪些激进的、破坏性的潜能。根据他们描述的轮廓，我的疑问是：经济学中的现代现代经济学中的后现代瞬间由优秀论文网站www.7ctime.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规划究竟是否可能？现代性理由早已困扰了其他学科很久，尤其在二战恐怖结束之后。对一些思想家——比如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来说，启蒙运动孕育论文导读：
出的现代性规划本身就是理由重重。但对其他人——比如哈贝马斯——来说，现代性则是一项仍未完成的规划。通过其谨慎的分析，两位作者也参与了这一更大的讨论。而他们在书中暗示的答案似乎是否定性的。在这里，我们需要把我在文章开始时引用的第二段引文作如下修改：“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经济学其实一直是它的‘他者’。”但如果经济学果真一直包含着破坏性的后现代瞬间的话，那么它为何还要不断把自己呈现为一种“现代话语”？我自己的感觉是：这种自我展示只是为了摆一种姿态，它与该学科的合法化过程有关。这就再一次把我们带回前文说过的理由上，即，在对经济学核心概念进行解构时，还必须对产生这些概念的语境进行同步的概念化。正是有了这种思想史，那些有关现代经济学的难题才会获得更进一步的作用。以下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后现代瞬间”专题中收录的其他四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1.《后现代主体与经济学的权力》（“Postmodern Subjects and the Power of E-conomics”，by Suzanne Bergeron）
本文作者是美国密歇根大学迪尔伯恩分校社会科学教授苏赞恩·伯格伦。她在本文重点关注了《现代经济学中的后现代瞬间》中的主体理由。在她看来，该书指出的那些后现代瞬间质疑了被一些正统或非正统的、甚至还包括一些女性主义的经济学策略延续下来的“现代经济学叙事中的连贯性和一致性”。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的特殊贡献在于，他们通过对发生在经济学中的一些现象进行理性分析，对一些异端现代主义提出了批判，这些异端现代主义试图把它们从一般平衡理论的抽象观念中发现的去中心化的身体/主体重新放到一个整体的和“真实的”人类身体这一基础性概念的中心上去。虽然如此，伯格伦认为两位作者在书中并未对一些不仅在经济学中、而且还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的权力机制做进一步探究。
2.《从萨缪尔森主义滑向后现代主义》（“Sliding into PoMo—i from Samuelsoni-ani”，by Deirdre McCloskey）
本文作者是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美国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语言经济学教授黛尔德拉·迈克洛斯基。她是一位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并且长期以来一直与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保持学术对话。她在本文中以两人提出的理论框架和阅读策略为背景，回顾了自己从一名萨缪尔森主义的新古典主义者转向并超越后现代主义的学术历程。在很多方面，她与新古典一现代主义的决裂接近于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与马克思一现代主义的决裂。通过对尼采的解读，迈克洛斯基提出如下假设：一旦某一门经济学意识到真理不过是由隐喻组建的一支移动大军，那么不管它原本属于哪个经济学门派，它也就变成后现代的或科学的了。以自己对语言修辞的物质性和表现性认识为出发点，迈克洛斯基在马克思主义中（比如在列宁和葛兰西对经济主义的批判中），在（与萨缪尔森的新芝加哥学派相对的）传统芝加哥学派中，尤其在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关于知识分子作用的讨论中，以及弗兰克·奈特（FrankKnight）对新古典主义福利经济学的广泛批判中，都找出了这样的后现代瞬间。迈克洛斯基在文章结尾处还表达了她对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提出的“日常经济学”思想的质疑，并为自己提出过的“替补经济学”（er-satz economics）概念做了辩护。
3.《历史与认识论：只是别点泡菜》（“History and Epistemology：Just Don't Or-der the Pickles”。by Evan Watkins）
本文作者埃文·沃特金斯是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英文教授。作为一名在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语境中讲授经济学知识的学者，沃特金斯认为《现代经济学中的后现代瞬间》这部著作对于人文学科的教学工作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有三个理由。首先，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对人文学科的理解程度要比大部分人文学者对经济学的理解深刻得多，并且他们还能在这两个学科之间进行很有效的沟通。其次，他们对日常经济学的重视与文化研究对日常生活的讨论之间可以进行很有效的互动。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分析给人们上了非常精彩的一课。沃特金斯认为，人文现代经济学中的后现代瞬间由优秀论文网站www.7ctime.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学科普遍把由具体社会历史建构的话语作为批评讨论的一个结果，与之相反，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却把它作为讨论的出发点。不过，沃特金斯也怀疑使用“秩序/无序”这样的对比机制是否可以有效而清晰地区分现代与后现代。此外，马克思主义是否只需要重复具体历史和社会建构思想就足够了？
4.《后现代瞬间异常繁盛的十年：对伯格伦、凯亚特肯、迈克洛斯基和沃特金斯的回应》（“An Irrationally Exuberant DecadeOf Postmodern
Moments：
Response
toBergeron，Kayatekin，
McCloskey，andWatkins”，by Did F.Ruccio and JackAmariglio）
本文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后现代瞬间》的两位原作者，分别为美国圣母诺特丹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拉斯奥和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经济学教授杰克-阿玛格雷奥，对以上几位评论者的回应。他们在文中首先对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后危机语境下的世界经济学状况进行了评述。让他们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发现凯恩斯、马克思、明斯基以及其他早被人遗忘的名字都重新焕发了活力。像证券市场中的财政政策和羊群行为这样的思想也被重新发掘出来。沿着这一想法，他们以迈克洛斯基的萨缪尔森主义为线索，对前危机时代的现代主流经济学成就做了解读，并对战后的新古典主义及相关思想进行了更丰富的建构和再现。这种再现对我们如何理解经济学科在后危机时代的重新布局似乎是必要的。伯格伦在他的评论文章中曾希望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更清晰地对后现代策略加以表述。他们回应说，“他们拒绝任何取代现代主义的方案”，并重申他们“反对一切企图对批论文导读：
判性、尤其是激进思想进行压制的做法”。迈克洛斯基曾质疑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在书中的“半乌托邦式的跨话语对话构想”。作为回应，两位作者宣称自己也完全意识到了构成跨学科对话基础的非公平性，并且通过对后现代瞬间的追寻，也在书中提出了许多干预策略，这些策略将，“有可能带来强大的重构性的变革力量”。还有评论者批评拉斯奥和阿玛格雷奥缺少对“后现代瞬间”的政治性的讨论，他们对此的解释是：他们的主要兴趣是去影响经济学科以及位于学术界之外的日常经济学。《现代经济学中的后现代瞬间》可被用在教学上，指导大家对抗现代经济学的等级和规则。这些现代规则的功能曾经是：凡是在讨论经济学的地方，就要对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声音进行压制。
（责任编辑 吴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