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经济“去增长”、生态可持续和社会公平
最后更新时间：2024-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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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关注于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所产生的诸如消费之类的影响。资本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通过暴力的手段将大多数人排斥在生产和再生产之外，以剥夺剩余价值来完成资本的积累。然而，资本的积累并没有消除“增长”，拉图什等人也持类似的观点。资本主义发展是一个不断增加占有量、增强制约度的过程。这不仅仅限于财富的积累和货币的价值（
第一届“致力于生态可持续和社会公平的经济去增长国际会议”（Conference on E-conomie Degrowth for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and Social Equity）于2008年在法国巴黎召开。2010年，第二届会议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召开，并发表了《巴塞罗那去增长宣言》。第三届会议于2012年9月在意大利的威尼斯召开，且声势越来越大。《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Capitali Nature Sociali）杂志在2012年3月出版的第l期上以第二届去增长会议为背景刊发了8篇相关文献，对经济去增长的一些前沿观点进行了梳理。作为该专题的导言，本篇短文是参加第二届去增长会议的与会者们思想的结晶，作者赛德（saed）系《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杂志主编、纽约州立大学纽伯兹分校教授。
2009年，马乌罗·博纳尤蒂（MauroBonaiuti）就和我们分享了他的相关工作，这些工作以名为“去增长”（degrowth）的一场大规模思想运动为基础（近期有关这一思潮的文献可参见《“致力于生态可持续和社会公平的经济去增长国际会议”论文集》）。在经过交流和深思之后，这一思想得以呈现。正是由于博纳尤蒂的努力，才能够顺利地举办此次“去增长”专题论坛，并增进了观点的交流，尤其是对生态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去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关于“去增长”的论文集是参加此次论坛的与会者们的思想结晶。
首先，我们在对博纳尤蒂的手稿感兴趣的同时，尚且无法确定如何与生态社会主义的架构相衔接，以及如何在各种左翼观点之间实现对话与共赢，因此，最为重要的就是探寻一个各方关注的交汇点。正是基于这一诉求，本专题才最终得以成型。博纳尤蒂认为，他对本专题最为重要的贡献就是，他致力于在有关环境破坏的不同观点之间寻找共识，以便为政治行动构建共同的基础。
同样，琼·马丁内兹一阿里埃尔（Joan Martinez—Alier）作出了类似的尝试，即发掘了南半球环境正义运动与欧盟的“去增长”观点之间存在的潜在共识。他还将主张女性主义的新马尔萨斯主义（我并不认为这与马尔萨斯主义有任何关联）看成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改良的基本途径（这种改造后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对我来说，他的观点非常具有挑战性。
塞奇’拉图什（Serge Latouche）也以一种类似的方式不遗余力地阐述了“去增长”的含义，并用以批判和超越经济的意识形态基础，抑或是摆脱现存经济关系的桎梏，最终实现“像人类在石器时代那样合理地利用资源，消耗原材料”。
奥利·塔米莱赫托（Olli Tammilehto）为了本专题对他的论文进行了修改，着重分析了能够推动经济“去增长”、改善资本主义中业已存在的各种实践和社会不满情绪的一些其他理由。为了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欧盟国家兴起了对“去增长”理念的宣传和呼吁，剑锋直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并破坏了社会和环境的意识形态（增长从本质上来讲是有益的）与社会实践（通过调整机制解决理由）。
利·布朗希尔（Leigh Brownhill）、特里萨·特纳（Terisa E.Turner）和瓦胡·卡拉（Wahu Kaara）从“去增长”的一些基本观点出发，认为“去增长”不只是一套可以被资本家所利用的政策，还必须对“去增长”作出具有公共性的重建和创新。这一目标需要通过消除劳动异化这一进程来完成，而消除劳动异化就必定要进行推翻父权制和的斗争，这一点恰恰为许多“去增长”的支持者所忽略。
大卫·克雷亚（Did Correia）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的竞争在长期的环境危机和社会危机的背景下又增经济“去增长”、生态可持续和社会公平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加了人们的劳动量，加剧了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的负荷，因而现有的权力关系很容易使“去增长”演变成为一系列的反动政策和实践。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去增长”与“低碳生活的人”
（No Impact Man）的反消费主义（资产阶级的原始主义）之间存在着极具讽刺意味的相似性。为了避开雷同，“去增长”理论应该对这一相似性予以反驳。换而言之，“去增长”应当明确现实中的环境限制与资本主义对环境的掠夺所导致的稀缺性之间的不同。
大卫·施瓦茨曼（Did Schwartzman）指出，“去增长”的支持者们只是关注资本主义的定量特征，而忽略了资本主义定性的一面。如何使用能源是一个不可避开并且必须加以解决的理由，这样才能从资本主义的破坏习性中找到发展之路。寻找新的替代方案所要做的将不仅仅是地方性的参与，它还需要新的核算方式，而且需要更多的全球性动员。施瓦茨曼强调，发展、共同参与和科学的有效结合能够为新的社会形态创造技术、培育共识。
我必须承认，我倾向于支持上述批评“去增长”的观点，现将我自己的一些观点做一简要陈述。
首先，正如克雷亚所指出的，“去增长”关注于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所产生的诸如消费之类的影响。资本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通过暴力的手段将大多数人排斥在生产和再生产之外，以剥夺剩余价值来完成资本的积累。然而，资本的积累并没有消除“增长”，拉图什等人也持类似的观点。资本主义发展是一个不断增加占有量、增强制约度的过程。这不仅仅限于财富的积累和货币的价值（比如，商品和服务的销售总额被界定为国内生产总值）。
其次，即使存在着一个使最富有的阶层（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降低消费水准的全面协议（可参见《巴塞罗那去增长宣言》），那些为“去增长”辩护的人也试图将“去增长”与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区分开来，在很大程度上，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可以挪用资源，以迎合少数人的消费水准。
再次，如果将“去增长”理解为范式的转变（如拉图什持有的观点），在出现思想的交锋之前，“去增长”的设想就会发生转变。这在我看来是一种倒退的政治策略，因为人们至少必须被组织和动员起来，才能迫使资本家及其盟友转变思维模式。最后，我当然赞成有必要停止无休止的积累论文导读：出现的，即弱势族群地区不相称的污染负担。而现在，这一术语则出现在自发抵制采掘业以及反对世界各地污染和气候变化的运动和组织中。环境正义涉及代内分配和代际分配，它解决了正义的非分配尺度理由，如社会行动者在中的表达是否合法的理由，以及如何界定资源开采及污染的生态尺度理由。“环境正义”运动是在社会新陈
，但这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理由。经济增长需要资源开采、消费模式和实践的多样化组合，但这并不一定与直接相关。不是所有形式的经济增长都会对环境或社会产生相同的影响。例如，衍生产品的交易可以提高或降低商品的，因此，较高的经济增长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或某个地方可能不需要过多的资源开采，相反，在另一个时间或地点则需要更高的资源提取量。这一点在参与政治斗争时必须牢记，因为这是能够符合大部分人日常生活的可行论点的一部分。仅此而言，在我看来，将注意力集中在日益增长或不变的资源开采/消耗以及大多数人在不同时期被剥夺或损害的关系上，可能更加有效。如同许多左翼积极分子所指出的，在经济生产率与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食品生产和医疗条款、工业化所加剧的全球变暖以及不同规模的环境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矛盾。
尽管存在这些批评，但我对本专题中“去增长”的支持者和批评者都心存感激，他们推动了久未兑现的、相互推动的对话。我也向他们表示祝贺，他们的观点虽然没有统一，但却为达成观点的共识作出了努力。他们通常是根本无法调和的（至少这是我的看法），但明确他们之间的分歧也能够推动形成共识。在我看来，这有助于在不同的左翼环保主义的观点之间形成有作用的交流与合作。
以下是本专题另外7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1.《去增长：解决多重危机的复杂分析工具》（“Degrowth：Tools for a Complex A-nalysis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Crisis”，by Mauro Bonaiuti）
马乌罗·博纳尤蒂是最早研究“可持续去增长”理由的学者之一，目前任职于意大利都灵大学。他在本文中指出，面对各种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危机，民众开始质疑新的政治解决方案是否能够被设计出来，而“去增长”不仅仅是一个口号，它也是“现成的政治解决方案”。“去增长”理念的提出一方面是由于生产、积累、创新和资源开发所导致的生态危机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另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不平等所导致的经济“去增长”、生态可持续和社会公平相关论文由www.7ctime.com收集,如需论文.各种社会不稳定和冲突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而对社会体系中的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比对生态系统的分析更加复杂并具有争议性，为此，作者着重探讨了发展中的不平等理由、幸福的悖论理由、商品拜物教理由等。博纳尤蒂尤其指出，已有新的证据质疑了改善人类福祉与高水平消费相关的假设，因为大量的调查和研究表明，当消费达到一个特定的阈值之后。再多的消费也不会使人民更加满意或更加幸福。他还阐述了另一种解释，由于宏观经济的增长，市场关系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制约着社会，以至于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际交往都要经由商品，结果导致了真实的社会关系的瓦解。博纳尤蒂最后指出，正如复杂的科学教会我们的那样，将会出现其他的经济和社会组织模式，这种模式将会更加适应于解决新的状况。
2.《环境正义与经济去增长：两种运动的结盟》（“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Eco-nomic Degrowth：An Alliance between Two Movements”，by Joan Martinez-Alierl
琼·马丁内兹-阿里埃尔是国际生态经济学会前任主席、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经济学和经济史教授。他在本文中指出，“环境正义”理论最早源自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当时主要是为了批评地方环境保护中出现的，即弱势族群地区不相称的污染负担。而现在，这一术语则出现在自发抵制采掘业以及反对世界各地污染和气候变化的运动和组织中。环境正义涉及代内分配和代际分配，它解决了正义的非分配尺度理由，如社会行动者在中的表达是否合法的理由，以及如何界定资源开采及污染的生态尺度理由。“环境正义”运动是在社会新陈代谢增加从而导致资源开采与废物处置之间的冲突日益明显的背景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组织是发达国家环保团体的潜在盟友，而这些环保团体则部分活跃于生态经济学、社会新陈代谢和政治生态领域，并逐步形成了“去增长”运动。
随着人类社会新陈代谢的增加，环境理由越来越让人担忧，而单纯追求GDP增长也造成了气候的变化和破坏，比如生物多样性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等。在这种背景下，批评生态不平等交换和环境责任的环境正义运动也随之不断壮大，这些环境正义运动证实了经济“去增长”的必要性。总之，超越GDP谎言的经济“去增长”正在成为环境正义运动的必定选择。
3.《左翼能摆脱经济主义吗？》（“Canthe Left Escape Eeonomi？”，By Serge Latouche）
塞奇·拉图什是法国巴黎第十一大学经济学退休教授，也是“去增长”运动在知识界的主要领导者。他在本文中指出，社会增长要摆脱僵化的策略，就必须建立一个自愿节制和节约的替代性社会，它也是我们认为可以实现的新世界。但如果我们这么做，那就意味着我们放弃了那种常见的批判性思想的主体精神，即那种被认为应该由左翼所承担的基本责任与事实。创造新的政治行为方式应该是对政治本身的反思，也应该是发现跳出政治僵化怪圈的策略。社会主义失败的众多理由（或者说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就在于以唯一的理论和模式进行统治。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主义、托洛斯基主义以及社会主义，这些思想或理论模式都无法拿出一个能够赢得人们赞同的多样化的具体解决方案。
“去增长”运动的目标就是一丝不苟地使其他观点能够再次发声，并且开启可以替代的发展道路。然而，“去增长”却受到各种质疑与非议。对它的这些质疑与非议都有道理，但当其他所有的方式都被运用之后，“去增长”就不再是一种启发性的激励口号而是一种行动方式了。事实上，绿党或激进左翼对“去增长”方式的过度反应是基于主张反对经济发展主义和生产主义的误解。“去增长”认为必须转变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主要地位，否则自发增长的技术系统必定会脱离制约，把人类带入绝境。4.《论快速社会变迁导致的全球气候灾难的预防前景》（“On the Pro论文导读：tManandBourgeoisPrimitivi”，byDidCorreia）大卫·克雷亚是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助理教授，主要从事环境政治和环境政策的研究。他在本文中指出，原始主义重新界定了当前资产阶级生态主义的主旨：环保主义者们通过践行新的城市生活范式，实现着环境保护主义的自我更新和阶层界限的另类表达。当食物和居住环境不再成为理
spect of Pre-venting Global Climate Catastrophe due tORapid Social Change”，by Olli Tammileh-to）
奥利·塔米莱赫托是一位作家和独立的学者，他的大部分工作都在芬兰进行。他在本文中认为，为了防止全球气候紊乱，人类必须减少乃至最终停止燃烧化石燃料；为了避开灾难性的气候变化，全球的平均气温不能超过28摄氏度，小岛屿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求全球平均气温的增长上限应不超过1或1.5摄氏度，这样就会减少碳预算。然而工业生产中的任何增长都需要能源，而且在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初期，唯一的选择就是化石燃料；转型后期有可能使用在第一阶段的过渡中发明的非碳能源，且转型期间需要的许多新能源是其他领域无法提供的。
塔米莱赫托进一步指出，不可避开的增长是一个绊脚石，走出气候变化困境的明确出路通常是减少由全球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产生的消费，与此同时还要开始以温和的速度分阶段向非碳能源过渡。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经济负增长或零增长通常意味着失业率增加和社会不稳定，因此，要使主导经济在生产和消费领域有意减少碳排放量是非常困难的。此外，经济增长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可以保证人们的生活更加富足，作为一种平等和的替代品可以维持资本主义产生的权力及财富差距。因此，遏制经济增长会动摇社会和思想力量的建构。
塔米莱赫托认为，为了避开气候灾难，人们必须迅速地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但只依靠技术修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不可能的。因此，社会结构必须快速地随着社会活动而转变，这或许行得通。在这样一个社会变革的过程中，放弃消费社会或许会经历极大的痛苦，因为现代消费是永远也不会得到满足的。
5.《去增长？“消除异化”又会如何？》（“Degrowth？How About Some‘De-alien.ation’？”，by Leigh Brownhill.Terisa E.Turner & Wahu Kaara）
特里萨’特纳就职于加拿大圭尔夫大学，同时也是《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杂志的编辑。利·布朗希尔和瓦胡.卡拉（Wahu Kaara）都是肯尼亚的社会活动家。三位作者在本文中指出，“去增长”作为一个为了尝试转变的政治项目和平台，对过度消费的弊端是一个很好的补救措施，而过度消费的减少将明显有利于人类和环境。因此，“去增长”吸引了一些生态经济学家、社会运动活动家和政党的关注，可以被看作是“绿色经济”的孪生兄弟，也就是绿色资本主义。“去增长”也可以作为“第三条道路”提供给那些以能源为导向的资本家及其政治盟友，并可能会为那些主张削减社会服务的人提供政治上的说辞。如果一些资本家因为“去增长”而要退出市场，那么其他资本家可能会找到新的可利用的市场，并继续保持经济的“增长”，就像中国或者整个南半球那样。所以，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扭转资本主义普遍的社会和生态灾难，仅仅靠“去增长”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认真考虑另一条道路——与“去增长”有着某种关联的“消除异化”的道路，而“消除异化”重在行动。马克思曾经指出了异化的四层含义，即劳动者与其生产对象相异化，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相异化，人与他的类本质相异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异化。消除这四个方面的异化作为明确的原则，业已存在于今天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实践之中。
三位作者认为，“消除异化”意味着展现和发展每一个人的社会化与多样性，消除异化的方式来源于社会，消除异化的目的也是为了社会。重建社会关系要通过将原子化的个人主义转变为集体主义来实现。消除异化是一个创造性的进程，它要建构一种双重的运动，即唤醒无产阶级和重构人类的公共生活。总之，“消除异化”存在于我们称之为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的运动中，它是人民在生产、消费、社会再生产以及自然界中的反抗力量与资本主义力量的对抗。经济“去增长”、生态可持续和社会公平由优秀论文网站www.7ctime.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
6.《美国式的去增长：低碳生活的人与资产阶级的原始主义》（“Degrowth.Amer-ican Style：No Impact Man and Bourgeois Primitivi”，by Did Correia）
大卫·克雷亚是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助理教授，主要从事环境政治和环境政策的研究。他在本文中指出，原始主义重新界定了当前资产阶级生态主义的主旨：环保主义者们通过践行新的城市生活范式，实现着环境保护主义的自我更新和阶层界限的另类表达。当食物和居住环境不再成为理由时，资产阶级原始主义者们开始推行一种“极端的”反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忽略了种族、阶层、性别和政治生态，实际上是依靠并固化着现存的特权阶层。而“去增长”与此相反，它是资本主义既要寻求经济增长又要实现生态平衡的一种替代性选择，目的是形成一个“人人幸福”、“集体受益”的社会。
克雷亚认为，作为转变社会生态关系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资产阶级的原始主义，否则就会重蹈以前的环保主义的覆辙，即为获取环境合法性而注入资本，在“解决”危机的掩盖下使资本重新获取对自然资源和劳动的掌控。而“去增长”和以前的环保主义一样，并没有解决这个理由。因此，克雷亚从以下六个方面对“去增长”与资产阶级原始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总结，并对它们存在的理由进行了剖析。第一，资产阶级原始主义的环境政治观是一种非公共的、自私的政治观，因此，它对生态理由的回应只能被定位于某些特定的消费群体。第二，为了进一步深化“去增长”对资产阶级原始主义生态环境观的批判，首先需要做的就是论证二者之间的不同。尽管一些不同显而易见，但二者之间也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第三，资产阶级原始主义的环境政治哲学忽略了规模政治的理由。第四，资产阶级原始主义哲学对城市社会生态没有任何关注。第五，“去增长”和资产阶级原始主义都只关注存在于高消费人群中的普遍理由。最后，也许也是最重要的，资产阶级原始主义和“去增长”共同分享着同一个信念：不能通过技术修复和市场调整设计出一条跳出自然限制的出路。7.《对论文导读：治的结果，认为物理经济及其生态影响依据的是乔治库斯-罗根（NicholasGeorgescu-Roegen）的“生物经济批判”。施瓦茨曼认为，博纳尤蒂显然是或者忽视或者没有意识到乔治库斯一罗根等人发出的批评之声，特别是博纳尤蒂的文章中提及的所谓热力学第四定律的错误基础。施瓦茨曼同时指出，“去增长”理论过于强调地方自治和抗争，但是，
去增长及其政治的批判》（“A Critique of Degrowth and its Polities”，by Did Schwartzman）
大卫·施瓦茨曼是美国霍华德大学生物学系教授，主要从事生物地球化学、太空生物学和环境政治的研究。他在本文中指出，“去增长”在程序上存在很大理由，因为“去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分析存在失误，且没有从跨国政治的视角强调全球经济的变化，而只强调了地方经济。如果我们想在“去增长”方面取得成功，非军事化、太阳能化、生态农业创新至关重要，这就要求我们从地区到全球进行全方位的努力。
施瓦茨曼批评了“去增长”理论的支持者博纳尤蒂，认为他没有正视什么是增长、什么是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健康作用上的可持续增长等理由，相反，却将所有增长都归结为物理和政治经济统治的结果，认为物理经济及其生态影响依据的是乔治库斯-罗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的“生物经济批判”。施瓦茨曼认为，博纳尤蒂显然是或者忽视或者没有意识到乔治库斯一罗根等人发出的批评之声，特别是博纳尤蒂的文章中提及的所谓热力学第四定律的错误基础。施瓦茨曼同时指出，“去增长”理论过于强调地方自治和抗争，但是，仅仅注重在地区或国家范围内的运动是不够的。
施瓦茨曼还分析了欧洲“去增长”运动的倡导者拉图什的观点。拉图什认为“去增长”理论是唯一能够激活左翼的政治理论，它提供了对资本主义消费和发展的最重要的批判，他还进一步主张“去增长”运动并不是用好的经济、好的增长和好的发展代替不好的，并且将其粉饰成绿色的、社会的、平等的经济的杂交，而是有关经济的退场。但即使北半球可以选择经济退场，这一计划也只对世界上少数人有效。
关于马丁内兹-阿里埃尔，施瓦茨曼指出他承认南半球能源匮乏的事实，并且提出了有关“去增长”的更加丰富的观点，呼吁对影响经济稳定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技术、人口、社会以及社会心理等方面加强研究，并提出要与南部经济“去增长”、生态可持续和社会公平由优秀论文网站www.7ctime.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的环境正义运动结成联盟，形成一种“适中的经济去增长”以及对发达工业经济合理的目标。马丁内兹-阿里埃尔的这种观点得到了“环境正义组织”的支持。
施瓦茨曼最后指出，“去增长”的支持者博纳尤蒂和拉图什虽然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对如何取代它却没有明确的见解。施瓦茨曼认为，我们必须寻找替代方案，这种替代方案就是生态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需要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强大理论指导，需要物理学和信息科学，尤其是气候学、生态学、生物地球化学和热力学。这些科学预示着可再生能源技术、绿色生产和生态农业，依据它们所建立的基础设施将会取代目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21世纪的社会主义将是生态社会主义。
（责任编辑 吴迎）
第一届“致力于生态可持续和社会公平的经济去增长国际会议”（Conference on E-conomie Degrowth for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and Social Equity）于2008年在法国巴黎召开。2010年，第二届会议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召开，并发表了《巴塞罗那去增长宣言》。第三届会议于2012年9月在意大利的威尼斯召开，且声势越来越大。《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Capitali Nature Sociali）杂志在2012年3月出版的第l期上以第二届去增长会议为背景刊发了8篇相关文献，对经济去增长的一些前沿观点进行了梳理。作为该专题的导言，本篇短文是参加第二届去增长会议的与会者们思想的结晶，作者赛德（saed）系《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杂志主编、纽约州立大学纽伯兹分校教授。
2009年，马乌罗·博纳尤蒂（MauroBonaiuti）就和我们分享了他的相关工作，这些工作以名为“去增长”（degrowth）的一场大规模思想运动为基础（近期有关这一思潮的文献可参见《“致力于生态可持续和社会公平的经济去增长国际会议”论文集》）。在经过交流和深思之后，这一思想得以呈现。正是由于博纳尤蒂的努力，才能够顺利地举办此次“去增长”专题论坛，并增进了观点的交流，尤其是对生态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去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关于“去增长”的论文集是参加此次论坛的与会者们的思想结晶。
首先，我们在对博纳尤蒂的手稿感兴趣的同时，尚且无法确定如何与生态社会主义的架构相衔接，以及如何在各种左翼观点之间实现对话与共赢，因此，最为重要的就是探寻一个各方关注的交汇点。正是基于这一诉求，本专题才最终得以成型。博纳尤蒂认为，他对本专题最为重要的贡献就是，他致力于在有关环境破坏的不同观点之间寻找共识，以便为政治行动构建共同的基础。
同样，琼·马丁内兹一阿里埃尔（Joan Martinez—Alier）作出了类似的尝试，即发掘了南半球环境正义运动与欧盟的“去增长”观点之间存在的潜在共识。他还将主张女性主义的新马尔萨斯主义（我并不认为这与马尔萨斯主义有任何关联）看成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改良的基本途径（这种改造后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对我来说，他的观点非常具有挑战性。
塞奇’拉图什（Serge Latouche）也以一种类似的方式不遗余力地阐述了“去增长”的含义，并用以批判和超越经济的意识形态基础，抑或是摆脱现存经济关系的桎梏，最终实现“像人类在石器时代那样合理地利用资源，消耗原材料”。
奥利·塔米莱赫托（Olli Tammilehto）为了本专题对他的论文进行了修改，着重分析了能够推动经济“去增长”、改善资本主义中业已存在的各种实践和社会不满情绪的一些其他理由。为了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欧盟国家兴起了对“去增长”理念的宣传和呼吁，剑锋直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并破坏了社会和环境的意识形态（增长从本质上来讲是有益的）与社会实践（通过调整机制解决理由）。
利·布朗希尔（Leigh Brownhill）、特里萨·特纳（Terisa E.Turner）和瓦胡·卡拉（Wahu Kaara）从“去增长”的一些基本观点出发，认为“去增长”不只是一套可以被资本家所利用的政策，还必须对“去增长”作出具有公共性的重建和创新。这一目标需要通过消除劳动异化这一进程来完成，而消除劳动异化就必定要进行推翻父权制和的斗争，这一点恰恰为许多“去增长”的支持者所忽略。
大卫·克雷亚（Did Correia）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的竞争在长期的环境危机和社会危机的背景下又增经济“去增长”、生态可持续和社会公平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加了人们的劳动量，加剧了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的负荷，因而现有的权力关系很容易使“去增长”演变成为一系列的反动政策和实践。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去增长”与“低碳生活的人”
（No Impact Man）的反消费主义（资产阶级的原始主义）之间存在着极具讽刺意味的相似性。为了避开雷同，“去增长”理论应该对这一相似性予以反驳。换而言之，“去增长”应当明确现实中的环境限制与资本主义对环境的掠夺所导致的稀缺性之间的不同。
大卫·施瓦茨曼（Did Schwartzman）指出，“去增长”的支持者们只是关注资本主义的定量特征，而忽略了资本主义定性的一面。如何使用能源是一个不可避开并且必须加以解决的理由，这样才能从资本主义的破坏习性中找到发展之路。寻找新的替代方案所要做的将不仅仅是地方性的参与，它还需要新的核算方式，而且需要更多的全球性动员。施瓦茨曼强调，发展、共同参与和科学的有效结合能够为新的社会形态创造技术、培育共识。
我必须承认，我倾向于支持上述批评“去增长”的观点，现将我自己的一些观点做一简要陈述。
首先，正如克雷亚所指出的，“去增长”关注于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所产生的诸如消费之类的影响。资本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通过暴力的手段将大多数人排斥在生产和再生产之外，以剥夺剩余价值来完成资本的积累。然而，资本的积累并没有消除“增长”，拉图什等人也持类似的观点。资本主义发展是一个不断增加占有量、增强制约度的过程。这不仅仅限于财富的积累和货币的价值（比如，商品和服务的销售总额被界定为国内生产总值）。
其次，即使存在着一个使最富有的阶层（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降低消费水准的全面协议（可参见《巴塞罗那去增长宣言》），那些为“去增长”辩护的人也试图将“去增长”与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区分开来，在很大程度上，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可以挪用资源，以迎合少数人的消费水准。
再次，如果将“去增长”理解为范式的转变（如拉图什持有的观点），在出现思想的交锋之前，“去增长”的设想就会发生转变。这在我看来是一种倒退的政治策略，因为人们至少必须被组织和动员起来，才能迫使资本家及其盟友转变思维模式。最后，我当然赞成有必要停止无休止的积累论文导读：出现的，即弱势族群地区不相称的污染负担。而现在，这一术语则出现在自发抵制采掘业以及反对世界各地污染和气候变化的运动和组织中。环境正义涉及代内分配和代际分配，它解决了正义的非分配尺度理由，如社会行动者在中的表达是否合法的理由，以及如何界定资源开采及污染的生态尺度理由。“环境正义”运动是在社会新陈
，但这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理由。经济增长需要资源开采、消费模式和实践的多样化组合，但这并不一定与直接相关。不是所有形式的经济增长都会对环境或社会产生相同的影响。例如，衍生产品的交易可以提高或降低商品的，因此，较高的经济增长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或某个地方可能不需要过多的资源开采，相反，在另一个时间或地点则需要更高的资源提取量。这一点在参与政治斗争时必须牢记，因为这是能够符合大部分人日常生活的可行论点的一部分。仅此而言，在我看来，将注意力集中在日益增长或不变的资源开采/消耗以及大多数人在不同时期被剥夺或损害的关系上，可能更加有效。如同许多左翼积极分子所指出的，在经济生产率与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食品生产和医疗条款、工业化所加剧的全球变暖以及不同规模的环境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矛盾。
尽管存在这些批评，但我对本专题中“去增长”的支持者和批评者都心存感激，他们推动了久未兑现的、相互推动的对话。我也向他们表示祝贺，他们的观点虽然没有统一，但却为达成观点的共识作出了努力。他们通常是根本无法调和的（至少这是我的看法），但明确他们之间的分歧也能够推动形成共识。在我看来，这有助于在不同的左翼环保主义的观点之间形成有作用的交流与合作。
以下是本专题另外7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1.《去增长：解决多重危机的复杂分析工具》（“Degrowth：Tools for a Complex A-nalysis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Crisis”，by Mauro Bonaiuti）
马乌罗·博纳尤蒂是最早研究“可持续去增长”理由的学者之一，目前任职于意大利都灵大学。他在本文中指出，面对各种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危机，民众开始质疑新的政治解决方案是否能够被设计出来，而“去增长”不仅仅是一个口号，它也是“现成的政治解决方案”。“去增长”理念的提出一方面是由于生产、积累、创新和资源开发所导致的生态危机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另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不平等所导致的经济“去增长”、生态可持续和社会公平相关论文由www.7ctime.com收集,如需论文.各种社会不稳定和冲突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而对社会体系中的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比对生态系统的分析更加复杂并具有争议性，为此，作者着重探讨了发展中的不平等理由、幸福的悖论理由、商品拜物教理由等。博纳尤蒂尤其指出，已有新的证据质疑了改善人类福祉与高水平消费相关的假设，因为大量的调查和研究表明，当消费达到一个特定的阈值之后。再多的消费也不会使人民更加满意或更加幸福。他还阐述了另一种解释，由于宏观经济的增长，市场关系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制约着社会，以至于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际交往都要经由商品，结果导致了真实的社会关系的瓦解。博纳尤蒂最后指出，正如复杂的科学教会我们的那样，将会出现其他的经济和社会组织模式，这种模式将会更加适应于解决新的状况。
2.《环境正义与经济去增长：两种运动的结盟》（“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Eco-nomic Degrowth：An Alliance between Two Movements”，by Joan Martinez-Alierl
琼·马丁内兹-阿里埃尔是国际生态经济学会前任主席、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经济学和经济史教授。他在本文中指出，“环境正义”理论最早源自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当时主要是为了批评地方环境保护中出现的，即弱势族群地区不相称的污染负担。而现在，这一术语则出现在自发抵制采掘业以及反对世界各地污染和气候变化的运动和组织中。环境正义涉及代内分配和代际分配，它解决了正义的非分配尺度理由，如社会行动者在中的表达是否合法的理由，以及如何界定资源开采及污染的生态尺度理由。“环境正义”运动是在社会新陈代谢增加从而导致资源开采与废物处置之间的冲突日益明显的背景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组织是发达国家环保团体的潜在盟友，而这些环保团体则部分活跃于生态经济学、社会新陈代谢和政治生态领域，并逐步形成了“去增长”运动。
随着人类社会新陈代谢的增加，环境理由越来越让人担忧，而单纯追求GDP增长也造成了气候的变化和破坏，比如生物多样性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等。在这种背景下，批评生态不平等交换和环境责任的环境正义运动也随之不断壮大，这些环境正义运动证实了经济“去增长”的必要性。总之，超越GDP谎言的经济“去增长”正在成为环境正义运动的必定选择。
3.《左翼能摆脱经济主义吗？》（“Canthe Left Escape Eeonomi？”，By Serge Latouche）
塞奇·拉图什是法国巴黎第十一大学经济学退休教授，也是“去增长”运动在知识界的主要领导者。他在本文中指出，社会增长要摆脱僵化的策略，就必须建立一个自愿节制和节约的替代性社会，它也是我们认为可以实现的新世界。但如果我们这么做，那就意味着我们放弃了那种常见的批判性思想的主体精神，即那种被认为应该由左翼所承担的基本责任与事实。创造新的政治行为方式应该是对政治本身的反思，也应该是发现跳出政治僵化怪圈的策略。社会主义失败的众多理由（或者说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就在于以唯一的理论和模式进行统治。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主义、托洛斯基主义以及社会主义，这些思想或理论模式都无法拿出一个能够赢得人们赞同的多样化的具体解决方案。
“去增长”运动的目标就是一丝不苟地使其他观点能够再次发声，并且开启可以替代的发展道路。然而，“去增长”却受到各种质疑与非议。对它的这些质疑与非议都有道理，但当其他所有的方式都被运用之后，“去增长”就不再是一种启发性的激励口号而是一种行动方式了。事实上，绿党或激进左翼对“去增长”方式的过度反应是基于主张反对经济发展主义和生产主义的误解。“去增长”认为必须转变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主要地位，否则自发增长的技术系统必定会脱离制约，把人类带入绝境。4.《论快速社会变迁导致的全球气候灾难的预防前景》（“On the Pro论文导读：tManandBourgeoisPrimitivi”，byDidCorreia）大卫·克雷亚是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助理教授，主要从事环境政治和环境政策的研究。他在本文中指出，原始主义重新界定了当前资产阶级生态主义的主旨：环保主义者们通过践行新的城市生活范式，实现着环境保护主义的自我更新和阶层界限的另类表达。当食物和居住环境不再成为理
spect of Pre-venting Global Climate Catastrophe due tORapid Social Change”，by Olli Tammileh-to）
奥利·塔米莱赫托是一位作家和独立的学者，他的大部分工作都在芬兰进行。他在本文中认为，为了防止全球气候紊乱，人类必须减少乃至最终停止燃烧化石燃料；为了避开灾难性的气候变化，全球的平均气温不能超过28摄氏度，小岛屿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求全球平均气温的增长上限应不超过1或1.5摄氏度，这样就会减少碳预算。然而工业生产中的任何增长都需要能源，而且在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初期，唯一的选择就是化石燃料；转型后期有可能使用在第一阶段的过渡中发明的非碳能源，且转型期间需要的许多新能源是其他领域无法提供的。
塔米莱赫托进一步指出，不可避开的增长是一个绊脚石，走出气候变化困境的明确出路通常是减少由全球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产生的消费，与此同时还要开始以温和的速度分阶段向非碳能源过渡。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经济负增长或零增长通常意味着失业率增加和社会不稳定，因此，要使主导经济在生产和消费领域有意减少碳排放量是非常困难的。此外，经济增长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可以保证人们的生活更加富足，作为一种平等和的替代品可以维持资本主义产生的权力及财富差距。因此，遏制经济增长会动摇社会和思想力量的建构。
塔米莱赫托认为，为了避开气候灾难，人们必须迅速地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但只依靠技术修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不可能的。因此，社会结构必须快速地随着社会活动而转变，这或许行得通。在这样一个社会变革的过程中，放弃消费社会或许会经历极大的痛苦，因为现代消费是永远也不会得到满足的。
5.《去增长？“消除异化”又会如何？》（“Degrowth？How About Some‘De-alien.ation’？”，by Leigh Brownhill.Terisa E.Turner & Wahu Kaara）
特里萨’特纳就职于加拿大圭尔夫大学，同时也是《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杂志的编辑。利·布朗希尔和瓦胡.卡拉（Wahu Kaara）都是肯尼亚的社会活动家。三位作者在本文中指出，“去增长”作为一个为了尝试转变的政治项目和平台，对过度消费的弊端是一个很好的补救措施，而过度消费的减少将明显有利于人类和环境。因此，“去增长”吸引了一些生态经济学家、社会运动活动家和政党的关注，可以被看作是“绿色经济”的孪生兄弟，也就是绿色资本主义。“去增长”也可以作为“第三条道路”提供给那些以能源为导向的资本家及其政治盟友，并可能会为那些主张削减社会服务的人提供政治上的说辞。如果一些资本家因为“去增长”而要退出市场，那么其他资本家可能会找到新的可利用的市场，并继续保持经济的“增长”，就像中国或者整个南半球那样。所以，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扭转资本主义普遍的社会和生态灾难，仅仅靠“去增长”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认真考虑另一条道路——与“去增长”有着某种关联的“消除异化”的道路，而“消除异化”重在行动。马克思曾经指出了异化的四层含义，即劳动者与其生产对象相异化，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相异化，人与他的类本质相异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异化。消除这四个方面的异化作为明确的原则，业已存在于今天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实践之中。
三位作者认为，“消除异化”意味着展现和发展每一个人的社会化与多样性，消除异化的方式来源于社会，消除异化的目的也是为了社会。重建社会关系要通过将原子化的个人主义转变为集体主义来实现。消除异化是一个创造性的进程，它要建构一种双重的运动，即唤醒无产阶级和重构人类的公共生活。总之，“消除异化”存在于我们称之为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的运动中，它是人民在生产、消费、社会再生产以及自然界中的反抗力量与资本主义力量的对抗。经济“去增长”、生态可持续和社会公平由优秀论文网站www.7ctime.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
6.《美国式的去增长：低碳生活的人与资产阶级的原始主义》（“Degrowth.Amer-ican Style：No Impact Man and Bourgeois Primitivi”，by Did Correia）
大卫·克雷亚是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助理教授，主要从事环境政治和环境政策的研究。他在本文中指出，原始主义重新界定了当前资产阶级生态主义的主旨：环保主义者们通过践行新的城市生活范式，实现着环境保护主义的自我更新和阶层界限的另类表达。当食物和居住环境不再成为理由时，资产阶级原始主义者们开始推行一种“极端的”反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忽略了种族、阶层、性别和政治生态，实际上是依靠并固化着现存的特权阶层。而“去增长”与此相反，它是资本主义既要寻求经济增长又要实现生态平衡的一种替代性选择，目的是形成一个“人人幸福”、“集体受益”的社会。
克雷亚认为，作为转变社会生态关系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资产阶级的原始主义，否则就会重蹈以前的环保主义的覆辙，即为获取环境合法性而注入资本，在“解决”危机的掩盖下使资本重新获取对自然资源和劳动的掌控。而“去增长”和以前的环保主义一样，并没有解决这个理由。因此，克雷亚从以下六个方面对“去增长”与资产阶级原始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总结，并对它们存在的理由进行了剖析。第一，资产阶级原始主义的环境政治观是一种非公共的、自私的政治观，因此，它对生态理由的回应只能被定位于某些特定的消费群体。第二，为了进一步深化“去增长”对资产阶级原始主义生态环境观的批判，首先需要做的就是论证二者之间的不同。尽管一些不同显而易见，但二者之间也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第三，资产阶级原始主义的环境政治哲学忽略了规模政治的理由。第四，资产阶级原始主义哲学对城市社会生态没有任何关注。第五，“去增长”和资产阶级原始主义都只关注存在于高消费人群中的普遍理由。最后，也许也是最重要的，资产阶级原始主义和“去增长”共同分享着同一个信念：不能通过技术修复和市场调整设计出一条跳出自然限制的出路。7.《对论文导读：治的结果，认为物理经济及其生态影响依据的是乔治库斯-罗根（NicholasGeorgescu-Roegen）的“生物经济批判”。施瓦茨曼认为，博纳尤蒂显然是或者忽视或者没有意识到乔治库斯一罗根等人发出的批评之声，特别是博纳尤蒂的文章中提及的所谓热力学第四定律的错误基础。施瓦茨曼同时指出，“去增长”理论过于强调地方自治和抗争，但是，
去增长及其政治的批判》（“A Critique of Degrowth and its Polities”，by Did Schwartzman）
大卫·施瓦茨曼是美国霍华德大学生物学系教授，主要从事生物地球化学、太空生物学和环境政治的研究。他在本文中指出，“去增长”在程序上存在很大理由，因为“去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分析存在失误，且没有从跨国政治的视角强调全球经济的变化，而只强调了地方经济。如果我们想在“去增长”方面取得成功，非军事化、太阳能化、生态农业创新至关重要，这就要求我们从地区到全球进行全方位的努力。
施瓦茨曼批评了“去增长”理论的支持者博纳尤蒂，认为他没有正视什么是增长、什么是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健康作用上的可持续增长等理由，相反，却将所有增长都归结为物理和政治经济统治的结果，认为物理经济及其生态影响依据的是乔治库斯-罗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的“生物经济批判”。施瓦茨曼认为，博纳尤蒂显然是或者忽视或者没有意识到乔治库斯一罗根等人发出的批评之声，特别是博纳尤蒂的文章中提及的所谓热力学第四定律的错误基础。施瓦茨曼同时指出，“去增长”理论过于强调地方自治和抗争，但是，仅仅注重在地区或国家范围内的运动是不够的。
施瓦茨曼还分析了欧洲“去增长”运动的倡导者拉图什的观点。拉图什认为“去增长”理论是唯一能够激活左翼的政治理论，它提供了对资本主义消费和发展的最重要的批判，他还进一步主张“去增长”运动并不是用好的经济、好的增长和好的发展代替不好的，并且将其粉饰成绿色的、社会的、平等的经济的杂交，而是有关经济的退场。但即使北半球可以选择经济退场，这一计划也只对世界上少数人有效。
关于马丁内兹-阿里埃尔，施瓦茨曼指出他承认南半球能源匮乏的事实，并且提出了有关“去增长”的更加丰富的观点，呼吁对影响经济稳定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技术、人口、社会以及社会心理等方面加强研究，并提出要与南部经济“去增长”、生态可持续和社会公平由优秀论文网站www.7ctime.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的环境正义运动结成联盟，形成一种“适中的经济去增长”以及对发达工业经济合理的目标。马丁内兹-阿里埃尔的这种观点得到了“环境正义组织”的支持。
施瓦茨曼最后指出，“去增长”的支持者博纳尤蒂和拉图什虽然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对如何取代它却没有明确的见解。施瓦茨曼认为，我们必须寻找替代方案，这种替代方案就是生态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需要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强大理论指导，需要物理学和信息科学，尤其是气候学、生态学、生物地球化学和热力学。这些科学预示着可再生能源技术、绿色生产和生态农业，依据它们所建立的基础设施将会取代目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21世纪的社会主义将是生态社会主义。
（责任编辑 吴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