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通俗文学政治

论文导读：关系，但对其肌质、架构、审美构造则未作深入剖析。比如，吴茂声（Mau-SangNg）通过对秦瘦鸥小说《秋海棠》的分析，重绘了40年代上海的市民生活，论述了它作为描摹世态百相、人生浮沉的“社会小说”的“类的特性”。⑤可惜，未能充分阐述小说应有的个性光泽，其论述重心是“社会”，而非“小说”。可以说，当时通俗文学的研究重点，还
摘 要：本文通过详实的第一手资料，较为系统地梳理与评述了海外学界关于通俗文学研究的基本情况，辨析了海外学界对“通俗文学”概念理解的多元性和变迁的复杂性，指出海外学界通俗文学研究的特点是从研究对象出发，而非简单地从概念入手进行研究，注重“通俗文学”文本的阐释空间，而不急于作出高低雅俗的判断，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文化研究的特征。海外学界对通俗文学的研究，与其说是对通俗文学审美价值的重估，不如说是对晚清民国文学现代性的重估。他们重视的不是其文学性的缺失，而是这种缺失如何辩证地构成了一种新的现代机制。这对于我们反思通俗文学的命运、探讨雅俗文学的关系，都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海外汉学；通俗文学；雅俗辩证
通俗文学作为一种“被压抑的现代性”，受到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广泛关注与热议。我们与其说这是出于对通俗文学审美价值的重估，不如说是缘于对“五四”神圣性的解构。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敏锐地指出：“自夏志清与普实克的著作之后，西方对五四文学最具雄心的研究已转而集中于该时段文学史中其他较为边缘性的取向。”①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李欧梵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Cambridge： Harvard East Asian Series， 1973），林培瑞（Perry Link）的《鸳鸯蝴蝶派》（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Popular Fic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Chinese Cit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以及耿德华（Edward Gunn）的《被冷落的缪斯》（The Unwelcome Muse： 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 1937-1945.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这些著作或专章，或通篇论及通俗文艺及其作者的艺术特色和文化形象。李欧梵和耿德华两位，以“浪漫”为名，考察了日后被大家公认的通俗文学作家苏曼殊、苏青以及与通俗文学大有瓜葛的张爱玲。李欧梵将苏曼殊视为“五四”浪漫主义的前驱，似乎暗示了通俗文学所具有的现代性，以及它与“五四”文学之间微妙的关联。耿德华以“五四浪漫主义的没落”谈论苏青，以“反浪漫主义”的概念归纳张爱玲，也足见通俗文艺在新的政治、文化环境之下所拥有的艺术多样性和现实关怀感，它绝非“消遣娱乐”的代名词。
事实上，早在1960年代初，夏志清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时就已明确提出：“纯以小说技巧来讲，所谓‘鸳鸯蝴蝶派’作家中，有几个人实在是很高明的，这一派的小说家是值得我们好好去研究的。”②夏济安也几番去信，向他提起：“最近看了《歇浦潮》，认为美不胜收；又看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很想写篇文章，讨论那些上海小说。”甚至认为：“清末小说和民国以来的‘礼拜六’派小说艺术成就可能比新小说高，可惜不被注意”③。虽然夏氏昆仲对通俗文艺的代表“鸳鸯蝴蝶派”赞许有加，但话说回来，当时学者关心“鸳鸯蝴蝶派”，与其说是由于它的文学价值，倒不如说是出于对社会学和民俗学的兴趣。为此，夏志清笔锋一转，接着写道：“这一派的小说，虽然不一定有什么文学价值，但却可以提供一些宝贵的社会性的资料。那就是：民国时期的中国读者喜欢做的究竟是哪几种白日梦。”④夏志清的这句话，明显包含了一种文学等级论，即高雅的文学可以做艺术上的判别，但等而下之的通俗文学就只能作为社会文献资料来看待。无论我们承认与否，这与现在颇为时新的文化研究理论是如出一辙的，它们寻觅的都是文学的外缘价值，关心的是文学与历史、社会的对话关系，但对其肌质、架构、审美构造则未作深入剖析。比如，吴茂声（Mau-Sang Ng）通过对秦瘦鸥小说《秋海棠》的分析，重绘了40年代上海的市民生活，论述了它作为描摹世态百相、人生浮沉的“社会小说”的“类的特性”。⑤可惜，未能充分阐述小说应有的个性光泽，其论述重心是“社会”，而非“小说”。可以说，当时通俗文学的研究重点，还旨在为其正名，并试图恢复其艺术特性。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和界定“通俗文学”这个概念？它与“大众文学（文艺）”、“民间文学”、“流行文学”，以及“俗文学”等概念相伴而生，且互有指涉，它们之间的差异又到底何在？1980年代，施蛰存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来讨论这个理由。在他看来，俗文学、通俗文学、民间文学、大众文学四个概念，都可溯源于英文“popular literature”，有的取其本意，有的取其引申意，各有侧重。比如，“民间文学”就是从“popular”的本意中直接获得，意思比较清楚，专指由人民大众中的作家或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其作者多为不可考的无名氏或集体创作。与之不同，“通俗文学”的作者则有名有姓，且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号召力。“俗文学”的概念，本从“popular”“廉价的”、“低档的”定义出发，但为了避开人们将“俗”字曲解为“粗俗”、“鄙俗”，学界就专门用它来指代“民俗”文学（fork literature），它讨论的对象是各地的风俗习惯、神话传说、谣谚礼仪以及语言等民族文化现象。至于“大众文学”，因为它是30年代从日本、苏联引入的，因而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性，其实质是指“无产阶级文学”。⑥
这个理解后来得到唐小兵的呼应。在《我们怎样想象历史》一文中，唐小兵仔细区分了“通俗文学”与“大众文艺”的概念，指出“‘通俗文学’所体现的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的逻辑；其所追求的最终是文学作品的交换价值化，与商品的运作方式是同构同质的”。而“大众文艺”，“也许最终涉及的将是文学话语（以及更广泛作用上的象征行为）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营建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意识形态功能”，其所偏重的是“行动取向”以及“生活与艺术同一”的原则。⑦换句话说，“通俗文学”论文导读：
以利为驱动，“大众文艺”则以义为追求。尽管唐小兵在重审“大众文艺”的价值功能方面有其贡献，但对“通俗文学”的理解则失之简单。我的理解是，“通俗文学”在经济上的成功，并不能构成对其写作初衷和动机的解释。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活跃于一二十年代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他们撰稿通常是不取酬劳的。文学仅仅是他们的副业和理想，他们厌恶那种纯粹以买卖文字来生活的方式，所以，他们的笔名除了诗情画意之外，也有部分是表示自我嘲讽和揶揄的。⑧正是因为通俗文学自身的丰富性与灵活性，使得我们难以对20世纪的中国通俗文学作出一个清楚厘定。也许这就是定义的两难，没有它，可能进退失据；有了它，又容易画地自限。有鉴于此，大家都刻意回避这个概念，或者就事论事，不谈归属，或者干脆用其他概念以指代。例如，夏济安就主张采用“romance”来替换“通俗文学”，以示其与小说的区别，并彰明其有独立的批评准则。夏济安说，“中国的‘旧小说’，够得上novel标准的，只有《红楼梦》一部”，其余则是卷帙繁重的romances。从才子佳人到神仙武侠，再到演义公案，romances类型各异，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机械公式化的”，“写romance的人根本不想‘反映现实’”，不过“这种故事，可以叫人听之不倦”，“支配社会上很多人士的imagination”。可惜的是“中国研究中西文学比较的，常常不注重romance，而且忽略它的存在；拿novel的标准来评romance，当然会使人觉得后者的幼稚可笑”。夏济安甚至想以英文写一本书，就叫《风花雪月》，副题是The World of Chinese Romance，专门讨论中国的俗文学。⑨
柳存仁在1980年代也提出了所谓的“middlebrow fiction”（二流小说）的概念，字面上虽避开了“通俗文学（小说）”的提法，但其实质和内涵跟“通俗文学（小说）”并无二致。他们主要关注的是通俗文学，特别是鸳鸯蝴蝶派文学与传统中国文学之间的血缘关系，考察其在主题与技巧方面的承继、延伸，这当中佛教的影响尤为巨大。在柳存仁看来，尽管鸳鸯蝴蝶派文学不乏其艺术特色，但它们毕竟只是“温性的启蒙或消闲的滋补品”，是二流小说之中较好的部分而已，同最高等的文学相比，相距甚远。⑩这样的论点明显流露出作者对通俗文学的鄙夷与不屑。
林培瑞也专门发明了“传统样式的都市通俗小说”（traditional-style popular urban fiction）这个概念来指代通俗文学的大宗鸳鸯蝴蝶派。通过添加定语的方式，林培瑞赋予现代“通俗文学（小说）”一些可供识别的体征：一是其有迹可循的文类风格；二是“城市”这个生产和消费的语境。林培瑞把鸳鸯蝴蝶派文学的流行，主要归功于“鸳蝴派小说对中国民众的社会准则所持保守态度以及对西方与现代化社会所持的反抗态度”B11。这种无论是对传统，还是对西方都有所保留和怀疑的姿态，使得鸳鸯蝴蝶派区别于“五四”的全盘性反传统或全盘西化的取向。也许，这才是民初通俗文学与高雅文学的实质差异之所在，城市及其经济利益的运转不能从根本上区分两者，因为两者共享了“都市”这个要素。
从夏济安、柳存仁和林培瑞的论述可以发现，人们对定义抽象作用上的“通俗文学”缺乏兴趣，更普遍的倾向是专注于特定时空背景下的文学实践，对其作出具体的解读。这些文学实践主要集中于民初到“五四”、1940年代以及1980年代以降这三个时段。这与陈平原分析的“通俗小说的三次崛起”若合符节。B12不过，有一点不同的是，陈平原把“通俗作家”高雅化（如张恨水）和“高雅作家”通俗化（如赵树理），视为1940年代通俗文艺高涨的表现。但实际上，张恨水承袭的不过是民初鸳鸯蝴蝶派小说的风格，而赵树理所表征的又是政党政治意志的“大众文艺”，所以严格说来，两者可能都不能算是1940年代这个特殊语境下的“通俗文学”代表。相反，海外学界将战争与文艺合而观之，认为真正能代表此一时段通俗文学成就的是张爱玲、苏青、丰子恺、叶浅予等人。他们既不须听将令于意识形态，进行所谓的“思想改造”或“为工农兵服务”，也不必为艺术而高雅，将文艺装点成人生大义。他们的作品多从日常的生活出发，表达一己之见。小情小爱、细枝末节，看似平凡无奇，却无不透出别样的情感心智和文化政见。洪长泰的《战争与通俗文化》（Chang-tai Hung. War and Popular Culture： 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 1937-1945.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以及黄心村的《乱世书写》（Nicole Huang. Women， War， Domesticity：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of the 1940s. Leiden： Brill， 2005），正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随着晚清文学“被压抑现代性”的重新阐释，晚清的通俗文学及其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李欧梵与黎安友（Andrew J. Nathan）的名文《大众文化的兴起》（“The Beginnings of Mass Culture： Journali and Fiction in the Late Ch’ing and Beond，” in Did Johnson， Andrew J. Nathan， and Evelyn S. Rawski， 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追查了1895至1911年间，报刊、小说这两种最重要的文化媒介的诞生，以及在公共空间构造方面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文章特别点明它们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指出在新小说实践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来自传播新思想与调和大众口味之间的平衡。尽管这篇文章并不只是针对通俗文学论文导读：
而发，甚至两位作者有意使用“大众文学”这个概念来区分其与传统“通俗文学”之间的差别，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为我们全面认清通俗文学的滥觞以及可能拥有的能量提供了最切中肯綮的论述。通俗文学本来就是晚清文化中最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除了在正规的报章杂志上连载小说，通俗文学最大的载体是至今都不太受关注的小报。这些报纸上出现的文字，无一例外地都是关于吃喝玩乐与游戏消遣的。但是，德国学者叶凯蒂（Catherine Vance Yeh）却指出，这些看似无关痛痒的文字，实际上从侧面写出了一代文人的心态起伏和角色变迁，更重要的是，它们直接参与并塑造了近代的娱乐文化工业。B13这个意见或可表明，通俗文学不单是为读者（口味）而写，而且，它们也是为作者本人而写。晚清同时也是翻译文学的兴盛时期，这些译作或译者与通俗文学的发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899年，《茶花女》与《华生包探案》（即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之作）的合刊在上海发行。这一年被认为在“新女性”的形成史上具有起点作用，B14但实际上，不仅女性形象在这一年获得了它的西方雏形，通俗小说中的大宗言情小说和侦探小说也从中得到启发，并开始生发出新的特质。鸳鸯蝴蝶派的奠基之作《玉梨魂》，哀感顽艳，效法的对象之一正是《茶花女》B15；而后风靡一时的程小青的《霍桑探案》，也是从柯南道尔这里获取灵感。至于他所创造的福尔摩斯这个形象在中国的遗泽理由，更是许多学者涉猎的对象，比较著名的有孔慧怡（Eva Hung）的《还以背景，还以公道》，专门研讨民初英语侦探小说的中译理由；B16李欧梵的《福尔摩斯在中国》一文，则详尽剖析了这个与中国文化背景格格不入的西方人物，为何能在中国走红以及他的中国翻版的种种得失；B17金介甫（Jeffery Kinkley）更是将之与1980年代在大陆风行的“小说”相联，认为这些通俗文学所形塑的由“”到“国家”的发展序列，正好说明了中国的法律与文学之间的复杂关联。B18
晚清之后的民国是通俗文学的第一个繁盛期，我们反复提及的鸳鸯蝴蝶派正是这一时段的主力军，或者干脆说，这一时段的通俗文学指的就是鸳鸯蝴蝶派。“鸳鸯蝴蝶派”这个名称，本来是专指以徐枕亚《玉梨魂》为代表的四六骈体言情小说，但随着“五四”的到来，这个概念戏剧性地扩大为一切流行的旧派小说。它不但包含言情小说，还有社会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历史小说、滑稽小说、宫闱小说、民间小说等许多种类。其体裁更是涵盖散文、杂文、随笔、译著、尺牍、日记、诗词、曲选、小说、笔记、新闻、笑话、影评、戏评、弹词、古典剧本等。概念的无限扩大，导致“鸳鸯蝴蝶派”成为一个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存在，紧随其后的就是对它更为严苛的指责“地主意识和买办意识的混血种”、“半封建半殖民地十里洋场的畸形儿”、“游戏消遣的金钱主义”B19。种种恶评，妨碍了我们对它做出正确的认识。西方世界直到80年代，才开始意识到它的价值，林培瑞的《鸳鸯蝴蝶派》一书但开风气。他集中讨论了1910年代的言情小说和它的叙事套路，分析了这股潮流如何出现，它的读者和作者如何构成，以及现代小说的定位又是如何从“新民”到“消闲”直到“逐利”步步转变的。他的结论是，鸳鸯蝴蝶派小说是“消遣小说”（fiction for comfort），它提供了一种抚慰性的作用：不但削弱（blunting）了西化带来的威胁，也安抚（soothe）了读者对自身社会地位的焦虑，同时，导引（introduce）他们进入到现代化的环境中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林培瑞广泛征引了大量的历史材料，包括统计数字及计量表，这对我们客观理性地认识鸳鸯蝴蝶派提供了扎实的史料基础。与林培瑞的社会学策略不同，夏志清的《〈玉梨魂〉新论》（台北：《联合文学》1985年第12期），则采取的是文学策略（the “literary” approach），将这部作品放回到中国文学悠久的“感伤”传统之中，肯定了它在影响读者情绪方面的价值，认为它本身即拥有令人折服的文学性，并非陈旧廉价的娱乐商品。
不过，周蕾对以上两种策略都颇有微词。她认为，夏志清“这般欲求‘恢复地位’的隆重企图，并非是要挽回那部受欢迎的作品，而是企图挽回那受到赞扬的文学传统本身”；而林培瑞的社会学策略，周蕾称之为“回复式的”（restorative）社会学策略，关注的是“知识”（knowledge），这种策略表面上客观中立，但实际上却隐含着帝国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总是将一个复杂文化的特殊之处驯化成“有用之处”。而且，更为实际的理由是，这种将文学作品作为社会文献来读的做法，直接忽略的就是文学作品的“不透明性”或“建构性”特点。换言之，它对分析作品的艺术性，无能为力。有鉴于此，周蕾提出要以“女性”的方式来阅读鸳鸯蝴蝶派。在她看来，将“‘女性’作为形式分析的方式，不只是处理性别，也处理涉及文化解读的富含权力意味的阶层化（hierachization）与边缘化（marginalization）过程”。因此，鸳蝴文学中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叙事结构的不对称，男性缺席，女性占据故事的绝大部分；二是叙事模式的分裂与戏仿；三是情感的暧昧性，它暗示传统的消逝，而非延续。B20周蕾这种味十足的女性批评观，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她在斯坦福大学的博士论文《鸳鸯与蝴蝶：旨在重写中国文学史》（“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Toward A Rewriting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Ph.D. Diss. Stanford University， 1986.）。她在摘要中指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出现是对本世纪初中国社会中残存的儒家文化女性化的结果。论文以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两个亚文类（即1910年间的爱情小说和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小说）为例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发现小说中充斥的滥情的、说教的以及通常是相互抵触的叙事结构并不仅仅是为了读者消遣，而是对中国现代历史所作的复杂反应”B21。
论文导读：
由于这些海外学者的大力阐扬，鸳鸯蝴蝶派文学已然颜面一新，由现代文学史上的“污点”，变成了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亮点”。相关的专著、论文层出不穷，对其作出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现代阐读。唐小兵从“日常生活”的概念出发，指出鸳鸯蝴蝶式的消遣和娱乐文学也有其社会作用，即它牵涉了两个不同的话语层面：文化上的平民化和政治上的化。B22李海燕以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情感结构”（ structure of feeling）为理论依据，探讨了鸳鸯蝴蝶派文学如何以“感伤”为基调，形塑了一个“爱的社群”（the love community）。B23金佩尔（Denise Gimpel）的研究则由《小说月报》入手，探讨了鸳鸯蝴蝶派与现代性的关联，揭示了他们在拥抱西潮方面，绝非迂腐保守的心态。B24陈建华的博士论文围绕着周瘦鹃和他的紫罗兰神话展开，考证了有情主体、商业现代性、审美意识形态之间的多维文化辩证关系和丰厚质地。近来，他更是将研究的触角伸向了鸳鸯蝴蝶文学与电影及都市文化的跨学科关系，追查通俗文学的先驱作用和启蒙形象。B25胡晓真探索了弹词这一冷僻的文类，引导我们注意鸳鸯蝴蝶派文学与近代女性叙事的关联，同时，也在周蕾的女性视角之外再添一种向度。B26鸳鸯蝴蝶派的热浪一直从民初延伸到1940年代末。1940年代的通俗文学出现了又一波，最重要的代表者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张爱玲，她将romance变成了新传奇，B27大俗大雅，苍凉世故。同苏青、潘柳黛等女作家一道，她们在战争的环境下共谱了一曲通俗文化的时代新歌，女性的家庭生活和都市日常情感得到了极大的书写。黄心村的著作《乱世书写》，正是由此展开。她看到，渗透在这些女性作家文字中的主题，无论是从事散文、闺秀小说，还是自传小说的写作，无外乎女性、战争以及家庭性 （domesticity）。她们利用这些看似无伤大雅的主题和材料，在一个政治高压的环境里巧妙地占据了一席之地，不仅巩固、发展了一个中层读者群，也建立了一个新的文化舞台。在那里，发端于世纪之初的现代都市文化反思得以延续，上海这座饱受战争蹂躏的大都市中的文化生活也得到了维护。她们穿梭在视觉文化、时尚话语、日常生活、传统经验以及政治反抗的多维关系之中，龃龉、摩擦，然后偶合，最终演绎出1940年代不可磨灭的“乱世佳人”风景线。
同样是针对此一时段的考察，洪长泰的观察视野有所放大，由文学转向了文化。他所讨论的对象包含戏剧、漫画、报纸以及其他的通俗文化形式。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大众文艺”的内容，特别注重从“大众文艺”这一政治化的文化运动中梳理个人性的东西，比如丰子恺的漫画。洪长泰从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有关“文化理解”的理念中得到启迪，认为文化乃是一种话语。任何的人类行为，包含象征行为，都可作语义学的分析和解码。借着对各种通俗形式的分析，洪长泰指出，战时通俗文艺的急速流通，转变了人们对它的传统看法。都市形象以及文化的精英特征也开始在此过程中褪色，乡村开始得到关注，这种转变奠定了日后新中国文艺的一个重要面相。这个面相同样得到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的关注，她编撰的《中国通俗文学和表演艺术》（Popular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erforming Ar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 1979.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就讨论了毛时代中国文学民间化和大众化的根源理由，而杜博妮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Mao Zedong’s “Talks at the Yan’an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nd Art”： A Translation of the 1943 Text with Commentary. Ann Arbor： Center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0. ）的研究，更是点明这篇充满文学功利主义色彩的文章在上述进程中的典范作用。
不可否认，1949年之后的中国文艺被彻底大众化了，现代通俗文学或遭冷落，或被改造，所谓娱乐、劝诫的功能日益被启蒙、服务的思想所取代。当然，这样的表述可能失之于简单。陈小眉关于1960年代到1990年代当代戏剧研究的著作Acting the Right Part： Political Theater and Popular Drama in Contemporary China（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就以“样板戏”为例，说明了通俗文艺与金钱、女性、国家、革命及视觉文化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她也指出，这些有着特殊政治语境的文艺创作，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戏剧表演和政治表现。1978年，是通俗文学发展的另一个转折。思想解放使得文学创作中的政治性因素开始逐渐消退，改革开放则带来了港台通俗文艺的广泛传播。金介甫编辑的《之后的中国文学与社会（1978-1981）》（After Mao：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ety，1978-198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就分门别类地论述了各种类型的通俗小说，如浪漫小说、侦探小说、科幻小说等等，充分肯定它们的价值。他本人关于法治文学的专著，更是突破通俗小说这个范畴，将其视为中国文学的一个缩影。既分析文学文本与法律文本在结构和语体上的相似之处，也探讨中西文学在类型建构上的异同。
针对1980年代以来的“文化高热”（high culture fever）所形成的雅俗共生的文化局面，海外学界颇多关注，张旭东讨论了其中的先锋文学与电影，査建英则评价了肥皂剧和畅销书，两人各执一端。B28除论文导读：，各种立场都以金庸小说作为讨论的对象，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互为阐释。B29其实西方世界对武侠小说的关注由来已久。刘若愚1976年的著作《中国之侠》（JamesJ.Y.Liu.TheChineseKnight-errant.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67）便是我们屡屡征引的材料之

一、可惜他“主要考虑的是中国文化中的‘侠’这一精神侧面

此之外，我们还必须把港台的通俗文学考虑进来，其中金庸无疑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从传统文化、民族国家，再到雅俗互动、后殖民理论，乃至元小说叙事，各种立场都以金庸小说作为讨论的对象，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互为阐释。B29其实西方世界对武侠小说的关注由来已久。刘若愚1976年的著作《中国之侠》（James J. Y. Liu. The Chinese Knight-erra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便是我们屡屡征引的材料之一，可惜他“主要考虑的是中国文化中的‘侠’这一精神侧面，而不是某一文学体裁或类型的艺术发展”B30。近年来，人们尝试将这两种观察合流，来深入地研讨理由，这方面韩倚松（John Christopher Hamm）的《纸之侠》（Paper Sworden： Jin Yong and the modern Chinese martial arts novel.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可为表率。韩倚松不仅上溯当代武侠小说的源头到唐传奇和明清白话小说，更通过仔细的阅读金庸原著，指出其著作在融通传统、发展叙事艺术，以及传递政治、文化经验方面的突出成就。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深入追查了“作为文化现象的金庸”，即他如何利用他的媒体帝国《明报》来发展自己的小说事业，并使其作品成为文化的经典，被广泛地评价和接受。通过简要地回顾海外学界对现代通俗文学的研究情况，可以看出，其主要的特点就是从研究对象出发，而非从概念入手来进行研究。他们更多地注重“通俗文学”文本的阐释空间，而并不热衷于对文学作品作出高低雅俗的艺术判定。几乎所有的海外的通俗文学研究多少都带有文化研究的特征，这往往容易牺牲了文学作品的审美特性，而只将其当作文化材料。恰恰是这种失衡，使我们注意到所谓的“通俗文学”并不完全落足在一系列可供复制的书写模式和情感表达之上，更重要的是它背后的大众传播机制和组织形态。我们可以进而讨论通俗文学和新文学在传播和组织方面的差异性，重新审查雅与俗之间的辩证。从这个作用上来说，文化研究要真正建立起它的本体作用，就不能混同于文学的外部研究，或者是对文学外部的研究。惟其如此，当我们带着这种策略进入到“通俗文学”之时，所注意到的就不是它们在文学性上的缺失，而是这种缺失如何辩证地构成一种新的现代机制。这或许正是海外学界的通俗文学研究给予我们的最大启迪。
注释：
①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姜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②④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第19-20页。
③⑨夏志清：《夏济安（1916～1965）对中国俗文学的看法》，见《夏济安选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18、227页，第219-222页。
⑤Mau-Sang Ng， “Popular Fiction and the Culture of Everyday Life： A Culture Analysis of Qin Shouou’s Qiuhaitang，” Modern China， 1994， no.2， pp. 131-156.
⑥施蛰存：《“俗文学”及其他》，见《施蛰存学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6-218页。
⑦唐小兵：《我们怎样想象历史》，见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⑧赵孝萱：《“鸳鸯蝴蝶派”新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5页。
⑩Liu Ts’un-Yan， ed. Chinese Middlebrow Fiction： From the Ch’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Eras.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4.
B11佩瑞·林克：《论一、二十年代传统样式的都市通俗小说》，贾植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1页。
B12陈平原：《通俗小说的三次崛起》，《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1页。
B13Catherine Vance Yeh ， “Shanghai Leisure， Print Entertainment， and the Tabloids， xiaobao.” in Rudolf G. Wagner ed. Joining the global public： word， image， and city in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1870-1920. Albany： Stat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07， pp.201-233.
B14Hu Ying. Tales of Translation： Composing the New Woman in China，1899-1918.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B15Hu Ying. Tales of Translation. pp.94-98.
B16孔慧怡：《还以背景，还以公道论清末民初英语侦探小说中译》，王宏志编《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8-117页。
B17李欧梵：《福尔摩斯在中国》，《未完成的现代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202页。
B18Jeffery Kinkley. Chinese Justice， the Fiction： Law and Literature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B19范伯群选论文导读：年版，第264-271页。B23HaiyanLee，“IntheNameofLove：Virtue，Identity，andtheStructureofFeelinginModernChina.”Ph.D.Diss.CornellUniversity，2002；RevolutionoftheHeart：AGenealogyofLoveinChina，1900-1950.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7，partone.B24DeniseGimpel.
编《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作品选·代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B20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蔡青松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7

1、81页。

B21李达

三、罗钢主编《中外比较文学的里程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93页。

B22唐小兵：《漫话“现代性”：〈我看鸳鸯蝴蝶派〉》，《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64-271页。
B23Haiyan Lee， “In the Name of Love： Virtue， Identity， and the Structure of Feeling in Modern China.” Ph.D. Diss. Cornell University， 2002； Revolution of the Heart： 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 1900-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art one.B24Denise Gimpel. Lost Voices of Modernity： A Chinese Popular Fiction Magazine in Contex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B25Chen Jianhua. “A Myth of Violet： Zhou Shoujuan and the Literary Culture of Shanghai， 1911-1927.”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2002；陈建华：《从革命到共和：清末至民国时期文学、电影与文化的转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B26胡晓真：《才女彻夜未眠：近代中国女性叙事文学的兴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B27有关“新传奇”的讨论，见孟悦《中国文学“现代性”与张爱玲》，《人·历史·家园：文化批评三调》，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B28Jing Wang（王瑾）. High Culture Fever： Politics， Aesthetics， and Ideology in Deng’s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Zhang Xudong（张旭东）. Chinese Moderni in the Era of Reforms： Cultural Fever， Avant-garde Fiction， and New Chinese Cinema.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Jianying Zha. China Pop： How Soap Operas， Tabloids and Bestsellers Are Tranorming a Culture.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5.
B29可参阅田晓菲《“瓶中之舟”：金庸笔下的想象中国》、《〈鹿鼎记〉：金庸，香港通俗文化与中国的（后）现代》两篇文章，见《留白：写在〈秋水堂论梅〉之后》，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B30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194页。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子课题“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2JZD016）
责任编辑 鄢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