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述刘永济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武汉文学学科“新”“旧”之争

论文导读：
摘要：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武汉大学文学院，曾是文化保守主义的营垒之一。从“旧派”代表人物刘永济与“新派”教师朱东润、叶圣陶、苏雪林等人的交往情形来看：所谓“新”“旧”之争，确实存在意气纷争与人事纠葛的因素，但其实质还是源于学术观点与理路的分歧；“新”“旧”之争确曾是客观存在的学术生态现实，但并不代表两派人物在学术上没有交流，在生活中“老死不相往来”。这两派人物在其学术生涯中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而相互之间在学术观点与理路方面的竞争，以及由这种竞争所激发出来的潜能和创造欲，正是他们取得重要成就、形成各自特色的理由之一。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武汉大学文学学科的“新”“旧”之争，从整体上推动了当时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武汉大学文学院也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其独特气质和深厚传统。
关键词：刘永济；武汉大学文学学科；新派；旧派；文化保守主义
就时间维度来说，本文选择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主要的观照时段。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一方面考虑到这是刘永济学术人生的黄金时段，年富力强的他风头劲健、声名远播，在中国文学研究界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另一方面我们也留意到，这是一个学术尚未被复杂而量化的考评体系所桎梏的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一位学人的学术地位、学术影响乃至学术话语权的覆盖范围，又会呈现出什么样貌呢？这是我们感兴趣的话题之一。
就空间维度来说，本文选择了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为主要观察场域。这一观察点的选择，当然不仅是因为刘永济将他绝大部分的学术生命贡献给了这里，也不仅是因为他主要的学术活动、学术成就都是以此为平台所展开的；更为关键的理由在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段内，他在这样一个场域之中如鱼得水，既掌握着相当的学术话语权，又担任院长之职长达8年。这一学术场域，实际上与刘永济构成了相互映衬的关系：一方面，作为学科带头人之一的刘永济，以他的学术声誉与影响映照了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历史上的兴盛，而另一方面，同样也可以说，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风头劲健，亦成为后人了解刘永济之学术地位的最佳参证。刘永济本人曾被国立武汉大学推荐参加过部聘教授的评选；而1948年又曾被推荐为“国立研究院院士候选人”，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所学校对其学术地位及贡献的认可。20世纪上半叶的大学场域，是中国读书人的社会身份由古代向现代转型的主要空间。在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这样一个场域中，学人与学术机构之间如何互动？秉持不同学术理念的学人之间又如何共处？应该如何看待他们之间的分歧？这同样是令我们感到兴味无穷的话题。

一、武汉大学文学院曾是文化保守主义的营垒之一

将刘永济置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这一场域中加以观照时，实际上是设定了“机构与人”这样一个中心话题。在此中心话题的主导下，风气与氛围，成为我们观察的重点。就主流的学术风气而言，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一度被视为中国文学研究界文化保守主义的堡垒之一。就整体的学术氛围而言，“保守”之风的统摄地位，确立了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基本的学术统系与品格。易而言之，“保守”的面目奠定了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基本学术气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名师云集、鼎盛一时。刘永济既是这一切的见证人，也是这一切的缔造者之一。刘永济与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的关系，成为学者与大学场域之间良性互动、彼此成就的一页历史缩影。
直到今天，后人提及国立武汉大学时期的文学院时，“新派”与“旧派”之争仍旧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在该校文学院的历史上，不知多少传说、轶闻围绕着这样一个中心话题而展开，又不知多少纠葛、恩怨，在这样的一个历史场域中扑朔迷离。在过往的那段岁月里，新旧两派各有拥趸、相争不下。所谓“新派”这一边，不乏我们所熟知的闻一多、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凌叔华、叶圣陶、苏雪林等文化名流的身影；而“旧派”这一边，则更因刘博平、刘永济、刘异、徐天闵、席鲁思等名教授的存在，在学术上愈显阵容强大。关于“新派”与“旧派”的划分，刘永济的前任——于1939年11月至1942年1月出任该校文学院院长的高翰，多年以后曾在海峡对岸给出了如下的回忆：“当时校中文学风气，分新旧两派。中文系内，旧派有系主任刘赜先生（字博平，黄季刚弟子），讲授文字、声韵、训诂等小学方面课程。辞藻之学，以二刘并称——刘异先生（字豢龙）讲授文心雕龙；刘永济先生（字弘度）讲授词、曲选。子学有谭戒甫先生，诗学推徐天闵先生……新文学方面，当时有叶绍钧先生、朱光潜先生、朱世臻先生、苏雪林先生、冯沅君先生等。通伯先生也是偏重于新文学的。”事实上，虽然属于“新派”一系的陈源（通伯）担任过文学院院长一职，但武汉大学文学院的主流风气，还是由“旧派”所秉承的中国传统学人风度为主体构建的。这种风气，被来自“新派”一边的教师朱东润抨击为“陈旧得可怕”。我们知道，在一个具体的学术场域下，核心人物的学术理想与作为，一般会对群体的学术范式产生一定的导向作用，甚至有可能形成强大的心理暗示。始终被明确划分在“旧派”阵营之中的刘永济，作为“保守”一系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其学术风度与作派被他的同事、弟子们不断演绎、强化。其中，当然不乏实有其事的确证，但一定也少不了半真半假的传说。以至于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少数有幸拜见过刘永济的本科生眼中，“自始至终没有言词”的刘永济，“像历史一样沉寂与深奥”。抛弃那些意气之争，我们愿意从刘永济出发，平心静气地来看待国立武汉大学时期文学院的“保守”风气。
确实，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的新旧之争，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非常突出，有些矛盾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尖锐的。以至于曾出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的王星拱，不得不亲自出马，协调那些原本只应限于学院内部的新旧之争与人事纠葛。据载，王星拱曾亲自出面安抚两派，称二者“相辅相成”，“不应厚此薄彼”。“新派”与“旧派”之争，也给纠葛漩涡中的当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曾在武汉大学文学院任教的朱东润，在其自传中为这些纷争与纠葛颇耗费了一些笔墨。在他看来，所谓的“新派”与“旧派”之争，是从建院一开始就埋论文导读：称论文的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刘永济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武汉大学文学学科的“新”“旧”之争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刘永济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武汉大学文学学科的“新”“旧”之争由优秀论文网站www.7ctime.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上一页12
下的阴影。朱东润说：“闻一多的主张是把中文系办成一个现代化的中文系”，“但是当时的中文系只是一个封建社会的中文系。说来也很稀奇，尽管一个大学里各系都向前看，惟有中文系是向后看，并且认为各系不妨向前，惟有中文系必须向后，这是中国的国粹，轻易碰不得的”，“无奈中文系好像是注定要落后的”。“旧派”势力之盛，在新派眼中如同阴影一般笼罩心头。朱东润曾说：“其实三十年代左右的武汉大学中文系真是陈旧得可怕。游国恩、周子斡还在那里步韵和韵，这是私人活动、无关大局，刘先生在中文系教师会议上昌言‘白话算什么文学！’不能不算是奇谈怪论。”在朱东润的笔下，不只武汉大学文学院充满了“新派”与“旧派”的纷争，甚至整个校园里也充斥着被戏称为“湘军”与“淮军”的两派刘永济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武汉大学文学学科的“新”“旧”之争由优秀论文网站www.7ctime.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势力的明争暗斗。刘永济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武汉大学文学学科的“新”“旧”之争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刘永济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武汉大学文学学科的“新”“旧”之争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刘永济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武汉大学文学学科的“新”“旧”之争由优秀论文网站www.7ctime.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