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曹操政治心理变化

论文导读：
[摘 要]从熹平四年初为汉官到建安元年前后是曹操个人政治心理变化波动较大的时期，随着这一时期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其自身军事政治实力的增强以及割据统治区域的扩大，他的政治心理从最初的忠诚于汉室朝廷，逐渐动摇，最终在建安元年挟天子令诸侯，自此，他的政治心理最终稳定下来，借助于汉献帝天子的政治名义，实现自我的政治抱负。
[关键词]曹操；政治心理；军事实力；变化
东汉末年，皇权衰微，宦官、外戚、权臣交替干政，汉末政治黑暗，整个社会随之动荡不安，下层人民反抗起义此起彼伏。各地方州牧、刺史等实力派人物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为了维护自我利益起见，在平息农民起义和诛灭奸臣的政治斗争过程中，都极力地保存并大力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在皇权衰微的乱世之中，特别对于当时的统治阶级上层来讲，军事力量的大小强弱直接决定了其对“政治话语权”的掌控和政治心理的变化。反之，对“政治话语权”的掌控和政治心理的变化，也会反作用于军事实力的大小强弱变化。

一、初为汉官忠诚于汉

曹操在二十岁时凭借孝廉举为郎，初涉政坛。在他的“忠孝家风”和个人秉性影响下，初为汉官时，曹操欲在政坛有所作为，他的政治心理是忠诚于汉室朝廷。

(一)“忠孝”家风

曹操出身于宦官门第，他的祖父曹腾是宦官，因尽职忠心于汉室天子而升官封侯，“桓帝世，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1）“顺帝继位，为小黄门，迁至中常侍大长秋。在省闼三十余年，历事四帝，未尝有过”（2）可见，宦官的荣辱与皇权的兴衰密切相关。“桓帝继位，以腾先帝旧臣，忠孝彰著，封费亭侯，加位特进”（3）。
曹操的父亲曹嵩，由于借助其父在官场的影响力，仕途较为顺利，为了保住家世的荣耀和权势，须忠心于汉室皇帝，“嵩字互高，质性敦慎，所在忠孝。”（4）介于祖辈和父辈的家世传承，曹操自幼必定就深受“忠孝”家风的影响，以至在初入官场时能遵守忠孝节义，忠于汉室皇帝。因此，在初为汉官时，一心忠诚于汉室朝廷，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在地方上任官职，兢兢业业，努力地匡正不良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力求汉室复兴。

(二)“忠义”秉性

曹操的性格正直而又不乏权术，行侠而仗义。“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5）环境塑造性格，曹操的家世和古代社会正统观念都对他个人性格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影响，这些因素也促使着他初为汉官时建立功业，面对东汉末年政治黑暗腐败，社会动荡的不良现实状况，曹操欲匡扶当时黑暗与腐败的社会目前状况，无所顾忌，秉公执法。
他被复征拜议郎后，立足自身职责，恪尽职守，为人正派，不畏权贵，敢于直言进谏，这就势必会得罪一批得势权臣的利益。由于当时皇权极度衰微，政治被权臣所左右，他们所关切地只有自身和集团的利益，这样的结果导致政治斗争更加混乱社会的持续分裂动荡。曹操仍然尽全力匡正时弊，忠诚地维护东汉朝廷权威。
灵帝死后，外戚、宦官、权臣之间的斗争激化，在斗争中宦官势力遭到致命打击，外戚以何进为代表的势力也大为折损。权臣董卓入洛阳操控朝廷局势，“卓到，废帝为弘农王而立献帝，京都大乱。”（6）他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统治阶级内部忠孝士夫的强烈不满，曹操即为其中的代表。“卓表太祖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7）这体现出曹操对祸乱朝纲的叛逆之臣的强烈不满和对汉室正统朝廷的忠诚，绝不为了个人的官职利益而与董卓之辈同流合污。
光和末年，黄巾农民军起义此起彼伏，逐渐动摇了汉朝的统治根基，曹操在此时的政坛小名气，官职也不断升迁。他被谋反篡逆的政治势力所看重，想要拉拢他谋划废帝事宜，“冀州刺史王芬、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连结豪杰，谋废灵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8）当他们将废帝事宜告诉曹操后，他果断地拒绝了。在其后的初平元年，袁绍也想废帝，另立皇帝，曹操同样拒绝了他，“袁绍与韩馥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太祖拒之。”（9）
从以上诸事件即可看出曹操在初为汉官时，由于受个人家世传承和个人性格以及社会政治形势的影响，他的政治心理是忠诚于汉室朝廷的。

二、忠诚政治心理的动摇变化过程

政治心理是在政治过程中自发形成的，以感性与情绪的因素为主，能极敏感地反映社会政治过程中的细微变化，并且随政治的发展而变化，它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随着社会政治形势的发展，曹操个人的军事政治经历逐渐丰富，特别是随着他个人所属的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他个人原本忠诚的政治心理开始逐渐动摇变化。

(一)己吾起兵

董卓之乱后，曹操因忠诚于汉室朝廷，不与董贼同流合污。随即本着复兴捍卫汉室权威尊严和安定天下的目的于中平六年在陈留己吾起兵，“太祖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冬十二月，始起兵于己吾”（10）曹操顺应社会政治形势，以“诛卓”为政治号召，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弱小军事力量“陈留孝廉卫兹以家财资太祖，使起兵，众有五千人。”（11）
董卓之乱后，皇权极度衰微，而那些掌握地方实权的刺史、州牧、太守等纷纷顺势而动，将政治斗争的目标指向董卓，并于初平元年结成军事同盟，诛杀董卓以正天下。介于自身军事力量和地盘补给以及影响号召力等条件有限，曹操也加入这个“讨卓同盟”，“袁绍为盟主，太祖行奋武将军”（12）。
随着董卓徙天子都长安，焚烧洛阳的汉朝宫室，在董卓军事集团的祸乱下，洛阳残破。这对当时的社会震动很大，然而由于董卓的西北兵剽悍作战勇猛，以袁绍为盟主的军事联盟集团的军队属创始之初，作战能力相对较弱。在这种董卓失去道义的情况下，该军事同盟并未抓住道义的制高点向董卓进军。各州牧、太守等，实际上是欲以讨伐董卓的战争谋求私利和自我军政实力以及地盘的扩大，他们是地方实力派，也可以说是军阀。军阀有自身特性，就是以最小的损失和代价，换取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也是立足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虽然结成同盟，谁也不愿最先出兵，使自己的军事力量遭到损失，因此一再的延误战机。 全文地址：www.7ctime.com/dxplllw/lw44256.html上一论文：试议转型期中国农村政治文化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