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为人生”VS “为艺术”？

论文导读：
基金项目：“2013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立项项目”《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史课程症候式文本细读教学模式建构与研究（2013JGA424）》成果。
摘 要：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之间论争的缘起除了本身作为历史现场事件的一些客观的细节理由之外，一方面是由于两个社团的成员主体差异，以至在同时面对外来的文艺思“为人生”VS “为艺术”？由优秀论文网站www.7ctime.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潮时，必定地呈现出不同的主体接受姿态，选择不同的新文学建设道路。另一方面，两个社团由于成员差异及当时社会地位的差异，因此从社团运作的角度深思，论争的缘起也有社团运作策略差异的理由。
关键词：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主体姿态；社团运作
作者简介：秦芬，女，1981年7月生，广西桂林人，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写作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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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2-2139（2013）-36-00-02
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是新文学两大重要社团，对于两者之间的论争，历来有这样的说法，一说是“文人相轻”的封建遗习，用郭沫若的话说是： 文学的行帮。 还有更多的是强调他们之间文学倾向的差异，即所谓的“为人生”与“为艺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交锋。这实际上是把本复杂生动的东西简单化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总让我们在面对具体对象时分个主次，然后把所谓主要的（其实是为我们所用的）扩大化，甚至掩盖其他的。这样的方式或许有利于某个时期的斗争需要，但是却抹杀了历史的很多原貌。历史总是在偶然和必定之间产生一种张力，最后呱呱落地。本文试图在还原一些历史的细节中探析新文学运动中两大社团恩怨的必定因素。偶然与必定虽不同，却都是真实。

一、一些历史的细节

任何历史都真实地有历史的现场，有着看似偶然的现实。这场恩怨也如此。在文学研究会（以下简称文研会）与创造社的论争中，创造社是处于“挑起”的角色，其从建立开始就充满了偶然性，缘起是因为郭沫若与张资平在日本博多湾的邂逅，有感于国内文化界的状况，谈起了对当时一些刊物的不满，想要办一本纯文艺刊物；经过近3年的孕育，却苦于找不到出版单位，又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上海泰东图书局的赵南公应允由泰东承印，并给郭沫若往返路费，让他回日本找朋友商量具体事宜。那时杂志和团体名字都没有定。也就是这次日本之行，诞生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大文学社团创造社。而两者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紧张，中途也有想要言和的意思，比如1922年郁达夫发起召开的“女神会”纪念郭沫若《女神》出版一周年，还邀请了文研会一些作家，郑振铎，沈雁冰，庐隐等。双方的矛盾，最初可以说由误会引起，创造社孕育时间很长，因为找不到出版单位，没有对外宣告过，局外人自然不知，所以当时文研会成立时，还诚心邀请郭沫若，田汉为共同发起人，信是发给了田汉，“求他转约沫若同入文学研究会”，可是田汉没有答复也没告诉郭沫若，后来成仿吾无意间见到信告诉了郭沫若，后来郑振铎，沈雁冰等在上海邀请郭沫若加入，郭考虑到田汉没有答复，想是没有合作的意思，自己单方面加入，恐对不住朋友，所以拒绝了，答应会外支持。可见关系还是比较正常，当然在心理上会有一些芥蒂。如果作为创造社灵魂人物的郭沫若加入了文研会，历史又会怎样？或许创造社也不能最终成立，或许也没有这场论证，可是，历史不可能有如果。

二、两种合理阐释

任何事件的发生在呈现的现场背后，总有一双无形的手，总有一些值得深思与阐释的必定。创造社与文研会之间的恩怨也不例外。本文也将着重从两个相对所谓“必定”中来阐释这场论争发生的原由。

(一) 主体姿态的差异

“为人生”与“为艺术”之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争，被认为是两大社团论证的核心。不否认的确涉及这样倾向的差异，但是并不是根本。事实上，《小说月报》的《改革宣言》明确宣称，文学研究会“对于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生的艺术，两无所袒”[1]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说：“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所谓人生派与艺术派都只是斗争上使用的幌子。”[2]文研会一些作家也有类似于为艺术的言论，比如冰心说：“文学家！你要创造‘真’的文学吗？请努力发挥个性，表现自己。”[3]庐隐则认为：“足称创作的作品，唯一不可缺的就是个性——艺术的结晶，便是主观——个性的情感。”[4]显然这些说法与创造社并没有多大不同。但这些并未引起文学研究会的内部论争和批判。在创造社一面亦是如此，鼓吹文学的“全”与“美”的成仿吾，也曾大声呐喊：“文学是时代的良心，文学家便应当是良心的战士”，并认为新文学负有重大的“对于时代的使命”。一位日本研究者在研究郁达夫创作时指出：“《沉沦》的内容大部分都是以达夫的自身经验为基础的，所以真实感很强。就真实感而论，可以说达夫的作品比文学研究会一派更是写实的”[5]。
可见，为人生还是为艺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对于两者来说并不存在根本的对峙，文研会的“为人生”这个理解来自于周作人所拟的宣言中的一句话“将文艺当作高兴的游戏或失意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6] 被理解成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理由。指的是一种暴露和批判社会矛盾、积极参与历史的创作取向，而文研会成员则把“为人生”放在了与泄私愤、炫耀才情、发牢骚等创作动机相对峙的结构中，反复强调文学表达的思想情感应该具有高度的普遍性和人类性。这其实是一种创作姿态的理由。而两社的差异就在于这样一种主体姿态的差异，即对于作为客体的文艺思潮，不管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在接受与否这一层面双方都是一致的，而不同在于是以怎样的姿态接受，接受后怎么用的理由。这样的主体性差异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创作心态上。文学研究会的作家、理论家的确与创造社那种张扬的书写方式与内容不同。在他们心中，总有一个高踞于自我情绪之上的，甚至自己也不自觉的理念，无时不在地约束着情绪流泄的运转方式与强度。于是形成了属于文学研究会作品的美学形态、主题选择、意境营造等特征。即使主张要有个性，要本色地表现感情，但同时也要求再“用感情论文导读：
的调节，而成一种和谐的美”。到倡导“血与泪的文学”时，则是一种源于知识分子传统责任感使命感的信念使得他们认定文学要为社会为国家为人民做些什么才是正当的，而现实的迫切与焦灼又使他们因此认为除此之外的设想方略都是有害的，因而也是必须禁止的。而创造社成员如果是在某种相对于文研会这种姿态的角度来说就可以说是“为艺术而艺术”。他们在筹备期时，成员的许多文学作品在完成后，要么敝帚自珍束之高阁，要么长时间只在同人朋友之间传阅。似乎他们只是为了创作而创作，且很有信心地相信他们这种发自自身需要而产生的创作，自然也是社会所需要所认可的。
另一个方面是对待外国文学资源的态度。他们面对的资源其实是一致的，且对于个体自身而言，兴趣也有很多相似性，比如对于屠格涅夫感兴趣的不仅有瞿世英还有成仿吾；对于泰戈尔，郑振铎和郭沫若都感兴趣等。而不同在于正像创作一样，虽然他们也强调翻译“对于读者指导的责任”，“对于人生是切要的”，然而正如郭沫若所说，这一切都是翻译家对译品有了深入地理解并“感受过一种迫不得已的冲动”之后的自然而然的效果。[7]但是，相对于创造社这种以自我内心对艺术的感动为核心的译介观念来说，文学研究会同人更注重的是作品在读者接受中效果如何，而且并不象创造社认为的效果可以因为从自我内心出发而自然显现。田汉翻译过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郭沫若翻译过歌德的《浮士德》，郑振铎则认为在此时的中国翻译这类作品是“不经济”的，因为在四处血泪的中国，这并不是切时之需的事。在译介观上，文学研究会把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作为改良社会风尚、国民性情的手段。这其实客观上则呈现出一种文化霸权，因为这些标准也都是主观推断的。正是文研会这种“霸道”成为创造社“挑战”文坛的理由。而实际上两者代表了五四之后作家择取的两种文学建设方略。前者认为一切应当从文学自身出发，自然而然地实现作品的社会影响，其内心所建立的坐标系纵横轴分别是文学与自我；后者则习惯把任何文学活动纳入横坐标为中国，纵坐标为当下的具体时空中来衡量其作用与价值。而这两种心态因为内在的不可调和使得论争不可避开地发生了。

(二)社团运作的策略

从历史事实上看，率先挑起论争的是创造社，这场论争也曾使文研会成员大惑不解，并且一直耿耿于怀。而如果从社团运作这个方面来深思，似乎又能给出一些合理的解释，这场论争体现了双方作为社团在团体运作方式和社团姿态上的差异。
闻一多曾谈到一个社团或一个刊物如何崛起的策略：“要想一鸣惊人则当挑战，否则包罗各派人物亦是轰动一时。”[8]事实上，“挑战”恰好是创造社的社团姿态，而“包罗各派人物”则是文学研究会的社团运作方式。创造社最不满于文研会的，并非是它标举了现实主义的思潮观念和创作原则，而是它“垄断”了新文艺。事实上，文研会在提出并实施自身的新文学建设构想时，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高度推崇人为的理性筹划和“组织”的力量。文研会制定了复杂而严格的组织制度，而且自其成立之后，就致力于扩张组织，发展分会；为了增强号召力，文学研究会物色各界要人名流作为文学研究会的“领衔”发起人。这种做派，何尝不像“包办”文坛？
而郭沫若、郁达夫初登文坛时，确实没有得到多少喝采。关键是他们为筹备创造社一直找不到出版单位，而文学研究会则有国内第一大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的支持。从社团运作这个角度来看，创造社主动发起与文学研究会的论争就具有了明显的策略性。或许并非意在取而代之，但至少是要为自己恪守的文学信念争取尊重。
从创造社一些活动上同样也能窥见其挑战姿态。为了“挑战”的需要，创造社特意于1923年5月创办了《创造周报》。 “周报”是“适宜于战斗的一种轻便的刊物”。[9]“为人生”VS “为艺术”？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创刊号上成仿吾的《诗之防御战》，对文学研究会出版的负有文坛盛名的新诗集《雪朝》极尽嘲骂之能事，如评俞平伯的《仅有的伴侣》云：“这是什么东西？滚，滚，滚你的！”[10]这与其说是和“为人生”、“为艺术”、“浪漫主义”、“写实主义”有多少关系，毋宁说更多是出于创造社“崛起”于文坛的需要。此外，后来创造社为了缓解资金理由，实行“股份制”向全社会发行股票这一举措，也多少可佐证创造社在社团运作的策略性的一面。
不管怎样， 这场论争，客观也贡献了一大批作家作品，在论争及碰撞中编织了新文学的历史图景，双方围绕自身的立场从各方面积极进行论辩，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客观上使新文学在这种论争中得以建设和发展，为后来的文学发展准备了一大批人才。对于论争的阐释，除了上述这些局限可能，当然也与社团文人的个性特征及当时一般文人的焦灼心态有很大关系，同时从文研会与创造社差异中也能进一步探讨中国传统抒情文学与西方浪漫主义的差别等等，这些都是同一个历史事件所包涵的阐释空间，都是可待深入探讨的理由。
注释：
[1][6]《小说月报·改革宣言》，《小说月报》12卷1号，1921年1月。
[2]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篇）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0页。
[3]冰心，《文艺从谈

(二)》，《小说月报》第12卷4号，1921年4月10日。

[4]庐隐，《创作的我见》，《小说月报》第12卷7号，1921年7月10日。
[5]转引自《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论争的缘起》李卫国 魏 建，德州学院学报第17卷第1期。
[7]郭沫若，《论文学的释译与介绍》，1922年7月27日，《学灯》1922年7月27日。
[8]闻一多：《1922年9月29日致梁实秋信》，《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第130页。
[9][23]郑伯奇：《二十年代的一面———郭沫若先生与前期创造社》，《创造社资料》（下），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59页。
[10]成仿吾：《诗之防御战》，《创造周报》第1期，1923年5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