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顾肃 政治不都是阴谋

论文导读：
顾肃在南京大学校园 图/杨曦
3月的第一天，南京微雨。60岁将至的顾肃披着一件在春寒中摇曳的雨衣，蹬着电动车，从半小时车程外赶到上了三十多年课的校园。他看起来与微博上“周游过世界的政法学者”、“天生的政治动物”等描述不太相同。
他不爱坐公交车，堵车让他无法制约时间。追看完《纸牌屋》第二季，顾肃开始从政治哲学学者的视角推测第三季以及可能的结局。
两天后，半个多小时的地铁将他载到有些偏僻的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在校园里询问哲学系，指路的学生暗自嘀咕：“一定是去听顾老师课的。”
这是一堂学课，顾肃与十来个博士、硕士生一起，一边翻阅彼得·辛格的《实践学》，一边讨论两天前的昆明暴力事件。地铁上的半小时，他在手机微信中读完了一篇对中国民族理由的梳理文章，然后在课堂上感叹：“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周游列国
自小顾肃常听父亲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老在一个地方就不会了解这个世界。”1983年，在获得南京大学哲学硕士后，顾肃得到了“行万里路”的机会，美国哈佛燕京学院奖学金让他来到美国杜克大学攻读法律哲学。
导师带着顾肃读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一个法国人到美国8个月时间，对美国政治的了解比美国人还透彻。他从当时法国比较专制的国度来到开放的环境中，耳目一新，到处访问、参观，与普通人接触，甚至还有调查倡议。原本是法国赞助他去美国调查刑法制度，结果他研究了美国的政治制度。”
“大部分同学都说托克维尔笔下的美国是理想的，也有人会站出来说，美国的制度也有很多理由，托克维尔看得太乐观了。他只看到了平等的一面，但实际上还是有很多不平等。”从刚刚开放的中国来到这样的课堂，一切都“太让人震撼”。
顾肃买了一辆二手车，也开始了学术旅程，把美国跑了个遍。“十几个州政府我都去看了，了解他们的实际运作。”
此后，又借到墨尔本大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等做高级访问学者机会，把欧洲大洋洲跑了个遍。
所有的感受，他都只用“震撼”形容。
1983年“内外差别相当大”，习惯循规蹈矩的顾肃，“做什么事情都得靠组织打证明，结果到美国，一切手续办完，住在学生宿舍里，整整一年，没有人查我户口，问我是哪来的，要干什么。出去也没有任何人查我，查我护照，都没有。”
突如其来的“自由”，竟令其有些不知所措。“老师也只在学业有理由时，让你去咨询。可以选择的可能性太多了，没有人关注你。”
1995年，戴着教授头衔的顾肃去哈佛大学法学院做人文学者，除了听课，他去参加庭审，看他们律师制度的运作、法学院学生会的运作、辩论赛……围观那些不曾感受过的社会活动成了他最大的乐趣。
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候选人杰西·杰克逊竞选时，顾肃去围观了现场。“美国的人权进步与改善要比托克维尔的时代广泛得多、深入得多，托时代几乎还没有人权运动，主要还是白人为主流的社会，相对比较平等。”
一边参与，一边反观国内，“当时中国的法制还很不完善，其中很重要的差别，我们还没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律师队伍。”
毕业回国后，顾肃写了《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等书，进一步梳理了多年学习所受的“震撼”。“加上我对罗尔斯又特别感兴趣，他是当代比较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1995年，李慎之组建自由主义学术小组，顾肃参与的结果就是《自由主义基本理念》的出版。夸张的“纸牌屋”
人物周刊：《纸牌屋》对美国政治体制的演绎，您觉得真实吗？
顾肃：《纸牌屋》揭露了政治本身的勾心斗角，参与政治的人利用各种各样的智慧来达到政治目的。我自己两边跑，体会更多一点。个人觉得，美国政治的确也有纸牌屋所揭示的那一面，政治精英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会采取相应的一些手段，但还是有一些差别，一个监督的体制使得做这些的机会和程度广度都会受到相当限制。
第二季已经把一些东西揭露出来了，这个听证会就是国会，我也去旁听过一次，专家、媒体参加，公开开庭，揭露起来很厉害，因为议员都在那。还是反映了美国制度的制约程度。只是《纸牌屋》是以夸张的方式来表演，实际上美国政治达不到这样的程度。
人物周刊：从《纸牌屋》看，政治也是极少一部分人的游戏，跟老百姓关系似乎并不大？
顾肃：米歇尔的《寡头政治的铁律》就是认为，政治都只是少数人的，他说是政治精英，其他的人影响都是有限的。他认为寡头政治的铁律实际上都一样。我也写文章探讨过这个理由，我认为少数精英在一个专制的国家，比如封建的专制制度，帝王和他下面的一些人，数千年来还是有一定的监督，科举制度、监察制度，还有翰林院写奏章弹劾官员，但为什么实际上都非常有限，就在于它基本上就是一个从上到下的一个专制体制，对于政治的制约力要强得多。
如果在一个制度下，虽然老百姓参与政治的力量有限，但毕竟可以参加选举，可以参与舆论，这非常重要，所以报纸每天都可以发表各种各样的言论，平民的言论，只要有一定的代表性，就会发，每天都有一些百姓专栏，各种观点都可以辩论，电视也是如此，开放程度的确要大得多。
一般平民一旦形成了他的舆论，就有相当影响力，最典型的是奥巴马当选。奥巴马也会有一些财团赞助，但就他的出身毕竟是平民。一个的建构，不能说完美的，但是有竞争，开放的程度要大，让老百姓参与的程度也大。
天下没有一个完美的制度，但相应来说，有了开放竞争，有了舆论，反对方可以公开以和平的方式来竞争，通过言论，通过争取选民，对当权者、执政者的监督程度要大得多。人物周刊：电视剧不真实在哪里？
顾肃：电视剧淋漓尽致地揭露了美国政治，或者欧洲的制度下，这些政治精英们他们参与政治过程中那么多的勾心斗角，运用所有的智慧和资源来达到政治的目的。
但电视是完全戏剧化的，美国两百多年来，至今没有一个副总统敢公开挑战总统，而且能够得逞，这个概率几乎等于零。电视用很极端的方式告诉你政治的勾心斗角的程度，但就实际状况而言，看到夸张的一面我会觉得很好笑。副总统能够用这种阴谋的方式把总统干掉，在美国历史上没有可能，只有所谓的嫌疑，但是至今没有证据，就是肯尼迪的死有人认为是约翰逊勾结了情报机构和财团把他掉，但这论文导读：
也没有证据。虽然美国有纪录片分析，但始终没有确凿证据。
美国历史上，有人想通过立法达到目的，但是通不过，通过辩论或舆论反响达到目的，达不到的比比皆是。他可以通过智慧来做，但是要达到那种极端的程度，大概也是困难的。
人物周刊：电视剧似乎要传递政治的本质就是阴谋，这结论成立吗？
顾肃：这个结论有点简单化，看你怎么来分析阴谋这个词。我用的是“政治智慧”这个相对中性的词。利用智慧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介入到政治当中，达到某些目的，如果说都是阴谋，似乎不妥。
实际上这里把“阴谋”这个词广泛化了。你可以说管理都是阴谋，只要用智慧来达到目的。如果是阴谋的话，这里有一个价值判断，就是手段是否正当，如果说政治都是阴谋，那是贬义的说法，那就可以说所有的政治智慧都是不正当的，但这是片面的。在我看来，用政治智慧去达到目的，有一些不是阴谋，或者不正当，但有些是正当的。最典型的就是二战，大国之间的角力，这里的政治有相当部分是为了本国人民，为了公共事业，不能说这些都是阴谋。所以，以此来概括政治都是阴谋是以偏概全。
在一个比较完善的制度下，你是不可能永远得逞的。实际的社会监督力量在里面起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二战以后西方的社会福利不断提高，有选民对领导人的监督。的制度，在这方面的约束还是蛮厉害的。
第三季估计还在拍，第三季一定会有让他们破产的时候。如果没有，就不符合美国文艺作品的逻辑，也不符合一般美国政治观念的逻辑。美国的文艺作品一定会有一个道德立场，就是两个小时的电影，一定要有这么个结局，这是美国的文化、清教徒文化必须要有的，比欧洲还强烈，欧洲有些电影是朦胧的，最后没有什么惩恶扬善，但是美国通常都会有。好莱坞电影几乎都是，哪怕是个人英雄，这个英雄到最后一定要成为正义的化身，坏人一定会得到报应。知识分子与政治
人物周刊：你为什么自称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顾肃：你不可能脱离政治，人就是一个政治动物，想在世外桃源做一个清心寡欲的人是做不到的，实际上还是会受政治的影响。人还有更重要的一面，对公共事务的责任，这又回到亚里士多德，古希腊的制度是有局限性的，但在自由人中，他们的制度是让人不要忘记公众生活，每个人都参与公众生活，才有一个好的制度。所以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我很受影响，即使想离开政治，也没有世外桃源，与其被动地服从，为什么不想想责任感呢？《纸牌屋》揭露了政治本身的勾心斗角，参与政治的人利用各种各样的智慧来达到政治目的
很多人经常都是逃遁，有的人觉得要离远点，有的人则是暂时躲避，就像诸葛亮一样，还有一些呢，像我这种人，其实对政治无所求，但出于公共责任还得有所参与。
人物周刊：以研究方式参与，和进入政治体制里去还是很不一样吧？
顾肃：所谓体制内和体制外。这里没有统一的标准，无可厚非，恰恰是不能把政治搞得少数人在一个封闭的体系，在他们自生自灭的圈子里，应该有一些志士仁人，参与这个政治过程，参与讨论，提出方案。我是鼓励参与到其中，但是有一条要解决，你自己的道德底线，不能浑水摸鱼，变成腐败的参与者。
人物周刊：总体来讲，还是很乐观？
顾肃：我不是很乐观，我是谨慎乐观。我觉得会朝前走，而且所谓民间的力量、舆论的力量，还是在不断朝前推。
人物周刊：您当初写《理想国之后》，有一篇是致21世纪的哲学家，也谈到了知识分子的态度。您觉得今天的知识分子是怎样的状态？
顾肃：高校知识分子与研究机构不太一样。社会科学院毕竟还有政府的附属职能，要为政府做参谋和咨询。高校没有这样的职能，主要是培养人才，高校本应该是相对独立的。
但是，这么多年来，赚钱和物质利益成为了高校主要指标，用各种各样的项目套着老师，用“命题作文”的方式，你照我这么做给你钱，不照我这么做不给你钱。这一套才把老师限得死死的。这一点蛮可怕的，将来必须要转变。
也有一批老师不屑于做这些项目，我们学校的高华，他一个项目都没有，到死都没有拿到过项目。还有一些，我也混项目，之后还是做自己的东西，我就是。
人物周刊：您曾经与福山教授见过多次，也与他谈论了中西方的目前状况，讨论的情况如何？
顾肃：我在南大接待过一次福山，跟他吃过一次饭。那是2008年金融危机前，他仍然坚持他“历史的终结”观点，认为所有的制度都归于，以后的历史只是怎么完善这一种制度。
后来，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与南京大学合作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当研究生院院长，他有时会来讲课。几年后他离开了，到了另一个智囊去。他的变化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加上“中国模式”崛起，那一年他到北京，参加俞可平召集的国际会议，我再一次碰到他，又跟他重新讨论他之前的观点。那时他有一些变化。
他认为走向的道路会有曲折，包括对金融危机的调整，不像原来那么乐观，甚至认为多种不同体制在这段时间会有长期竞争。所以他对“中国模式”也产生了兴趣，他觉得中国模式也不失为一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