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财政货币政策交互意义范式及其应用
最后更新时间:2024-02-03
作者:用户投稿本站原创
点赞:6649
浏览:21715
论文导读:大多数OECD国家,还是发行真实债务,如指数化通货膨胀或以外币标值的国家。
摘要: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渠道及运转机理,对于理解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并进而指导财政和货币政策设计至关重要。文章在综述并提炼初期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内容及其逻辑矛盾后,着重依循逻辑关系述评近期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的最新进展,认为有三个方面的新趋向:以博弈论策略探究并实证检验财政和货币当局的策略替代和策略互补关系;在新凯恩斯主义框架内偏离李嘉图主义假设探索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供给渠道;重视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中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体制转换。
关键词: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博弈论;新凯恩斯主义;体制转换模型
1008-2670(2014)05-0005-10
作为凯恩斯主义总量调控工具箱中最重要的备选工具,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研究长期假定,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由唯一的政策当局制约,用以实现彼此矛盾的增长、就业和物价等宏观经济目标。实践中,财政货币政策的操作模式通常遵循如下原则:出现以总需求小于总供给为基本特征的经济衰退时,政府应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和货币供给水平,增加有效需求;出现以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为特征的通货膨胀时,政府应减少财政支出规模和货币供给数量,减少有效需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银行独立性程度越来越高,财政与货币当局权力划分趋势愈加明显的政策实践,凸显联合考虑财政货币政策并进而研究其交互作用的重要性。某种程度上,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渠道及运转机理,有助于深入理解财政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指导财政和货币政策设计,并进而形成对宏观经济总量调控模式的有力支持。
政府不违背预算偿付能力约束的李嘉图等价假设下,泰勒规则理论和实证文献都集中于与财政政策相隔绝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唯一渠道是总付税(lump-sum tax)变化,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是传统的货币主义和李嘉图主义。由此,货币政策规则获得广泛深入研究,财政政策规则研究相对滞后:与货币政策泰勒规则相比,财政政策规则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实证结论,甚至不存在广泛认同的简单财政政策规则识别。理由在于:只有少数国家能获得财政政策指标的可靠季度数据;宏观经济数据难以识别未预期的财政政策;自动稳定器的存在使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反应的识别非常复杂[5]。明显不对称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规则分析,使得泰勒规则文献框架中的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只能是初步的。
摘要: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渠道及运转机理,对于理解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并进而指导财政和货币政策设计至关重要。文章在综述并提炼初期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内容及其逻辑矛盾后,着重依循逻辑关系述评近期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的最新进展,认为有三个方面的新趋向:以博弈论策略探究并实证检验财政和货币当局的策略替代和策略互补关系;在新凯恩斯主义框架内偏离李嘉图主义假设探索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供给渠道;重视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中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体制转换。
关键词: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博弈论;新凯恩斯主义;体制转换模型
1008-2670(2014)05-0005-10
作为凯恩斯主义总量调控工具箱中最重要的备选工具,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研究长期假定,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由唯一的政策当局制约,用以实现彼此矛盾的增长、就业和物价等宏观经济目标。实践中,财政货币政策的操作模式通常遵循如下原则:出现以总需求小于总供给为基本特征的经济衰退时,政府应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和货币供给水平,增加有效需求;出现以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为特征的通货膨胀时,政府应减少财政支出规模和货币供给数量,减少有效需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银行独立性程度越来越高,财政与货币当局权力划分趋势愈加明显的政策实践,凸显联合考虑财政货币政策并进而研究其交互作用的重要性。某种程度上,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渠道及运转机理,有助于深入理解财政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指导财政和货币政策设计,并进而形成对宏观经济总量调控模式的有力支持。
一、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初期研究综述
与依据财政和货币政策当局扩张或紧缩各自政策工具界定“积极”、“消极”财政货币政策的传统研究范式不同,初期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从财政货币政策当局相互影响制约的政策行为角度,重新界定财政货币政策类型[1],并集中于以特定类型财政货币政策组合为基础的泰勒规则和水平财政理论两方面。简单地说,当财政和货币两个政策当局中的一个可以自主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不被另一个政策当局政策行为约束时,其行为是积极的,而被约束政策当局行为则是消极的。在财政货币政策规则语境中,货币政策是积极(消极)的,当货币政策工具(通常为名义利率)对真实通货膨胀偏离其目标水平的反应参数(或称泰勒相关系数)大于(小于)1,也即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多于(小于)一对一时;财政政策是消极(积极)的,当财政政策工具(通常为总付税率)对实际真实政府债务偏离其目标水平的反应参数大于(小于)稳态真实利率时。易言之,税收对债务的反应超过真实利率时,财政政策是消极的,税收不充分地对债务反应用以确保真实利率支付时,财政政策是积极的。(一)突出积极货币政策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的泰勒规则
泰勒规则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迅猛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研究重要分支之一,并获得作为宏观经济学标准推断的常识性结论。概括而言,名义利率多于一对一地随通货膨胀上涨的泰勒规则有助于经济稳定[2],在大量常见模型中产生良好经济绩效;通货膨胀率高且易变可能是由于银行没有遵守泰勒规则,从而水平不确定并受约束于自我实现预期[3]。值得注意的是,泰勒规则文献通常出于便利基于积极货币和消极财政政策假定财政赤字(和/或税收)针对真实政府债务变化强力反应,或更苛刻,政府预算在所有时间都是平衡的,Woodford(1994)和Sims(1994)称其为“李嘉图主义”财政政策体制。组合,假定简单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规则并研究货币和财政规则交互作用[4],其对应的是欧洲货币联盟诸国倾向于彼此脱节的财政货币政策实践。根据Leeper[1]论述,货币和财政政策制定的联合设计理由可被简化为两个递归解决的独立理由:首先,与财政方面隔离开来,货币政策参数单独决定局部均衡确定性条件,理由是货币当局仅应关心通货膨胀稳定性,货币当局越独立就越可信,并就更能成功降低并稳定通货膨胀。其次,在确定货币均衡动态学的基础上,财政政策是‘消极的’,使政府债务动态学以稳定方式演变。政府不违背预算偿付能力约束的李嘉图等价假设下,泰勒规则理论和实证文献都集中于与财政政策相隔绝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唯一渠道是总付税(lump-sum tax)变化,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是传统的货币主义和李嘉图主义。由此,货币政策规则获得广泛深入研究,财政政策规则研究相对滞后:与货币政策泰勒规则相比,财政政策规则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实证结论,甚至不存在广泛认同的简单财政政策规则识别。理由在于:只有少数国家能获得财政政策指标的可靠季度数据;宏观经济数据难以识别未预期的财政政策;自动稳定器的存在使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反应的识别非常复杂[5]。明显不对称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规则分析,使得泰勒规则文献框架中的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只能是初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