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为什么坚持土地财政
最后更新时间：2024-02-06
作者：用户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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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别。城市化不同的阶段对投资有着不同的要求。初期，需要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这和欧美国家已经完全建设好后怎样管理基础设施是不同的概念。和发达国家相比，现在中国的固定投资比例很高，我们就天天自己谴责自己，说要把固定投资降下来，把消费比重提上去。但这种观点是不对的，中国还处于城市化的初级阶段，相应的固定投资当然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相关文件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等，影响非常大。在这个理由上，主流的经济学家基本上都支持废除土地财政，而我却认为废除土地财政是自毁长城，这是舆论的少数派。城市的本质是提供公共服务
要厘清土地财政理由，就要从底层开始讨论，这就是对城市的本质分歧。
大多数学科对城市的解释都差不多，比如维基百科就认为人比较多的地方就是城市，社会学认为城市是工业、商业、信贷集中的地方，而城市经济学认为城市就是一个具有相对较高人口密度的区域。在实践中，人口多少往往也成为城市的划分标准，比如美国人口普查局规定聚居2500人以上的区域称为城市，2500人以下者称为村庄。但我认为制度经济学给出了更好的定义：城市就是交易公共服务的空间。
公共服务总要在一个地方卖，这个地方只能是城市而非农村。一个地方什么时候开始要修路、围墙、集市，只要有集体行动，开始共享这些服务了，就变成了城市。因此，城市的关键是公共服务而不是规模大小，比如英国的小镇，公共服务比中国还好，虽然人口少，但它们是城市。而我们的农民居民点即使有几千人上万人都不是城市。
原来做城市化最大的理由就是城市化的质量不知道怎么比较，如果按照人口数量，假定北京是100%城市化，纽约也是100%城市化，新加坡也是100%城市化，这三个城市都是同样的水平吗？肯定不一样。一旦将城市定义成公共服务交易空间，城市化的质量就可以比较了，不仅可以比较不同城市的城市化水平，还可以比较城乡间的城市化水平落差。
实际上，我们把政府的本质搞清楚以后，就知道，政府和企业、市场都是一回事。政府本身就是市场的一部分，多一点还是少一点取决于公共产品私人提供有效率还是公家提供有效率，如果政府提供效率更高，即便让私人进去，私人也是不行的。像厦门公共汽车就是典型的例子，原来说公共汽车能赚钱，于是政府退出来了，现在造成的结果是企业只经营赚钱的公交路线，这样的公共服务是不行的。
政府和市场并不矛盾，如果说市场是竞技场，企业是运动员，那么政府就是组委会和裁判员。高水平的城市化就像是高水平的比赛，不仅需要众多运动员的参与，更需要完善的赛事组织体系。政府最重要的职责就是设定执行竞赛规则，同时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政府和市场并不矛盾，不能盲目认为政府比市场更高效，更不能一刀切地认为市场就比政府理性。城市如何做到资本循环积累
要启动城市化，第一个条件是能将未来的收益补贴到今天来支持建设设施，然后把收益分年度偿还，这种模式的创新为大规模长周期的投资提供了可能。在这之前，传统经济规模是有限的，如果一定要硬干，像修大运河，隋朝这么大的王朝也支撑不了。
第二个条件，有了这种模式以后，接着要通过资本循环积累去改善公共服务。解放前，上海租界和华界的区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租界对土地征税，地价每三年评估一次，评估之后土地增值收益再加税，所以，他们只要修一条路，房子马上就升值了。然后再加税，租界拿这个钱再修自来水管，形成了公共服务提供与征税的正循环，这样，租界公共设施的成本全部靠土地的升值来承担。相反，在华人住的地区，政府不对土地征税，土地升值的好处都归地主，因此，政府没钱去提供公共设施。这样发展下来，到1933年时，租界平均租金是每亩33760两白银，而华界平均租金是每亩1028两白银，相差极大，这就是当时城市化的差别。
城市化不同的阶段对投资有着不同的要求。初期，需要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这和欧美国家已经完全建设好后怎样管理基础设施是不同的概念。和发达国家相比，现在中国的固定投资比例很高，我们就天天自己谴责自己，说要把固定投资降下来，把消费比重提上去。但这种观点是不对的，中国还处于城市化的初级阶段，相应的固定投资当然会高，之后才能考虑怎样设计收费机制把成本收回来。所以，城市化启动的关键是如何取得最初的资金。
不论是GDP还是固定资产投资，都只是一个总量数字，既不能反映效益，也不能反映结构，因此不能作为评估经济、制定决策的唯一标准。
过去投资太快不是要把投资降下来的理由，毕竟中国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人均资本存量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投资高增长背后的无效和低效投资才是真正要解决的理由，这部分投资必须降下来，以遏制不断恶化的债务风险和产能过剩。对于真正有利于人民生活和经济长远发展的公共投资来说，我们的确应该给予更多的资金支持，这也是城市化的基石。土地财政支撑了中国的城市化
那么，为什么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启动城市化一定要采用土地财政？事实上，是因为中国不具备别的国家的条件。在传统中国历史上，信用制度并没有大规模建立起来，只有在非常小的范围之内，熟人才可以借钱，中国农村的信用规模很小，两三天可以借，两三年就很难借了。
中国有过一次机会，可以直接从土地私有制度发展现代化。刚才的例子中，上海的租界和华界就是两个城市。后来，非租界的华人居住区也开始学习租界，开始对土地评估征税，上海就成为了中国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1911年的时候，上海人口不到一百万，而到了1936年，上海大概有540多万人口。随后，中国其他城市也开始学习上海的这种发展模式。
抗日战争打断了这种良好的进程，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计划经济，规定土地不能交易，中国的城市化就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但依然靠工农业剪刀差的积累，所以大家勒紧了裤腰带，把农业省下的钱都投到工业上，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还用几十年前外国人修建的基础设施。所以，公共服务产品这一块的投入欠账累累。 全文地址：www.7ctime.com/czsjlw/lw46876.html上一论文：浅论基于房价抑制的土地财政依赖降低途径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相关文件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等，影响非常大。在这个理由上，主流的经济学家基本上都支持废除土地财政，而我却认为废除土地财政是自毁长城，这是舆论的少数派。城市的本质是提供公共服务
要厘清土地财政理由，就要从底层开始讨论，这就是对城市的本质分歧。
大多数学科对城市的解释都差不多，比如维基百科就认为人比较多的地方就是城市，社会学认为城市是工业、商业、信贷集中的地方，而城市经济学认为城市就是一个具有相对较高人口密度的区域。在实践中，人口多少往往也成为城市的划分标准，比如美国人口普查局规定聚居2500人以上的区域称为城市，2500人以下者称为村庄。但我认为制度经济学给出了更好的定义：城市就是交易公共服务的空间。
公共服务总要在一个地方卖，这个地方只能是城市而非农村。一个地方什么时候开始要修路、围墙、集市，只要有集体行动，开始共享这些服务了，就变成了城市。因此，城市的关键是公共服务而不是规模大小，比如英国的小镇，公共服务比中国还好，虽然人口少，但它们是城市。而我们的农民居民点即使有几千人上万人都不是城市。
原来做城市化最大的理由就是城市化的质量不知道怎么比较，如果按照人口数量，假定北京是100%城市化，纽约也是100%城市化，新加坡也是100%城市化，这三个城市都是同样的水平吗？肯定不一样。一旦将城市定义成公共服务交易空间，城市化的质量就可以比较了，不仅可以比较不同城市的城市化水平，还可以比较城乡间的城市化水平落差。
实际上，我们把政府的本质搞清楚以后，就知道，政府和企业、市场都是一回事。政府本身就是市场的一部分，多一点还是少一点取决于公共产品私人提供有效率还是公家提供有效率，如果政府提供效率更高，即便让私人进去，私人也是不行的。像厦门公共汽车就是典型的例子，原来说公共汽车能赚钱，于是政府退出来了，现在造成的结果是企业只经营赚钱的公交路线，这样的公共服务是不行的。
政府和市场并不矛盾，如果说市场是竞技场，企业是运动员，那么政府就是组委会和裁判员。高水平的城市化就像是高水平的比赛，不仅需要众多运动员的参与，更需要完善的赛事组织体系。政府最重要的职责就是设定执行竞赛规则，同时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政府和市场并不矛盾，不能盲目认为政府比市场更高效，更不能一刀切地认为市场就比政府理性。城市如何做到资本循环积累
要启动城市化，第一个条件是能将未来的收益补贴到今天来支持建设设施，然后把收益分年度偿还，这种模式的创新为大规模长周期的投资提供了可能。在这之前，传统经济规模是有限的，如果一定要硬干，像修大运河，隋朝这么大的王朝也支撑不了。
第二个条件，有了这种模式以后，接着要通过资本循环积累去改善公共服务。解放前，上海租界和华界的区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租界对土地征税，地价每三年评估一次，评估之后土地增值收益再加税，所以，他们只要修一条路，房子马上就升值了。然后再加税，租界拿这个钱再修自来水管，形成了公共服务提供与征税的正循环，这样，租界公共设施的成本全部靠土地的升值来承担。相反，在华人住的地区，政府不对土地征税，土地升值的好处都归地主，因此，政府没钱去提供公共设施。这样发展下来，到1933年时，租界平均租金是每亩33760两白银，而华界平均租金是每亩1028两白银，相差极大，这就是当时城市化的差别。
城市化不同的阶段对投资有着不同的要求。初期，需要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这和欧美国家已经完全建设好后怎样管理基础设施是不同的概念。和发达国家相比，现在中国的固定投资比例很高，我们就天天自己谴责自己，说要把固定投资降下来，把消费比重提上去。但这种观点是不对的，中国还处于城市化的初级阶段，相应的固定投资当然会高，之后才能考虑怎样设计收费机制把成本收回来。所以，城市化启动的关键是如何取得最初的资金。
不论是GDP还是固定资产投资，都只是一个总量数字，既不能反映效益，也不能反映结构，因此不能作为评估经济、制定决策的唯一标准。
过去投资太快不是要把投资降下来的理由，毕竟中国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人均资本存量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投资高增长背后的无效和低效投资才是真正要解决的理由，这部分投资必须降下来，以遏制不断恶化的债务风险和产能过剩。对于真正有利于人民生活和经济长远发展的公共投资来说，我们的确应该给予更多的资金支持，这也是城市化的基石。土地财政支撑了中国的城市化
那么，为什么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启动城市化一定要采用土地财政？事实上，是因为中国不具备别的国家的条件。在传统中国历史上，信用制度并没有大规模建立起来，只有在非常小的范围之内，熟人才可以借钱，中国农村的信用规模很小，两三天可以借，两三年就很难借了。
中国有过一次机会，可以直接从土地私有制度发展现代化。刚才的例子中，上海的租界和华界就是两个城市。后来，非租界的华人居住区也开始学习租界，开始对土地评估征税，上海就成为了中国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1911年的时候，上海人口不到一百万，而到了1936年，上海大概有540多万人口。随后，中国其他城市也开始学习上海的这种发展模式。
抗日战争打断了这种良好的进程，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计划经济，规定土地不能交易，中国的城市化就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但依然靠工农业剪刀差的积累，所以大家勒紧了裤腰带，把农业省下的钱都投到工业上，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还用几十年前外国人修建的基础设施。所以，公共服务产品这一块的投入欠账累累。 全文地址：www.7ctime.com/czsjlw/lw46876.html上一论文：浅论基于房价抑制的土地财政依赖降低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