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护画老人科尼利厄斯·古利特
最后更新时间：2024-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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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作。2010年，在一列经过瑞士边界的火车上，海关缉私人员注意到科尼利厄斯口袋里居然有9000欧元，怀疑他有洗钱或偷税行为，对其进行立案调查，为之后突查其住所埋下了导火索。对此科尼利厄斯非常后悔，他认为德国铁路公司本应给他一张纸条，上面该写着“火车上的海关缉私人员不只会搜查商品，有时还会搜钱”，这样他绝对不会上
夺走画作的“陌生人”
2012年2月，慕尼黑老人科尼利厄斯·古利特经历了噩梦般的一天。30来个陌生人破门而入，用了四天时间，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珍宝卷入布中，装进纸板箱，一个一个抬走——一共1000多件艺术品就这样离开了他。而他站在角落，沉默地看着他们从墙上取下印象派大师马克思·利伯曼的《海滩上的骑手》，从木柜中取出超现实主义画家马克·夏加尔的画。他们什么都不放过，就是装着他最喜欢的画作的小箱子也不例外，那些是科尼利厄斯几乎夜夜打开、细细观察的作品，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现在它们离开了他，他茕茕孑立。
唯一还前来的，是一家心理咨询机构的女人，她是那些陌生人派来了解他感受的。他向她保证，他并不想，她可以走了。
那些科尼利厄斯嘴里的“陌生人”是海关缉私人员和奥格斯堡市检察院官员，那些画作是享誉世界的艺术珍藏品——马克斯·贝克曼、马克·夏加尔、弗兰茨·马尔克（德国表现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巴勃罗·毕加索（西班牙画家、雕塑家、西方现代派绘画的主要代表）和亨利·马蒂斯（法国画家、野兽派创始人）的伟大画作。
2010年，在一列经过瑞士边界的火车上，海关缉私人员注意到科尼利厄斯口袋里居然有9000欧元，怀疑他有洗钱或偷税行为，对其进行立案调查，为之后突查其住所埋下了导火索。对此科尼利厄斯非常后悔，他认为德国铁路公司本应给他一张纸条，上面该写着“火车上的海关缉私人员不只会搜查商品，有时还会搜钱”，这样他绝对不会上那趟火车。而面对这次搜查，科尼利厄斯更是悔不当初。父亲去世后，27岁的他和母亲一起搬来慕尼黑生活。对他而言，“地狱城市”慕尼黑就是“一切不幸的根源”。“这里是纳粹起家的地方。”他总是在说这句话，声音颤抖而响亮。他说起1920年纳粹党的产生，说起希特勒在慕尼黑皇家宫廷啤酒屋大厅的讲话，正是在那里，希特勒宣布了成立纳粹党的计划。“自那时起，不幸就从未离开过这个城市。”
“陌生人入侵”之后的日子，科尼利厄斯一个人呆在他空荡荡的房子中。那些人给他留下的唯一东西，就是毁坏的门锁。他说他几乎无法入睡，就算睡着，也总是做噩梦。有时候他打开收音机，但又很快关上。2013年11月初，德国《焦点》杂志了这次搜查，世界各地的媒体开始在他房门外聚集。他一踏出家门，就会引起闪光灯不断；总是有陌生人敲他的房门，把信塞进房门的缝隙。
对此，科尼利厄斯非常无奈：“我又不是鲍里斯·贝克尔（网球明星），这些人到底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我是个很沉默的人，只想和我的画一起生活。为什么这些报纸要给我拍照？他们关注的不是大人物吗？”
老人无法理解为何人们对“他的私人物品”如此感兴趣。他说起《圣经》里的戒律：不可偷窃，不能说谎，不可贪恋邻人的财产。他脸色惨白，蓝眼睛流出了泪水。他用手帕擦鼻涕，然后放进大衣右边口袋。“检察院会调查，我从未犯过罪，就算有，也早已过了时限。现在我的画不知道躺在哪个地下室中，而我孤独一人。为什么他们不能留下我的画，只在每次需要检查的时候过来？这样我这里也不至于如此寂寥。”
名画由来
一位古稀老人为何拥有如此多价值连城的名画？如果这些画是他的私人藏品，检察院又怎么会没收它们呢？
它们全都来自科尼利厄斯的父亲赫尔德布兰特·古利特的遗产。赫尔德布兰特逝世于1956年，是一位艺术批评家、博物馆馆长、艺术品交易商，也是建立起德国现代艺术的人之一。1933年他开始和纳粹做生意，并受委托将“堕落的艺术”卖到国外（1937年，纳粹在慕尼黑举办了一个名为“堕落”的艺术展，展出的都是被希特勒视为“非道德艺术”的作品，其中很多都是从犹太人手中掠夺来的）。战争结束后，不少人找到赫尔德布兰特，希望要回藏品，但他说它们已经在空袭中被炸毁了。赫尔德布兰特获得这些画的方式是否正当，尚有待考证。
回忆往事，科尼利厄斯热泪盈眶。他记得他在汉堡度过的童年，那里距离阿尔斯特河仅几米。他还想再去一次汉堡，想拿到他的洗礼证明书。那里是他古老的根，能给他归属感。
这家人经常搬家。那时现代艺术遭到唾弃，他的父亲是第四代犹太人，过得很艰难，但他“一直没有停止斗争，也一直都很机灵”。在汉堡，他将他的艺术品交易计入妻子名下，自己只是一个职员的身份。之后在德累斯顿，他根本没有登记生意，只在家里进行交易。“我的父亲经常遭到驱逐和攻击，但他总会站起来。”
对科尼利厄斯而言，每次搬家都是一个新的开始。腼腆的男孩科尼利厄斯在汉堡上小学，在德累斯顿上中学，他曾在那里看到希特勒在火车上招手示意。纳粹时期过去后，他上了奥登瓦尔德县寄宿学校，在杜塞尔多夫参加中学结业考试。科尼利厄斯总是新生，总是独来独往，从来没有真正属于哪里。他从来不需要自己做决定，因为他有个强势的父亲。父亲和德国文学家托马斯·曼以及第一位联邦总统特奥多尔·豪斯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博物馆合影，能说流利的法语和英语。“但我只会说英语，而且说得很慢。”科尼利厄斯说。为了取悦父亲，他在科隆大学学习艺术史，也听哲学和音乐理论讲座，后来他中断了学业（他没说是什么时候，他不喜欢提起这件事）。
孩童时起，他就开始在利伯曼、贝克曼和夏加尔的画作之间玩耍，这些画和他一起从一个城市来到另一个城市，挂在家里的客厅和门厅。他的父亲抚摸每一幅画，给它们分类。在他的床头，父亲挂上了表现主义画家厄恩斯特·克尔赫纳画的绿脸。“因为希特勒不喜欢绿色的脸。”科尼利厄斯说。在家里，他们就不会再赞美希特勒了；他的父亲一直在与纳粹战斗，但是非常隐秘，没有人注意到；父亲从未从犹太人个人手里买画，这些画全部来自德国博物馆和艺术交易商；父亲和纳粹合作，只是为了使这些画免遭火烧的命运。
“我从来没有购买过画，只拯救过它们。”在德累斯顿时，他就曾帮助父亲使这些画免受俄罗斯人毁坏，人们应该感谢他。“非常不幸的是，人们在这一幅幅带着色彩的纸张上，只看到了钞票。”他说，“我不如父亲那样勇敢。他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奋斗。检察院必须为我父亲的名声平反。”与画为伴的生活
科尼利厄斯最初和父母，之后和姐姐，最后和母亲一起生活，不管他在哪里生活，都深居简出，如同幽灵。他是一个论文导读：车。自从搜查以后，这是他第二次离家。第一次时他去购物，很快就被拍照的记者围堵住了。这次他启程去南德小城拜访他的医生。坐火车旅行对他来说就像度假，城际特快列车，二等座，每三个月一次，花费102欧元。带着他的箱子，里面放着他的红白格子睡衣、面包、香肠和他最爱的汽水。这些吃的是他为在酒店度过的晚上准备的。
有礼貌的人，但是技术员上门铺设玻璃纤维电缆时，必须努力说明缘由才能进门。他只是想保护他的画，不想它们被陌生人看到。
他不理解这些画在检察院有什么作用。如果他要去看画，或是想了解它们，会多么麻烦。他熟悉它们的产生历史，并把它们藏在心底，如同保护他的爱情，“它们是我一生的最爱”。
如果问他是否爱过别人，他会笑着回答“没有”。科尼利厄斯一生中经历了很多次离别，父亲出车祸去世，母亲逝世，姐姐患上癌症。“和我的画分离，才是最痛心的。”他说，“希望很快就能查明一切，我又能拿回我的画。”
科尼利厄斯仿佛被封锁在另一个时代。他从不看电视；写信预定酒店房间，用打字机书写，用钢笔签名；提前几个月预定来接他的出租车。他的世界缓慢而安静。
他为能够显示来电人姓名的电话吃惊。他知道人们可以上网查询信息，但他还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他从书本中获取生活经验，和他的画一起生活，缺少人际交流。
他从未工作过，也未从国家拿过一分钱的补助，社会救济金对他而言就像一种他不知道名字的疾病。他总是按时交地产税，除此之外他和德国没有任何关系。他没有退休金，一生从未交过医疗保险。
科尼利厄斯从未想过依靠这些画过上富裕的生活，只在需要基本的生活费和医药费的时候卖掉一张画。他总是给医生付。患有心脏病的他走30米就得休息5分钟。他信任的那个内科医生住在离他几百公里的地方。实际上那是南德一个小城的一家普通诊所，非常不起眼。“但是有德国最好的设备。”科尼利厄斯说，以说明为何他要千里迢迢经历如此劳累的旅途去那里看病。
2011年秋，他将马克思·贝克曼的《驯狮人》送到科隆伦帕特拍卖行。那是一幅漂亮的画，具有典型的贝克曼风格。这幅画卖了72.5万欧元，他得到了40万欧元，其他金额由贝克曼的继承人获得。最近几年，他的健康状况变得更加糟糕，越来越频繁地住院，老花眼也越来越严重。接下来他还想卖出一张利伯曼的画来付医疗费，其他画还是应该在他的房子中，回到它们原来的地方。
“你们可以等到我死掉！”
2012年11月12日，科尼利厄斯坐上城际特快列车。自从搜查以后，这是他第二次离家。第一次时他去购物，很快就被拍照的记者围堵住了。这次他启程去南德小城拜访他的医生。
坐火车旅行对他来说就像度假，城际特快列车，二等座，每三个月一次，花费102欧元。带着他的箱子，里面放着他的红白格子睡衣、面包、香肠和他最爱的汽水。这些吃的是他为在酒店度过的晚上准备的。
科尼利厄斯总是很准时，这对他很重要。他不喜欢打乱计划。和医生约在周四，但他周二就出发了。他穿着黑白格子休闲上衣，三个纽扣扭住肩膀处，衣服明显改过，他以前要胖些。他已经无法在商场找到符合他喜好的衣服。
科尼利厄斯把想对医生说的话写在小卡片上。看医生的前一天晚上他决定6点睡觉，以便能够半夜两点起床。虽然和医生约定的时间是8点40分，但他需要时间准备准备。
早上，他给自己叫了一辆出租车，坐了300米，来到诊所。打表器上显示为3.4欧元，他付了20欧元，得给出租车司机点奖励。这天早上医生告诉他，他的心脏比以往更脆弱了。
回到酒店房间，他坐在床上，看着他的画出现在报纸上，非常绝望。“展示我的私人物品的，是怎样一个国家？”他眼中含泪地问，随即低声说：“它们得回来。”
第二天一早，巴伐利亚州司法部长温弗里德·鲍斯巴克的倡议出现在报纸上：不管怎样，该与科尼利厄斯谈谈，看着老人绝望的样子，真让人难受。科尼利厄斯生气地说：“他们说错了，我不会和他们谈，我不会自愿妥协，不，不。”
“我现在才注意到，我是多么想念我的画。”对他和他的画而言，这次公开露面已经够久了，他不想把它们捐给世界上任何一个博物馆。他说，他们有足够多的画可供展出，我死之后，他们就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但在那之前，他想一个人拥有它们。去年12月他满81岁了，实际上他一直梦想着过90岁生日。“有人97岁了还能爬山，但我不会活到那么老。”他说，“他们可以等我死掉了，再拿走我的画。”
[译自德国《明镜周刊》]
夺走画作的“陌生人”
2012年2月，慕尼黑老人科尼利厄斯·古利特经历了噩梦般的一天。30来个陌生人破门而入，用了四天时间，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珍宝卷入布中，装进纸板箱，一个一个抬走——一共1000多件艺术品就这样离开了他。而他站在角落，沉默地看着他们从墙上取下印象派大师马克思·利伯曼的《海滩上的骑手》，从木柜中取出超现实主义画家马克·夏加尔的画。他们什么都不放过，就是装着他最喜欢的画作的小箱子也不例外，那些是科尼利厄斯几乎夜夜打开、细细观察的作品，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现在它们离开了他，他茕茕孑立。
唯一还前来的，是一家心理咨询机构的女人，她是那些陌生人派来了解他感受的。他向她保证，他并不想，她可以走了。
那些科尼利厄斯嘴里的“陌生人”是海关缉私人员和奥格斯堡市检察院官员，那些画作是享誉世界的艺术珍藏品——马克斯·贝克曼、马克·夏加尔、弗兰茨·马尔克（德国表现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巴勃罗·毕加索（西班牙画家、雕塑家、西方现代派绘画的主要代表）和亨利·马蒂斯（法国画家、野兽派创始人）的伟大画作。
2010年，在一列经过瑞士边界的火车上，海关缉私人员注意到科尼利厄斯口袋里居然有9000欧元，怀疑他有洗钱或偷税行为，对其进行立案调查，为之后突查其住所埋下了导火索。对此科尼利厄斯非常后悔，他认为德国铁路公司本应给他一张纸条，上面该写着“火车上的海关缉私人员不只会搜查商品，有时还会搜钱”，这样他绝对不会上那趟火车。而面对这次搜查，科尼利厄斯更是悔不当初。父亲去世后，27岁的他和母亲一起搬来慕尼黑生活。对他而言，“地狱城市”慕尼黑就是“一切不幸的根源”。“这里是纳粹起家的地方。”他总是在说这句话，声音颤抖而响亮。他说起1920年纳粹党的产生，说起希特勒在慕尼黑皇家宫廷啤酒屋大厅的讲话，正是在那里，希特勒宣布了成立纳粹党的计划。“自那时起，不幸就从未离开过这个城市。”
“陌生人入侵”之后的日子，科尼利厄斯一个人呆在他空荡荡的房子中。那些人给他留下的唯一东西，就是毁坏的门锁。他说他几乎无法入睡，就算睡着，也总是做噩梦。有时候他打开收音机，但又很快关上。2013年11月初，德国《焦点》杂志了这次搜查，世界各地的媒体开始在他房门外聚集。他一踏出家门，就会引起闪光灯不断；总是有陌生人敲他的房门，把信塞进房门的缝隙。
对此，科尼利厄斯非常无奈：“我又不是鲍里斯·贝克尔（网球明星），这些人到底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我是个很沉默的人，只想和我的画一起生活。为什么这些报纸要给我拍照？他们关注的不是大人物吗？”
老人无法理解为何人们对“他的私人物品”如此感兴趣。他说起《圣经》里的戒律：不可偷窃，不能说谎，不可贪恋邻人的财产。他脸色惨白，蓝眼睛流出了泪水。他用手帕擦鼻涕，然后放进大衣右边口袋。“检察院会调查，我从未犯过罪，就算有，也早已过了时限。现在我的画不知道躺在哪个地下室中，而我孤独一人。为什么他们不能留下我的画，只在每次需要检查的时候过来？这样我这里也不至于如此寂寥。”
名画由来
一位古稀老人为何拥有如此多价值连城的名画？如果这些画是他的私人藏品，检察院又怎么会没收它们呢？
它们全都来自科尼利厄斯的父亲赫尔德布兰特·古利特的遗产。赫尔德布兰特逝世于1956年，是一位艺术批评家、博物馆馆长、艺术品交易商，也是建立起德国现代艺术的人之一。1933年他开始和纳粹做生意，并受委托将“堕落的艺术”卖到国外（1937年，纳粹在慕尼黑举办了一个名为“堕落”的艺术展，展出的都是被希特勒视为“非道德艺术”的作品，其中很多都是从犹太人手中掠夺来的）。战争结束后，不少人找到赫尔德布兰特，希望要回藏品，但他说它们已经在空袭中被炸毁了。赫尔德布兰特获得这些画的方式是否正当，尚有待考证。
回忆往事，科尼利厄斯热泪盈眶。他记得他在汉堡度过的童年，那里距离阿尔斯特河仅几米。他还想再去一次汉堡，想拿到他的洗礼证明书。那里是他古老的根，能给他归属感。
这家人经常搬家。那时现代艺术遭到唾弃，他的父亲是第四代犹太人，过得很艰难，但他“一直没有停止斗争，也一直都很机灵”。在汉堡，他将他的艺术品交易计入妻子名下，自己只是一个职员的身份。之后在德累斯顿，他根本没有登记生意，只在家里进行交易。“我的父亲经常遭到驱逐和攻击，但他总会站起来。”
对科尼利厄斯而言，每次搬家都是一个新的开始。腼腆的男孩科尼利厄斯在汉堡上小学，在德累斯顿上中学，他曾在那里看到希特勒在火车上招手示意。纳粹时期过去后，他上了奥登瓦尔德县寄宿学校，在杜塞尔多夫参加中学结业考试。科尼利厄斯总是新生，总是独来独往，从来没有真正属于哪里。他从来不需要自己做决定，因为他有个强势的父亲。父亲和德国文学家托马斯·曼以及第一位联邦总统特奥多尔·豪斯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博物馆合影，能说流利的法语和英语。“但我只会说英语，而且说得很慢。”科尼利厄斯说。为了取悦父亲，他在科隆大学学习艺术史，也听哲学和音乐理论讲座，后来他中断了学业（他没说是什么时候，他不喜欢提起这件事）。
孩童时起，他就开始在利伯曼、贝克曼和夏加尔的画作之间玩耍，这些画和他一起从一个城市来到另一个城市，挂在家里的客厅和门厅。他的父亲抚摸每一幅画，给它们分类。在他的床头，父亲挂上了表现主义画家厄恩斯特·克尔赫纳画的绿脸。“因为希特勒不喜欢绿色的脸。”科尼利厄斯说。在家里，他们就不会再赞美希特勒了；他的父亲一直在与纳粹战斗，但是非常隐秘，没有人注意到；父亲从未从犹太人个人手里买画，这些画全部来自德国博物馆和艺术交易商；父亲和纳粹合作，只是为了使这些画免遭火烧的命运。
“我从来没有购买过画，只拯救过它们。”在德累斯顿时，他就曾帮助父亲使这些画免受俄罗斯人毁坏，人们应该感谢他。“非常不幸的是，人们在这一幅幅带着色彩的纸张上，只看到了钞票。”他说，“我不如父亲那样勇敢。他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奋斗。检察院必须为我父亲的名声平反。”与画为伴的生活
科尼利厄斯最初和父母，之后和姐姐，最后和母亲一起生活，不管他在哪里生活，都深居简出，如同幽灵。他是一个论文导读：车。自从搜查以后，这是他第二次离家。第一次时他去购物，很快就被拍照的记者围堵住了。这次他启程去南德小城拜访他的医生。坐火车旅行对他来说就像度假，城际特快列车，二等座，每三个月一次，花费102欧元。带着他的箱子，里面放着他的红白格子睡衣、面包、香肠和他最爱的汽水。这些吃的是他为在酒店度过的晚上准备的。
有礼貌的人，但是技术员上门铺设玻璃纤维电缆时，必须努力说明缘由才能进门。他只是想保护他的画，不想它们被陌生人看到。
他不理解这些画在检察院有什么作用。如果他要去看画，或是想了解它们，会多么麻烦。他熟悉它们的产生历史，并把它们藏在心底，如同保护他的爱情，“它们是我一生的最爱”。
如果问他是否爱过别人，他会笑着回答“没有”。科尼利厄斯一生中经历了很多次离别，父亲出车祸去世，母亲逝世，姐姐患上癌症。“和我的画分离，才是最痛心的。”他说，“希望很快就能查明一切，我又能拿回我的画。”
科尼利厄斯仿佛被封锁在另一个时代。他从不看电视；写信预定酒店房间，用打字机书写，用钢笔签名；提前几个月预定来接他的出租车。他的世界缓慢而安静。
他为能够显示来电人姓名的电话吃惊。他知道人们可以上网查询信息，但他还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他从书本中获取生活经验，和他的画一起生活，缺少人际交流。
他从未工作过，也未从国家拿过一分钱的补助，社会救济金对他而言就像一种他不知道名字的疾病。他总是按时交地产税，除此之外他和德国没有任何关系。他没有退休金，一生从未交过医疗保险。
科尼利厄斯从未想过依靠这些画过上富裕的生活，只在需要基本的生活费和医药费的时候卖掉一张画。他总是给医生付。患有心脏病的他走30米就得休息5分钟。他信任的那个内科医生住在离他几百公里的地方。实际上那是南德一个小城的一家普通诊所，非常不起眼。“但是有德国最好的设备。”科尼利厄斯说，以说明为何他要千里迢迢经历如此劳累的旅途去那里看病。
2011年秋，他将马克思·贝克曼的《驯狮人》送到科隆伦帕特拍卖行。那是一幅漂亮的画，具有典型的贝克曼风格。这幅画卖了72.5万欧元，他得到了40万欧元，其他金额由贝克曼的继承人获得。最近几年，他的健康状况变得更加糟糕，越来越频繁地住院，老花眼也越来越严重。接下来他还想卖出一张利伯曼的画来付医疗费，其他画还是应该在他的房子中，回到它们原来的地方。
“你们可以等到我死掉！”
2012年11月12日，科尼利厄斯坐上城际特快列车。自从搜查以后，这是他第二次离家。第一次时他去购物，很快就被拍照的记者围堵住了。这次他启程去南德小城拜访他的医生。
坐火车旅行对他来说就像度假，城际特快列车，二等座，每三个月一次，花费102欧元。带着他的箱子，里面放着他的红白格子睡衣、面包、香肠和他最爱的汽水。这些吃的是他为在酒店度过的晚上准备的。
科尼利厄斯总是很准时，这对他很重要。他不喜欢打乱计划。和医生约在周四，但他周二就出发了。他穿着黑白格子休闲上衣，三个纽扣扭住肩膀处，衣服明显改过，他以前要胖些。他已经无法在商场找到符合他喜好的衣服。
科尼利厄斯把想对医生说的话写在小卡片上。看医生的前一天晚上他决定6点睡觉，以便能够半夜两点起床。虽然和医生约定的时间是8点40分，但他需要时间准备准备。
早上，他给自己叫了一辆出租车，坐了300米，来到诊所。打表器上显示为3.4欧元，他付了20欧元，得给出租车司机点奖励。这天早上医生告诉他，他的心脏比以往更脆弱了。
回到酒店房间，他坐在床上，看着他的画出现在报纸上，非常绝望。“展示我的私人物品的，是怎样一个国家？”他眼中含泪地问，随即低声说：“它们得回来。”
第二天一早，巴伐利亚州司法部长温弗里德·鲍斯巴克的倡议出现在报纸上：不管怎样，该与科尼利厄斯谈谈，看着老人绝望的样子，真让人难受。科尼利厄斯生气地说：“他们说错了，我不会和他们谈，我不会自愿妥协，不，不。”
“我现在才注意到，我是多么想念我的画。”对他和他的画而言，这次公开露面已经够久了，他不想把它们捐给世界上任何一个博物馆。他说，他们有足够多的画可供展出，我死之后，他们就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但在那之前，他想一个人拥有它们。去年12月他满81岁了，实际上他一直梦想着过90岁生日。“有人97岁了还能爬山，但我不会活到那么老。”他说，“他们可以等我死掉了，再拿走我的画。”
[译自德国《明镜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