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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述文化、惯性与制度“笼子”

最后更新时间:2024-01-27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31254 浏览:145086
论文导读:
读了《北京文学》上马语的大文,触动心弦,也想就中国的铺排、奢侈、面子和大吃大喝说几句一己之言。
就我的切身体验,这些现象的泛滥,远非世人愤愤议论得那么简单,它有更深层的理由,譬如文化作用,譬如行为惯性。
首先是它有滋生蔓延的文化土壤——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谱系中,有一个强烈的主调,即好门楣、好精舍、好美食、好铺排、好夸饰、好声色、好喜乐,等等。袁子才留下的经典文字,把“好”的趣味,阐述得淋漓尽致;王观堂的古典文学研究,也把这种“好”界定在民族性格层面。也就是说,中国的铺张、面子、吃喝等理由,有着深刻的文化规定和作用。
关于面子,远的不说,晚近一些,北洋政府的秘书长瞿兑之,写过一部著名的《燕都览古诗话》,细腻地记述了北京古都的民间风情。其中写到房山良乡人的好面子,举了两例。一是家穷无衣,无法遮羞,大姑娘白天也要躺在被窝里,但是必须备下一袭旗袍,一旦出门,也要以袍服招摇过市,宣告市人:我乃大家闺秀。二是家空无粮,三餐均野菜果腹,但门后要挂一块猪皮,出门时绝不忘拿嘴蹭一蹭,让别人看到,我整天吃肉。饥寒事小,面子事大,这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同源。
文化的浸染,作用到人们的心理,就化成了一种价值,评判于所遇物事。譬如上世纪90年代中,我被下派到一个贫困乡当乡长。前任好,不理政事,乡财政无余银。出行所乘,乃一辆别人淘汰下来的旧伏尔加。我体恤乡情,依旧乘坐,干部群众,便用冷眼看我,政令也不积极遵从。究其理由,是他们从我的座车上,觉得我非强势人物,背景和能力一概稀松。为此,我调动关系,从区财政弄来专款,购进一辆崭新的红色桑塔纳。那时桑塔纳属高档车,有身份象征。从此就不同,下属尊重,百姓听从,修了乡级公路,建了乡卫生院病房楼,发放了教师工资陈欠,频有政绩,上下称颂。我便感到,门面的理由,排场的理由,真不是小理由,它居然还关系着你的“执政”能力,领导尊严。
所以,要根治这些社会病,须从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化着手,所谓国学的弘扬,不能一概而论,要取精用宏,去其糟粕,即不要盲目崇祖,要立足于当下,进行文化“改造”,抽取“正能量”部分,“放大”成氛围。明陈眉公所说:“人不通古今,襟裾马牛;士不晓廉耻,衣冠狗彘。”他虽然针对的是个人修为,其实也正是社会修为的一个参照:其一,要从传统文化中提取最积极的部分,化成全社会的行为准则;其二,在抓GDP的同时,要关怀人的意识,注意树立舆论导向,引领社会风尚。因为有什么样的价值提倡,就有什么样的人文土壤,小民认理,关键是你给他什么理。“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淳”,这是新时期最迫切的呼唤。

二、种种社会病症,也要从行为惯性的角度深思——

譬如酒风日盛的理由,固然与中国的酒文化特别发达有关,这是历史前提;但是,后来的递进关系,是形成了生物属性上的“生理惯性”。中国的中医理论有“用进废退”之说,推衍之,就是人越吃越馋,越喝越凶,到了最后,自己不能自我管控。
我是反感大吃大喝的。这不是源于自己的觉悟,而是源于心理反应:
祖父、祖母和父亲,都是党员,经常接待上边来的干部。那时我年幼,家贫无美食,而年关才能吃上的一点细粮,包括鸡婆所下的几枚微小鸡蛋(农人无余粮喂鸡,全靠鸡婆自己在贫瘠乡间艰难觅食,故所产之卵,亦小),均预备给下乡干部。那日放学,见一胖大干部在我家吃派饭。母亲在灶间,把家里仅有的四枚鸡蛋全给他摊了,食碟莹白,鸡蛋灿黄,不禁让人馋。我躲在门外,透过窗纸的洞隙,看他用餐。那香暖的鸡蛋,他吃一块,我心动一下,真希望他体贴少年心情,能给留下一点。他已经很胖大了,肚腹里有油水,就应吃得节制一些,而少年骨瘦,渴望鸡蛋营养一下。然而,他把碟里的鸡蛋全吃了。当他把最后一块鸡蛋送进通红大口之时,门外的我情不自禁地哭了。出门时,虽然他满脸笑容,但是我却心生厌恶,盼他被山石绊倒。
儿时的记忆深深地作用到我的心理,竟至到了后来,一见到胖大人物在餐桌上山珍海味、胡吃海塞,我就倒胃口。我想,您已经那样脑满肠肥了,还需要这样吃吗?萧伯纳说,素食者高贵;中国古人也说,肉食者鄙。我认为这都说出了我想说的话。将心比心,贫困者的饭,是切不可心安理得地吃的;老百姓的酒,也是切不可理直气壮地喝的。因为那背后,是百姓的血汗和生活的艰辛。
但是,自己不参与吃喝,往往会让人认为你做作,或别有用心,最起码也要把你看作是另类,而冷落你。因为在官场,酒场也是情意场,它关乎面子,关乎站队,关乎信任。也就是说,是不是自己人,要看你能不能一起同醉,能不能一起庸俗。这个“一起”,是关系铁不铁的衡量指数,与“一起扛过,一起同过窗,一起蹲过班房,一起上过床”的“铁”,属于同样性质。为了不得罪人,为了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我不得不引入变通做法,从1998年始,我以肝不好,需文化、惯性与制度的“笼子”相关论文由www.7ctime.com收集,如需论文.要午睡为理由,开始不吃午饭,以远离酒场。这个做法,既可以避开让同僚尴尬,又可以自保,不被孤立。
据我的实际观察,长期泡在酒场中的人,到了最后,就成了一种惯性需要,就身不由己了。早晨一上班,看有没有会议,一有会议,眼睛就放光,因为意味着可以享受午宴。没有会议,就盼着电话铃响,铃声一响,就意味着有约,可以大快朵颐。无约可赴,就主动张罗,攒一帮同好,自设一桌酒局,陶醉在一起。到了下午,依然如故,不醉不归。这成了生活习惯,生理反应,如果没有足够的酒局供其应酬,就觉得一天过得不充实,就没有身份感觉。所谓“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喝得两口子背靠背”,在酒场中的人也这样调侃自己,但这不是反思,而是幸福的“幽默”。我们的党政干部很“忙”,就是这样忙,忙得精神迷醉,效率低下。虽然自己也不时感慨,但是没办法,不这样,就魂无所附,精神不振,身体不舒服。他们常常说,我心本不毒,而是酒肉毒我。
如此这般,怎么要求他们自律,自我“革命”?只能靠外在的管制,依高尔基的逻辑,“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要有强制措施,正可谓,毒瘾须强戒、淫性须强铲,温柔的做法已无济于事。所以,出台的“国八条”论文导读:
是英明之举。虽然高压之下,吃喝转入地下,到所谓的基地、生态园、内部食堂,矿泉水瓶里装茅台,让百姓认为治标不治本。但,是猫就镇老鼠,让其不敢公然吃喝,只好偷偷摸摸。古人云:“平民种德施惠,是无位之公卿;仕夫贪财好货,乃有爵之乞丐。”他们都沦为“乞丐”了,已不掩下贱,最后的一点羞耻心,会让他们觉得这很没意思,不如趁早收敛。
“把腐败关进制度的笼子”,这颇符合中国的国情政情。与其教化,不如苛以重法,对管不住自己的人,只能靠制度来管。关键是,制度要深化、固化,不仅触及口腹,也要触及灵魂,上升到取仕标准、价值尺度、道德准则。而且还要毫不松动地坚持,让侥幸无处藏身。
责任编辑 王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