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文化暴发户们复兴我国文化闹剧

论文导读：心灵也无出传统的藩篱，之所以如此强烈地主张西化，反对中国的文化传统，其本质是一种很深的文化自卑，并把反文化传统与民族兴亡的大目标紧密连接起来，因此即便过程不免痛苦，也就顾不了那么多。鲁迅先生讲得很明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这就是他们强烈反对中
中国正在经历第三次社会大转型和民族复兴，为了应景，文化界提出要大力复兴中华文化。但如果文化复兴就是熬制心灵鸡汤、修点粗制滥造的假文物、插几根鸡毛在先贤的坟前起舞、让小朋友摇头晃脑读点四书五经、抄编几本所谓文化盛典、或者恢复繁体字等等，那文化复兴的价值到底何在？
伪知识界和知识精英搞的这场闹剧与经济领域的浮躁相一致，是典型的文化暴发户心理作祟，披了文化复兴的外衣，搽上文化传统的口红，大秀文化名士的风度与派头。
如何对待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明清以降，基本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民国以前，表现为文化自大；第二个阶段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初期，表现为文化自卑；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表现为文化自我膨胀。
在这个过程中，国人对中国文化从极度自信到极度自卑又走向极度的自我膨胀。这一切跟中国国力的变化有着很大的联系。其实，世界上很多民族都走过了类似的道路，比如日本。但没一个国家这么浮躁，玩得这么无厘头，这都是拜伪知识界和伪知识精英所赐。
民国以前的文化自大
在晚清以前（包括晚清），中国人一直以天朝大国、礼乐之邦自居，中国的统治者和民众对自己的文化表现出极度的自信，甚至自大。在他们眼中，别人都是化外之邦，是文化落后的“蛮夷”。其实文化本无优劣之分，文化只是不同的生活方式。但自大的中国人并不这样认为。
文化的极度自大必定会导向两个结果，一是文化侵略，15世纪以后基督教世界就是这样干的；二是自我文化封闭，在自己的小圈圈里自我陶醉、自欺欺人。
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来到中国，希望与大清帝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并通商，但乾隆根本不买帐，因为不愿磕头，乾隆皇帝甚至拒绝接见马戛尔尼。马戛尔尼曾感慨地说：“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
1842年，被道光皇帝法办的林则徐远戍新疆，年届花甲的老人在流放的凄风苦雨中写信给远方的友人，信中对那场严重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并带给他不幸与荣耀的战争及时局发表真实的看法。从信中可知，林则徐认为战争中国根本就没有胜利的可能性，即便是换了岳飞、韩世忠一样的军事干材，虽百万雄兵也于事无补。抛开林则徐的唯武器论的狭隘看法不论，明知道打不过人家，可向来以“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文忠公，却口口声声要与别人拼命。为何？文化上狂妄自大的氛围笼罩着整个朝廷和文化界，胆敢承认自己的不足，就要承担巨大的政治和道德风险。既如此，中国接下来被蹂躏的命运，自然也就注定了。
马克思曾对此有过精辟地论述：“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目前状况，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总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民国以后的文化自卑
战争一声炮响，给天朝大国一个响亮的耳光。自大的中国人开始明白，其实我们并不是战无不胜。他们把失败的理由归咎于洋人的坚船利炮。林则徐的好兄弟魏源写成了《海国图志》一书，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于是有了以李鸿章为代表的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以期提高中国的战斗力，挽救民族的衰败与没落。洋务运动的确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李中堂功不可没，但甲午战争彻底击溃了中堂大人的洋务美梦。既然唯技术论不行，那中国的毛病在那里呢，中国的知识分子认为这是制度的理由，于是就有了维新变法，结果制度革新没搞几天，就被老佛爷给连窝端了。
新瓶装旧水不行，那就来个彻底的，孙中山领导了革命，把满洲贵族赶，在中国建立中华民国，落实其提出的三义。但汉族老爷和三义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真正的新气象，国家似乎比以前更乱。
中国知识分子陷入了深深的反思，反思的结果就是，要彻底转变中国的命运，就必须先改造中国的文化传统，转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就是鲁迅所谓的国民性改造。
原本让我们引以为傲的文化传统开始遭到知识精英的谴责，以孔夫子为代表的社会遭到批判。尽管其中也有所谓复古派的和挣扎，但打倒孔家店，清算孔老

二、向西方看齐，成为整个文化运动的主流。西方的各种学说和主义被引进到中国。

中国文化成为腐朽与落后的象征，西方文化是中国的方向和希望。其本质就是一种深沉的文化自卑。作为中国文化传统培养的知识分子，从没有如此消极地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国人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生活方式也在西化，因此出现了一堆鲁迅笔下的假洋鬼子。中国的城市与乡村，也在民族文化自卑和西方文化优胜的背景下被改造得乱七八糟。
知识分子始终是这场文化改造运动的急先锋。陈独秀、胡適、鲁迅、李大钊、钱玄同、吴虞等新文化运动的英雄们大多都是这样的表率。
陈独秀提出：“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
胡適主张全盘西化，他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根本作用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更是使用了“吃人”这样的字眼；钱玄同等还有更彻底的否定中国文化的措施，主张干脆废除汉字，把中国文化连根拔掉。其实这些人都是传统文化学养非常深厚的学者，其文化心灵也无出传统的藩篱，之所以如此强烈地主张西化，反对中国的文化传统，其本质是一种很深的文化自卑，并把反文化传统与民族兴亡的大目标紧密连接起来，因此即便过程不免痛苦，也就顾不了那么多。鲁迅先生讲得很明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这就是他们强烈反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逻辑。 全文地址：www.7ctime.com/cwhlw/lw21858.html上一论文：试析动画创作应与传统文化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