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菊与刀》中“耻感文化”

论文导读：
摘 要：《菊与刀》中，本尼迪克特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认为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本文重点探讨“耻感文化”的内涵及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策略。
关键词：《菊与刀》；耻感文化；文化人类学
《菊与刀》是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根据文化类型理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策略，把战时的美国拘禁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同时大量参阅书刊和日本文学及电影，写成报告。报告中推断出的结论是：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要保存并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机构。
本书中，本尼迪克特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认为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本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从两个方面分析“耻感文化”的内涵，第二部分主要探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策略。

一、对“耻感文化”的理解

《菊与刀》中所说的“耻感文化”正是日本严密等级制的产物。书中，作者指出日本人对等级制的信赖深入到政治、家庭、宗教、军事等领域，人们在严密的等级制中获得一种安全感，只要“万物各得其所，各安其分”，日本人就会毫无不满地生活下去。与严密的等级制相对应的是一套严密而繁苛的道德体系，每个日本人在漫长的成年岁月中都背负着“恩情债”、“情义债”包袱。这当中对名誉的过分看重，对“耻”的过分敏感，不承认肉体罪恶的观点，都是构成日本“耻感文化”的重要特征。本文从两个方面来谈对“耻感文化”的理解。
第一，对“情义”，尤其是对名分的情义的过分看重，进而形成对“耻感”的过分敏感，是本书中“耻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对名分的情义，指确保名声不受玷污的义务。这包括四方面的内容。首先包括消除毁谤或侮辱，必要时要对毁谤者进行报复，甚或等方式。其次指在专业及技能上维护自己的名声。日本人认为，一个正派的人对恩情和侮辱都同样感受强烈，都要认真回报。这种回报不仅包括复仇，更包括自我克制。一个自重的日本人必须坚韧和自我克制，这是对名分的情义的一部分，更是日本人自尊心的一部分。
再次，对名分的情义，还要求其生活与身份相适应。缺少这种“情义”，就丧失了自尊。在文化研究的今天，每一个民族都会对“真正的自尊”做出自己的解释。日本人对等级制的信赖，使他们认为在等级制内各安其分、各得其所是保持自尊的有效策略。日本人对别国的侵略便是以此为由，自认为等级制可以解决一切事务，可以保持各自的尊严，使世界“各安其分”，其实不然，日本人不能以要求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别的国家。他们的错误就在于他们认为能够如此。
最后，不承认自己（专业上）失败和无知的义务也是对名分的情义的一部分。教师说：“对名分的情义，不允许我说不知道”；实业家说：“对名分的情义”，不允许我向任何人透露我的资产已经枯竭。他们害怕失败，甚至害怕可能会带来失败的竞争，他们采用各种策略避开直接的竞争。面对失败或者诽谤引发的耻辱感，他们甚至会采取最极端的方式——，一雪前耻，捍卫声誉。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战败的日本军官为什么会选择切腹。对于他们来说，名誉是最重要的，耻辱是不能忍受的，为了捍卫对名分的情义，是最体面的办法。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1《菊与刀》中的“耻感文化”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7ctime.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945年8月在天皇宣布投降之后，日本人180度转弯，放弃坚持到底的态度，一变而对外来者表现出积极合作的态度。在他们看来，对外侵略只是追求名誉、捍卫自尊的一条道路，现在战争的结果证明这条道路行不通，他们便将其抛弃转向新的道路。说到底，目标不变，都是为了捍卫名誉。这种对“名分”的过分看重，对“耻感”过分在意，使得耻感作为一种外在的强制力来制约人们的行动。这有其光明的一面，即上文事例所看出的善于适应情况的现实主义，这当然也有其阴暗的一面，日本民族动辄感觉自己受到极大侮辱而采取复仇计划，如发动这场不幸的战争，给世人留下野蛮、好斗的印象。
第二，有耻辱感，无罪恶感。这构成耻感文化的另一重要特征。具体体现在日本人的人情观中。在日本人的哲学中，肉体不是罪恶，享受一定范围之内的肉体快乐不是犯罪。它从根本上推翻了西方人关于肉体与精神两种力量在人的生活中互相斗争的哲学。事实上，日本人始终拒绝把恶的理由看作人生观，灵与肉不再是对立的两大势力，世界也不再是善与恶的战场。名誉与耻辱的对立始终是第一位的，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行为不会感到心理上的苦痛，这些看似矛盾的行为因为符合他们“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准则而维护了名誉，因此都是善良的。日本人始终明确地否认，德行包含同恶进行斗争。
关于这一点，我们从近代佛教家的言论中可略知一二。他们声称日本人天生心善，可资信赖，每个人的心灵本来都闪耀着道德的光辉，犹如一把新刀，自身的污秽只是新刀上的锈，人们要做的只是磨练自己，使之重新脱锈生辉。日本的佛教哲学比其它任何国家的佛教都更加主张凡人皆可成佛，道德律不在佛经之中，而在于打开自己的悟性和清静无尘的心灵之扉。这种人人皆可成佛的观点带给日本人一种非常固执的自信，这种自信一方面构成了日本人愿意接受任何严酷的工作而不顾及自己承受能力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也使他们陷入集体性的狂妄自大。如他们向外推向等级制，那些大言不惭的主张，在别的国家看来实属狂妄之极，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心甘情愿满足的“各安其分、各得其所”的道德观是不能指望别的国家接受的。战争的结果无疑给这种集体性的狂妄自大以当头棒喝。

二、对“文化人类学”的理解

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于1946年出版，已是一本旧书了，不过还是值得一读。尤其是本书的研究策略，仍值得我们学习。
本书运用文化类型理论和文化人类学的策略，把战时在美国拘禁的日本人作为调查的对象，同时参阅大量书刊和日本文学及电影，写成报告。通读全书，就会感受到文化人类学的魅力。作者研究的“洗热水澡”、“喜欢睡觉”等看似都是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可她却能从这些小事中看出日本人独特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日本民族独特的社会心理。
这给予我们的启迪是：没有一个人是纯粹的生物性的人，而是从一出生就论文导读：的一条是比较文化研究的策略，这也正是贯穿《菊与刀》的研究策略，本书正是一个美国人类学家以自己的文化同日本文化作比较研究，去探索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的书。在比较文化研究的策略中，人类学家必须使自己最大限度地适应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差异。例如一个美国人和一个日本人同看一部日本电影，在美国人看来大惑不解的语
要接受无形社会传统教育的人。每个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不仅是生理的，同时必定是社会的。文化人类学从文化即民俗的方面来观察研究，分析个人不自觉的，从小就接受下来的风俗习惯、行为规范、道德观念等，这一方面的研究显然是我们所说的国情中最容易忽略的一个环节。
当下，我们对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美国何以成为美利坚民族等始终怀有一种模糊不清的、甚至偏颇的观念，而当一个民族基于整个经验和价值体系形成一整套与我们完全不同的行动方针时，我们困惑甚至愤怒，因此，纠纷至此产生。任何民族在观察生活时所使用的“镜片”都不同于其他民族。人们在观察事物时，很难意识到自己是透过特定的“镜片”来观察的。任何民族都把它视为理所当然，正像我们不能指望戴眼镜的人会弄清镜片的度数，我们也不能指望各民族会分析出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当我们想知道自己眼睛的度数时，我们就去训练一位眼科大夫，他就会验明镜片。当我们需要了解世界各民族看世界的视点、焦距时，我们就需要一位如眼科大夫一样的人类学家。
此外，在本书中，我认为较重要的一条是比较文化研究的策略，这也正是贯穿《菊与刀》的研究策略，本书正是一个美国人类学家以自己的文化同日本文化作比较研究，去探索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的书。在比较文化研究的策略中，人类学家必须使自己最大限度地适应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差异。例如一个美国人和一个日本人同看一部日本电影，在美国人看来大惑不解的语言和行为，在日本人看来则是理所当然。两个人都是带着自己传统文化的“镜片”去看同一部电影的，对不同文化行为的客观分析正是人类学家的擅长之处。
总之，文化人类学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研究文学、历史的学人都应该有一点文化人类学的知识储备。
参考文献：
[1][美]鲁尼·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菊与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版。
[2]金克木，1981，记《菊与刀》——兼谈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J]，读书（6）
作者简介：霍红玉，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2012级文艺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