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法律青年书写时代

论文导读：
采访过后几天，小玲发来信息，“我或许会做律师，做一个彻底的俗人。生活不应该是这样，我要突破。给自己的期限，应该是今年年底了。”小玲出生于1986年，2009年从法学院毕业后，回到离老家不远的一个县城，当上了公务员。
中国各大院校共有法学院系634个，招收的在校本科生超过30万人，人数位居各专业前列；每年夏天，有近10万法律青年走入社会。
甘地、曼德拉、马丁·路德·金、卢武铉……在很多社会的转型时代，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群中都有不少有法学教育背景或法律从业经历的人。在某种作用上，法律青年是整个青年群体的一个典型样本，从他们的执著和困惑可以窥见一代青年的执著和困惑。顺应与出走
小玲自从踏进这个县城，就“从来没有想过要留在这个地方”。县城的氛围过于世故，时时处处讲关系，不懂得尊重别人，人们聊的都是东家长西家短的庸俗话题，这些都让这个喜欢读书和深思理由的女青年觉得格格不入。
近4年中，她几乎每年都报考大城市里的公务员，也想过要辞职去当律师—只要那个她喜欢了很久的在另外一个城市当律师的男生也喜欢她的话。但是每次考试都差几分，而那个男生也已经通过她的朋友告诉她，自己并不喜欢她。
想逃离，又逃不掉，于是她开始合理化县城的生活。“每个人都逃不开他所经历的事情和经验。”几年前，著名学者邓正来到她就读的法学院讲座，她听到了这句话。
她开始给自己寻找理由，“我有乙肝，不能太累，当律师好辛苦”；“我现在觉得家长里短也没事，也是一种生活”；“之前很讨厌县城里的人情关系，现在觉得没什么，现实中我也在做，甚至还享受这种便利”……
她曾经为读书时在课堂上回答出几个其他同学都不会的理由而沾沾自喜。那时她认真地读完了一本又一本“很厚”的法律书籍，4年的法学院教育，让她对法治理念产生了共鸣，“挺喜欢法律的”。然而，她“现在不喜欢法律了”，因为太理性较真的人“不容易幸福”。
采访的最后，她说，她觉得自己能够用3年多时间适应一个工作和一个地方，也挺好的，但又说，“慢慢适应之后，走出来就更困难了”。几天后她给《南风窗》记者发来开头那段信息，言语间还是透露着一丝犹豫。
同样给自己设定了“突破”期限的是小南，“5年后如果还是这样，一定走！”
小南是一个有5年资历的法官，在一个三线城市的派出法庭工作。他所在的法庭每年要1000多件案子，但总共就3个法官，其中一个还是不审案的领导。
小南说，当他带着小孩散步，打开微信看到《南风窗》记者通过公众号“法律读品”发布的招募访谈对象的消息，就毫不犹豫地主动与记者联系，因为他有很多话要说。
他其实很喜欢法官这个职业，性格较真的他会在工作和生活中认真维护法官应有的形象。坐在审判台上，他会摆出“脸”，努力不让自己露出任何表情，以示公正。他还要求不把他所在小区的居民的案子安排给他，万一当事人对案件结果不满意，在小区遇到他指着骂，那样“太损法官形象了”。
法官这个职业给了他自我实现的满足感。他期盼即将启动的第三轮司法改革能转变像他这样普通法官的境况，转变整个司法的大环境。“按照这个趋势，可以坚持”，但是他给这份坚持一个附条件的期限，5年后他“很有可能跳出去做律师”。与时代相处
上世纪的战乱年代，“偌大的中国容不下一张书桌”，多数热血青年投入洪流，为自己开创一个时代。
“假如你生活在‘五四’运动时代，你会加入他们吗？”
小娜从印度洋上一个狭小的岛国发来答案：“游街挥旗喊口号这事我觉得我不会做”。“我不认为它有效。”她又补充道。
“如果你的城市里要建化工项目，或是你家附近要建垃圾焚烧站，你会去吗？”
“不会。”这次她更果断，“我可不想给政府添麻烦，哈哈。”从字面上，无法判断小娜的话是严肃还是戏谑。
她在西部一座大城市的市区做公务员，在考回市区之前，在一个郊区检察院做了两年公诉人。趁着一个机会，她到印度洋上的那个岛国去支教，教汉语。她把这一年当作“Gap Year”—西方大学生毕业后往往不着急就业，花一年时间到处旅行或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小娜想利用这一年调整自己的心态，“让自己变得更平和”。
“我很喜欢公诉，如果没有存活压力的话，我愿意继续做。”不到3000块的月薪，促使她努力考回了市区，放弃了自己喜欢又与自己所学专业对口的职位。在支教的这段时间，她努力让自己“转变一些对物质追求的想法”。
“如果哪一天你对现在的工作不满意，你怎么办？”
“逃啊，像现在一样。”小娜说。
拖家带口的小南不像小娜那么洒脱。5年前择业的时候，他就打好了算盘，坚决不选北上广，因为很难在大城市扎根，可能还要面对二次择业的理由。现在他已经在这个三线城市娶妻生子买房，把年迈的父母也接过来了，“能把周围的人照顾好就满足了”。
工作5年，“不满意的东西长期存在”，小南没有顺从，无法逃避，但是也无从反抗，他只能告诉自己，“凭良心办事”。他觉得法官除了严格依据事实和法律做出判断之外，良心也不能缺席，“表面上铁面无私，内心应该是温暖的”。
出生在农村贫困家庭里，父母用尽全力也只能供他一个人上学，他至今愧疚于失学的妹妹与过度劳作而提前衰老的父母。他还记得大学期间的一个寒假，正月里，阴差阳错之下，他身无分文，用3包泡面熬过了整整一周。种种经历让他从小就在内心发问，“这个社会怎么了？”
即使当上了法官，跳出了农门，他依然为农民愤愤不平，“插到农民身上的吸血管从来没有拔出来”。他的很多当事人是农民工，作为法官，他觉得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一个高明的法官，查明事实真相后，应该从公平出发找法律，而不是机械地从法律出发找结果。”关于一些制度上的不公正，比如城乡居民“同命不同价”的理由，小南很欣赏最高院的一个批复，乡下人在城里居住一段时间后，也应该视为城里人。小南相信法官有很大的裁量空间，正是这个空间使得他在不得不开的时候，可以选择把口抬高一寸。小南还相信，自己也可以帮助他的小孩抵御时代的侵蚀。孩子马上要上学了，“我不相信现在的教育”，但是他并不担心自己的孩子被教坏了。“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学校教的不对的东西，回家了我会论文导读：证据学的角度分析有些路人很可能是因为天色已晚、下雨、道路情况等理由而没有看到小悦悦，而不是因为冷漠。“先了解事实，再谈立场和应对。”他认为这才是法律青年应有的思维模式。但是有些事实，法律青年人了解了，也只能选择感慨，继而无奈，或是绕道而行。林文意毕业5年了，从县城律师开始，换了3个工作，现在是厦门一家上
矫正，改掉不对的，多教他一些普世的东西。”
他会告诉他的小孩：“不管什么主义，都不值得去卖命；不管这个社会多么不合理，也不值得以命相搏。”
抵御、融入、逃避、顺应……法律青年们选择这样与这个时代相处。时代在他们那里是一个自变量，而他们则成了因变量；时代塑造了他们，而他们对于时代无能为力。
小玲说，“我觉得我这几年的变化很大，在毕业的时候觉得没有什么事情自己做不到，做什么事情，我只要努力，基本上就差不多达到自己想要的程度，但是上班之后发现不是这样的。”
小南则认为他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到的，现在已经达到极致了。“这个时代没有那么差”
小娜说，“这个时代没有那么差。”这也是几乎所有访谈对象的“诊断”。
王连申走出校门还不到两年，还有几个月才成为执业律师。在深圳的街头远远望见他，敦实的身材套着黑色的西装、白色的衬衣，从马路那边走来，手上的公文包以一种与他步伐不太协调的节奏在甩动。他的脸庞还透着学生气，但言谈举止已经透露出了律师特有的精明和干练。
“目前的时代，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有促成转变的机会和希望。”他说。访谈过程中，王连申像是在应对法庭上的对手，先分析记者提问的目的，然后给出一个他认为最合适的回答。
他的自我定位是一个职业律师，他相信律师是一个能够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最好地连接在一起的职业，“维权律师超越了普通律师的价值，他们尽到的是公民的职责”。然而，他坚持一切行动，不论是执业行为还是追求理想，都应该以合法和温和的方式进行。
“爬行学者”范忠信是他大学时代就很欣赏的老师，“范老师就是那样的人，信守承诺，一个法学家，为了推动制度进步，能够低下身去兑现不体面的惩罚”。但是王连申认为以他的性格不会那样做。
法学教育让他在看待社会时形成了不同于普通人的视角。他举了一个例子，在佛山的“小悦悦事件”中，大家都谴责路人冷漠，但是他对一个学者的分析印象深刻。那个学者从证据学的角度分析有些路人很可能是因为天色已晚、下雨、道路情况等理由而没有看到小悦悦，而不是因为冷漠。“先了解事实，再谈立场和应对。”他认为这才是法律青年应有的思维模式。
但是有些事实，法律青年人了解了，也只能选择感慨，继而无奈，或是绕道而行。
林文意毕业5年了，从县城律师开始，换了3个工作，现在是厦门一家上市公司的法务。他原来所在的县城有大量外出务工人员，将未成年孩子留在家里，结果爆发了大量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两年县城工作，他经办了20多件此类案件。他对这个被他称作“民工二代”的群体并不乐观，“可能会更严重”。
此类案件带给他的是“双重心累”。他总是记得进看守所会见当事人时，当事人第一次见到他时的表情和说的话，那是一种失去自由之后，深陷恐惧之中又突然看到希望的神情和话语。这种被信任的感觉却又交织着无力感，“一个案子拿1万多，拿着很心虚，不起什么作用”。对于基层 “挺普遍”的刑讯逼供，当事人向他描述完之后，他所能做的就是告诉经办，“他比较虚弱，你们照顾点”。因为在县城里像“死磕派”律师那样“去做了也没有结果”。
“心累”的他离开县城，去了广州，但过了半年没日没夜加班的生活之后，他觉得“身累”，于是找到了目前的这个工作。“现在的工作更像是我自己想要的，更符合实际，我砍掉很多，现在专精于企业有关的法律事务。”这也是他还在法学院时就已经给自己定好的职业规划，他认为“这个时代有足够的空间”让他实现自己的目标。
许向前也还有几个月才成为执业律师，但是他从学院毕业后，就一直以公民的身份“实现自身价值，帮助弱势群体”。他工伤和车祸受害者，为了开拓案源，还跑到医院里挨间病房探访。一件至今令他自豪的案件是，他了一个本来无法执行的案件，跨省起诉，为当事人拿到了5万元赔偿。2012年来到深圳后，他很少再做这方面的业务，因为深圳律师市场细分程度很高，竞争不过那些专门的律所。
从大专通过自考获得本科，再通过司法考试，成为律师，许向前为自己觉得自豪。在深圳这座他认为法治环境不错的城市，他给自己设定了理想目标，要通过个人努力，实现财务自由，“这个国家一定会进步。”他很有信心地说。
他们大多将自己框定在各自的职业边界内，以职业的视角去裁量这个时代，丈量着自己涉入世界的深度和广度。往往，他们会选择继续赶路，按照自己对职业的规划低头前行。
小南说：“我应该还是一个‘五四’青年，只不过多了一份理性和冷静。”
小玲说：“我好像没有梦想了。”
采访过后，王连申几乎每天早晨都会给《南风窗》记者发来一段“晨语”，最近一段说：“世界的转变源于每个人，自己觉得好，世界一切都是美好的。”
（部分采访对象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