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谈为传播学寻找发展动力

论文导读：
传播研究在大学中的建制化，既可以看作是传播知识的大获全胜，也可看作是某种创新的结束，提醒我们在对待传播学的发展时，要避开故步自封。
伍静博士在《中美传播学早期的建制史与反思》一书中，从历史比较的角度审视了美国传播学和中国内地传播学的关系，对中国内地的传播学发展提出了极有参考价值的见解。作者以学科、学科制度和建制史为论述基础，将论点聚焦在传播学学科发展与社会政治、学科体制等等之间的关系上，透过重新省思期间关系的变化，来探究传播学所面对的理由，进而为传播学的发展寻找动力与途径。
传播学诞生于美国，美国的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探索传播理论，并提出了种类繁多的传播模式，诸如以文字、图形和数学公式等表述的各种模式。传播学家运用不同的模式来解释信息传播的机制和本质，描绘传播过程与传播效果，预测未来传播的形势和结构等。传播学建立以后，迅速在世界各地流传，并形成各自的特色。如，英国的传播学研究从20世纪60年始蓬勃兴起，因研究策略上的不同可分为四大学派；日本的传播学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沿袭外国主要是美国的理论体系，并着重发展了强调受众有权直接参加传播过程的“社会参与论”，等等。
在中国，从渊源上讲，无论是新闻学还是传播学，无论是实践还是学术，这两者都是西学东渐的舶来品，尤其是后者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随着美国在全世界的实力日升，影响日大，以至于成为学术霸主和中心，其学科制度亦成为后发国家，包括中国，照葫芦画瓢的样板。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新闻教育引入传播学的实践，可以说是美国式的新闻——传播学科制度在转型期中国的翻版和嬗变。
就高等教育而言，美国人喜欢学习传播学，导致了传播学申请难度较大，而相比之下新闻学招收的学生数量则要可观得多。传播学毕业生，尤其是硕士研究生，深受政府和企业的公共事务部门、人力资源部门以及竞选公司欢迎。这主要源于他们拥有的良好传播和说服技巧、与人沟通的能力、研究公共事务的能力以及辨析各种语言背后“潜台词”的能力。较之传播学，新闻学院的学生尽管就业范围窄些，但由于其实用性强，可能更好找工作——这也许就是读新闻学院的美国学生一直比读传播学的学生多的现象的理由所在。而在中国大陆，1997年，教育部正式将新闻传播学列为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传播学在中国并没有自己的土壤，它的引进只是被动的移植，难免有南橘北枳之嫌。一个突出的事实是，在中国内地的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实习单位很明确，报纸、电视、广播或网站，而传播学的学生在选择实习单位的时候，则面对着一种无锅下米的困惑。在中国大陆当前的社会环境中如何能有效地运用传播学理论为中国的社会建设服务，进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是这本书给我们的启迪之一。
传播学之所以诞生在美国，有它的现实基础。美国的传媒业之发达，在世界首屈一指。具体来讲，虽然报纸并非最早出现在美国，但1833年《纽约太阳报》的创办开启了报纸现代化之路，广播、电视则是首先在美国投入商业运营，互联网等新兴媒体更是肇始于美国，传媒业名列美国十大产业，出口占全美第二位。它的媒体已渗透到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媒体产品遍布世界的角角落落，对世界事务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中国的繁荣富强同样需要走向世界的传媒来支持，即我们能把我们的声音传递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实践的支持，是这本书给我们的启迪之二。
本书的另一个值得称道的地方在于对中国大陆传播学专家学者的独家访谈。这些专家学者，既有新闻学界的泰斗，如方汉奇、赵玉明等，也有我国研究传播学的先驱，如郑北渭、陈韵昭等。这些访谈，对于研究中国大陆的传播学弥足珍贵，可惜的是，作者没有作进一步整理说明。
传媒在发展，特别是在传播手段上。从传统媒体到网络媒体，是从信息化社会转为信息社会的关键，这不同于近现代的“场所”，空间逐渐脱离了地缘共同体、甚至脱离了世界，而成为一个孤立的、流动的抽象空间。网络盛行的信息社会，对传播学提出了新的要求。相对于近现代社会的“媒体技术”，信息时代强调的是如何在多样性的材料中选择、制作媒体。正如作者在书中最后所言，传播研究在大学中的建制化，既可以看作是传播知识的大获全胜，也可看作是某种创新的结束，提醒我们在对待传播学的发展时，要避开那种“石头摸上了瘾，连河也不想过了”的故步自封思路。 全文地址：www.7ctime.com/bjxwlw/lw46437.html上一论文：试谈基于案例的件网络舆情传播规律及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