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书籍传播在文化外交领域中意义

论文导读：
文化外交的途径包括4方面，即教育交流、艺术交流、倡议互动和大众传播等。其中书籍作为大众传播的一个方式，在互动性和跨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如果解决好诸如翻译、受众分析和共享价值观方面的理由，将会使书籍传播在文化外交领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书籍传播 文化外交 作用分析
郭威，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
山西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课题“从地方文化外交视野下解读大学英语对象国教师团队建设研究”（GH-13001）研究成果。
国与国、洲与洲之间的文化关系要远远早于文化外交关系，且内涵比文化外交更加丰富，形式也更加多样。法国国际事务专家路易·多洛（Louis Dollot）认为，文化外交的思想应源于文化关系的演变，而文化关系的最直接体现就是文化交流。早期文化交流的主体多为商人和旅行家，这种交流的性质更多具有自发性和小规模特点，并不具备外交功能。因此，文化外交思想源于文化关系，但文化外交“高”于文化关系。所谓“高”，是指文化外交具有了文化关系所不具备的外交的功能，即外交具有主体、客体、执行者以及目标等基本元素在内。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文化外交更加突出政府作为行为主体在对外文化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早在古希腊和波斯王国时期就曾把文化作为战争的一种辅助手段。罗马帝国时期特别重视文化在对外扩张中的重要作用，强有力的文化联系成为维系罗马帝国统一的重要纽带。与此同时，在世界各地，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比比皆是。如在中国，唐朝高僧玄奘西游印度、明朝郑和下西洋等，都是早期文化交流的重要体现。[1]如今，文化外交是现代外交实践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世界各国特别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美国，早已把文化外交纳入国家总体外交之中。近几年，中国也已意识到文化外交的重要性，从各方面加强了文化外交的应用。

一、文化外交的传播内容及其途径

文化外交的传播途径包括教育交流项目、艺术交流项目、倡议互动项目和大众传播项目等。
教育交流项目是文化外交的主要形式。通过教育交流，可使一个国家的民众有机会去接触对方国家的教育，通过教育了解对方国家。法国出生的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Yo-Yo Ma）在参加美国首届白宫文化与外交会议时强调了教育对文化理解的重要性，他引用了一位塞内加尔学者的话：“最终我们会保护的仅仅是我们所爱的东西。我们所爱的东西仅仅是我们所理解的东西。而我们所理解的东西仅仅是我们所被教的东西。”[2]从中可以看出教育在人一生中所起的作用。
艺术和音乐在对外政策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其超越了政治边界，共同的目标是感受人类共性并分享共同利益。历史中，艺术和音乐一直作为志同道合者的纽带。国家之间的文化外交包括对一种文化的思想、艺术、生活方式、文学、价值观、传统、信念、思维、体育和各种各样的文化实践的理解和赞赏。
倡议互动项目是以一国政府为主导、非政府组织或其他机构所倡议进行的一系列活动或项目，从而使实施者和参与者认识到了文化外交的重要作用，推动了文化外交的深入开展。如美国发起的倡议互动项目包括“文化保护大使基金”“伟大阅读：埃及/美国”“分享价值观倡议”“美国纪录片展示”等。
大众传播项目是文化外交的又一重要方式，它包括传统的广播电视、出版物、信息中心，还有最新的技术——互联网等等。大众传播项目的最大特点就是能够接触到普通民众，范围更广，影响更大。
无论何种途径，文化外交传播的内容主要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及其价值观。就文化外交实施最为广泛的美国而言，它所传播的是美国的清教文化与政治文化。就中国而言，文化外交中所传播的内容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理念。文化是一国凝聚和激励国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一国文化力的建设须置于全球背景下加以考虑，因国际社会中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冲突与碰撞是如此直接、如此频繁，无论哪个国家都不可能关起国门增强文化力。一国如何在开发中积极推动国际沟通，加强同世界多样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同时又要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加强国民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防止本土文化的变异，是每一个主权国家都要解决的复杂理由。[3]

二、书籍作为传播载体的作用

书籍作为文化外交四个主要传播途径之一——大众传播的一种方式，是文化外交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主要内容。美国在其他国家所建立的图书馆，一直以来在文化外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特色是拥有各种各样的介绍美国文化和价值观的书籍。[4]图书馆通过各种形式，以书籍为媒介和当地的公众进行文化的互动。在图书馆里可找到美国的顶尖杂志和经典著作，涉及文学、哲学和政治学等学科。在那里可更好地了解美国的文化和思维方式。在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于1951年1月12日送往国务院的文件中可看到书籍的重要作用。文件陈述：大使馆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修建新的图书馆以传播美国的顶尖杂志和书籍，如《时代周刊》（Time）、《生活》（Life）、《新闻周刊》（Newsweek）和《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及各领域的经典著作。美国努力通过教育材料培养亲美国的价值观，这种努力应延续到新的千年中。[5]的确，书籍在文化外交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首先是书籍的互动性。互动的具体运转需传播者与受众进行共同的生活体验。根据传播学理论，受众可通过多种方式获取信息，因此也会形成多元的解读系统。但如果传播者和受众拥有相似的生活体验及共同的知识结构、语境思维和构建文本作用的习惯，这样传播者与受众就会形成一种共同的作用建构体系。文化外交的一个最大特点即具有互动性，它是双向对话交流的，包括讲述和倾听两个方面。对话作为公共关系的理论策略而被概念化首先出现在皮尔森（Pearson）的著作中，他认为道德的公共关系是基于对话系统，而不是独角戏政策。[6]对话概念在公共关系中的深入发展是由博坦（Botan）进行的，他认为对话“把公众在对话中交流的地位提升到与组织相对等的地位”。[7]对话关系具有这样的特质：“相互性、开诚布公、直接的、诚实的、自发性、坦率的、没有虚伪、非操纵性的意图、沟通性，以论文导读：话交流要求真实、移情认同、无条件积极对待、致意、平等互利的精神，以及对沟通环境的支持。文化外交中对对话的强调指出，参与者要公开诚实地进行相互交流，不应感觉到一方被另一方评价。对话的空间助长了自由表达、寻求相互理解，并避开了价值判断。不要告诉国外公众你的国家和价值观，有时提供一种被别的国家珍视的服务会更巧妙
及对彼此的责任感。”[8]约翰尼森（Johannesen）进一步指出“对话的最本质特质是友善的转向并接触对方。对话的一个基本元素是‘看见对方’或‘经历对方’”。[9]换言之，对话是在实施过程中接触到另一方，其基础是完全自愿加入。布伯（Buber）认为对话交流要求真实、移情认同、无条件积极对待、致意、平等互利的精神，以及对沟通环境的支持。[10]文化外交中对对话的强调指出，参与者要公开诚实地进行相互交流，不应感觉到一方被另一方评价。对话的空间助长了自由表达、寻求相互理解，并避开了价值判断。[11]不要告诉国外公众你的国家和价值观，有时提供一种被别的国家珍视的服务会更巧妙。书籍作为一种交流的途径，通过图书结构、视觉元素、材料、内容等等构建出以行为、感官、情感互动等为主的互动性，从而达到有效的价值传播，震撼他人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