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郁达夫文学审美自律意识下山水游记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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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郁达夫是文艺界争议颇多的异质型作家。评论界历来肯定其积极赋予文学社会功能的一类作品。其脱离了政治前线后创作的大量山水游记作品却被认为缺乏现实价值和作用，饱受批评和质疑。本文以郁达夫的山水游记为载体，剖析了郁达夫在文学审美自律意识下创作的山水游记独特的人文精神价值，论证其对文学本原性特征的回归。郁达夫在山水之游中仍有社会观照意识的体现，更有对自我独立文化品格和艺术个性的坚守。
关键词：文艺观 审美自律 山水游记 文化品格 艺术个性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资助科研项目 代号：14SB0132
郁达夫在文艺思想上呈现出多元复杂或者说嬗变的风格。既有关于坚持文艺本质观，认为文学创作需要审美自律意识的“想以唯真唯美的精神来创造和介绍文学”[1]，“艺术的理想是的天真” [2]等著名论述，又有强调文学的战斗作用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三十年代初更是坚决站在左翼文艺的立场写了《文艺论的种种》。在暨南大学演讲时，更明确指出文艺是宣传，文学必定要干预社会，把艺术家誉为革命的先驱，但他被左联开除时却是因为“我是一个作家，不是一个战士”……我们从文学的本原性研究出发，不一定认同他在积极参与政治时文学需要战斗力的主张，但我们丝毫不怀疑郁达夫对民族解放事业的忠诚和热情。这一切，只因为郁达夫是一个率性真诚的人。首先，他是一个忠诚的文学家，他在文艺观上种种看似矛盾的思想与行为，其实是一个忠实的文学信徒在文学道路上不断摸索、不断发现、不断成长的历程。这也是为什么郁达夫这么一个政治上无法回避的进步作家（首先因其“左联”发起人的身份，更是因为其颇具壮烈色彩最终人生选择——郁达夫因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苏门答腊岛），却在一九二七年因与他人意见不和而退出创造社，后来又被左联开除的理由。
大众对郁达夫的《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等或契合时代要求，提倡个性解放或“多少也带一点社会主义色彩”的作品自然不乏正面评价。但其退隐杭州，脱离了政治前线而写的二三十篇游记散文却一直不被认可。“他的散文是很美的，但这些作品给我们的印象， 却似乎只是一些失意的才子的游山玩水的记录”[3]，甚至有“在这样一个严酷考验的时代，这些作品的出现与整个时代色彩是不调和的”[4]，很能代表评论界对其游记散文的定性。其实，最能映照出郁达夫文化人格与精神、最能够体现郁达夫的文化才情和艺术个性的，却是他的游记散文。在笔者的严肃解读下，认为郁达夫的游记散文并非是脱离了时代和社会的，没有思想价值不合时宜的一类作品。反而觉得纵观整体，积极和高尚的层面却是主要其这类散文的灵魂实质。在映照出了心灵的自然、纯净、坚守、卓立方面，在展现真诚与坦荡的文化人格精神方面，郁达夫可以说达到了一种超越和提升。
从文化根源上来讲，郁达夫有着良好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其创作游记散文有着传统诗词文化的审美心态与趣味的深刻影响。但郁达夫的“游”，不能简单作用上归之为中国传统文人的山水田园情结。客观来讲，郁达夫从小说转为游记创作也有形势所迫的理由（与创造社其他成员不合，为“左联”所不容竟被开除，与王映霞婚变、自己身患肺病等）。于是，郁达夫转而向往回归自然、田园趣味、远离俗世喧嚣，在能使“人性发现，使名利心减淡，使人格净化”[5]的山水自然中来寻找心灵的知音，寻找平衡与解脱。郁达夫山水游记并不是以描摹山水自然美景为目的，而是在山水名胜、景色风物。丰富的地理、历史、自然知识中，又注入个人的人格和情怀。表现了一种“艺术的人生的心情”。
首先，郁达夫在“游”中更多的是沉淀身心、思索人生、净化灵魂。如《玉皇山》中的“看看长江，看看湖面，便可以把一切的世俗烦恼，一切都消得干干净净”；《感伤的行旅》中的“在一处沉滞得久了，只想把包裹雨伞背起，到绝无人迹的地方去吐一口郁气”及“我的脾气又发起来了，我只想登到无人来得的高山之上去尽情吐泻一番，好把肚皮里的抑郁灰尘都吐吐干净”等等，我们的所看到的，却是在山水这剂荡涤灵魂的清凉散中摆脱了凡尘俗世的纷扰，实现了自我的回归的积极因素。《龙门山路》中体现的更为明显，写到峡谷深处看瀑布时：“小姐太太也得下轿脱鞋， 男女一律平等地赤着足、撩着衣、坐臀庄、爬石隙，大家来做原始时代的亚当与夏娃，一派风流野趣；（《嵘游东天目》）中众人陶醉于天目山美景时， 大家忘了饥饿与疲劳， 脱了文绝绝的文人模样， 夭真地跳跃作乐， “都成了顽皮的小孩， 天生的蛮种， 完全恢复了本来的面目”。大自然具有某种奇妙的作用，都市化时髦现代人禁锢的身心和灵魂在这里彻底得以释放和解脱，回归到了人之初纯真无忌的本性。
又如大多数人认为因当时郁达夫被左联开除及国民党白色恐怖等理由而思想苦闷，流露出了低沉、伤感的格调的散文名篇《故都的秋》（在文章中，确实文中也有“悲凉、落寞”等字眼）。但实际上，郁达夫一反常规，以别样的秋境写出了别样的人生境界。《故都的秋》中，作者笔下那些街头房前屋后巷尾常见青天、驯鸽、牵牛花、槐蕊、果树、秋雨、秋蝉等事物映照出作者下里巴人、返璞归真的审美趣味；“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蝉声，北方“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它们的啼唱”，寻找都市生活久违的野趣；北方着靑布单衣或夹袄的都市闲人在雨后斜桥影里那微叹互答的声调里透露出的淳朴，安静、清闲，与南方追名逐利、浑浑沌沌的都市化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以为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的一句平常简单的议论，不经意间透露出作者正直率真、坚守自我的个性选择……
郁达夫散文游记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在描画自然风景时一再不由自主地掉转笔锋， 或借景抒情，抒感伤之情；或借古喻今、直言时事， 发愤激之音。《扬州旧梦寄语堂》、《花坞》、《青岛· 济南、北平、北戴河的巡游》等游记中将各地历来的美景盛名与眼前的破败萧条对比，透露出明显的政治倾向。甚至愤慨之之余直发戟刺之言：“ 大好河山，现在都拱手让人拿去筑路升矿，来打我们中国了。教我们小百姓又有什么法子拼命呢？”《过富春江》中当作者看到当政者论文导读：
们在日寇入侵、国难当头时大搞“双十节”，十分愤慨，将“双十节”前夕写的一首政治讽刺诗插入文中：“三分天下二分亡，四海何人吊国荡。偶向西台台畔过，苔痕犹似泪淋浪。”深切怀念为国牺牲的抗日烈士。《钓台的春昼》贯穿全篇的是主观上对黑暗现实的愤懑之情，文尾借梦境插入诗歌“悲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歌痛哭终何补， 义士纷纷说帝秦”， 直接抨击国民党“党帝”，表现知识分子对时局政治形式的深刻忧虑……这些游记并非中国传统文人闲适洒脱的山水之游，作品中时时关注现实，关注人生。可见其实郁达夫并非真正“入世忘情”了，他在不知不觉流露出了一个真诚的爱国者的心声，体现出知识分子可贵的现实观照情怀。
郁达夫虽然是个情绪性很重的人，其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行为方式也屡遭诟病。但其作品的主导情致仍是对社会人生及至国家政局变化的关心。其山水游记所体现的不是一颗自惭贫贱的心，而是一身愤世嫉俗的傲骨[6]，这与郁达夫文学作品中的现实观照情怀和社会忧患意识仍是一脉相承的。并且，由于郁达夫脱离了政治前线，加上已至中年，思想上、艺术上都更为成熟，所以这类在独立的文化品格与自由的艺术个性主导下的游记散文作品反而因坚持了以“真”为基础的文学审美自律原则，解除了外在先入为主的社会分析模式的制约，从而更具纯粹性。胡愈之关于“他的伟大就因为他是一个天才的诗人，一个人文主义者，也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7]是对郁达夫客观中肯的评价。
参考文献
[1] 郁达夫，《创造日宣言》[N]，《中华新报》，1923—07—21
[2] 郁达夫，《艺术与国家》[M]，《郁达夫文论集》，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p56
[3]、[4] 曾华鹏，范伯群.郁达夫论[M].现代四作家论[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

1.50.50.

[5] 郁达夫，《屐痕处处》[A]、1996年4月第1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6] 于昕，《说郁达夫〔自传〕》[A].李杭春主编.《中外郁达夫研究文选》（上册）[C].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

6.255.

[7] 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J]，《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