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格理及循道公会在昭通所做公益事业论述-

论文导读：回忆说：“当地许多人认为，他们不愿意信奉柏格理所宣讲的信息，却信任他这个人。”［3］（P56-57）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循道公会又于昭通城东郊买地，修建新校舍(今昭通师专地址)。同年秋，就迁“中西学堂”到此办学，并更名为“宣道学堂”，招生甲、乙两班，开设国文、史地、英文、数学、《圣经》等课。［4］（P134）1903年时，昭通
摘要：为了在中国社会开展有成效的传教工作，基督教传教士经过长期的摸索认定，必须在各地建立医院和开设学校。因此，公益慈善事业成为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助推器。从晚清以来，柏格理及其所属的循道会会在昭通及附近地区做了大量的公益事业，涉及教育、卫生和社会改良等多个方面，客观上促进了滇东北地区社会的发展。但这些事业毕竟属于外国教会管辖，其动机常不可避免地招致中国官民的共同质疑。因而在南京政府建立后，开始逐步采取措施对包括昭通在内的中国西南部外国教会事业进行抵制。不过从事后的成果来看，由于战乱频仍，这些政府事业的有效性并不太高，其最初的目的实际上也并未真正实现。
关键词：柏格理; 循道公会; 昭通; 公益事业
: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7-0136-05
如何才能让在传教士眼中视为生命的基督教义能为广大中国人接受？这是千百年来包括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在内的传教士共同思考的问题。经过长期的摸索，他们慢慢得源于：7彩论文网www.7ctime.com
出结论，认定要想在中国社会开展有成效的工作，就必须建立医院和开设学校。正如卫三畏所说的那样，采取“一些辅助性的方式”对于传教事业相当重要。1834年10月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一来到中国，就创立了广州眼科医局，把医疗事业作为“福音的婢女”。无独有偶，柏格理在昭通也几乎无师自通地做起了牙科医生，替病人拔牙，虽然此前他并没有从医的经验。因为他们都很清楚，这些事业有利于培养传教士与当地群众的亲近感，提供了传播福音的途径，总之，公益慈善事业是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助推器。

一、新式学校教育

循道公会在昭通所做的公益事业，以教育和医疗为最显著。这两项工作在基督教各差会的传教使团中都有深厚渊源。早在1853年12月，即中华循道公会入华后两年，俾士、郭修信和毕治这三位最早来华的传教士，就在广州召开首次会议，正式决定在传教工作中附带性地开展教育事业。教育事业是俾士牧师一直坚持开展的一项重要事业。他曾经告诫会众：要发展传教事业，教会必须搞教育，否则没有前途。［1］（P28）每当教会礼拜堂、福音堂有驻堂牧师或宣教师时，俾士就要跟这些堂会联办小规模的日校小学。1853年8月，俾士在广州增沙里建立教堂时，已经附设男校 (解放后为广州第四十六中学)，此后又大力开展女子教育工作。虽然当时的大多数学校规模都不很大，但通过办学校，传教士们却可以让部份中国年轻人有接受到教育的机会。因为这些学校并没有限定只收儿童，因此常常有成年人到学校来上宗教课和其它普通科目的课。据说，广州女校学生的年龄，由八岁到八十岁不等。当时的传教士也都尽量把《圣经》描述得浅显易懂，使它对一般民众更具有吸引力。
循道公会在昭通办的学校，按民国《昭通县志稿》的记载：“一在东城外，前清末年立。自民国以来，照部颁章程小学中学。六年正式改办中学。十五年组成校董会，始聘华人为校长。至二十一年，延唐富泽任职，乃向政府立案，定名私立明诚（初名宣道）初级中学。逐年加增，近已办至中学四班，附设小学六班，共有学生四百余人。校址宽阔，设备周全。教育原则悉遵部令也。一在城中，设有女子两级小学校，一所名有美学校（附设幼稚园）。此外，各堂会均有两级学校。”［2］（P25）从昭通近代历史来看，循道公会实际上开了昭通新式教育风气之先。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被日本这个从不对中国构成影响，甚至大多数中国读书人都不知道其具体位置的国家打得一败涂地，一时间举国哗然。但甲午战争的惨败，也使中国政府和知识分子比较清醒地意识到国家制度的弊端，从而为深层次的变法改革拉开了序幕。在变法维新的众多建议与措施中，废除所谓“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八股取士，兴办新式学校，从而造就专门人才，是呼声很高的一种。刚刚从英国度假回到昭通的柏格理，敏感地意识到中国教育将要发生的变化，加上基督教会对办学的本能热情，使他下定决心在昭通大力兴办新式教育。在他的眼中，中国原有的义塾根本不能适应现代教育，而且他还有一个理想，即仿照西方男女平等的原则，建立女子学堂。柏格理为此一边把原有的义塾扩大范围，改建为新的学校，并为这所学校定名为“中西学堂”，取其“融贯中西”之意，一方面另购地基建设女子学校，落成后定名为优美会女学堂。男女两校均添聘教员教授中国文学。他和妻子埃玛分担地理、算术、卫生等学科，向学生讲授西方先进科学知识。1898年2月14日，中西学堂开学。一所收男生，一所收女生。一开始有9个男孩和12个女孩前来读书。虽然考虑到昭通社会的接受程度而暂时实行男女分校，但新学校同时招收男女学生的消息还是让很多人震惊。许多女孩入学之后不久，就迫于社会压力而不辞而别。尽管如此，昭通最早的新式学堂还是在集贤街落地生根了。
而当柏格理向学生教授科学、地理、算学等知识时，不仅学生奇怪，就连学校的几位中国老师都心存疑惑。很多学生家长们只愿意自己的孩子背诵“四书五经”，现在突然听说外国人要让他们的孩子学习地理、算术等毫无用处的科目，纷纷赶到学校向柏格理，又有许多学生纷纷退学，但柏格理毫不介意，仍然照旧给学生讲授西方科学。柏格理和其它外国传教士以自己的良好品行赢得了人们的尊重。有人在事后回忆说：“当地许多人认为，他们不愿意信奉柏格理所宣讲的信息，却信任他这个人。”［3］（P56-57）
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循道公会又于昭通城东郊买地，修建新校舍(今昭通师专地址)。同年秋，就迁“中西学堂”到此办学，并更名为“宣道学堂”，招生甲、乙两班，开设国文、史地、英文、数学、《圣经》等课。［4］（P134）1903年时，昭通的这所教会学校已经招收了100多个男女学生。柏格理和邰慕廉在昭通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他们二人去世后，循道公会的后继者坚持办学二十多年，一直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该学堂向省教育厅申请立案。次年得奉教育厅令，准予立案，并改“宣道学堂”为“私立明诚中学”，其附设之小学为“明诚小学”。中国文化靠拢，以期减少中国本土学者的论文导读：
抵制，这也是秉承戴德生创办内地会时希望传教士将传教工作融入中国社会的本意。明诚中学是后来昭通地区二中的前身，作为当年昭通三所中学之一，其办学设施因为英国教会资助的缘故，相比较是很好的。在照相对于大多数人还是个稀罕事的年代，明诚中学学生配备照片的完整学籍档案至今仍完整地保存在昭阳区档案馆中。该校学生生源，并不局限于昭通一地，还吸引了曲靖、会泽以及附近贵州省不少民族学生。作为一所教会主办的学校，其生源也并不限于教会子弟，而是严格按政府规定招考，以分数为标准平等录取入学。当时少数民族特别是苗族子弟多愿意到明诚中学就读，是因为明诚中学设施较好、理念较先进而等级身份又淡化，更具备民族子弟和睦相处的亲和力。这些学生，勤于攻读，优等生可以获得教会奖学金，在明诚中学初中毕业后，还可保送升入成都的华西高中，进一步考入华西大学。比如1920年明诚中学毕业的吴性纯，就被选送华西高中；1928年华西大学医疗科毕业后又送入美国纽约州大学等进一步医学博士深造。客观地看，循道公会在昭通所创办的新式教育，是为滇黔边的民族地区教育做出了很大贡献的。

二、医疗事业

循道公会在昭通的公益事业除教育而外，医院是另一个重点项目。民国《昭通县志稿》记载说，其所办医院“初设于集贤街，历年已久。先诊治发药，取资甚微。医士具仁心者多，尤以马佐为最，其殁也，众咸悼之，张希鲁为之立传。近则新建大医院于东城外学校间壁，地势高燥，空气甚好，且诊室宿舍设置完美，名曰福滇医院。”［2］（P25）《云南卫生通志》也记载说：“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在昭通县开设诊所。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扩建为医院。医院设病床10张，有医师1人，护士1人，勤杂工2人。”［5］（P410）
柏格理最初并非医学出身，但面对昭通普遍存在的流行病和流毒，他的热忱和勇敢使他自告奋勇地担当起“医生”的角色。刚到昭通不久，他就开始用简单的西医卫生知识给人看病发药了。他们从英国随行带来了一些药物，这些药对于治疗常见病十分灵验。许多幼儿眼睛发炎，柏格理就用消毒剂为孩子清洗。昭通很多人患有肠胃病和疟疾，柏格理和邰慕廉总是尽力帮助向他们求助的人。英国传教士在昭通的布道所变成了当地的西医诊所。稍一有空，柏格理就在自己的身上练习扎针；在回英国度假期间，又学习了拔牙技术。虽然柏格理和邰慕廉的宗教讲道没有人愿意听，更没有几个理解，但他的医术、热心和任劳任怨很快让他们在昭通变得家喻户晓。
1890年春，柏格理自己也疟疾频繁发作，不得不到中国内地会在昆明办的医院去看病。住院期间，他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医院护士——埃玛?韩素音。回到昭通后的夫妻二人，相互扶持，相得益彰。埃玛在昭通推广卫生知识，协助丈夫编辑了一本如何保护孩子卫生的小册子，油印出来分发给需要的人。慢慢地，一些本地人遇到麻烦的时候，首先就会想起生活在他们中间的外国传教士。在柏格理的日记中，频繁地记载着他们外出为中毒或吃的人诊治的事件。
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有的小诊所就难以适应不断扩大的需求。柏格理于是去信基督教圣经公会，请求尽快派专门人员和医务人员来昭通教务。1898年，沙利文医生(在昭通民间称为“林树德”医生，死后葬于昭通凤凰山上)由英国启程来华。沙利文医生一边巡回医病，一边开始设计建造昭通福滇医院。1902年，昭通福滇医院成立。这是乌蒙山区历史上第一所西式医院，也是整个云南最早的西式医院之一。医院最初的设计为一幢约500平方米的房子，其中最为忙碌的是“妇产科”。方圆几百里范围内妇女生孩子遇到难产，都会赶到福滇医院动手术。不久，福滇医院还应群众要求，开始在整个昭通地区推广新法接生。
民国26年（1937年），医院扩建，病床增为40张。由王开基任院长。王原是医院勤杂工，经教会推荐至华西医院学习，民国10年（1921年）毕业后回医院任医师。医院扩建当年，开设福滇护校，先后招收学生7个班。民国32年（1933年），昭通县回归热流行。英国医生马佐在医治病人过程中染上了回归热。当时“九一四”注射液只剩一支，马佐因重病号多拒绝自用，后因病情加重而殉职。［5］（P410）这也就是《昭通县志稿》中寥寥数语却仍不忘加以高度评价的一个人：“医士具仁心者多，尤以马佐为最，其殁也，众咸悼之，张希鲁为之立传。”［2］（P25）
英国基督教循道公会创办的昭通福滇医院，是现在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直接前身，迄今已有一百余年的悠久历史。1951 年后由新政权接管，1955 年又与法国天主教的惠东医院和国民党中心卫生院合并，正式组建昭通专区医院。此后其称谓也随设地、设市变更为昭通地区医院和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从中可见，柏格理在昭通创办的“中西学堂”、“宣道学堂”、“明诚中学”、“福滇医院”和“护士学校”，涉及文化、卫生、教育等方面，对昭通近代社会的发展都有重大影响。除了“福滇医院”发展为现在的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之外，其“护士学校”也发展成现在的昭通卫校。
循道公会这种重视在当地人群中推广新式医疗卫生的做法，一直延续到他们进入苗区后的传教工作。在任何一个传教点，药房往往都是与教堂、学校同样热闹的地方。每当礼拜结束之后，就有川流不息的人到药房来求医问药。柏格理的妻源于：7彩论文网论文格式范文网www.7ctime.com
子通常把粉末药物包在纸包内，液体药则是倒进半个鸡蛋壳内，给那些前来求医问药的人。柏格理还为当地人种牛痘。他专门从家乡带来一批小刀片和疫苗。当自己顾不过来的时候，他就办班培训。很快，那些被选中的传道士兼教师就成了接种员，满腔热忱地到处为苗民接种。甚至被人厌弃的麻疯病人也是柏格理和循道公会人员的接近对象。上世纪40年代，由于人手不够，病院管理不善，经昭通县政府与天主教会协商，昭通麻疯病院转由天主教会接管。

三、循道公会在昭通所做的其他公益事业

除了教育和医疗工作之外，柏格理及其循道公会还在昭通做了大量慈善及社会习俗的改进工作。这样的事例在他的日记中记载颇多。比如1892年冬到1893年期间，昭通发生了论文导读：国循道公会在昭通及附近地区所做的公益事业，客观上促进了当地社会的发展，但他们在部份民众中产生的影响也会引起和民间的戒备。外国教会在华的传播，在晚清北洋时期政府自顾不暇的时代，只能对这样遥远的问题听之任之。一但新的威权政府建立，就会考虑重新收拾这种外国人势力染指国家控制范围的问题。1934年，蒋
严重的灾荒，许多人饿死，走投无路的灾民不得不卖儿卖女以度过灾荒。此时，柏格理和埃玛不知疲倦地到处奔走。他们深入到灾民临时搭起的草棚中，送给他们急需的食物和药品。他在日记中写道：“12月18日。晚饭后，老杨和我带着一些苞谷和几百文钱，去寻访穷人。……我们给了他们一些粮食和钱。”“12月19日。夜里我就生病了。早晨，我派老杨送些药和其他物品给那位老婆婆，但他回来后告诉我们，她已经于昨夜饿死了。”“12月20日。和老杨一起出去，救济了4个家庭，并护理了大量病人。他们都非常友好坦诚。”［7］（P644）那一年刚满10岁的钟焕然在后来回忆到：“昭通连年水灾，山地歉收，农民饥寒交迫。福音堂门前拥挤不堪，一般群众先前对洋人都歧视，现在竟成为救援他们的良友，于是把教会看做是慈善的机构了。”“后来，1898年四川余成栋反对基督教的风波没有波及到昭通教会，不能不说这些平时的善行起了很大的作用。”［3］（P49）
柏格理的妻子埃玛，还针对中国妇女缠足的陋习，发起了“天足会”，经常劝告教会信徒首先把自己女儿的脚解放。这是昭通有史记载最早的妇女解放运动。他们还想尽办法解除信徒的后顾之忧，为此专门请信徒开会讨论，畅所欲言。由教会团体提倡天足，设立天足会，积极做社会群众的模范。信源于：7彩论文网论文开题报告www.7ctime.com
徒的工作好不容易做通了，但他们的父母还有顾虑。于是天足会章程又规定，信徒和信徒结亲，男女双方都可以加入天足会，加入天足会的男青年不允许娶缠脚的女子为妻，这样才逐步在部分人群中克服了困难。

四、民国南京政府对循道公会公益事业的态度

柏格理和英国循道公会在昭通及附近地区所做的公益事业，客观上促进了当地社会的发展，但他们在部份民众中产生的影响也会引起和民间的戒备。外国教会在华的传播，在晚清北洋时期政府自顾不暇的时代，只能对这样遥远的问题听之任之。一但新的威权政府建立，就会考虑重新收拾这种外国人势力染指国家控制范围的问题。
1934年，利用追赶红军之机，将军开进贵州，取消贵州本地军阀的势力，控制了贵州军政大权。次年，他改组省政府，实施直接统治计划。接着，贵州省民政厅派人巡视各地，宣传新政府，了解情况，考察官员，加以控制。这时，有一个民政厅官员叫田东屏的人，在巡查威宁时听说“石门坎一带介于黔滇崇山峻岭中，鸟道难得，有苗民十余万，受外人教会势力之指导。三十年来两省政府绝无过问，学校散布于苗寨，苗民先后受教会教育者不下万千人甚至资送成都、武昌教会大学留学者。”他非常震惊，于是冒雪到石门坎开展调查，然后写成报告向上级指出：“自柏在石门坎死后，苗民信仰亦坚。继柏之英人王牧师，军人出身，数十年来调查矿产，擅绘地图，常告诫苗民已亡国，信仰彼等，可以复国。”［8］（P414）
对石门坎等教会学校影响进行“补救”，措施较多、力度较大的是杨森。1936年，杨森率军移住滇黔边，安顺、威宁等地在其控制范围。遵照的指示，杨森出任苗夷教育会董事长，推行民族教育。他要求部属所驻地有10户以上苗民且驻期为10月以上者，必须创办边民学校，开展系统教育；派遣教官从事军事训练，倡导同化政策，鼓励汉苗通婚，苗人汉装；保送苗族青年入军校，接受军事教育等。推行新生活运动，灌输国家观念，树立参与意识，力谋消除基督教会、特别是外籍教职人员的影响。1945年，杨森出任贵州省主席，积极阐述的国族(中华民族)同源理论，力辟民族多元说，表示采取措施，“把各宗支族的文化冶为一炉，把各宗族的风气打成一片，以熔铸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建立完全统一的中华民国”，抵御外国人施行分化及麻醉政策等，实践同源要求，加快同化步伐等。［9］
在其大陆执政时期，确实对国族(中华民族)同源理论的宣扬不遗余力，刻意淡化民族成份问题。1942年，国民政府饬令，将部分少数民族改称边疆民族，简称边民或边胞。对此加以解释：所谓边民系指居住地域而定，按照内地人有称城镇人、乡村人的习惯，根据少数民族聚居的地理位置，改为某省边地人或边县人。因而除少数场合，如历史和科学研究外，禁止使用“苗夷”、“蛮瑶”、“倮僮”等称谓。1943年又宣布：“我国人民有宗族之分支无种族之区别。闭关时代所见者小，以五胡为外族，目元清为夷狄，今日视之直与周代以荆楚为南蛮同一情形。古之所谓四夷四裔，固无一而非炎黄子孙。近世所谓满、蒙、回、藏，亦复如此，要皆中华民族也”［8］（P433）。
为了抵制基督教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影响，国民政府也在文化上制定了一些反措施。比如它饬令大学、政治学校等教育机构，着力创办民族班，或附设民族学校，招收民族学生，训练培养。让民族学生毕业之后能返回当地，创建国民党组织，充实政府机关或教育部门，传递国民政府的声音，为尔后的拓展奠下基础。同时，支持相应的学术团体，创办《新亚细亚》、《边事研究》等杂志，研究边疆、民族及宗教问题，商讨应付之术。针对云南特别提到：“目下滇省迤东、西、南三边，均为英教士特别活动之区。就其优点言之，诚为化导边胞文化工作；就其患处言之，即为可怖之政治侵略。”［10］（P157）对这种侵略在文化方面采取的措施包括：（1）检查教会学校是否立案，遵章施教；否则，予以取缔。（2）审查苗文课本，不合法者，立即禁用；合法者亦逐渐取缔，启用政府新编教材。（3）推行拼音教学，替代传教士创造的苗文，苗民借助拼音以掌握汉字，逐渐实现汉化。（4）各学校应附设优待学额，奖励优秀学生学习。（5）各校教师应仿效传教士的作法，深入苗寨，学习语言，接近民众，遇事有扶助之精神及办法。（6）对那些成绩优秀的民族教师，各省政府呈报给予特别奖励。（7）制定苗族学生留学国内各高校的优待办法。［8］（P431）针对教会教育的问题，早在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就着手规划西南民族教育，拟在云南、贵州创办14所小学(云南8所，贵州6所)。另外按照1939年7月拟定的《边远区域师范学校暂行办法》，教育部以政治学校的名义在西南诸省先后设立6所部论文导读：4
直属的边疆师范学校，其中云南3所、贵州1所(双江、景谷、昭通、宣威)、西康2所。［11］
综上所述，我们一方面看到从晚清以来，柏格理及其所属的循道会会在昭通及附近地区做了大量的公益事业，涉及教育、卫生和社会改良等多个方面，客观上促进了滇东北地区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这些事业毕竟属于外国教会管辖，其动机常不可避免地招致中国官民的共同质疑。因而在南京政府建立后，开始逐步采取措施对包括昭通在内的中国西南部外国教会事业进行抵制。不过从事后的成果来看，由于战乱频仍，这些政府事业的有效性并不太高，其最初的目的实际上也并未真正实现。源于：7彩论文网毕业生论文www.7ctim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