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说自由与雅典政治-

论文导读：权力的人所垄断、具有排他性等等。由此作者得出结论：演说自由和政治是一对矛盾，它可能威胁到城邦的自由和理念。萨克森豪斯教授所说的这些局限确实存在，但不能因此抹杀演说自由在雅典政治中所发挥的作用，本文主要从这个角度对雅典的演说自由进行分析。

一、演说自由是雅典的本质特征雅典政治有两种重

摘要：演说自由在雅典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体现着平等和自由两种重要的价值观，因而被视为雅典的本质特征。它是区分公民与非公民、好公民与坏公民的重要标志，并起到教育公民的作用。尽管由于某些演说家的滥用，自由演说对雅典政治产生了破坏性后果，但不可否认它是雅典政治繁荣和持续存在的保障。
关键词：演说自由；雅典；政治
1004-9142(2012)03-0001-05
在古代，没有哪个民族比古希腊人更珍视演说自由。希腊文明之辉煌，很大程度上是演说自由结出的硕果。正如J.B.伯里在《思想自由史》中所言：“希腊人是思想自由和演说自由的创造者。他们在哲学上的思考，科学上的进步和政制上的实验，都以这种精神的自由为条件，就是文学艺术上的优美，也莫不以此为依据。”而在希腊，又以雅典的演说自由最为发达，这显然与雅典的运动有关。克里斯提尼改革后，源于新的平等精神的演说自由进入雅典人的政治生活，这是一种基于公民身份的特权，由一个专门的词Isegoria表示，其含义是“平等的发言权”，强调所有公民在政治生活中都有自由讲话的平等权利。这种权利是雅典实现政治平等的基础，并对其直接制的运作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对于演说自由在雅典政治生活中的这种重要性，学界关注的并不多。国内学者的相关成果侧重分析演说家与城邦政治之间的关系，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演说自由在雅典出现的时间；戏剧中的演说自由；古代与现代演说自由的比较等。在演说自由与政治的关系方面，萨克森豪斯教授的《古代雅典的演说自由和政治》可算是最新的研究成果。作者通过对柏拉图、修昔底德、阿里斯托芬等古典作家的部分文本进行解读，分析了演说自由的局限性，如容易演变成不负责任的谩骂和侮辱、经常被那些渴望权力的人所垄断、具有排他性等等。由此作者得出结论：演说自由和政治是一对矛盾，它可能威胁到城邦的自由和理念。萨克森豪斯教授所说的这些局限确实存在，但不能因此抹杀演说自由在雅典政治中所发挥的作用，本文主要从这个角度对雅典的演说自由进行分析。

一、演说自由是雅典的本质特征

雅典政治有两种重要的价值观念，即平等和自由。平等意味着公民在法律和政治上享有平等权利，自由则包括公民参与国家管理以及享受私人生活的自由。演说自由集中体现了这两种价值观。首先，公民享有平等的演说权，对这一原则最好的实践是公民大会。每次会议开始后，传令官会向全体与会者发问：谁要发言?任何人都可以应声而起。在这个最能体现直接的大会上，传令官一次次的发问就是雅典人享有平等演说权的公开宣言。柏拉图指出：当公民大会对有关城邦管理的事务进行审议时，站起来发言的可能是工匠、铁匠、鞋匠、商人、店主、富人、穷人，贵族或普通人，没有人对这些人提出反对，即使他们没有这方面的专长或经验，他们也试图提出建议。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阿卡奈人》中，穿着破烂衣衫、被称为叫花子的狄开俄波利斯也走上讲坛表达了自己的源于：7彩论文网毕业论文www.7ctime.com
观点。可见，出身低微、贫穷都不是障碍。除了少数走上讲坛的人，台下的数千名听众也可以自由行使他们的发言权，可以通过叫嚷、欢呼表示赞同，也可以通过起哄、嘲笑表示不满，甚至把演说者直接赶。修昔底德记载，在公元前425年公民大会上，尼西阿斯将攻打派罗斯的军权移交给克里昂，克里昂推诿，但群众大声叫嚷，让他接受。修昔底德特别强调，这是雅典人惯用的方式。《阿卡奈人》中，狄开俄波利斯说自己已经做好准备，“如果那些演说家只谈别的，不谈和平，我要吵闹、打岔、痛骂他们”。将演说者直接赶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色诺芬曾提到年轻的格劳孔，他在不熟悉国家事务的情况下向群众发表演说，结果被赶下讲坛。民众通过这些行为行使自己的平等发言权。
公民亦有表达的自由，这种自由意味着他们可以在公共场合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态度和观点，雅典人常用Parrhesia表达演说自由的这层含义。阿里斯托芬的喜剧无疑是雅典演说之自由的最好证明。在作者笔下，主战派的顽固、政治煽动家对人民的欺骗、雅典对盟邦的残酷、城市生活的堕落以及好讼诡辩的风气无一不成为嘲讽的对象。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表演的。在《阿卡奈人》中，作者借狄开俄波利斯之口，面对为数众多的主战派极力主张和平，这部喜剧在公元前425年上演时竟得头奖。同样，以批判著名政治煽动家克里昂为主要内容的剧本《骑士》在公元前424年上演时也得了头奖，雅典的演说自由可见一斑。相比之下，斯巴达就没有这种自由。它的公民大会不允许辩论，民众只能以呼声表达意见。德摩斯提尼概括了二者的差别：在雅典，你可以自由地赞美斯巴达的宪法和生活方式，但在斯巴达，却只允许赞美斯巴达自己的宪法。
由于体现着政治的基本价值观，isegoria在雅典几乎成为政治平等的同义词，因而也被看作政体优越于其他政体的本质特征。在解释雅典实力壮大的原因时，希罗多德特别强调isegoria的重要性，“因为当雅典人在僭主统治下的时候，他们并不比任何邻人高明，可是一旦他们摆脱了僭主的桎梏、获得了解放，他们就成了最优秀的人”。修昔底德告诉我们，公元前411年雅典政治被寡头派推翻后，一个明显的变化是演说自由不复存在：“在公民大会上发言的都是寡头党的人，他们要说的也是寡头党事先考虑好的。如果有人敢发言反对他们，他们马上就以适当的方法把他处死。”演说自由也是政体与专制政体的重要区别。在埃斯库罗斯的剧本《波斯人》中，当得知波斯国王薛西斯失败的消息时，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欢欣鼓舞，因为他们不用再遵守波斯的王法，又可以自由地议论了。这几段史料将政体与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专制政体做了比较，关注点都放在有无演说自由上。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演说自由已经成为政治的象征和根本。雅典取决于全体公民的直接参与，公开表达个人意见是实现参与的重要形式，如果没有这种权利，也就不存在了。
二、演说自由是界定公民身份的重要标志源于：7彩论文网论文参考文献格式www.7cti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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