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学堂乐歌产生及意义-

论文导读：
1008-925X(2012)O8-0030-01
摘要：学堂乐歌是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而兴起的歌唱文化，一般指学堂开设的音乐（当时称唱歌或乐歌）课或为学堂唱歌而编创的歌曲，它是一种选曲填词的歌曲，起初多是归国的留学生用日本和欧美的曲调填词，后来用民间小曲或新创曲调的。学堂乐歌的倡导、推广者以沈心工、李叔同、曾志忞等启蒙音乐教育家为代表。学堂乐歌也标志着中国近代音乐的开端，为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关键词：学堂乐歌 产生 意义
19世纪末，在变法维新思潮影响下，“创办新式学堂，引进西方先进教育体制，开展现代科学教育”的潮流开始兴起。当时的政治改革家们主张废除科举等旧教育制度，效法欧美，建立新型学校，1904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1905年，废除科举。于是一批新型的学校逐渐建立了起来。当时把这类学校叫做“学堂”，把学校开设的音乐课叫做“乐歌”科。所以“学堂乐歌”，一般就是指出现于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学校歌曲（类似当今的校园歌曲）。新式学堂的建立，中国现代教育由此发轫，音乐作为美育的方式在那个时代先进人物的心目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开始意识到，只有“学夷以制夷”。只有学习西方现代科学，才能了解我们的差距，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迎头赶上，缩小差距。
在新式学堂内开设的“乐歌”课，就是仿照西方学堂的教育体制所设立的。最初我们是学习的日本人的办学方法。之所以学习日本，是因为它从1868年明治维新后，开始全面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科学技术和教育体制，在亚洲成为了一个“西方化行为方式和封建主义思想混合体”的社会，在综合国力方面全面超越中国。所以，早期中国留学生大多选择日本为留学地。这些早期的“海归”们，认识到现代音乐教育之于国民素质的重要性，所以有的人开始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回国后成为了早期的音乐教师。
中国近代的新音乐以学堂乐歌为代表，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作为中国音乐历史上的新品种，学堂乐歌的出现不仅有着深刻的社会的内因，还有着鲜明的外力作用。它“对于学校音乐教育的启蒙，对于中国走向近代化社会的行程，起到了促进作用”。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而兴起的歌唱文化，一般指学堂开设的音乐（当时称唱歌或乐歌）课或为学堂唱歌而编创的歌曲，它是一种选曲填词的歌曲，起初多是归国的留学生用日本和欧美的曲调填词，后来用民间小曲或新创曲调的。学堂乐歌的创作，处于中国近代音乐文化的起步阶段，它是许多严肃的学者努力探索的结果，他深受维新运动和维新思想的影响。同其他方面向西方学习一样，在音乐创作上也大胆吸取，只要认为有用，均可“拿来”。
这些歌曲绝大多数是根据现成的歌调填以新词而编成，而由编写者自作曲调的数量极少。这可能与我国过去对诗、词、曲等可咏唱的作品的创作方式就是根据现成的歌调、曲牌填以新词有关，同时也与当时从事学堂乐歌编写的人懂得专业作曲技术的极少有关，后来逐渐改为选取欧美的歌曲来进行填词源于：7彩论文网免费毕业论文www.7ctime.com
。学堂乐歌的倡导、推广者以沈心工、李叔同、曾志忞等启蒙音乐教育家为代表。例如，沈心工编的《勉学》是根据美国歌曲《罗萨·李》的曲调进行填词的；而他编写的《拉纤行》是根据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夫曲》的曲调填词的；沈心工作词的《话别》，是根据原法国民歌《一个半小时的游戏》的曲调填词，而且这首歌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此外，象李叔同编写的《送别》，是根据美国通俗歌曲作家奥德威的《梦见家和母亲》的曲调填词；李叔同编《大中华》，根据意大利作曲家贝里尼的歌剧《诺尔玛》第一幕第三场中的乐队进行曲曲调填词；叶中冷编《跳舞会》，是根据当时英国国歌的曲调填词的；冯梁作词《尚武精神》，根据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卢梭所作的喜歌剧《乡村卜者》中一首舞曲曲调填词的。
以我国民族音调填词的学堂乐歌数量不多，代表性的歌曲有：秋瑾作词的《勉女权》（与华航琛作词的《体操》同调）；沈心工作词的《缠足苦》（与沈心工作词的《苍蝇》同调）；沈心工作词的《采茶歌》；华航琛作词的《女革命军》；李雁行和李倬编的《女子从军》；文君作词的《桃花院》；以及前述李叔同作词《祖国歌》等。
之所以产生上述情况，既存在客观的原因，也存在思想认识上的原因。客观原因是：一方面由于我国学堂乐歌的产生、最初就是参照日本早期学校歌曲的经验发展起来的，而他们开始就是主要采取外国的现成歌调进行填词的；另一方面，当时我国热情从事学堂乐歌编写的作者多数是留学国外的、或国内积极赞成维新的新派知识分子，他们中多数对我国的传统音乐、特别是民族民间音乐不甚熟悉；同时，从本世纪初清廷转而支持“废科举、办学堂”的改良主张，为了满足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学堂急需学校的教师，曾一度大量聘请日本的教师来我国担任教学，其中包括一定数量的中小学音乐教师和“蒙养院的保姆”（即幼儿园的保育员），他们对我国的传统民间音乐则更不熟悉。主观原因是：当时我国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主要就是引进欧美和日本的体制和经验，而要改掉的主要就是与封建体制密切相连的传统旧文化（包括传统的“旧乐”），因而当时确实不少有改革要求的知识分子认为只有用西乐才能起到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效果。尽管当时这种思想认识是符合大多数积极拥护改革要求的进步主张，但今天看来应说是存在一定片面性的。因为事实上象以我国的传统音调进行填词的《祖国歌》和《勉女权》都是当时比较受欢迎的学堂乐歌，它们也并不因此给人任何萎靡不振的影响。
在学堂乐歌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最早的一批音乐教育家。他们出于对音乐的爱好和对祖国教育事业的责任，纷纷投身于“学堂乐歌”创作和传播之中，为中国普通音乐教育的创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学堂乐歌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不仅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贡献了一批早期的优秀声乐作品，开“新音乐”创作之先河；而且使“集体歌唱”这一歌唱形式深入人心，为后来的群众歌咏运动打下了基础；还通过乐歌的传唱和学校音乐教育，西方基本音乐理论和技能开始系统地、大范围地论文导读：版社,2001年5月第1版上一页12
在中国传播；同时又培养了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最早的一批传播和创建、发展学校音乐教育的人才；学堂乐歌也标志着中国近代音乐的开端，成为我国古代传统音乐和近代专业创作音乐之间的一条“分界线”，有着承上启下的意义为，它为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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