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党派与党派在国民参政会中合作历史必定性及启迪科研方法与

论文导读：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最终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二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对立与分化日益明显，同时对与中间党派的态度和政策也有所变化。以为首的亲英美派集团一方面开始反对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集团，削弱亲日派在国民政府中的势力，另一方面，对与中间党派的态度和政策也有所变化。对
[摘 要]：中国与党派的合作发端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参政会。与党派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合作历史具有极其特殊的重要地位，从根本上奠定了今天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基础。这段合作历史不是偶然的，具有客观的历史必然性，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研究其历史必然性，对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国民参政会 合作 历史必然性 启示
中国与党派的合作有光荣的历史传统，其发端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参政会。与党派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合作具有极其特殊的重要地位，甚至可以说这段合作历史从根本上奠定了今天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基础。因此，深入研究与党派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合作历史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本文主要对与党派在国民参政会中合作的历史必然性，以期对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抛砖引玉。

一、与党派在国民参政会中合作的历史必然性

与党派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合作绝不是偶然的，其中有历史的必然性，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救亡图存的必由之路

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深，国土日蹙，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面对国内危局，原有的党派关系开始逐渐改变，国内各阶级各政党各社会团体都在积极思考如何团结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斗争，以挽救民族危亡。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必然选择。一是中国以民族大义为重，首先调整自己的对内对外政策，以极大的努力和诚心，倡导并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首次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呼吁“无论各党派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该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号召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形式和军事形式。12月17日，召开了瓦窑堡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全面地分析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进一步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结束了自身的左倾关门主义，逐步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提出并努力促成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策略指导下，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的，也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最终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二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对立与分化日益明显，同时对与中间党派的态度和政策也有所变化。以为首的亲英美派集团一方面开始反对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集团，削弱亲日派在国民政府中的势力，另一方面，对与中间党派的态度和政策也有所变化。对，既继续围剿，又开始采取秘密接触的策略；对中间党派，“华北事变”前，国民党采取打击排斥政策，坚持“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承认中间党派的存在和独立性。“华北事变”后，国民党对中间党派的政策开始有所转变。1937 年9月23日，发表“庐山谈话”，表示“对于国内任何党派，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政府自无不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至此，国民党基本默认了与中间党派的合法地位，基本确立了联合和中间党派共同抗日的统一战线政策。三是各种中间政治势力在政治态度上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尽管在抗战路线方针、对国民党的认识等方面与不尽一致，但表现出了愿意与接近和合作的倾向，表示愿意在“抗日高于一切”的大前提下，求同存异，共赴国难。
总之，全面抗战以来，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改变了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阶级矛盾让位于民族矛盾，民族存亡问题成了中国各阶级共同面临的根本问题。在抗战救国的大旗下，中华民族实现了空前的团结，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中国救亡图存的必然选择。

(二)国民参政会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各阶级、阶层力量对比及其演变的必然产物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纵横交错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决定了建立全国性的抗论文导读：同体现全国民众团结抗战的决心。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一直致力于建立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但因力量的弱小和缺乏国际力量的支持，遭到了国民党的拒绝，只能争取建立一个类似的机构，来保证国共合作的进行。对此，对自己的政策作了重要调整，由抗日反蒋转变为拥蒋抗日，将过去不承认国民党政权改变为首先承认由国民党
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不仅十分艰难，而且十分必要和紧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初期，没有形成具体的组织形式，更没有一个组织机构能把各党派各团体和个人聚集一堂，共同体现全国民众团结抗战的决心。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一直致力于建立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但因力量的弱小和缺乏国际力量的支持，遭到了国民党的拒绝，只能争取建立一个类似的机构，来保证国共合作的进行。对此，对自己的政策作了重要调整，由抗日反蒋转变为拥蒋抗日，将过去不承认国民党政权改变为首先承认由国民党执政、并以此为基础，吸收各抗日党派团体代表参加政府工作。与此同时，执政的国民党既要合作，在政治问题上就不能不有所表示，因此决定以地方自治为基础，实行有限度的政治，让和其他党派“参政”。1938年3月，在国民党临全大会上，国民党鉴于军事形势的危急和外交上的孤立，也深感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国内团结，寻求各界支持，因此决定接受的主张，结束国防参议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随后制定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国民参政会在各方的斗争与妥协下应运而生。

(三)与党派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合作是建立并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然选择

进入全面抗战后，与党派的关系存在于许多领域，反映在各个方面，但是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密切合作是反映二者关系的一个缩影，两者在确立抗战体制和要求实现政治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抗战全面爆发后，虽然同意国共合作，也同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都是被迫的。因而，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和第一大党，始终不公开承认和其他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不允许中国和中间党派以党派的身份进入国民参政会。在一届一次、二次、三次国民参政会上，中国和中间党派多次就保障人民基本权利和党派合法地位问题提出议案，并同国民党进行了尖锐斗争。但由于国民党的阻挠，强行删去了原提案中关于党派合法地位的要求，通过了有利于国民党的决议。面对抗战日趋严峻的形势以及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与中间党派进一步形成了共识，必须结束党治、实现，反对妥协、投降和倒退，抗战才有前途，中国才有希望。为此，在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上，与中间党派团结合作，一致行动，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结束党治，实行宪政”，否则，各党派参政员一律拒绝出席会议。在此次国民参政会上，参政员和其它各党派参政员合作相继提出《请政府明令保障各地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为加紧精诚团结以增加抗战力量而保证最后胜利案》等七个有关宪政的提案，对国民党统治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强大政治攻势，打击了国民党妥协、投降和倒退的倾向，迫使国民党不得不作出准备实行宪政的姿态，从而形成了第一次宪政运动。第一次宪政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教育了中间党派，也推动了与中间党派的具体合作，而且还配合相当默契，加深了相互了解，为后来双方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与合作，促成中间党派的团结与整合，推动更加声势浩大的第二次宪政运动，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维系全民族的统一抗战局面，为最终取得抗战的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历史及实践证明，与党派在国民参政会以及后来在反内战、反、反迫害中的合作并成为亲密友党，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二、与党派在国民参政会中合作的启示

一是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也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项制度的确立虽以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为标志，但其形成的历史是一个客观而漫长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的合作和政治协商是以1938年7月一届一论文导读：
次国民参政会发端的。正如等参政员所指出：国民参政会不是如国民党所标榜的真正民意机关，“但并不因此而失掉国民参政会在今天的作用与意义——进一步团结全国各种力量为抗战救国而努力的作用，企图使全国政治生活走向真正化的初步开端的意义。”为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与党派在国民参政会中通过提案、联署、磋商等多形式多渠道进行合作，同国民党斡旋、斗争。在整个合作过程中，无论是“反蒋抗日”、“逼蒋抗日”、“拥蒋抗日”、“联蒋抗日”，还是维护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推进宪政，建立联合政府，中国都是积极倡导者或者首倡者、组织者、参加者，随着国民党的日益丧失民意，逾益赢得党派的认同、支持和拥护，日益上升到领导地位。与党派在国民参政会中合作的历史，为构建中国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新型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历史表明，在光明与黑暗的搏斗中，党派只有团结在中国的周围，才能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作出贡献。正如民盟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所指出的，“我们越靠进，越能虚心接受的领导，我们的组织就越能健全，我们的工作就越能发展，我们的影响就越能扩大，我们就越能担负起我们的责任，完成我们的使命”。因此，我们务必不折不扣地坚持中国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切实践行合作的“同心思想”，即“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
二是坚定不移地贯彻爱国统一战线“十六字方针”。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中国与党派之间必须遵循“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简称“十六字方针”），也是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它既是与党派过去几十年合作发展历史的高度概括，又是与党派未来关系发展的指导方针。与党派在国民参政会中合作的历史，充分展示了与党派之间由对立、排斥、怀疑到认同、合作、信任的演变发展过程。在与国民党压制、强行的斗争中，与党派披肝沥胆，以诚相见，精诚团结，共同对敌。为支持粉碎国民党的反共，各党派团结一致，纷纷利用国民参政会平台，深刻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为了党派不断发展壮大，以便更强有力地同国民党的统治作斗争，积极支持、帮助甚至指导党派自身组织建设。无论是统一建国同志会，还是中国政团同盟以及中国同盟的建立，都得到了具体的支持、帮助和指导。可以说，与党派在国民参政会中合作的历史，就是与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历史。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崭新历史时期，我们更要高举爱国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贯彻“十六字方针”，惟其如此，伟大的中华民族才能傲然屹立于世界东方。
三是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中国要长期执政，必须充分发扬，坚持执政，大力推进政治建设，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国民参政会是抗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一定程度上的表现形式，同时又因为国民党的日益操纵，它最终丧失而被人们唾弃。国民参政会悄然退出历史舞台，标志着国民党的政治失败，是国民党抛弃、离心离德的必然结果。在国民党与源于：论文封面格式www.7ctime.com
的较量中，胜负的关键就在于。丢掉的国民党必然灭亡，发扬的最终胜利，这是历史给我们的启示。如今，在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中国更需要发扬，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改革，切实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完善集体领导和决策体制机制，转变政府职能，巩固和发展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
四是坚定不移地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华北事变”后，中国紧紧把握“抗日”这一时代精神，旋即在《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决议中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本身就是与时俱进的伟大的创举。为了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中国争取、联合党派，因势利导，因时而化，不断调整政策和策略，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整个抗日战争史，特别是与党派在国民参政会中合作的历史，时时处处无不闪耀着以爱论文导读：
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光辉，无不彰显着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智慧。中国正是以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为灵魂，以抗日为动力，把各党派、各抗日团体和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超人的智慧和谋略把国民党紧紧锁定在抗日大棋盘中，以致无论国民党怎样耍尽花招，始终逃不出“如来佛手掌心”。历史昭示未来。在改革开放纵深发展的新时期，我们要不辱历史使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务必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执笔人：罗天 付秀明 李玲）
参考文献：
周勇.国民参政会【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8
宋春.刘志超.党派与合作史【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5
[3]李燕奇.走向合作的历程—与党派关系的形成及演变【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6.10
注：本文为2012年重庆社会主义学院招标项目阶段性成果，立项编号CQSY1202。